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伦民:醉心梦语(四十)潜伏:办公室政治学?

一位朋友向我力荐《潜伏》电视剧,并送给我一套潜伏的DVD。我虽然几乎不看电视剧,但盛情难却,便每晚潜伏几集。一旦开头,兴趣还真的潜伏进去了。

一.故事说的是一个女游击队长与男特工假扮夫妻的曲折经历。当然,如用“女游击队长勾引男特工”之类的题目,虽然更能吸引观众的眼球,毕竟有些不雅。“潜剧”一些情节显然经不起推敲,例如无论出现了怎样的紧急情况,中共地下领导也不至于如此冒险,匆忙派遣一位粗糙冒失的女游击队长,去做事关大局的地下工作。不过,观众不久就把这些疑问忘在脑后,不知不觉地进入了编导设定的诱惑逻辑:扮演假夫妻的孤男寡女,究竟会发生什么?实际上,“潜剧”可以看作《刑场上的婚礼》的另一个版本。在那个故事中,陈铁军和周文雍假扮夫妻从事地下工作。他们虽然产生真情,但迫于严酷的现实,无暇顾及男女之爱,只能在刑场上用反动派的枪声来作为结婚的礼炮。那个感人的故事虽然浪漫中透出庄严和崇高,但观众看了毕竟存有些许遗憾。“潜剧”通过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填补了这种缺憾。可见编导对观众的心理把脉确实很准。

二.在男女情感上,通常都是男人主动。然而“潜剧”却反其道而行之,让女游击队长主动进攻,而男特工保持矜持和理性。这样一来,剧情就好看了:观众非要看看那烈火怎么点着,那干柴怎么点不着。当然,为了不让观众失望,干柴不能始终点不着,但也不能烧成一团火、一堆炭。到了故事末尾,干柴烈火烧上一把,戛然而知,可谓恰到好处。常言道,美味不可多贪。

三.如果故事就限于孤男寡女的打情骂俏或欲亲不敢,欲罢不能,那就显得缺乏思想深度,甚至会蜕化成“红瓶梅”。于是,军统天津站的明争暗斗才是故事的主线,埋下的包袱是,国共特工在一个办公室里会发生什么。男女同住的性别潜伏是一重结构,国共同站的潜伏是另一重结构,这种双重结构使得“潜剧”显得立体化和复杂化。站里的骨干人员不多,但各揣心腹,各怀城府,一方面是国共特工之间的博弈,另一方面是国民党特工之间的内斗。办公室里云翻雨覆,波诡云谲,时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时而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每个人都施展六韬三略,把厚黑学运用得炉火纯青。许多国人看后感同身受,竟认为这是对中国办公室政治的活写真。“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现实是真正的舞台,生活是真实的戏剧。虚拟的历史只有反映现实,才能引起观众的共鸣。那个谢瑞林让人联想到现实中唯利是图的红顶商人?那个吴站长名言,“当官不就是为了这些真金白银吗”,不正道出了许多贪官的心声?

玛莎·努斯鲍姆:《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

社会思想译丛 ★ 新书讯

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C. Nussbaum):《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Poetic Justice: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and Public Life),丁晓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豆瓣@小组

在本书中,美国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考察了文学想象如何作为公正的公共话语和民主社会的必需组成部分。

在一个“理性”、“效用”和“科学”占据主流话语的社会中,小说还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情感还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想象力是否能够促进更加正义的公共话语,进而引导更加正义的公共决策?玛莎·努斯鲍姆以优美而犀利的文字回答了这些问题,将这些看似不相关的问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努斯鲍姆表明:文学,尤其是小说,能够培育人们想象他者与去除偏见的能力,培育人们同情他人与公正判断的能力。正是这些畅想与同情的能力,最终将锻造一种充满人性的公共判断的新标准,一种我们这个时代亟需的诗性正义。

及时而紧迫……努斯鲍姆女士将小说的观点作为司法与公共政策的范例,这是乌托邦式的理想,让人振奋和鼓舞。——莫里斯·迪克斯坦(Morris Dickstein),《纽约时报书评》

对于文学和人文教育对一个国家公共生活的重要性,没有人作出比这更好的辩护了。玛莎·努斯鲍姆的新书应该成为每个国会成员的必读物。——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专业正确——文学研究与政治变迁》

努斯鲍姆精彩地辩论道,通过带着同情心去关注那些不同于我们的生命,小说扩展了我们的想象能力,让我们能够更好地作出公共生活所需的判断……努斯鲍姆的论题……应该在屋顶上高声呼喊——就像惠特曼的《我自己的歌》。——《科克斯书评》

努斯鲍姆引人入胜地辩论道,那种所谓的“理性心智”已经使我们完全忽视了人这一动物的显而易见的一面——我们的情感。——劳尔‧尼诺(Rául Niño),《新城市》

努斯鲍姆是当代深刻的思想家之一……我们并不知道是否阅读小说是否真的会让人们变得更为仁慈,[但是]这是迄今为止发表过的最强有力的论辩。——凯斯‧奥特利(Keith Oatley),多伦多,安大略《环球邮报》

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C. Nussbaum),芝加哥大学法律与伦理学教授。著有《善的脆弱性》(The Fragility of Goodness)、《爱的知识》(Love’s Knowledge)、《欲望的治疗》(The Therapy of Desire)、《培育人性》(Cultivating Humanity)、《性别与社会正义》(Sex and Social Justice)、《妇女与人类发展》(Women and Human Development)、《思想的剧变》(Upheavals of Thought)、《逃避人性》(Hiding from Humanity)、《正义前沿》(Frontiers of Justice)、《良心自由》(Liberty of Conscience)等著作。

丁晓东,北京大学法学院2007级法理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现任《北大法律评论》主编。

海伦民:醉心梦语(三十八)重庆卷起扫黑风

几个月来,重庆的扫黑风暴越刮越烈,揪出了黑社会的老大,带出了红社会的黑掌门。重庆民众欢庆不已,全国公众也从中饕餮了反复打黑的麻辣火锅,咋舌称快。

一.重庆扫黑露出了红后台,一位前公安局的主要领导浮出水面,多名干警应声落马。坊间传言官商一条龙,警匪一家亲,这话看来并非空穴来风。央视《经济半小时》报道,最近长沙活跃着诸多“地下出警队”,采用非法手段替人“消灾”、帮人“出气”。他们的行为显然违法,但是这个警匪分离的例子,背后是否反映出民众对公检法的不信任?随地大小便固然不雅和不洁,但没有厕所是否就要求人们强憋?在传统中国,司法失信,人们往往期盼侠客义士出手,甚至梦想有济公那样的及时雨。在西方,佐罗和福尔摩斯那样神奇人物的构想,也表明官方的正义存有局限。相对于人们的希求,官方司法所提供的正义固然会有盲点,但盲点不应太多,对民众的正义诉求视而不见。一旦警匪实现了和谐,公共的利益和民众的安全自然就会落入黑公关的渣滓洞。

二.重庆涉黑团伙和人员之多,可能是近十年来的国内之最。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因而网民不免要质问重庆前几任主要领导,他们对当地的红与黑是毫不知情,还是有意“放水”?想到此,公众不禁为他们捏把汗,当然也为发动扫黑的领导捏把汗。俗话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如果这场风暴持续下去,是否会出现多米诺骨牌的效应?黑龙江当年清查韩桂芝案,就导致了“官荒”,不得不抓大放小,并紧急从外地调干补缺。扫黑风暴继续下去,就可能继续拔起萝卜带出泥,一旦带出一个位高权重的大领导,那要如何收场?真理越过一寸就是谬误,扫黑和反腐也贵在把握度。比如那赖昌星,不能不追捕,又不能真追捕,不追捕民众感到不平,真追捕一旦审出敏感人物,那可就被动了。据说重庆涉案红社会的老大已经放出风来,说逼急了要鱼死网破。对此,有关领导不可不察,免得局面失控。

三.细而思之,红与黑往往是共生关系。没有小贩游击队,城管们何以为生?没有超生游击队,计生办的罚款哪里来?没有地下红灯区,黑社会的保护费谁来交?没有黑社会和违法分子,警察有何存在的必要?敌人消灭之日,也就是大将被解除兵权之时。因此,精明的警察绝不把黑社会剿灭,一如高明的武将绝不会把敌人翦灭,聪明的养鱼人绝不会绝泽而渔。例如,意大利的政要和警方对黑手党的拿捏,分寸就恰到好处。据说,在没有黑社会的地方,往往是红社会吞噬或承担了它们的功能,就如在没有露天厕所的地方,厕所设在室内。重庆的红社会的黑老大,错就错在对黑势力过于放纵,就如美国金融监管机构,错就错在对华尔街金融大亨过分放任。

海伦民:醉心梦语(三十七)穷女拾得百万金

去年12月9日上午,深圳机场的清洁女工梁丽,偶然拾得价值300万的珠宝首饰。案发后,她于今年1月被逮捕。这个案件在全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

一.按照中国民间的说法,有卖就有买,有丢就有捡。当然,这种说法只适用于拾到不值钱的小物品,如果拾到300万的珠宝据为己有,道理就讲不通了。行人在野外拾到物品藏匿起来,是一码事;机场工作人员拾到旅客遗失物品不交公,又是一码事。看来梁丽拾金不交,于情理法都显得有亏。

二.然而,人们听说她被逮捕了,依照刑法属于数额巨大的盗窃犯,要被判无期徒刑,舆论突然转向。普通公众不知道什么“罪刑法定”、“主观客观”、“主体客体”之类的大道理,也不懂得“盗窃”“非法占有”之间的微妙区别,更不理会法律人的复杂法律教义学。他们只是质问:拾取珠宝是否就等于盗窃珠宝?普通人哪个没私心?谁能保证不会有“私”字一闪念,“贪”字偶露头?立法者和司法者是否应扪心自问,如果这样的法条适用到你们身上,又会作何感想?于是,梁丽突然成为了公众同情的对象,而相应的法律和法理则成为了指责和讨伐的靶心。

三.记得福柯曾描述了发生在法国的戏剧性变化。一些严重犯罪被发现后,民众先是极度痛恨他们,恨不得把那些“撒旦”撕成碎片。国王要展示自己的权威和警示效尤,便在广场或大街将罪犯示众羞辱,并施以残酷的刑罚。这时,民意便开始发生变化,有痛恨而转向同情,甚至把罪犯奉为英雄,出手营救。这表明,严厉的刑罚往往效果适得其反。

四. 现代刑法和刑罚的基础是“理性人”或“意志自由”之类的预设。弗洛伊德的精神揭示,人自身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重结构,超我即便能够控制本我,也以本性的压抑为代价;理性只是人的意识众冰山一角,非理性欲望、本能和下意识才是人性的“大多数”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现代刑法的理论大厦就坍塌了。显然,许多犯罪是源于一闪念、下意识或非理性,然而,刑法理论往往从后果反推出动因,从行为中导出动机,按照一般“理性人”的标准,衡量行为人的主观状态和内在心理。法制还有一条原则,即行为人不得以不知晓法律作为抗辩。在小型熟人社会,尽管刑法不合理,甚至刑罚不人道,但人们对它们心知肚明;在大型陌生人社会,除了专业法律人,一般公众都不知法和不懂法,因而一不留神就可能触法网。当代非刑事化的种种努力,便包含着对现代刑法弊端的反思。

海伦民:醉心梦语(三十六)汉字整形忽受挫

今年8月12日,教育部出台了《通用规范汉字表》,向社会征求意见。其中涉及51个异体字的恢复,并提议对44个汉字“动刀整形”。这一举措引起了广泛的议论和质疑。

一.有人认为,这种举措属于折腾一类。我老人家以为,这种指责有失公允。工信(不是“攻心”)部可以出台“滤霸”,教育部就不能给汉字整形?既然其他机构都折腾,为什么教育部就不能折腾。折腾是造势的俗称,中国古人就认为,法术势三位一体,是政治的最高境界。不造势哪有政绩?没有政绩,怎么写总结?总结写不好,领取年终奖金怎么会心安理得?我们应体谅这些领导和专家的苦衷。

二.“仓颉造字”的说法表明,汉字本来就是人造的。例如,武则天就造了“曌”字,由自己享用。新中国以来,大陆对汉字进行了几次大规模正音和整形,都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相形之下,台港澳的繁体字显得落伍。前人做得,为何后人做不得?发展是硬道理,汉字也要与时俱进。

三.近年来,网民们已经造了不少奇形怪状的字,并且开始流行,如果负责文字改革的领导和专家毫无作为,不落得吃闲饭的骂名?网民们造得字,难道领导和专家连给几十个汉字整形的权力都没有?

四. 谁都知道,大中小学的教材都是官方编写或指定的,教育部连教授的讲课提纲都要规范,这一切并没有遇到阻力。更重要的是,高考怎么考和考什么,教育部一直改来改去,无论效果如何,各种新方案畅行无阻,最近就在试行中学“校长推荐制”。看来这次汉字整形的主要问题出在“征求意见”上,如果强制推行,理解的会自觉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会执行,在执行中加以理解。实际上,各种考试是万能的指挥棒,只要强制推行“整形汉字”,高考中遇到它们,哪个考生胆敢不服从?别看教育部无力治理教育腐败,但要推行整形汉字,那权威还是绰绰有余,正如它虽然无力推动科研创新,但在推行教育体制行政化和官僚化上,却绩效极佳。看来真理不是越辩越明,而是越辩越乱。还是那位香港明星说得好:中国人就得管!

海伦民:醉心梦语(三十五)高楼万丈平地倒

记得有一首红歌的一句歌词是“高楼万丈平地起”。窑洞里有这种理想,确实有种“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气概。在红区窑洞时代,高楼万丈,直接使人联想到当时的上海滩。

一.49年后,上海几十年面貌依旧,只有一些保留下来的洋建筑虽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其他地方到处是破旧的楼房,拥挤的弄堂。上世纪80年代后期,笔者目睹上海的破败景观,感慨不已。据说当时的香港到处高楼万丈拔地起,美元港币落玉盘。90年代后,上海才进入了发展快车道,几日一高楼,五年一变样。

二.近年来,关于上海的新闻很多,随着政要陈良宇的倒台,09年6月27日,上海市闵行区“莲花河畔景苑”一幢在建13层高楼,整体訇然倒塌。当然,这两者没有任何联系,楼倒桥塌的事件屡见不鲜,其本身的新闻价值不大。笔者的兴趣在于这个事件引发的相关思考。

三.要说这楼体不结实,那是冤枉了设计和施工者,因为楼体倒地后,仍然团结一致,没有分裂。上海“楼倒倒”与近日曝光的重庆“楼脆脆”不同,前者倒而不脆,后者脆而不倒,两者要想分出个仲伯来,实在不易。换言之,它们根本就不可比。当然,最近烟台汽车东站的“楼垮垮”属于另类。

四.在建的高楼平地倒塌毕竟算个事故,人们免不了议论纷纷,并要求追查原因和责任。原因发生在结果之前,但总是结果的产物,没有后果就根本无所谓原因。对于结果,回头给个说法,那也倒容易,例如当年饿死人那么多人,就说是自然灾害惹的祸,也就得到理解了。至于倒楼责任,总得找几个替罪羊,否则难以平息民怨。有人怀疑,这事件可能涉及公权力的腐败,但这类议论只要挺过一段时间,也就风平浪静。人们的注意力很快就转向更具轰动效应的事件。

海伦民:醉心梦语(三十四)开胸验肺张海超

《三国演义》里说,曹操常犯头晕病,让华佗给他治疗,但未见好转,反而加重。华佗建议他接受开脑手术治疗,这引起了曹操的猜疑,就把他杀了。当时,要施行开颅术,确实不可思议,曹操怀疑他有谋害之意不无道理,而作者抑曹扬刘的维护正统笔法,给曹操扣上了迫害知识分子的历史罪名。这都是闲话,本文要说的今年夏秋以来,一个关于开胸验肺的真实故事。

一.河南人张海超,天生身心健康。他出身寒门,既无官运,也乏学缘,只有堪与马力功率媲美的人力资源。海超娶妻生子,担负养家糊口的使命,在一个劳动力过剩的时代,能在一家工厂找个活干,就算幸运,哪有挑三拣四的权利。自古道,要饭的就不应嫌饭酸。

二.几年下来,海超感到胸中发闷,呼吸不畅,身体乏力,一打听才知道,自己从事的是对身体有害的工种,容易得尘肺病,于是他怀疑自己得了这种病。若是微疾小病,挺一挺就过去了,但这种病非同小可,属于身体致残;若是独身一人,致残就致残吧,反正天下的残疾人有好几千万,多一个也不算多,无奈作为一家的顶梁柱,自己失去劳动能力,孩子老婆生活没有着落。想来想去,他还是选择去医院检查,如果真是这种病,得讨一个说法。许多选择出于无奈。

三.按规定,这种病的检查需要到指定的职业病医院去检查。检查的结果否定了海超的怀疑。他长在农村,没有见过世面,更不懂人情事故,哪里知道,这事需要运通,不找人“意思意思”,医生凭什么给你确诊职业病。他不知道,工厂在给政府增加税收,在给国家创造鸡的屁,一旦确诊职业病,就要给工厂增加负担,影响经济效率和有违发展的硬道理。他也不知道,工厂与职业病医院早就同呼吸同命运了。他更不知道,有病证明与无病证明各有妙用,仅凭有病或无病并不能够从医院获得。他不理解,自己的病是千真万确,怎么一经医学检查就不存在了?职业病医院归政府管,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这个政府管理下的医院,为何竟对人民冷如冰霜?这正是,两叶病肺在血胸,一片冰心在医壶。

四.病情不断加重,而比病情更严重的是心理的绝望。俗话说,人争一口气,佛争一柱香,绝望中会产生拼命一拨搏的倔强,一个开胸验肺的念头涌上心头,缠绕眉头。几番奔走,几经碰壁,他的境遇终于打动了郑大第一附属医院的医生。他们斗胆给海超开胸验肺,并以人类良知和职业伦理,确证了海超的尘肺。躺在病床的海超得知检查结果,虽然长出了一口气,但充满委屈和不解。他从小热爱祖国,每次面对国旗,自傲感油然而生,他多么想努力打工,等手中有了积蓄,带着老婆孩子一道去北京,亲眼看看天安门前的升旗仪式。然而,在自己深爱的祖国里,为何会有这样的遭遇,为何要付出这样的代价!更让他担心的是,这个检查结果是否会得到有关部门的正式承认,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这开胸验肺的代价就白白付出了,而这对于他和他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常言道,福不双降,祸不单行。

海伦民:醉心梦语(三十三)别了,杰克逊

北京时间6月26日,美国歌星迈克尔·杰克逊逝世。记得有段时间,“6.26”是中国关于医生下乡最高指示的纪念日,并在农村推行“赤脚医生”,要举行庆祝活动。“文革”结束后,医生返城,这个纪念日自然被遗忘了。赶上一代歌星乘风归去,国人也就不在过“赤脚医生节”,而是加入了全球对杰氏的哀悼活动。

一.杰克逊从小投身歌舞艺术,黑里透白,白里透红,红里透黑,一个天生的精灵,自然天真,煞是可爱。许多人凭直觉就断定,这孩子是属于为艺术而生的人精,而不是靠歌舞而活的混混。吉人自有天相。

二.随着粉丝的增多,小杰克逊渐渐懂得了如何迎合他们的口味,并塑造他们的趣味。当然,在一个白人主导的社会里,皮肤暗色毕竟如同太阳的黑子,超级歌星应是完美的偶像,怎么容有这样的瑕疵呢!于是,漂白复漂白,小杰洗又洗。难言之隐虽然没有能一洗了之,毕竟比黑人更像白人了,尽管在某些白人看来他比白人更像黑人。但是,恰恰这种混色成为诱人的特色。实际上,白种人喜欢他的白皮,黑种人喜欢他的黑瓤,这种一举两得的双赢,注定了他无与伦比的鸿运。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三.当然,光靠肤色的调和还不够,还要在性征上用心。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小杰不谙这法则,经纪人团队都是江湖老手,怎么会不明白这诀窍。于是,小杰就需要吃点苦,三番五次整形,直到让男的看上去像女的,女的看上去像男的,才达到止境。这不但男女通吃,连两性人活中性人也尽收壳中。时尚没有性别。

四.要避免平庸,就要制造魔幻效果,看起来在人妖之间,才能满足观众的审美期待。猫王也在人妖之间,但多半近乎妖,而杰王则多半近乎人,猫王多半靠近野兽,杰王多半类似天使,猫王的食物是麦当劳,杰王的好友是麦当娜,因而杰王虽不是猫王,却胜似猫王。艺术源于生活,贵在高于生活,天使会升华为天神,野兽则幻化为妖魔。猫王和杰王的共同之处在于打通了灵俗两界。当然,他们之间的异同不适用于小布什和奥巴马。艺术的至境在于演员眩晕,观众尖叫。杰王这次永远眩晕,粉丝们是否持续尖叫?

五. 美国可是太空大国,通过艺术传达爱国信息,总比强迫人们高喊爱国口号更巧妙。杰王那太空舞步一扭一飘,好像太空船上的星条旗永不落,美国朝野皆大欢喜,世界各地的爱美者也兴奋不已。在碎片化的后现代,艺术所带来的移情和模仿效果,以巧妙的方式整合社会,同化人们的思想。这样说来,艺能载道,一如德能育人,法可治国,狗会咬人。

六. 有人已然发现,全球化是美国化,世界的政治中心是华盛顿,经济中心是纽约,文化中心是洛杉矶。仅就文化而言,好莱坞和迪斯尼就可以主动世界文化潮流,上海正在米老鼠化和唐老鸭化就是明证。杰王的庄园和墓园自然会选在中心,不然,怎么能对边缘更具有辐射力呢!古语道,天时不如地利。

田雷:通向费城的道路——麦迪逊的“新政治科学”

波托马克河发源于阿巴拉契亚山脉西麓,河道向东穿越蓝脊山脉,先后流经弗吉尼亚州、马里兰州、华盛顿特区,最终汇入大西洋的切萨皮克湾。我们的美国宪法之旅不妨从这条美国南北交接处的界河开始。将时间拉回1785年,独立战争结束后,解甲归田的华盛顿将军并非只在山庄内享受宁静的田园生活。弗农山庄背靠波托马克河的南岸,在将军的憧憬中,这条河分切着新国家的南北,开发后的河道不仅是深入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天然水道,而且将成为接入欧洲市场的贸易主航道。在头一年,华盛顿甚至用去数周时间亲自深入波托马克河上游,寻找将其与俄亥俄河连接起来的路线。

华盛顿1776年圣诞夜渡特拉华河,在大雪的掩护下大陆军由宾夕法尼亚进入新泽西,挽救了革命岌岌可危的形势。但眼下的现状却让华盛顿颇为心灰意冷。独立战争胜利后,一旦共同的敌人不复存在,勾连起北美十三邦的不再是一种浮沉与共的情感纽带,而是彼此之间由于利益纠葛所导致的贸易冲突。在这条波托马克河上,马里兰与弗吉尼亚就存在着河道航运、水产、税收的争议。而波托马克河的争端不过是独立后美国政治乱象的一个缩影。摆脱殖民统治后,北美各邦没有建立起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在这个私利、恣意与猜忌肆虐的政治体内,华盛顿将军所设想的统一的国内市场不仅无法实现,甚至连合众国是否可以自保都是未知之数。

乔治·索罗斯演讲:未来的路

2009年10月,在持续一周的时间里,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在位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发表了共分五个部分的系列演讲,阐述了他对危机中的金融市场、政治体制和开放社会的思考与主张。在第五日的演讲“未来的路”中,他着重探讨了金融危机将如何重塑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由中国代表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未来。这次演讲的全部译稿由公开社会研究会(Open Society Institute)提供

我在这个系列讲座中提出了一个能够更好地理解人类行为和事件的理念结构。这些事件不是由永恒有效的自然法规决定的。当然这些法规的确存在,但不足以决定事件的发展过程。原因之一是情况的复杂性,另一个原因是事件参与者的思维所起的作用。

我已经集中讲了相关反身性(reflexivity)的问题,即当事者的思维与现实情况的双向关联,以及我所强调的错误理解和错误观念对现实情况形成的因果关系。但这两种影响都很奇怪地被忽视了。这些影响给事物加入了不确定因素,结果是除了非常简单的情况以外,几乎不可能预测未来。

但我们仍然可以大略估计几种情况,并评估其可能性,也可以提出希望得到的结果。我在这两方面都做过,而且是多次尝试。的确,我可以称为是专家,作为投资者,我专注于预测(prediction);作为公益慈善家,主要是为解决问题开处方(prescription)。我前者做得成功,足以支持后者。今天的讲座我想从预测和开处方这两个方面来谈。

当下所处的时刻,不定因素的范围异常广泛。我们刚刚度过了二次大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这个危机在量上大得多,质上也与以往的危机很不相同。可作相关比较的,是1991年日本发生的房地产泡沫破灭,至今尚未恢复;还有就是30年代美国的大萧条。与日本情况不同的是,那次危机仅限于一个国家,而这次危机卷入了全世界。与大萧条不同的是,这次没有允许让金融体系垮台,而是给它上了人工生命维持器。

事实上,我们当今所面临的信贷和杠杆问题(credit and leverage problem)的深度和广度比30年代要严重得多。1929年时美国的信贷余额(credit outstanding)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60%, 到1932年增长到250%; 而2008年初是365%——这还不包括30年代时金融市场上尚未存在而如今广泛使用的衍生品(derivatives)。但尽管如此,人工生命维持器居然奏效了。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不到一年,金融市场已经稳定,股市也已回升,经济显示复苏迹象。人们想回到一切照旧的情况,把 2008年的崩溃只当成是一个恶梦。

但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复苏的势头可能会停止,甚至随之出现 “再次衰退”(double dip),而我不能确定的是这将发生在2010年还是2011年。

利求同:私家藏书的“不散之散”

前些年,媒体以大字标题“巴金赠书惊现旧书摊”、“谁亵渎了巴金”等等披露,有人在京城旧书摊上发现印有“巴金赠书” “北京图书馆藏书”等印章及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财产登记号的外文书刊。还说摊主说的,是国图外文期刊部处理的过期期刊。据报导,巴金老人晚年很重视捐赠,曾六次向北京图书馆(后更名国家图书馆)捐赠书刊,其中一九八一、八二年两次捐出三千多册。家属回忆,巴老捐书是有计划的,比如《随想录》手稿,第一、四卷赠上海图书馆,第二、三卷给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五卷则捐献国图。一时间,报刊上指责国图的文字如潮。巴老的子女更是感到震惊和伤心,认为国图“辜负了父亲的信任,也伤害了一位毕生视书如命的老人的感情”,因此要求国图归还捐赠的手稿。捐赠如此结局,大概是当事人始料不及的。但双方的初衷,应该是希望合作,妥善保存捐赠的书刊,为巴金和现代文学的研究作贡献。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为什么事与愿违?乍一看,或许是国图疏于管理,造成受赠期刊“流失街头”,未能尊重巴老及家属的感情,产生不良社会影响。很可能,像报道的那样,有些“文化老人”和藏书家,本来想学巴老的,从此就不敢向国图捐赠了。然而细加分析,就会发现事情不那么简单;这里面还涉及私家藏书捐赠的一些基本原则及社会功能问题。因为捐赠不仅是藏家跟图书馆之间的合作,也是读者关心的事,还可能影响到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我想,有必要讨论一下其中的道理,研究一两个“案例”或值得学习的榜样。

John Harvard一般而言,图书馆的功能特色和声誉,多是由藏书决定的;发展藏书便是图书馆的生命线。藏书作为一项社会事业,却离不开私人即藏书家的贡献。真正的读书人都是爱书的。用心挑选,四处访求,持之以恒,就成了藏书家。追源溯史,私家藏书可谓现代图书馆的鼻祖。世界上好些有名的图书馆,都始于私家藏书,尤其珍本善本大多来自私人捐赠和洽购。比如,哈佛大学图书馆系统是美国最老,也是世界最大的学术图书馆,拥有七十多个分馆和一千五百多万藏书。它的“出身”却并不显赫,第一批藏书得自一位剑桥毕业生约翰·哈佛先生一六三八年的遗赠,约四百册,以《圣经》与神学著作为主,还有语法、词典和古希腊罗马文学,都是主人从英国带来的。大学就以这位捐赠人(benefactor)的名字命名,叫哈佛学院。如今校园里常见到游客站在哈佛先生的铜像下,手摸他的皮鞋留影,皮鞋下方刻着几个字,称他是大学的“创始人”(founder),却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可见图书馆对于一所珍爱传统的大学,在师生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再如,拥有世界第四大藏书的纽约公共图书馆,也是以私家藏书起家的,每年都有大批私人捐赠。镇馆之宝则是流入美国的第一部“古登堡《圣经》”,受赠于图书馆的创始人之一列诺克斯先生(详见拙文《“我依然信赖着人民”》)。

冯象:认真做几件实事

尊敬的校领导,尊敬的贾春旺学长,孙总,梅先生,老师们,同学们:

今天真是荣幸之至,十分亲切,心里充满了敬意,又感到责任之非常重大,任务的光荣艰巨。

荣幸而亲切,是因为我成为了一名清华人,并且是在中华民族崛起的历史关头回国服务。还有什么比这更荣幸的呢?年初,顾校长、陈书记率团访美,招聘人才。他们热情相邀,特别关照,尤其是振民做了大量的工作。结果,就像古人说的,“精诚之至,金石为开”。此刻,我还要感谢李树勤老师,好些年前,他同振民就和我谈过回国服务的安排。当时因为刚开始译注《圣经》不久,俗务也多,便没能成行。这是我不会忘记的。

敬意,则在两个方面。首先,让我对孙总表示由衷的敬意,感谢孙总对清华的慷慨捐赠,大力支持法学院乃至中国的法律教育。昨天我们第一次见面,有点儿一见如故。因为他完全赞同振民讲的教育理念和我们法学院的发展战略,赞同我的学术工作计划,显示出一位在经济一线拼搏过来的企业家独到的眼光。我在边疆农村和社会底层生活过多年,我很熟悉、赞赏、敬佩这种在艰苦环境磨炼中成就的魄力和眼光。孙总,改天再讨教,我们再聊聊。

当然,今天我们济济一堂,最高的敬意归于梅汝璈先生。我觉得孙总支持清华设立讲席,纪念一位杰出校友,是开了一个好头,立了一个好榜样。其实,这也是西方大学通行的做法,相信将来国内会逐渐推广的。振民曾就命名征询我的意见,我说梅先生应该是第一人选。因为他不仅是著名的学者、法律家,他更是如周总理说的,我们的民族功臣。他和另一位清华校友向哲浚先生,还有倪征燠先生,一起在东京大审判所谱写的,是二十世纪中国法律人报效祖国的最光辉的篇章。当年,国民党政府那么软弱、不力,一心忙于内战;而麦克阿瑟和美国占领军当局如此骄横,罔顾中国人民的苦难、牺牲、世界和平的大业跟正义的原则,甚至为战犯开脱,将他们释放。梅先生以顽强的斗志机智应对,表现了崇高的气节和法律家的政治智慧,终于使主要的战犯伏法,受到正义的惩罚,为中国人民讨还了血债。

现在这讲席以梅先生的英名来命名,对于我,便是极大的鼓励与鞭策了。让我深感肩头责任之重,挑战之艰巨。

是的,是艰巨,否则何来的光荣呢?不言而喻,三十年中国高等教育获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同样有目共睹的是,教育正处于极为严峻的挑战之下。今天是喜庆、感谢和纪念的日子,因此我话说得委婉一点。正面地说,我们必须扎扎实实、认认真真地干,一小步一小步地前进,以争取不辜负先贤和英烈的期待,夺取那份应当属于我们的光荣。

清华大学讲席教授冯象谈法学教育

在熊中为熊,在鸟中为鸟

  来北京才一个月,碰到的同仁、家长和有识之士,谈到教育都痛心疾首。前几天钱学森先生逝世,媒体报道也是强调他那一句话,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人才去办学。他说得很直白:这是当前中国很大的问题。现在大家都怪罪教育体制。这自然是不错的,一边是应试教育,一边是产业化、官僚化、量化的办学,教育和学术伦理在沦丧,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但这在在业内人士、教育部门,绝非什么新近的发现。所以抱怨归抱怨,其实是无须继续评论的。

  今天就谈谈法学教育在这个恶劣大环境下,面临的一些特殊挑战,以及我们力所能及的一些对策、改革的路向。

  不以美国法学教育为蓝图

  本来恢复法律教育以后目标是建立一个法律的职业化队伍,形成一个职业化的共同体,30年的时间并不短,但这个共同体建立得并不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职业化的门槛很低

  今天法学在“文革”结束后的恢复建设,是30年来法治建设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是非常重要的。法学院的教育虽然只是一个专业化的训练,但也有一些问题。

  标准教科书不是讨论现实生活中的法律状态,而往往讨论的是应然的、超越现实、理想化的架构方式。这个理想跟美国有关系。我们的法学教育也往往直接间接提到或关注美国的法学教育,看上去是一种比较方法充斥论文的写作、学者的论述、学生的思考,甚至影响到社会上。很多论文、教书一般开始都是美国怎么规定、法国、日本、德国怎么规定,到了最后一章才是中国怎么规定,提几点建议。具体问题还没讨论,就结束了。

  美国与中国的法学教育有根本的差异,至少在目前很难拿来比较,或许说作为一个目标来套用。美国的法学教育是单一的研究生教育,全部课程围绕一个学位来进行。中国正好相反。1980年代刚恢复时基本也是以单一本科教育为主,到1990年代设法律硕士以后,学位就多样了,固然可以吸引各种各样背景的人进入法律行业,但却把原本的设置搞乱了。

  就像中国政法大学方流芳教授指出的,在现在的中国,法学的第一学位可以是任何一个阶段的学位(本科、硕士或博士),一个人可以从任何阶段进入法学教育。法律资格考试(司法考试)也不需要法学专业,整个行业门槛变得很低,职业化受到阻碍。

  本来恢复法律教育以后目标是建立一个法律的职业化队伍,形成一个职业化的共同体,30年的时间并不短,但这个共同体建立得并不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职业化的门槛很低,不同的阶段都向外开放,这样的教育制度太繁复,还促成很多不规范作法。到1990年代末扩招,一下把就业市场搞乱了。现在很多学校,法学专业的就业很不好,并且由于就业压力、法律就业市场接近饱和,大部法学院毕业生流向非法律职业。

利求同:“全在这儿了,我们时代的故事”

新总统上任做的第一件事,总有点意味深长。奥巴马第一天白宫上班,签署的第一个总统行政命令,第13489号,便是废止前任总统小布什二〇〇一年签署的第13233号行政命令,即宣布在任总统有权否决卸任总统自行决定总统档案解密与否的特权;并同时取消卸任总统家属或代理人以总统名义行使该项特权,取消卸任副总统的相应特权。由此结束了美国总统档案解密问题上,总统、国会、两党政治和公共利益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的一个新的回合。

总统档案的开放,关系到执政信息透明,是美国政治的一座风向标,也是其民主信念的宣示。那么,奥巴马总统的行政命令意味着什么呢?让我们从这事的大原则说起。

丘吉尔有一句名言:“楼房是我们建造的,楼房也塑造了我们”。国家档案文献的收藏管理,虽说是国家体制的设计,但反过来也往往影响到那体制的运作。在民主制度下,这一点尤其明显。通过查阅国家档案,学者和公众可以了解历届政府和官员的执政努力,总结成败的经验,探究历史真相。按时有序地解密档案,不仅可以纠正一些错误,还能增进公众对决策过程的信任,对民主制度的信心。不过,即使在西方,由于各国的政治和文化传统不同,档案制度也各具特色。欧洲一些发达国家,采用君主制历史下发展起来的的现代议会制,公务员系统中立,国家首脑多由议会多数党领袖担任,宪法上向议会负责。这使得政府对国家档案的态度,倾向于保密,不太鼓励公众寻求、接触信息。相比之下,美国历史短,以反抗君主起家,主张英才治国。又因为强调三权分立,相互制约,由国会行使监督职责,抗衡总统及其领导下的政府部门的档案保密倾向,培育了公众参政、使用政府档案的强烈意识。因此,尽管迟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才有了官方档案机构(见拙文《“总统档案是人民的记录”》),美国对档案解密的态度,要比大多数欧洲国家开明一些。及时解密、自由使用总统档案资料,便成为美国式民主的一项基本原则。

苏力:费孝通、儒家文化和文化自觉

[内容提要] 费孝通与早期儒家发现并要回答的社会根本问题有许多共同点,在思路上有许多一致之处,包括回答问题的方案,务实和超越。差别在于,就共同关心传统农耕社会的秩序这一点而言,早期儒学试图以规范信条回应农耕社会的基本问题,费孝通不仅以现代的经验表达解说和正当化了当年早期儒学的解释和回应方案,而且在新的时代提出了新的回应方案。而要论证这一点,首先必须越出对儒家文本、概念和命题甚或狭义中国文化(典籍制度)自身的分析,必须重构阅读传统儒家思想的社会语境,实现满足时代所需的新的文化自觉。

Abstract: Fei Xiaotong and early Confucians have a lot in common in their answers to the fundamental social issues. Both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order of a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society. However, Fei Xiaotong not only tries to interpret and legitimize the early Confucian answers in modern terms, he is also proposing a new answer of his own. This can only be done through transcending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texts and making them relevant to the demands of our modern times.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论语·学而》

一、引言

很早就接受了人类学和社会学——从现代西方移植到中国的社会科学——的训练,然后他去了英国,在伦敦经济学院接受了系统训练,又很快在国际社会学和人类学界获得了迄今还没有其他中国学者达到的国际性学术声誉。接受的学术训练几乎全是西方的,主要学术著作都符合现代西方的学术传统和规范;即使后来,由于政治,由于年龄,他基本不再撰写典型的学术论文了,但他的学术评论、随笔仍然透着现代学术知识人的论证风格。在日常生活中,不留髯,不穿长袍或唐装(可那是唐装吗?),言词和文字都很平和、朴素,不像与他同时代的“新儒家”或今天读经倡导者那样慷慨、凛然,那样古拙、深奥。[1] 他没有把孔子、孟子、朱熹或陆王挂在嘴边,直到晚年提到的仍然是马林诺斯基、帕克;[2] 他也没有高调过“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类的君子之“义”,谈的更多的是“江村经济”、“乡镇企业”或是“富民”的小人之“利”。唯一可以算是对儒家的集中思考,可以据此重构他与儒家思想之格局的只有他晚年的一篇短文《孔林片思》,[3] 但那也只是片思。

我曾在一篇短文中称费孝通先生为二十世纪华人中最伟大的社会科学家,[4] 这一点恐怕无人争议。但在本文中,我则试图论证,尽管从未以儒家学人自诩、倡导儒家的思想,也从未争夺儒家的衣钵,费孝通先生却对以孔子为代表的特别是早期儒家思想的历史语境正当性和合理性做出了超过任何其他现当代学者的最强有力的解说;由于他有效地用现代社会科学表达,我认为他在现代中国社会真正延续和拓展了儒家思想,初步实现了儒学由人生哲学、世俗宗教向社会思想、理论和方法的转变,拓展了人类学术思考的空间;他影响了一代中国年轻学人,并且这种影响在继续增大;此外他的社会实践关怀和思路,也与孔子代表的早期儒家一致。据此,在这一维度上,我认为费孝通先生是儒家思想的伟大承继者和光大者,其对儒家思想的贡献远远超过了诸如新儒家等儒家思想的坚守者和阐释者。

我的论证需要首先构建两个前提。因此,下一节提出我心目中关于学术传承的抽象标准,以区分学术信徒与思想传承者;第三节简单重构早期儒家试图回答的基本问题和方案,作为勾连儒家与费孝通的思想脉络的基础;第四至六节着力分析费孝通学术思想和实践与早期儒家思想的一贯性和贡献,第四节集中展示费孝通有关“礼”和“礼治”的观点和贡献,因为“礼”——在我看来——是儒家中最具社会意义和制度意义的但在现代政治争议最多并大都被否弃的思想;第五节侧重从思想方法上揭示早期儒家与费孝通的一致性;作为对前两节以现实问题为中心的一种平衡,第六节集中从超越性层面考察费孝通对儒家思想的承继和贡献。最后一节则试图在一个更广阔的学术文化思想视野中,部分通过与新儒家的对比,展示费孝通对于中国学术思想文化发展和文化自觉的某些意义。

这注定是一个不可能令人满意的研究。本文涉及的诸多问题、材料、作为前提而诉诸的观点不仅大有争议,甚至在一些学者看来根本就是错误的。如果是这样,除了欢迎批评指正外,我的一个预告是,本文从未打算对关于早期儒家、关于费孝通以及两者关系做一种本质理解和界定,我只是试图勾连二者,从一个新的视角理解中国文化和学术的脉络,追求一种新的可能。但这也不意味我仅仅是“抛砖”,在没有新资料令我信服之前,我会坚持我的理解。我更多关注早期儒家,主要是孔、孟和董仲舒,而不涉及后代的儒学,无论是朱熹还是陆王。这种处理首先是因为我的学识有限,但更重要的是从谱系学方法上看,考察“发生”更为重要,而——受制于我的学术训练——我认为儒家从孔子到董仲舒,尽管侧重有所不同,基本的制度关注是相同的。最后,很多读者可能会理解本文目的在于对费孝通学术传统的重新定位。但这并非我的追求。我不认为费孝通的著作属于儒家传统,也不认为有必要将费孝通纳入儒学传统,这既不会增加了费孝通的学术份量,也不能因此提升儒家思想或中华文明在世界中的地位。无论儒家还是费孝通都已经是历史,而我的关注永远是中国和世界的现在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