从清华“打的”进城，堵在半道是常事。后来按友人建议，改乘地铁，时间就好掌握了。北京的地铁，我还是八十年代初大学生胸前戴校徽那时候的印象。如今整个儿鸟枪换炮，而且真便宜，两块钱，随便坐多远。站台够宽敞亮堂——不像纽约那地铁，高峰过后，暗地里耗子比人多，横冲直撞的——而且跟回到波士顿似的，好些乘客把头埋在书报里，要不就“煲”手机、填字谜，气氛蛮homey。当然，没考虑周全的地方也有，少数几个站，换车“贼”锻炼身体，跟着人流七拐八拐打地道战，足足走了一刻钟，有点和穿高跟鞋的女士们过不去。还有一样，英语报站名——我不否认，那是“国际大都市”必不可少的一项硬指标——做到了女生字正腔圆，不知是社科院语言所还是谁的人工合成，能跟香港地铁的伦敦腔媲美；可是站名中的一个，让人听了起鸡皮疙瘩：下一站，Renmin University。什么大学？

记得从前的译法，叫People’s University，人民（的）大学，全称中国人民大学。同“人民政府”“人民公安”“人民法院”“人民医院”一个意思，名正言顺，一目了然。干吗要改呢？怕刺激了友邦人士，引起贵宾误解，还是自己心虚？倘若以为中文“人民”的含义要比英文或别的国际语言丰富，翻译不了，也是说不通的。这两个字其实是洋人的老传统，亦即主权在民的“民主”（democracy < 希腊语demokratia = 人民[掌]权）传统。人家西方民主国家，人民这个、人民那个的东西太多了。美国宪法开宗明义第一句话，怎么说的？We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我们人民……依照十八世纪的正字习惯，那“人民”还得大写呢。先贤向西方学习的先进思想，民主是其中一条。国家机关及公立机构冠以“人民”二字，乃是宣告新社会人民当家作主，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所以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武装力量“中国人民解放军”，党的权威喉舌“人民日报”，这些名称，“人民”一律译作People’s。从来没听说，“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一旦挨着大学，就会产生哪样特殊意味，叫英文或任何外语表达不成，必须放弃标准译法。 也可能，是中国人民大学这所公立学府变了。出入校门的，早已不是人民干部与“又红又专”“把青春献给祖国”的积极分子。当家人放下身段，学了别处一些大学，滋养几个“高眉”（highbrow）精英，或者官场和市场的弄潮儿。这种人是连把“人民”挂嘴角上，装装样子都不愿意的。“人民”于是成了累赘，又不好意思对老外解释，便拿六个字母拼个音，刻上校徽，换了新名：renmin。

中文《圣经》旧译，以和合本（1919）流播最广。本月，和合本出了新旧约合订的修订版，好些读者来电邮报知，也有问看法的。书我还没见到，不好评骘，但修订是否必要，我以为尚可斟酌。

和合本不仅佶屈聱牙，且舛误极多，已不是秘密。这一点，现在连“护经”的教会学者也承认。但是，从网上信友的反应来看，修订版似乎并不讨好。什么缘故呢？教民念惯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习惯；尤其解放后大陆中断了译经，和合本几乎成了获准印行的唯一“官方”译本，因此在不少读者心目中，甚而变作了某种符号化“圣经”的代名词，不分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也不管教派（天主教、东正教、各宗新教）。可难题是，那错处连篇，留着还是改掉？

假如我是用和合本的教会，倒有一个办法以不变应万变：一个字也不改。当然，这不是建议有关人士收回不“护经”的言论。那样做，是跟全世界的学术过不去；时代不同了，代价太高，不值得。我的意思是，为传道计，那档子病语病句和误译漏译，宁可别动。传道不是做学问，标准是不一样的，万勿混淆了。在学术界，大家是把《圣经》看作古代以色列人和西方宗教的圣书、律法、历史文献、文学经典等等，是从历史语言、考古、神话学、宗教学、哲学各个角度出发，来解经译经，衡量译文，评论得失的。那同教会“牧灵”传道对译本的要求，根本是两码事。“牧灵”是做老百姓的“灵魂”或思想意识工作，传道，则是传中国化、中文化了的某一派基督教；绝非原装进口一套域外的话语，如罗马时代巴勒斯坦的宗教运动跟行为规范。正像国人烧香念佛，谁会去核对梵文巴利文与藏文经卷，搞懂每一个概念？至于和合本的语句拗口，就更不可纠正了，因那拗口的文字系着教民的宗派认同与宗教感情，是历史形成的宝贵的“牧灵”资源。这是首要的理由。

其次，错处有几句不难改，比如耶稣的训示：“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和合本《马太福音》7:1，16:23）。是传教士语文不及格，把“评判”说成“论断”，“体贴”跟“体会”弄混了。还有的却需要费点心思，推翻重来，才能还基督之言的神韵：“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记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和合本《约翰福音》16:20-21）。动词不对，意思全拧了；“实实在在的告诉”，不通，仿佛耶稣心虚，怕门徒生疑似的。参较拙译：

阿门，阿门，我告诉你们（amen amen lego hymin）……
你们要悲恸，但那悲恸
要变为欢愉！
女人临盆时多痛，
因为她的时辰到了；
然而诞下孩儿，她就忘了分娩的苦——
欢喜呀，人儿来了世上！

但是，此类舛误比比皆是，而有经验的译家都知道，替人改错要比自个儿重译艰巨得多。更要命的是，市面上已有好几种新教“牧灵”译本，号称“重译”，可实际上大同小异，只是和合本的修修补补，一段话换几个字，语汇表达照抄。结果造成一个困局：和合本在既定教义与风格框架内可作的修订，皆已被这些“新译本”抢了先。故而和合本改动越多，便越是向后来者看齐，即失去特色，终将面临被竞争者淘汰的命运。

何美欢老师走了，那么突然，没有一声道别，她走了。

她曾称自己是“前线教员”。谁想，她就如一名奋战中的士兵，在前线仆倒，在同学们坐进教室，在最后一课开始之前。

一

我叫Betty，她说。那是九三年九月，在香港大学梁球銶琚楼。当年的法律学院，可算是大英帝国的最后一块“殖民地”，仅有七个本地老师，我是第一个内地籍教员。头一天报到，她来办公室看我，进门便自报家门。然后三言两句，把“殖民地”须知关照一遍，并要我多喝开水，当心冷气。我这才注意到，她肩上披了一件深蓝色薄毛衣——香港的写字楼，冷气世界第一——日后便学她，放一毛背心在办公室。冬天，则遵照她的“贴士”（tips），备一瓶念慈庵枇杷膏，保护嗓子。

比起美国和内地现时的大学，港大的老师教课要认真细致得多，赶得上文革前上海的风气。而Betty是其中最为认真，给分最严格的一位。可是，她的学生极少抱怨，即使考不及格也心服口服。这一点，我印象很深。因为在哈佛，九十年代开始，学生拿个B-，弄不好会吃药看心理医生。故而好些老师改卷子是能放一马就放一马，分数便节节攀高“通货膨胀”了。我想，Betty在学生中间享有崇高威望，与其说因为她是香港民商法的权威，精通合同、代理、担保、公司、证券等各个领域的判例法理，不如归功于她对工作极端负责，对学生尽心竭力。跟着这样一位好老师读书，谁还好意思不用功呢？

二

香港是中、英两大官僚主义政治传统的交汇之地，公立大学跟政府机关一样，少不了繁文缛节。大事小事有事没事，都要开会；完了，还得做成文字记录。法律学院因是“法律人治理”，扯皮的时候就比别的院系更多些。Betty却是一分钟也不肯浪费的人，对文山会海自然避而远之。凡是可开可不开的会，她便提议别开；开了，她也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