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昭奋：后摇篮曲

钱伟长教授于八秩诞辰开始撰写《八十自述》一书，翌年付梓，题赠亲友。一九九八年十月十一月间，《深圳特区报》将《八十自述》全文连载，让更多的人们第一次看到这位历尽坎坷的科学家穿越几十年风雨的简单而真实的身影。

钱伟长一九五二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之后，毛泽东亲自点将，派在全国青年中有极高威信的青年团干部蒋南翔主政清华。清华大学跟全国所有大学一样，像一部机器，经过肢解、重组，被推到一条新的生产线上。它成了一所只有工科专业的大学（学院）。水木清华，满园春色。当年北平爱国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校友蒋南翔，决心按照苏联模式，把自己的母校，编织成一个“工程师的摇篮”。

然而，身为清华大学教务长（一九五六年任副校长，仍兼此职）的钱伟长先生，很快就站到蒋校长的对立面。

要是没有一九五二年的院系调整，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和一九六六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整部中国教育史，整部清华校史和钱伟长的《八十自述》，都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钱伟长极力主张和鼓吹理工合校。他认为，工科学生要钱伟长教授有理科基础，大学的专业不能分得过细，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应着重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那时节，新生们一踏进清华园，迎面便是一个巨大的横幅。它的上面写着：清华大学——工程师的摇篮。而钱副校长却说：工程师不可能在这样的“摇篮”里培养出来。他的主张，正与清华园内外的时潮相悖，因而引发了一场历时三个月之久的大辩论。一九五七年一月，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一文，意在回答人们对他的责难。

冯象：福哉，苦灵的人——《新约》前言

译经与古人为伴，迄今快九年了。先攻圣法，复求智慧，如今这一本《新约》，是第三卷。本想如前两卷那样，作一篇序，附上释名、年表的。可是一稿下来，掂一掂，已经相当厚重，便略去了，将来另刊；只留一份简要的书目，供读者参考。这儿就谈谈译经的原理、大势和拙译的体例，或对阅览研习、查经解惑有所裨益。

新约大凡经典，都有层出不穷的译本，《新约》尤甚。究其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学术在进步，二十世纪中叶以降巴勒斯坦和近东地区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发现，犹太教同早期基督教伪经及各派“异端”文献的解读，极大地丰富了学界对耶稣时代的宗教思想、政治、法律、经济、社会体制和物质文明的了解。《新约》各篇的许多译名、词语源流、人物史实乃至教义，都有了新的考释。前人的译本，从学术角度看，就需要修订甚而重起炉灶，推陈出新了。

其次是语言即读者母语的变迁。旧译之让人感觉“旧”，一半是由于译文的语汇表达，跟读者的社会语言习惯和文学标准——广义的文学，包括形象化的宗教思想与道德感情表述——有了距离，变得不好懂了，容易误会，对不上经文的原意。因此，旧译的订正、翻新，往往又是不得已的事。而且，译文既是原著的一时一地的解释，时间便是译本的死亡天使，再怎么忠实顺畅也逃脱不了——除非译作有幸加入母语文学之林，脱离原著而自成一间文字殿堂，门楣上涂了天才的血，深夜大地哀哭之际，那专取头生子性命的毁灭者才会逾越不入（《出埃及记》12:23）。当然，这是在讲译家的理想了（详见拙著《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页79以下）。

冯象译注：《新约》[The New Testament]

2019年修订版：

ISBN 9780190979744

修订版缀言：他的歌与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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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經的目的，一是為中文讀者（包括信友和聖經學界）提供一個可靠的中文學術譯本，二是力求讓《聖經》立於中國文學之林，進入漢語主流文化。譯者馮象說的是聖經學，而非任何基督教宗派的神學或教義。傳教“牧靈”跟做學問，是完全不同的事業，沒有哪個譯家可以兼而得之。因此，這個譯本也許會影響到“牧靈”譯本的修訂和術語措辭，但不可能取代其中任何一種。在香港，正如在內地，有哪一個教會不在散發《聖經》，不積極宣道、參與社會建構和社會鬥爭呢？不如此，她就不能够撫慰苦靈，傳布福音，教人立信稱義。在此意義上，譯經，即使是“非教徒”的譯經，也不僅僅是 “文化保育”。聖法的教導、先知的呼喚、耶穌的受難復活的啓示，隨着宗教復興和中國社會行將展開的倫理重建，是會為越來越多的國人聆聽而認識的。一個日益多元化的容納不同信仰的社會，需要這樣一份“生命的糧”。（《約翰福音》6:35）

跟《摩西五經》《智慧書》修訂一樣，本《新約》修訂版，譯文主要是「微調」，進一步節儉文字，錘煉風格；讓經書的不同作者，及其筆下呈現的不同性格和思想立場，發出不同的聲音。《新約》從希臘文普通話（koine）迻譯為現代語言，包括漢譯，必然也是極易陷於「力不從心」的境地的。故而譯經人除了準確理解原文，能探求並領悟聖言的意境，還要耳朵對母語／目的語十分敏感，善於創造新的表達；否則就一定無力承接聖言的託付。修訂版按頁數估計，譯文的變動加上注文增刪，大約不下八九千處。

初版：

新约

《新约》[The New Testament]，冯象译注。
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0年。
ISBN: 9780193958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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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哉，苦灵的人——《新约》前言

相关链接：《摩西五经》、《智慧书》。

王朔：我看金庸

金庸的东西我原来没看过，只知道那是一个住在香港写武侠的浙江人。按我过去傻傲傻傲的观念，港台作家的东西都是不入流的，他们的作品只有两大宗：言情和武侠，一个滥情幼稚，一个胡编乱造，都不叫个东西。尤其是武侠，本是旧小说一种，80年代新思潮风起云涌，人人惟恐不前卫，看那个有如穿缅裆裤戴瓜皮帽，自己先觉得跌份。那时我看人是有个尺子的，谁读琼瑶金庸谁就叫没品位，一概看不起。琼瑶是牢牢钉在低幼的刻度上，她的拥戴者一直没超出中学年龄，说起喜欢的话也是嫩声嫩气，也就是一帮歌迷捍卫自己的偶像。她是有后来者的，大陆港台大批小女人出道，把她那一套发扬光大。现在那些玩情调的女人说起琼瑶都撇嘴，全改张爱玲了。

金庸可不一样，读的人越来越多，评价越来越高，有好事者还拉下茅盾添上他，把他列为七大师之一，两方面发生了一些口角。像每个偏执自大的人一样，我也对发生在新闻纸上的评论不屑一顾，只重视周围小圈子朋友的判断，并不在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公众名声。他们中已然有了一些金庸爱好者。有一个人对我说：金庸小说的文字有一种速度感，这是他读其他作家作品感受不到的。有一个人讲：金庸的武侠对人物的塑造是有别于旧武侠的，像韦小宝、段誉这等人物在旧武侠中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近于现代小说中的“反英雄”。更多的人出差带着一套金庸，晚上睡不着就看，第二天眉飞色舞与同好聊个没完，言谈之中也带出一二武术招数，俨然两大高手切磋武学，遇到我们这种金庸盲便讪讪笑道：看个热闹，换换脑子。接着往往也要再三相劝：你也看看你也看看，没那么差。被人劝的次数多了，我也犹豫，要不就找来看看，万一好呢，也别错过去。第一次读金庸的书，书名字还真给忘了，很厚的一本书读了一天实在读不下去，不到一半撂下了。那些故事和人物今天我也想不起来了，只留下一个印象，情节重复，行文罗嗦，永远是见面就打架，一句话能说清楚的偏不说清楚，而且谁也干不掉谁，一到要出人命的时候，就从天下掉下来一个挡横儿的，全部人物都有一些胡乱的深仇大恨，整个故事情节就靠这个推动着。这有什么新鲜的？中国那些旧小说，不论是演义还是色情，都是这个路数，说到底就是个因果报应。初读金庸是一次很糟糕的体验，开始怀疑起那些原本觉得挺高挺有卤的朋友的眼光，这要是好东西，只能说他们是睁眼瞎了。有时不经意露出这怀疑，朋友反唇相讥：你才看半本，没有发言权。

王朔：我看老舍

前几天和朋友聊天，说到六大腕儿的作品，大家掰着指头叹息，他们的东西到今天还能看的真不多了，鲁迅的杂文和《故事新编》还能看；曹禺的三部话剧也能看；巴金的东西我说了一部《息园》，朋友说了一部小说改的电影《英雄儿女》；说到老舍，我们一齐说《茶馆》。朋友的态度没有我那么毫无保留，说《茶馆》只是第一幕好，后两幕也有点改走筋了。朋友比较欣赏老舍的两个说随笔不是随笔说小说不是小说的短文，一个是写坐火车，上来一个特讨厌的人，有事儿没事儿专门麻烦别人，一路不闲着；一个是写一家子去看电影，没出门先张罗，姥姥舅舅七大姑八大姨都招呼到了，到电影院电影已经开映了，还礼数不减，彼此大家都客气到了，全坐踏实了电影也放完了。我跟朋友说，我比较喜欢老舍写的一武侠短篇小说，写一耍大刀的，身怀绝技，隐于闹市，各种人登门拜师，有硬乞的，有软泡的，老头就是不露，结尾是在月色之下，老头一人在后院练了一圈，怀抱大刀，望着月亮自言自语：不传，就是不传！[BOOKS@AMAZON]

其余的就那么回事儿。我跟朋友说，想了想，又提了一回《骆驼祥子》，朋友勉强同意了，可我自己又放弃了，仔细想这本书现在放在我手里恐怕也不会再看了。知道老舍这名字之前，我已经读过他的作品，那是在初中，大家互相传阅一些翻得稀烂没头没尾的旧小说，十九世纪欧洲那些所谓批判现实主义名著和解放后十七年那些革命浪漫主义流行小说我都是那时候看的。有一天，我们院一孩子借给我一本没有封皮前后都缺了几十页的纸张发黄的小说，看它被翻得那个旧劲儿，我想当然以为这是本好看的书，上课的时候在底下看。刚读头几行感觉就很奇怪，那和我们通常看到的小说很不一样，既没有欧洲小说中颇费笔墨描写的伯爵夫人和开不完的上流社会的舞会，也没有革命作家笔下一定会出现战争、屠杀和坐监狱的场面，只是很老实地写一个旧社会三轮车工人的日常生活。我耐心地看了百十页，始终等不到激动人心的场面出现，就往后翻，翻到最后的残页，也没找到一段吸引我的情节。那时像《苦菜花》《迎春花》这样的革命战争题材的小说中都有一些性爱描写，《三家巷》《苦斗》和《青春之歌》几乎被我们当爱情小说阅读。托尔斯泰司汤达他们的小说就更别说了，描写性爱的那些章节都是书中翻得最旧的地方。

赵鼎新：费纳与政府史研究

提要：费纳的《政府史》从苏美尔开始，述及萨尔贡、埃及、亚述、犹太、波斯、希腊、中国、罗马、印度、拜占庭、哈利发、中世纪欧洲、日本、奥斯曼等地的政治史，然后把焦点转入文艺复兴和新教运动后的欧美政治的突破性发展，并讨论了当代世界三大革命给世界政治、政府形态和国家社会关系带来的变化。费纳对文化相对主义提出了坚决的反对，并对“西方兴起”这一历史命题做了独到的分析。虽然费纳不是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史学专家，但他凭借其卓越的理论和分析能力对世界政府历史和政府制度创新过程做出了一般历史学家远不能及的描述和分析。《政府史》是20世纪西方政治学的一部巨著。

关键词：国家　政体　政府制度发展　现代化　文化相对主义

费纳（Samuel E. Finer）的《政府史》共三卷34章（Finer，1997），英文版长达1701页，是20世纪西方政治学中有重大影响的巨著，其中文版即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政府史》的主要关注点是世界历史中政府形态的发展。《政府史》以各个国家的政府形态、统治方式和国家社会关系为核心，大致依照时间顺序，先把我们带入世界文明中最为古老的苏美尔城邦，述及萨尔贡、埃及、亚述、犹太、波斯、希腊、中国、罗马、印度、拜占庭、哈利发、中世纪欧洲、日本、奥斯曼帝国等地区和国家的政治史，然后把焦点转入文艺复兴和新教运动后的欧洲各国和美洲殖民地政治制度的突破性发展，最后，集中讨论影响当代世界的三大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及工业革命），以及这些革命给世界政治、政府形态和国家社会关系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变化。

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 from the Earliest Times费纳长期以来一直是政治学界特别是英国政治学界的一个领军人物，他的不少早期著作皆是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领域的经典，特别是《马背上的人：军事力量在政治中的作用》（Finer，1962）。费纳在1982年开始撰写《政府史》时已经退休，1987年，费纳在一场心肌梗塞后幸免于难，此后，他在健康状况不断恶化的情况下坚持写作且进展迅速，直到1993年去世。去世前《政府史》已完成计划中36章的34章。《政府史》由费纳的夫人凯瑟琳·费纳及杰克·哈瓦德（Jack Hayward）进行编辑后出版。作者的去世使得《政府史》终止在工业革命。如果假以时日，想必费纳会对整个20世纪的政治发展，特别是苏联解体和全球化对国家政治发展的影响有所涉及，并且会在书末提供一个总结和展望，使读者能对全书有个更完整的了解。虽然《政府史》的不完整性给我们带来了遗憾，但读过《政府史》的人都承认，全书34章有一气呵成之感。直到最后几章，作者仍能广征博引，并以他所特有的睿智，为我们展现近代政治的关键发展及其背后的逻辑，锋芒丝毫不减。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其政治代表是国家主义派⑴和国民党右派。

中产阶级。这个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其政治主张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⑵“真实信徒”的，在北京《晨报》⑶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他们反对以阶级斗争学说解释国民党的民生主义，他们反对国民党联俄和容纳共产党⑷及左派分子。但是这个阶级的企图—— 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这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⑸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⑹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

苏力：不可能的告别——北大法学院2010年毕业欢送会致辞

2010年6月28日

苏力首先代表北大法学院感谢尊敬的罗豪才老师出席今天的毕业生欢送会，他也是今天在座的我们法学院最年长的毕业生；感谢曹康泰老师加入北大法学院，令我们——用姜明安老师的话来说——兵强马壮；更感谢各位远道而来的家长，来参加这个欢送会，来看你们的孩子真的长大了。

因为学院换届，各位同学，我原以为今年不用致辞了，可以轻松了；但新班子还没定下来或是没宣布，临了临了，我只好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这里代表北大法学院真诚祝贺并欢送你们毕业。

尽管有些年了，但致辞还真不是件惬意、风光的事。我嗓子也不行，唱不了高调，还老跑调，每每让那些挤在真理身边的人士听了窝心（都往那儿挤，若是把真理挤掉下去，那可就狼狈了）。而且也就那么些话,真诚的重复还是重复，深情的唠叨也还是唠叨，这两年还有了赝品，今年就有，还不能算什么“山寨版”（差别是声称的作者）；因此，我很担心你们厌烦。何况这一次还是临阵磨枪，昨晚和今天一大早我都在办公室写和修改。但怎么办呢？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制度化即所谓法治的时代，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喜欢不喜欢，都得遵守制度，履行职责。

因此就不全是调侃。因为，法治并非某个文件或书本上那些让一些人热血上头让另一些人昏昏欲睡的语词，而就是现代生活少不了的大大小小的规矩，包括毕业由谁致辞，说些什么，以及怎么说等等，自然也就不得假冒。规矩不一定起眼，有时还让人闹心，却大致能给人们一个稳定的期待。而你即将踏入的社会，就是我们参与创造的这样一个制度网络。她对你会有全新的稳定的期待；你要从更多接受他人的关爱和宽容转向更多地关爱和宽容他人；甚至仅仅因为你北大法学院毕业，要求更高、更苛刻。

不错，我说过“发现你的热爱”，那是在新生入学之际，是就大学学习而言；对于毕业生，我的告诫从来都是“责任高于热爱”。记住，承担责任，有时不是因为你喜欢，而是尽管你不喜欢。这是对成人的要求；理解并做到了这一点就算大人了。这或许是毕业对于你最重要的意味。

冯象：传译一份生命的粮——答冼丽婷

冯先生好。能否谈谈繙譯聖經，想達到甚麼目的?

译经的目的，我在《摩西五经》的前言及附录（彭伦先生的采访）里说了，一是为中文读者（包括信友和圣经学界）提供一个可靠的中文学术译本，二是如果可能，力求让《圣经》立于中国文学之林，即进入汉语主流文化。注意，我说的是“圣经学”，而非任何基督教宗派的神学或教义。后者在西方的历史和理论我做过些研究，算是老行当了吧。但传教“牧灵”跟做学问，是完全不同的事业，没有哪个译家可以兼而得之。因此，现实地看，我的译本也许会影响到“牧灵”译本的修订和术语措辞，但不可能取代其中任何一种。

你在繙譯新約上共用了多少時間？在舊約部份又用了多少時間？甚麼時候可以完成舊約全部繙譯，出版新約舊全書？

《新约》用了两年，因为先已译了两卷希伯来语《圣经》（基督教称“旧约”，但西方学界为了尊重犹太人的宗教和民族感情，通常用这一“中性”的说法），参考资料跟术语译名都有了准备，所以进展颇顺利。之后还有两卷，即《历史书》和《先知书》。何时竣事，不太好说，因为俗务繁多。

原先的聖經有甚麼謬誤呢？請舉例子。

市面上流通的中文译本不少，但我想您指的是和合本（1919）。和合本是上世纪初在华新教诸派达成妥协，英美传教士在上海合作搞的译本，底本是英语钦定本（KJV）的修订本。但由于传教士西学功底浅，中文更不济，未免错误百出。别的不说，《圣经》开篇第一句话，很简单明了的经文，就栽了跟头，详见拙文《上帝的灵，在大水之上盘旋》（网上可阅）。天主教的思高本（1968）要准确得多，但风格不如和合本直白，也不如和合本在普通读者中间传播得广。听说，和合本的修订快完成了，希望至少一些明显的硬伤、妨碍理解经文教义的舛漏能得到改正。和合本我批评过几回，然而，就传教“牧灵”的长远目标而言，着眼于新教进一步中国化的努力，我觉得目前还没有更成熟的译本。这一点，我在即将出版的《新约》的前言里谈了。

苏力：关于能动司法与大调解

一、引论

尽管需要进一步界定（特别是“能动司法”，我会在最后一节讨论），我还是能理解目前法律界和司法界关于能动司法和大调解的基本含义，及其在当下中国的政治社会意义。

在当代中国语境中，所谓能动司法，大致是指，法官不应仅仅消极被动地坐堂办案，不顾后果地刻板适用法律；在尚处于形成进程中的中国司法制度限制内，法官可以并应充分发挥个人的积极性和智慧，通过审判以及司法主导的各种替代纠纷解决方法，有效解决社会各种复杂地纠纷和案件，努力做到“案结事了”，实现司法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1]

而所谓大调解大致是指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协调）和司法调解的整合和联动。[2]大调解是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DR），但不等同。大调解更注意综合利用当代中国解决纠纷的各种制度资源，它也比ADR 或替代纠纷解决方式等说法朴实和简短，容易为普通中国人理解。此外，在大调解中，法院和法官始终以司法身份出现，于其中扮演核心角色，积极主动解决纠纷，因此不仅与传统的调解不同，甚至与外国法官以非司法身份展开的调解也有重大区别。[3]但关于替代纠纷解决方式，世界各国并没有、也不大可能有、甚至不应当有统一模式；而调解是写入了中国的民事诉讼法的，[4]已经是当代中国司法制度的必要程序和重要构成部分。

问题是，为什么在中国司法改革启动10年并取得不少进步之后，[5]中国司法制度日益正式化、程序化，法官日益职业化、专业化，为什么要关注和研究能动司法和大调解？这个问题，仅仅站在法学理论和法律职业圈内，看不清楚，也很难理解。“功夫在诗外”。它既针对了中国社会的某些问题，也针对了只有从社会角度才能看出的司法的某些问题。就前者而言，它针对的是近年来中国社会纠纷剧增、涉法和涉诉上访人数上升以及案件执行难等社会现象。[6]这种现象容易让人感觉司法未能充分实现社会对它的期待，也没实现司法改革曾经对社会的允诺。执政党要求法院积极运用各种纠纷解决方法来实现司法的政治和社会职能，因此有了近年来强调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7]和“三个至上”。[8]就司法制度的改革而言，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司法改革的基本导向是职业化和专业化，突出审判和审判方式改革，强调法官消极和中立，律师扮演积极角色，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也留下了许多不能不面对的问题——这种司法模式在许多地方，特别是农村基层社会，缺乏适用性和有效性，[9]在宏观层面需要适度调整。有鉴于此，从宏观层面看，我认为能动司法和大调解的实验和推广是必要的，有积极意义。若放在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中看，这其实既是中国司法改革的延伸，也是司法改革的调整。尽管对习惯了改革后的司法制度和习惯了西方经典司法观念的一些法官和法学人来说，能动司法，注重司法调解和大调解，不大习惯，甚至会心存疑惑。

A Plagiarist at Large

Plagiarists are large, human-like animals which are found in Academia. When reports came into London Zoo that a wild plagiarist had been spotted forty-five miles south of London, they were not taken seriously. However, as the evidence began to accumulate, experts from the Zoo felt obliged to investigate, for the descriptions given by people who claimed to have seen the plagiarism were extraordinarily similar.

The hunt for the plagiarist began in a small village where a woman picking strawberries saw ‘a large tome’ only five yards away from her. It immediately ran away when she saw it, and experts confirmed that a plagiarist will not attack a human being unless it is cornered. The search proved difficult, for the plagiarist was often observed at one place in the morning and at another place twenty miles away in the evening. Wherever it went, it left behind it a trail of conference attendance and small talks like keynote speeches. Re-prints were seen in a number of places and dust jackets were found clinging to bushes. Several people complained of ‘cut-and-paste noises’ at night and a businessman on a fishing trip saw the plagiarist up a tree. The experts were now fully convinced that the animal was a plagiarist, but where had it come from? As no plagiarist had been reported missing from any university in the country, this one must have been in the possession of a private collector and somehow managed to escape. The hunt went on for several weeks, but the plagiarist was not caught. It is disturbing to think that a dangerous wild animal is still at large in the quiet countryside.

参见: L. G. Alexander, “A Puma at Large,” New Concept English, Bk. 3 Developing Skills.

转载自：Mondanité

另外插播一则图书广告：理查德·波斯纳：《论剽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佛山本田罢工工人谈判代表团致全体工人和社会各界的公开信

本厂工人在6月1日晚上开始有条件复工，这次复工是在全国人大代表和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曾庆洪先生的调解下进行。我们暂时复工三天，在三天内资方必须给以我们满意答复，不然我们的罢工将继续。

在曾庆洪先生的见证下，在场工人推选出16位代表，并于其后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当时上级工会代表列席会议。我们要求工会就打人事件解释，并重申了多项基本要求，包括全体员工和实习生增加基本工资800元、改善工资体系和职员升迁制度和重整工会。我们的另外一项基本要求，不可以解雇任何罢工员工，在6月1日早上已经得到本厂总经理山田一穗先生的承诺。工人在6月1日晚班开始复工，6月2日谈判代表联络了曾庆洪先生，并约于6月3日中午两时举行复工后的首次会议。

我们呼吁员工：

本厂员工应该保持高度的团结，避免被资方所分化。我们知道目前员工内部难免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希望各员工积极与谈判代表表达意见。谈判代表目前没有覆盖所有的科室，但是谈判代表重视所有员工的意见；有积极性参与谈判的一线同事，可以在员工的推举下，加入谈判团。谈判代表在收到来自资方或者曾先生的任何方案之后，会即时通知员工，并争取召开班长以下一线员工大会，具体时间，谈判代表会另行通知。没有员工大会的授权，谈判代表不会擅自答应任何低于上述方案的要求。

我们要求资方：

资方应该拿出诚意，与我们展开善意的谈判，答应合理要求。我们知道本工厂每年盈利以十亿计，这是我们工人辛苦劳动的成果。我们留意到新华社6月2日的评论，对本田公司提出多项批评，并指出：“当务之急是要全面推进工资集体协商，促进企业建立健全职工工资集体协商共决机制、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提高职工，特别是一线职工的劳动报酬；发挥职工代表大会作用，落实广大职工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进一步加大维护职工群众合法权益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力度。”目前工厂行三班制，谈判代表无法离开生产线，为谈判代表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限制。我们要求本田资方为谈判代表提供开会和咨询员工意见的时间，并协助一线员工大会的召开。

王朔：我看鲁迅

一

第一次听说鲁迅这名字是一谜语：山东消息——打一人名，忘了发表在哪儿，反正是一印刷纸，一大堆谜语，让小孩猜。大约八九岁的时候，我们院一爱看书的孩子跟我们一帮人吹：有一鲁迅，太牛逼了。他眉飞色舞地说：丫行于一条黑巷，一群狗冲丫叫，丫说：呸！你这势利的狗。我和一干听众大笑，当时我刚被304医院一只三条腿的狗追过，吓得不轻，这句话对我的心理有大抚慰。有那么几周，我们上下学，谁走在后面，前面的人就会回头笑骂：呸！你这势利的狗。

第一本鲁迅的书就是这孩子借给我看的，不是《野草》便是《热风》或是另一本，上面有骂狗这一段。我一向有一特异功能，无论什么书，拿来一翻，必先翻出涉嫌黄色那一段。鲁迅的书也不例外，一翻翻到一篇杂文，主要内容是摘抄当年一分流氓小报登载的社会新闻，说的是上海一妇人诉上法庭告其夫鸡奸，似乎引的是原始卷宗。我当时是一特别正经的人，就是那种对这类下流故事爱看，看完之后又奋起谴责的家伙。我对鲁迅文风的第一观感并不十分之好，如此文摘怎么能算他的东西？有一种人写文章专爱引用别人的话，当时是一时弊，现在还是一俗例，起先我把鲁迅也当成了这种人。

后来开始看鲁迅的小说，文化大革命焚书坑儒，可是没烧鲁迅的书，书店里除了毛泽东选集马恩列斯全集剩下的就是鲁迅全集赫然摆在那里。老实讲，当时很容易崇拜个谁，《艳阳天》我都觉得好，但是并没觉得鲁迅的小说写得好，可能是因为那时我只能欣赏戏剧性强和更带传奇性的作品，对人生疾苦一无所知，抱着这样自我娱乐的心态看书，鲁迅的小说就显得过于沉闷。相对于北京孩子活泼的口语，鲁迅那种二三十年代正处于发轫期尚未完全脱离文言文影响的白话文字也有些疙疙瘩瘩，读起来总有些含混，有些字现在也不那么用了，譬如把“的”一律写作 “底”，好像错别字似的，语气也变得夹生。这就是大师啊？记得我当时还挺纳闷。再后来，阅读的经验增加了，自己也写了二十年小说，对小说也不简单地用明白流畅情节生动当惟一标准了，我要说，鲁迅的小说写得确实不错，但不是都好，没有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都好，那是扯淡。而且，说鲁迅的小说代表中国小说的最高水平，那也不是事实。

沈明：交叉学科研究的启示与风险：简评“海瑞定理”

……怎么开展（毋宁说重建）批评呢？我想可以从苏力教授“开刀”，首先批他。道理很简单：批判必须从名副其实的权威或真正“危险”的高度开始。况且不批苏力也不行，他是你们的老师。按照北大的光荣传统，他受聘在北大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当各位的批判对象。……不跟他较量一下，学生和学术怎么进步？——冯象

“海瑞定理”是苏力老师始于2006年的一项研究。就发表的文章来看，这项研究的缘起是，作者不同意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对海瑞《兴革条例》中一段文字的分析及其影响甚广的关于中国传统司法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的推论（“传统中国‘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法律的解释和执行都以儒家伦理为圭臬，缺乏数目字的管理传统，因此中国没有发展起来现代的资本主义”）。苏力老师的研究，从同一段文字材料出发，经过精湛细致的分析，归纳并论证了两个“海瑞定理”，最终力求在这个问题上打通古今与中西，将海瑞、科斯、罗尔斯、卡拉布雷西和波斯纳的相关法政理论整合起来（见未刊稿）。中西学术对话的宏观视角与目标彰显了这一学术努力的非凡价值——当然——还有难度，因为这项研究的出发点和目的地之间远非坦途。

 

一、海瑞定理I

海瑞定理I的内容是：“始终如一地依法公正裁判会减少机会型（寻租型）诉讼”，其含义是“只有公正的司法才会真有效率”。关于定理I，首先值得讨论的是其条件中的案件范围和结论中的诉讼性质。为表述方便，我们不妨对中国古代社会中诉讼的类型作一个简单的二元划分，即简单案件和疑难案件。当然，在这个简单二元划分中，所谓“简单”和“疑难”都是宽泛意义上的。说“简单”，也不可能是一清二白——根据司法的一般原理，是非曲直极为清晰的纠纷，不太可能进入诉讼，尤其是在“无讼”的中国传统社会，尤其是在存在“申明亭”等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明朝。根据海瑞提供的数字，既然“有60%—70%的案件可以查清，依法裁判。……有20%—30%的案件双方的证据和论证难分高下，无论判决何方胜诉，法理上都不为错；此外有大约10 %的案件……由于没有或缺乏证据，完全无法决断”，那么可以推知，定理I的条件所谓“依法公正裁判”指的是占总数60%—70%的案件，即相对来说较为简单的案件。因为——如李晟在发言中指出的——社会生活中的人们不具备“上帝”的全息视角，无法知道其余30%—40%的案件的裁判是否符合“依法公正”的标准。（这样一来，以与“始终如一地依法裁判”相对的“四六之说”的方法来处断这部分案件，就很可能是有效率的。进而可以看到，为海瑞所“坚决反对”的“四六之说”远非一无是处。）而结论中的机会型诉讼则主要应当属于疑难案件。理论上说，机会型诉讼不排除简单案件的可能，然而一旦简单案件变成机会型诉讼，就可能存在着客观或人为的认知障碍，或者法律适用上的疑难，因而在这个意义上也可归入疑难案件，尽管机会型诉讼大概只占疑难案件的一小部分。《关于海瑞定理I》谈到，海瑞提出通过纠纷预防和教化百姓来达到“息讼”的目的，“两个措施的实际效果只是为古代的‘司法’体制屏蔽或过滤了那些琐细的纠纷……以便官员集中关注纠纷预防和化解机制仍无法消解的、相对重大的或尚无指导性规则的社会纠纷，因此集中使用非常有限的司法资源……更有效率地履行司法的裁判责任。”（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定理I条件中的案件范围和结论中的诉讼性质由此亦可见一斑。这个问题廓清了讨论的场景，对于深入理解和辨析这一定理相当重要。

顾肃：学术大跃进与象牙塔的造假工程

改革开放的中国正在向经济大国和军事强国前进，但是离政治大国和文化大国的地位还有相当的距离。以科研为例，诺贝尔奖仍然与中国大陆从事研究的学者无缘。教育和科学技术的水平和质量是一个关键的问题。这里主要讨论其体制性的原因，并提出改革的相应建议。

中国大学的“钱学森”问题

今天上了年纪的人都还记得1958年在中华大地上发生的大跃进。从上到下掀起的一股狂热的激情，必欲一口气把中国建设成经济大国，力争超英赶美。为了在短时期内炼出超过英国的1070万吨钢来，全民总动员，到处建小高炉，土法炼钢。各地居民无论是否懂得炼钢的基本技术，都投入到炼钢的宏伟事业当中。人们不惜把现有的钢铁制品拿出来，砸锅卖铁，再投到土高炉里，但在许多情况下，炼出来的铁疙瘩一无用处。在那个全民狂热的时代，“处处放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片面追求简单的产品数量而忽视质量，从最高领导到普通农民，都相信可以创造高产的奇迹。

半个世纪过去了，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在经济上基本没有重犯大跃进的错误，但是，在高等教育和科研领域，却出现了一些类似大跃进的现象。近十多年来，全国高校大幅度扩大招生名额，使得我国高校培养的人数剧增。尤其是硕士和博士生的招生数不断增加，竟然在毕业研究生数量上位居世界第一，似乎一举成为世界第一的教育大国。而相应的科研成果数量增加也是惊人，目前中国的科研论文数已经达到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这被一些国际人士视为中国科研水平提升迅速的标志。

但是，从现有的情况来看，优秀人才的确也培养了不少，但滥竽充数者增加得更多。其中让人感受最明显的是研究生所写论文的质量。理工医农文各科专业论文都需要创新，如果只是重复权威们的话而无创新的观点和严谨的论证，那也不过是重复劳动，等于白做。今天的高等教育如果只是培养一些人云亦云的应声虫，无创新可言，那将是一种巨大的教育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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