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哈贝马斯是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最具原创力和建构性的学者之一。他借助于语言学转向所提供的哲学革命契机，从语用学的视角提出并论证了交往行为理论，批判了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回应了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挑战，超越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理性悖论。这一理论在政治哲学和法学领域的运用，对于法律的事实性与有效性、公共自主与私人自主、人权与主权、法治与民主、形式法范式与实质法范式以及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全新的理解。这种理解既不同于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等政治哲学传统，也迥异于法律实证主义和自然法理论等各种法学流派，不仅在西方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且对于发展中国民主和法治的理论和实践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法治 民主 现代性 哈贝马斯 中国语境

当步入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和法学思想的殿堂，我们便颇有置身大型超市之感，五光十色的话语令人目不暇接，琳琅满目的思想使人眼花缭乱，挑来选去，往往难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幸运的是，正如购物者借助品牌符号可以进行“理性选择”一样，我们也可以通过学者的符号效应来识别她/他的作品。在当代多如牛毛的西方学者中，哈贝马斯无疑是其中具有符号效应的名家。他的社会理论、政治哲学和法学理论已经产生了世界性影响。然而，我们一旦尝试进入他的理论天地和分享他的思想世界，却往往会感到他的理论背景复杂、体系庞大、论证繁复和表述独特。这一切至少对像我这样的读者来说，不仅构成了阅读和理解的障碍，而且构成了智识和理论的挑战。本文拟从考察哈贝马斯的理论背景出发，进而阐释他的政治哲学和法学理论的基本立场和主要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他的理论对于当代中国民主和法治的借鉴意义。

一、对理性的反思与重构：主体间性的发现与现代性的重释

如果我们细心阅读哈贝马斯的著作，就会发现贯穿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现代性问题”。在西方，尽管“现代性”一词早在公元五世纪业已出现，[1] 但是直至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西方社会才真正进入了现代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科学代替了巫术，人性代替了神性，理性代替了信仰，市场经济代替了自然经济，民族国家代替了封建王国，民主法治代替了君主人治，多元文化代替了文化专制……由此，西方世界经历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西方社会被现代化的魔力俘获之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此一跃成为了世界的“霸主”。“霸主”戴着现代性的“魔戒”转而凭征服了世界，并把大多数非西方社会强行“逼入”现代化的单行道和不归之路。于是，现代社会成为了世界各国的标准社会模式，而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现代化在很大程度意味着西方化。毫无疑问，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人们享受了它带来的种种成果，除了科技发展所带来的物质成果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人们从传统社会的体制桎梏和精神枷锁中挣脱了出来，实现了“从身份到契约”[2]的转变，从臣民到公民的转变。这意味着社会从群体本位转向了个体独立，从义务优先转向了权利优先；从少数人的自由转向了普遍的自由，从不平等转向了平等。但是正当人们欢呼现代化的胜利时，被称之为“现代性”的许多新问题却接踵而至，并深深困扰着人们，于是种种质疑和批判应运而生，继而“现代性”面临被彻底解构和颠覆之虞。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哈贝马斯所对“现代性”问题进行了深度思考并从一个新的理论路径回应对于“现代性”的种种重大挑战。

论文摘要：通过对法律文本解释的几种方法的经验的和理论的分析，本文指出：尽管实践中的具体的法律解释总是存在、有用并有时获得成功（社会接受），但是法律解释无法构成一种抽象化的获得确定法律结论进而保证法律适用的方法。除了其他原因外，法律解释的这一难题从根本上是由于，1、司法活动是一种决定他人命运的实践，涉及到综合性的判断，而不是一种个人化的智识性的理解，法律解释在司法中的作用是为决策提供一些而不是全部正当理由；2、法律解释要求语言文字的表述，而语言文字并不总是能充分表现具体解释的思考、决断过程，后者涉及大量的无法交流或交流起来不经济的知识。　

“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不解了”。——圣·奥古斯丁[1]　

“当你……能够说出你所感觉到的东西的时候，这是非常幸福的时候”。——塔西陀[2]

一、问题的界定

近年来，法律解释在中国法学界和法律界均受到重视。[3]这表明中国司法开始更多注重司法技术以及相关的理论问题，注意对具体案件的考察分析，这代表了一种新的、建设性的制度发展。然而，任何法律解释，无论是个案研究还是对法律解释方法的研究，都必须注意到：当学者谈论法律解释时，解释总是个人——法官、律师或学者——的一种智识性的追求；而在现实生活中，除最简单的由单人审理的案件外，一切以文字或语言公布出来的具有约束力的法律解释，在几乎所有的现代国家中，都不是单个人对法律条文理解、解释的结果。一些研究的结果已经隐含地或部分地表明，实践中的法律解释是一个制度的产物，即一个权力结构的产物，是一个集体活动的产物，而不是纯粹个人性的智识探讨的结果。[4]忽略了这一差别，任何关于法律解释的研究或对解释方法的追求都必然脱离实际。这实际上已经向目前的法律解释学研究提出了一个难题：个体化的解释方法如何可能为制度或为集体所用。这个问题并不能完全否弃法律解释的个体主义研究进路。人们可以辩解，制度是个人之间的互动的产物，个体的解释由此构成了制度化法律解释的基础；因此，从个体的解释入手仍然是研究法律解释的最佳进路。这种辩解是可能成立的，虽然辩解本身已经隐含了法律解释中智识性因素面对社会性因素的退却，因此，也就必然削减了研究者曾寄予作为方法的法律解释的重要性。然而，这一辩解得以成立的前提条件是，我们能够发现个体使用的正确可靠的解释方法。因此，对这一前提进行经验性和理论性的分析考察，就成为一种必要。

本文将对人们通常普遍接受的法律文本解释方法略加归类，并逐一进行考察。必须注意，本文集中讨论的是对法律文本的解释。但是，司法中所说的法律解释并不限于对法律文本的解释，甚至主要不是对法律文本的解释。尽管哲学阐释学意义上的解释存在于任何人类活动之中，[5]因此必然存在与任何案件审理之中，但是，司法上所说的法律解释往往仅出现在疑难案件中，这时，法官或学者往往将这整个适用法律的过程或法律推理过程概括为“ 法律解释”，其中包括类比推理、“空隙立法”、裁剪事实、对概念术语的重新界定、甚至“造法”。难怪波斯纳要说，解释是一条变色龙。[6]正因为此，将法律文本或条文的解释和其他法律“解释”分割开来，本身就有问题；本文的这种聚焦则有可能强化这种人为的分割。尽管如此，作为一种论说的战术，本文不得不限定于讨论狭义上的“法律解释”，即法律文本的解释。这并非否弃我在此无法展开的论点，而是因为，法律解释已经习惯被人们理解为对法律文本或条文的解释。而且，从分析的便利来看，我也只能对广义的法律解释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对法律文本的解释方法加以分析是这一努力的第一步。此外，虽然这里仅仅集中讨论法律文本的分析，其中所揭示的或隐含的道理却也可能适用于广义的法律解释，尽管不一定能照搬。当然，在分析过程中，我也不时有所跨越。我的研究将表明，尽管有各种法律文本的解释方法都有某些不错的道理，但人们仍然无法据之获得一种众口称是的关于法律文本或条文的“解释”，也无法构建成为一种“客观的”、统一有效的、程序化的并因此大致可以重复的、可以传授的作为方法的解释学。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建立作为一种方法的法律解释学的学理努力，可能不会有什么令法官、律师们满意的结果。在文章最后部分，我将从司法活动和司法解释所要求的特点从理论上简单地回答为什么会是这一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