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象：致《北大法律评论》编辑部（二）

编辑同学：

六卷一、二期收到，谢谢惠赠。今天有空，快快看了一遍。专辑内容(转型社会司法过程和死刑存废问题)十分好。论文、评论和案例分析也很精采，尤其讨论版权来华史、同性婚姻、二奶受赠案与“公序良俗”三篇，都是博士生和年轻教师所作，颇有见地。还有一大进步，翻译的文章少了，名副其实是中国法律的评论了。

催促我写这封信的，是两位主编的“编后小记”。她们的感慨和提出的问题，让我想到了《评论》的方向和未来。这些想法或许于你们有用，算作读者建议供编辑部参考。

感慨因问题而起：编学生刊物真不容易，“我们存在的意义又在哪里？”具体而言，则是八年前方流芳先生介绍《哈佛法律评论》时指出的，美国学生独立经营、学界普遍赞赏的法律评论，如果办在中国，恐怕绕不开两个障碍：“学术评价纳入行政渠道”的体制(例如“核心期刊”)和寄生其中的大大小小宗派山头或“门户承继”。“小记”说，后者的影响已在克服之中。通过自筹资金、双向匿名评审、平等对待来稿、编辑不获劳酬并且任职期间和离任两年内不得在《评论》发文等等，一套“过于严苛的编辑规则”，《评论》几经波折，活下来了。

但是，“核心期刊”或现行体制下的名分等级、作者作品待遇，这个“硬约束”仍是《评论》发展的最大障碍。

问题是，这两个障碍的克服其实是互相矛盾而不可兼得的。一九九八年《评论》草创之初，人们或许有理由相信，通过编辑和作者群的不懈努力，以高质量的论文和严格的编辑伦理，能够争取到行政权力的同情、认可，进而消除歧视。今天，在学术生产业已完全陷于行政规划(“工程”“项目”“基地”)，变成指令指标的交易以后，我们就不可再抱幻想了。在新世纪法治化的竞贿制“行政评级序列”中，在校学生是最无竞贿资源和意欲，故而也最无资格寻求行政部门和各个山头赏识的一群。而只要参与竞贿，或经济学家所谓“博弈”，《评论》就必须放弃自己的立身之本，背叛“过于严苛”的编辑伦理与学术理想。

《评论》怎么办？我想，干脆反其道而行之，跟“核心期刊”体制不接轨、不沾边，公开划清界限，办一份独立的“另类”的法学刊物。

当然，为了生存，《评论》还会继续发表那些“苍白了的思想、激情退却了的智慧”，为“规范化”的法学写作服务，为法律的新衣做脚注。但是，当法律在真实生活中大半沦为具文之时，法律评论(以及法学)在中国的成长，应该还有别样的思想智慧，超越美国模式的想象。因为，有些通行的规矩做法在大体廉洁自律的西方教育和学术环境里可以成立，在中国行不通；通了也得变样。

这意味着，《评论》除了履行一般学刊的责任，诸如训练学者、团结同道、增进学术，还要承担一项艰巨得多的任务：反抗现行评级体制，捍卫学术尊严。明确了这一方向，事情就好筹划，一点点做起来。比如在长篇论文、书评、案例之外增添一栏，专登短小精悍“不合时宜”的呐喊鼓吹之文。

由此出发，还有几处可以考虑改进：

卷末“北大讲坛”一栏，一两页足够了。外国教授专家来华讲演，作为学术动态报道一下，每则消息一段即可。例如这两期的讲演是关于欧美公司治理的，我看就无甚新意，发言提纲而已，不值得全文翻译刊出。

开卷“编者按语”罗嗦，应尽量简短，少作评价。因为作为编辑，公开场合只能说作者的好话(即在读者眼中有此嫌疑)；费劲去想些动听的词汇给他们戴高帽子，何必？不如谈谈专题的来历或组稿趣事，幽默两句；或者并入“编后小记”。“按语”的英译，错得不好意思读了，应去掉；不是双语刊物，突然插进几页英文，既不美观——西文版式包括字体笔画行距大有讲究，可以找几本不同时代出版的外国书来仔细比较一下——又浪费纸张。

说到版式设计，封面的盾形徽标不知哪儿抄来的，不伦不类。右上角一本书摊开写两个拉丁词“法/权”(lex/ius)，尤其不妥。《评论》植根北大，不是政府部门、维权组织。法律和权利，是法学院的学习和训练科目，学术批判的对象，不是大学教育和学术的宗旨。大概是模仿哈佛那个“三本书”校徽吧，可那三本书上写的是“真理”(veritas)。追求真理才是大学教育和学术的理想。基于同一理念，又如耶鲁的校训：“光明与真理”，语出《圣经》，原指大祭司圣衣胸袋里装着的求问神意的石阄(《出埃及记》28:30，旧译乌陵、土明)。于是忽发奇想，可否将徽标换成一颗图章，镌以“永不核心期刊”字样，印上封面，血红一片，做《评论》的申诉？

“除去德性，神不过是一空名”(三世纪罗马哲人Plotinus语)。《评论》也是如此，拿掉“严苛”的编辑伦理与执著的学术理想，一无所有。《评论》的名誉与尊严，便不在行政评级山头接纳，而在反抗者即各位同学的德性，对光明与真理的追求。顺颂

编祺

冯象

二〇〇五年六月二十二日，原载《北大法律评论》7:1 (2005)

刘擎：2005年西方知识界重要事件综述

作者按 在2005年即将结束之际，笔者应报刊邀请选出今年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界具有公共影响的事件进行回顾综述。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欧美知识界的报刊与互联网的报道与评论。由于笔者阅读与知识的局限，以下选择与述评远非全面与客观，仅供读者参考。

1. 萨特百年诞辰纪念

今年6月21日是让-保罗·萨特的百年诞辰，法国国立图书馆举办了大型纪念展览，欧美各地为此举行许多讨论会，出版了关于萨特的新书或是特辑，报刊媒体也纷纷发表文章，纪念这位20世纪影响卓著的哲学家、作家和公共知识分子。英国《独立报》称，萨特在去世25年之后迎来了影响力的“第二波”，因为他的著作与政治生涯对于当代仍然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他的思想也仍然会引发争论和新的理解。美国学术纪念讨论会的主席Scott Mclemee指出，如果萨特的思想遗产曾一度被视为因冷战而衰落，那么现在它显得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越来越相关。萨特的著作中对于系统性的暴力、寻求解放的斗争以及恐怖主义的论述现在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之中。当然，萨特的思想总是具有争议。美国著名作家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认为，萨特倡导的政治理想由于缺乏道德或宗教的指南而陷入了永无根基的虚无病症之中，最终将会走向危险的死胡同。《国际先驱者论坛报》的文章指出，法国在萨特去世之后出现了几位重要的思想家，似乎早已取代了萨特的地位，但今天人们仍然怀着极大的热忱纪念萨特，这是由于他的著作涉猎极为广泛的领域，今天的年轻人总是可以从中找到与自己相关的思想线索，而更为重要的是，萨特思想所处理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的生活是自己选择的结果，还是被我们不可控制的环境所决定的？这仍然是当代人类精神中一个最令人困扰却又是最富有感召力的问题。

冯象：监护人谁来监护

宽侄：

来信收到。感恩节来了小客人，热闹了几天。凯蒂也来了，她很喜欢你的礼物。说到纽约和哥大的“新鲜人”（一年级）生活，她是一百个“酷”（cool）。剧院、酒吧不用提了，连不坐地铁走一个钟头夜路回宿舍也叫“酷”（那省钱吃苦的精神我们大大表扬了一番）；还参加了模拟法庭辩论，案件请曼哈顿区法院的法官审理，下星期在耶鲁决赛。

链接的两篇报道看了。院士“炮轰”院士制度，表现了知识分子的良知。可见当初不搞文科院士是对的，否则光法学一门，就不知要招引多少依法治国的大员申请。名教授抄了“有政治问题”的作者而不注明出处，假若属实，当然是不对的。至于有人议论被抄作品是否曾遭查禁、“版权没收”，大概是看了《著作权法》第四条：“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不受本法保护。”这倒是一个西方学界和学生们一直感兴趣的问题，我研究过（《中国知识产权》英文第二版，页80以下）。简单说是这样的：

《著作权法》这条规定，当初国内外均有批评，认为不符合国际规范。其实《伯尔尼公约》是允许成员国必要时立法限制或禁止某些作品的传播的（第十七条）。不过，就人民法院发布的案例、司法学说和政策惯例看，“不受本法保护”的含义有严格限定，即：一作品被禁或限制传播（例如因政治错误，或法院认定侵犯了他人名誉权，判令收缴销毁），作者的著作权并未消灭，只是其中一部分财产权（出版权、展览权等）不得行使。该作品并不就此落入公有领域，不像过了保护期的作品（如鲁迅先生著作）或民间文艺作品（如民歌），他人可以自由使用。换言之，作者仍享有人身权（署名权、修改权等）和未被剥夺的财产权（如许可在香港或国外出版并获取报酬，这样的先例很多）。他人若引用、评论该作品，应按照学术规范或行业惯例注明出处，不得侵犯作者的人身权。若有人改换署名翻版赚钱，则作者得行使或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如此严格限定，看似与法条的字面意思矛盾，其实是有法理与政策依据的。首先，被禁作品（例如一本小说）中错误或侵权的文字段落之外，其余部分的“表达”并无违法。如果连合法文字也一块儿不受保护，让整部作品丧失著作权，落入公有领域，就有悖公平原则，还可能殃及公共利益和市场秩序，变相鼓励他人抄袭翻版或不正当竞争。这就是为什么法院和出版审查部门一般都会同意，删去错误或违法内容作为出版或继续传播的一项条件。

其次，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查禁是下策，且效果难以保证（毛主席时代除外）。被禁作品多数迟早会“恢复名誉”：或因社会道德多元化，原先视为“淫秽”的情节后来做了大众文艺的俗套；或因作者平反，作品由“毒草”变成“香花”；或因事过境迁，有关纠纷沉淀为历史，作者文字即使充满诽谤也无须国家制裁了。所以，为公平和法律的尊严计，这一条“不受本法保护”的规定，就只能做狭义的解释。

实际上，学术界屡屡发生抄袭造假，问题的要害不在法律如何规定，而在道德缺席。社会影响极恶劣的丑闻，所在单位都可以敷衍了事、绝少处罚，就不仅是腐败的个案了；是职业道德整个儿垮了，大学和研究所不必接受教育伦理、学术纪律的约束，少数人甚至享有体制上的豁免即造假牟利的特权。这意味着什么？将来，史家考证发掘我们这个时代，对“跑点”撒钱“包装院士”等等“世界一流”的创举，会怎么看？他们大概会说：

古人讲的没错。历史重演果然就如一出闹剧，生活模仿艺术！这浮躁、奢靡、自夸又健忘的部落，多像柏拉图描述的愚昧凶狂的雅典！看，这是他们的城邦遗址，这几堆锈铁玻璃渣，便是当年的摩天巨厦。那时节，真个“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专家们天天陪着领导起草法规，力求完整体现部落的“内在理性”（《理想国》590e）。这一条，“中小学教师严禁奸污猥亵女生”，是教育局颁布的教师准则；那一条，“男领导不准配备女秘书”，是反腐倡廉的得力措施，专门配合“报考公务员乳房要对称”的录用体检标准（“网友票选中国十大著名禁令”，星岛环球网2005.12.19）。不想竟应了那句老话，“法令滋彰，盗贼多有”，风气就乱了。比如，学校本是培育年轻人道德理想的园地，却纷纷合并扩招，抢着为官员企业家办班，说是打造“跨世纪人才”。而那些名为教授博导的，非但不能把道德信念转化为知识传授弟子，担起“城邦的脑袋”或监护人（fylakes）的重任，自己就带头腐败了。

当然，也有老实用功的学者。但因为他们不会造假，或者学苏格拉底把时间精力都放在教课上，只好把部落“科研成果”评估表格交了白卷。这些智者，眼看校园一步步陷入养鸡场式的管理，便明白了抗议也是徒劳（《理想国》496c以下）：如同一个人流落在野兽中间，他能靠谁主持正义？不肯同流合污，却又寡不敌众：只怕来不及为朋友和城邦做一件好事就倒霉完蛋了，对己对人又有什么益处！——大势如此，他们只好沉默，埋头做自己的学问，仿佛狂风暴雨里找个墙角躲着；在众人汹汹法纪倾圮之时，能够洁身自好、安度余生，也就心满意足了……

我想，将来人们凭吊我们的废墟，是要与另一座城邦——哲人的城邦对照的。那里，智者心中的道德或“义”（dikaiosyne），是他通过坚持美德，尽凡人之最大能力，变得像神一般而充满了“善”的自觉（613b）。那理想的城邦，便矗立在我们的废墟之上，是柏拉图为“诸神永不捐弃”的义人们设计的。

他的书的确耐读。读进生活的阅历，则越发隽永，令人深思。我第一次读《理想国》，是二十年前的一个暑假，Boylston楼古典语文系的小教室里，师生五六人，一道切磋语法修辞、哲理神话，胸中一片学园的晨曦。现在临睡前时而翻阅一两段对话，却仿佛听着身边长夜里的事了；而且每次，都惊讶于哲人对由理性而知识而善的不变的信心。

对了，宽宽，还有一件趣事。过节那天，凯蒂听我们聊国内的事儿，突然插一句，说愿为造假院士和博导“出庭辩护”，理由是：如果抄袭已成体制内的惯例，不受职业道德约束，为什么法律还要执行？若执行，谁来监督？当时大家笑了一通。但这话其实不无道理：学术规范基于职业道德，而道德的正义来自信念和习惯，所谓“美德只能由美德报偿”（罗马哲人塞内加语）——“外在的理性”即法律监督，是无论多么严密也不能保证教育者的德性的。

何况还有一个现实问题，借用讽刺诗人玉维纳（约60-136）的名句，“监护人又由谁来监护”（sed quis custodiet ipsos custodes）？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原载《南方周末》2006.1.5

柏拉图：《理想国》（Politeia）, Paul Shorey英译，哈佛/罗伯丛书，2003。

[本文收于《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

贺卫方 vs 我是谁：关于周叶中教授被控抄袭事件

贺卫方：《周叶中教授事件及其他》
我是谁：《为周叶中教授鸣不平——兼与贺卫方先生商榷》

贺卫方：周叶中教授事件及其他

一、小引

自从王天成先生揭露周叶中教授和戴激涛女士的著作《共和主义之宪政解读》涉嫌剽窃的文章发表以来，我个人一直关注网络以及平面媒体上的各种报道和评论。周教授担任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又是武汉大学学位委员会副主任，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还是最新一轮“十大中青年法学家”称号获得者，其著作出现这样的问题理应受到法学界的高度关注。我个人也曾与周教授有过几次会议上的交流，虽然谈不上熟悉，不过作为相识的同行，也不免有些特别的留意。为了了解一些情况，我甚至专门到书店买来了这本书，粗粗看过，觉得其中不只是王天成提出的引文应注不注的问题，其他涉及学术规范化的问题也不少。不过，尽管网络上热闹非凡，甚至有网友还鼓励我对此发言，但是我还是有些迟疑。主要的原因是我希望也相信周教授能够主动出面作出解释和道歉，这样就不仅解决了问题，而且也为学术界挽回了一点的损失。周教授在书的后记里表达了对于批评的欢迎态度，他说：

“由于水平所限，时间紧促，不当乃至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我们真诚地期待广大读者和专家们的批评和建议。因为我们坚信：没有大家的批评，我们就很难正确认识自己，也就不可能真正战胜自己，更不可能超越自己！”

这话说得多么响亮，甚至有些过分掷地有声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周教授仿佛是好龙叶公，当真的批评到来的时候，他却不愿意出面解释，也不道歉。不仅不解释不道歉，反而推卸责任。更有一些无从查考其身份的网友在网上对于揭露和批评者进行肆无忌惮的攻击和谩骂。周教授呢，在天涯社区的“关天茶舍”里用自己的真名登录，发了八个字的回应：“不予置评，清者自清。”这样的态度实在是强硬得很。我曾经在那个社区的“法律论坛”里回应网友时说：这起事件的事实已经相当清楚，还是表达了期盼周教授道歉的心情。不过，或许因为我以几乎属实名的“守门老鹤”（几个网站论坛上的网友都知道这是我）的表态引起了一位网名叫做 university 的人极度不满，在世纪沙龙的“世纪学堂”版上，他发出了一个呼吁我辞去《中外法学》主编职务的帖子，一方面对我攻击，另一方面也有转移网友视线的效果。更好笑的是，他居然指责我和杨支柱先生在策划这起事件。1这样毫无根据的说法以及若干id的胡搅蛮缠反而让我对于此事发表意见的想法变得更加坚定，就写了这篇评论，希望能以此就正于学界，当然也包括周叶中教授本人。

冯象：法学方法与法治的困境（中）——法学方法的一般要求

关于法学方法，国内学界已有不少著述，尤其解释学这一块。这儿我想换一角度，针对当前法律教育面临的深重危机，与同学们探讨几个问题。

刚才说到，法律就其正式的名分上的制度架构和术语学说而言，是一门西学，虽然它的日常运作和政策内容不免是本土的。这一套西方进口的知识与话语权，如何用来处理——不仅仅论说，还要解决或掩饰——中国的问题，便是新法治成败的关键。我在《政法笔记》里分析过新法治的一些基本策略及其工具主义原则。不幸的是，工具主义跟大学教育和学术的理想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教育产业化的政策不但助长了本已猖獗的腐败，还从根本上动摇了文革后重建的学位制度和大学的信誉。法律作为热门学科自然首当其冲。形势如此严峻（不用举例，诸位比我明白），我们对法律人的训练和成长能抱什么期待，对法学方法，又应怎样要求？

我想，至少有这么五点可以讨论：

让我从立法讲起。受过去欧陆“概念法学”和苏联教科书的影响，现时的法律教育大体是立法主导，以法条文字和文本分类来组织学理概念的。这一偏向容易使人忘记，法律从来不是学者头脑的产物，不是由书斋里构想的学说“进化”来的；而是通过一系列远非透明的政治程序，相关利益集团反复谈判交易妥协的结果。诚然，时而有少数学者应邀参与起草或提交修订意见，但那意见一旦进入官僚体系，给个什么待遇？至多被幕僚赏识了，当作一句建言吧。这在主事者眼里，按照官场的逻辑，实在是卑微而不足道的。由此可以得出两条结论：一、法律本身不可能提供解释法律现象的手段即法学方法。相反，法条相互冲突逻辑混乱乃是题中应有之意；法律即使在本本上也不会有完善的一天。二、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在不同场合对法律的规定总会有不同看法，法条的含义并无一种永持“中立”或“本质主义”的正确诠释（见桑斯坦，页8以下）。干部执法要考虑政策；法官司法须顾及民情；律师出于对客户的义务，只消不违反职业道德，就可以钻法条的漏洞；而学者的任务，则是追究这一切背后掩藏的问题和社会矛盾，并揭示其理论意义。社会批判和理论建构，便是我们法学方法的根基。这是第一要明确的。

第二，表面看来，现代法治的司法推理多取三段论的形式，实质上却是一路循环解释：即从法条中抽出原则和学说，再用该原则学说来分析法条的含义（例如若干要件）、论证其正确或错误的适用（对于剪裁了的案中事实而言）。司法推理其实是一种“非形式逻辑”的论辩推理（dialectical reasoning），是经常需要诉诸权威、经验、修辞乃至法槌法袍一类“人民民主专政”的象征，才能让人接受的。难怪在实证主义者看来，法律不是别的，就是“主权者的命令”。但是，以政法策略观之，这循环解释却是有特殊功用的。正因为“自说自话”，自有一套定分止争的术语学说，法律才可以抵挡一些政治因素的直接干预，维持“独立”地位，至少在纸面上。这一点，并不因大量法条变为具文而有所改变。

第三，有鉴于此，我们对法律在纸面上的“独立”，它的各色装扮即现代法治意识形态，应保持警觉和适当距离。否则就难以观察法律的全貌，清醒地做出判断、采取行动。换言之，我们在校期间学习的其实有两类知识：一类是教科书上用法条术语和学说搭造的知识，包括司法推理；另一类，是课堂外广阔的社会生活展现的与前者格格不入的经验，以及为揭露事物真相所需的怀疑、反思与批判能力。显然，这两类知识都是法律人应当掌握的。只不过，到目前为止，后一类知识还普遍不受重视。当然，这也是政法体制的一种设计。

所以第四，我希望同学们多做社会调查。我们念法律，接受学术训练，求职谋生学术兴趣之外，无非是为了处理人与人之间，公民、法人与政府机构之间的一些纠纷，包括国家法律所涵盖不了的一部分社会矛盾。多做社会调查，研究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有助于我们看清法律的全貌，培养独立思考的习惯。社会调查可以是一手的，也可以是二手或结合文本解读的，视问题类型、资金条件及对象范围而定。但无论取什么方式，必须注重事实和数据的收集、分析。这就有一个立场方法的问题。我举一个例子，清华大学王亚新教授关于民事诉讼改革的调查。

冯象：通天塔的教训

宽侄：

这两天事多，老在外面跑，没查电邮。昨天回来，遇上一列极隆重的送殡车队，几十辆警车闪着蓝灯护送。到家才晓得，是阵亡军人。小伙子原是中学足球队队长，品学兼优，接着考上西点军校，更是遐迩闻名。毕业后派驻阿富汗，不想就这么走了，才二十四岁。我们去到天主堂时，门前已排起悼念的长队，两周前这儿刚举行过反战烛光集会……

上一信谈及苏格拉底，很高兴你找到了中译本。关于智慧不可教，从前我念法学院的时候读过一件奇案“哥伦比亚大学诉雅各森”(148 A.2d 53, 1959)，印象深刻，可作补充：

五十年代初，哥大有个旷课缺考毕不了业的学生，拖欠了一千美元学费。校方屡次催款不果，就把他和父母(保证人)告了。不料被告竟反诉哥大，要求赔偿七千美元精神伤害及财产损失；指校方诈骗学费，谎称可传授智慧、真理和正义。证据包括招生简章、课程材料、校长演说中涉及“智慧”等语词的片段，以及哥大的拉丁文校训“藉你的光明我们看到光明”(In lumine tuo videbimus lumen，语出《诗篇》36:9)。一共五十条反诉理由，另呈一沓附件，乃是“智慧”等概念的古今权威定义，从《韦伯斯特大词典》到《圣经》、柏拉图、《论语》和《古兰经》。一审学生败诉，旋即上诉至高等法院。那高等法院上诉庭的法官颇有涵养，毫不见怪，作了篇精辟的判词，道：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和经典语录，本庭从头至尾“梳理”了，未见任何法理依据或适用先例。法律上所谓“诈骗”，其第一要件为“虚假陈述”；而违背常理的乖僻想法或强词夺理不等于事实，不能据以推论哥大对本校教育的宣传介绍为虚假陈述。何况“智慧”云云，说的是大学教育之理想，即众多学子希求达到，但人人懂得未必能企及的人生目标。遂驳回了上诉。

判词中“适用先例”一语，指英美法定案必须遵循的本院及上级法院的判例，或判例建立的法律原则或学说。遵循先例(在中国则是权力机关的立法和司法解释)，便是司法推理跟一般论述的不同之处。在形式上，可以说它更接近神学：两者都是从权威文本(经文、判例、法典)抽出原则来论证、辨析该文本的意义，这样一种无限循环的解释。当然，社会现实千变万化，司法如同解经，也可以旧瓶装新酒，随时“发现”或创制新的实质规范与学说。

这些道理你如果觉得有意思，我就扯远一点，讲个解经的故事。

有位律师朋友腻烦了办案子，他本是虔诚的性格，便考进耶鲁神学院准备当牧师了。听我聊起这“智慧案”，他大感兴趣。因为被告反诉的理由，说到底就是利用语词的歧义，正应了《创世记》里巴别塔的教训：宁录率民众造通天塔冒犯天庭，被耶和华扭了舌头。从此人类分出无数语言，动辄陷入无穷争辩。

可是，为什么人类就不能消除误解，重新统一语言呢？他提出这么个问题。问题背后，则是解经者的基本困境：经文载于人类的语言，而语言已被上帝搅乱，如何用乱了的语言诠释经文，恢复“本真”？无怪乎历代经师众说纷纭，穷根究底，乃至上溯太初，“大地无形一片混沌”之际——

上帝说：光！就有了光。

这是上帝的创世之言。然而，一如他称光为“昼”、称黑暗为“夜”，这创世之言并非人类可以摹仿的语言——按照经文，那时还没有人类和鱼虫鸟兽，连照耀大地划分昼夜的日月星辰也没有——而是上帝的大能、那变“无”为“有”的意志的展现。要等到耶和华抟泥造了亚当，世上才有了颂扬造物主、聆听上帝教导并给飞禽走兽起名的人，以及最早的语言。

对于古代以色列人来说，这伊甸园或天堂的古语便是希伯来语，因为毫无疑问，上帝之言首先是以《摩西五经》传世的。故而通天塔故事说的是异族蛮语的诞生，而非天堂语的失落。但是，基督教兴起后，希伯来语成了“旧约”和“旧教”(犹太教)的文字，问题就变得复杂了。博学的以西多主教(Isidorus Hispalensis, 570-636)认为，人类有三门神圣的语文：希伯来、希腊和拉丁。因为耶稣去骷髅地受难，背负的十字架上，他的称号是用这三种文字写的：“拿撒勒人耶稣，犹太人的王”(《约翰福音》19:20)。不过这些文字虽然神圣，却不是亚当的遗产。人祖口中的语言直接来自上帝，特征为音义名实或词与物的完美对应，亦即万物的本质(modi essendi)与能指(modi significandi)不分彼此的“本真”的合一(《词源》9:1)。

这学说在中世纪影响极大，如《神曲·天堂篇》二十六章，亚当的灵魂告诉访问天堂的但丁(1265-1321)：我说的语言，早在宁录之民妄图造塔之前就失传了。人的理性哪能持久，嗜好只会随天体变更；他说话吐音全凭习惯，仿佛树叶，一片掉落，又长一片。

倘若这样，语言混乱歧义百出便是人性的弱点所致，不全怪巴别塔了。巴别塔又意味着什么？多少学者为之皓首穷经矻矻终日。我最欣赏的，还是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教授一篇研究但丁的文章，称得上旧瓶装新酒的范例。

Serendipities: Language and Lunacy

但丁完成《神曲》之前，写过一部拉丁文名著《论俗语》。其中阐发的一个重要观点，据艾柯考证，是把具体场合交流思想的语言(ydioma)和生成言语的抽象规则(forma locutionis)作了区分(卷一章四)。前者在经文的记载，始于夏娃与蛇关于智慧之果的对话(《创世记》3:1以下；此前亚当给动物取名，在但丁看来不算交流思想)。后者才是上帝恩赐亚当的天堂语：一套完美的普世语法的深层结构与基本规则。于是，但丁巧遇“奇缘”(艾柯的书名)，成了现代语言学和乔姆斯基生成语法的先驱。并且一石二鸟，破了巴别塔/天堂语的困局：首先，希伯来语虽然是上帝之言的载体，但作为思想交流的日常工具，只能是亚当遵照天堂语或普世语法“双唇的创作”；作为上帝的安排而传世，则是为了将来救世主降临，有一门圣洁的语文可供他使用。其次可以推论，耶和华搅乱的不是亚当子裔的语言表达能力。人类在巴别塔失去的，是那套天堂语的生成法则。或者说，巴别塔之后，虽然族群间通过交流融合，仍能拆除一些语言藩篱，产生地域广大的“普通话”，但忘记了天堂法则的人类的语言从此就永远处在流变中了——除非时间终了，获救的灵魂重返天堂。

草草至此，约略勾画解经的路数，可能讲得深了一些。

至于巴别塔，学界通说原型为巴比伦的七阶庙塔(ziggurat)，高者可达九十米，供祭司“登天”参拜神明。有一座遗址在幼发拉底河下游的古城吾珥(‘ur，太阳升起之地)，即经文所载亚伯拉罕一族的故乡(《创世记》11:28)。那一带是人类文明与文字的摇篮，我们一直想去看看，可现在已是流血的战场、仇恨的温床了。

二〇〇五年九月，原载《南方周末》2005.12.15

艾柯：《奇缘》(Serendipities: Language and Lunacy)，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8。

[本文收于《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

读缪哲《北岛的“世界诗学”》有感

缪哲先生（和他的同学刘皓明）对我来说是那种“文不多见”但“逢文必读”的作者，因此当F老师在第一时间转来缪哲这篇《北岛的“世界诗学”》的时候，我真有些惊喜的感觉。文章的境界和妙处就不说了——说也说不到点子上，而且有自诩比作者高明之嫌；这里单从“挑刺”的角度谈几句不同意见。

对于北岛在《收获》杂志上连载的“世纪金链”专栏系列文章（即《时间的玫瑰》），我重读和初读的感觉有很大不同（感谢F老师的指教），这一体验使我想起了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的结尾讲的那个著名的比喻：登高之后必须把梯子扔掉，只有超越了梯子，才会正确地看待世界。（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只是残酷而已。）北岛的这本诗评自有其牵强、造作、自负、失控、虚假、错误等拙劣之处，但公道地说，它并不是糟糕到了一无是处的地步，对于不了解或者很少了解外国现代诗歌的中国读者来说，它至少还是一部“梯子”。这是我对北岛这本书的基本看法。

回到缪哲先生的这篇评论文章，我有如下几点读后感：

按我的理解，缪先生文章的主旨在于指出并批评“北岛的自负”，其主要理由大约是(1)北岛此书罗列欧美诗歌“以前的诸家汉译本，各摘其瑕疵；最后殿以自家的译稿，明其妙处”；(2)北岛“自称不通德文”，却“说里尔克不伟大”。对第一点理由的评论留待后面说。这第二条理由，依我看略有误解或者树靶子的嫌疑。我并不记得北岛曾说里尔克不伟大。（说一句或许离谱的话，即使我没读过北岛的那篇文章，我都不相信他会说这样的话。这并非因为我信任北岛的眼光，而是因为我不信任他的“勇气”。）固然，北岛在《里尔克：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的第一节里就说里尔克后期的两首长诗《杜伊诺哀歌》和《献给奥尔甫斯十四行》“被西方世界捧得太高了”，但在后文第十节他又“对开篇时对两首长诗的偏激做出[了]修正”。而且，不管怎么说，北岛这篇文章首句开宗明义而且贯穿全文的中心命题就是：里尔克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这立场和观点还不够明确吗？不知缪先生何来北岛说里尔克不伟大之断言。

第一点理由所述事实本是文学批评的常态，指出前人翻译的瑕疵并提出自己改进的译文，难说就是“自负”了，至少绿原的翻译不是不可批评的（如：秀陶《中国有人？中国无人！——绿原译〈里尔克诗选〉读后》），而且北岛对前辈翻译家的工作还是心存敬意的。对于诗歌翻译的批评与反批评应该就翻译和诗歌本身展开，仅用“自负”这样一个带有“诛心之论”意味的词语就把作者打发掉未免有点不“费厄泼赖”。而且缪先生这一批评的逻辑也大有问题：此文本是《时间的玫瑰》的书评，可大半篇幅抛开其所评之书，抬出美国汉学大儒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批评北岛写“世界诗”的旧文，将话题引向北岛本人的诗品和人品。北岛本人的诗品和人品当然是可以批评的，但这与北岛在其《时间的玫瑰》一书中讨论诗歌翻译以及这一讨论的水准高下并无直接关系。以“人评”代“书评”是有失厚道的。而缪先生自己也对拿人品问题来说事的做法表示了不以为然：就 Owen 的批评文章来说，为北岛辩护的读者并没有针对批评本身提出反驳，而是说 Owen怀有“白人的傲慢与偏见”。——这，可算是自相矛盾了吧？

然而矛盾还不止于此。缪先生说“我对诗是外行，……所以北岛指摘的，我懵然不知坏，北岛自负的，也愧不能赞一辞”，“里尔克伟大不伟大，我不清楚，因我不懂德文”，既然如此，何来此文呢？五十步笑百步的事情大概是常有的，可五十步笑五十步的事情却决不多见。

高鸿钧：法范式与合法性：哈贝马斯法现代性理论评析

德国学者哈贝马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传人，被认为是20世纪后期西方社会理论最有建树的学者之一。他通过对马克思、韦伯、涂尔干、帕森斯、卢曼、米德以及法兰克福学派各种学说的阐释与分析、整合与扬弃，创立了颇具影响的沟通行为理论（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本文无意对哈氏的庞大理论体系、复杂的论证过程以及具体的学术观点全面评说，仅对其中有关现代性与现代法范式的观点予以概要考察和简略评析。

一、现代社会的法律及其危机

论及法现代性问题，我们不能不首先提到韦伯。韦伯是稍晚于马克思的另一位德国学人，作为颇有建树的社会问题“诊断学家”[1]和社会学的“开山鼻祖”[2]，他以一种“学术的凝重”与“浪漫的激情”[3]，以“先知”般的救世使命感，在经历了“精神崩溃”[4]的痛苦心路历程之后，他运用了独特的类型学，对以西方为典型的现代社会进行了总体性研究，剖析了现代社会结构、关系和价值取向，并指出了现代社会存在的基本样态和发展路径。韦伯的社会理论涉及了法现代性的重大问题，其中对现代法治命运的诊断和分析尤其令人深思。[5]

首先，韦伯以一种“价值无涉”（value free）的姿态，从考察人的行为及其赋予该行为以某种主观意义的动机入手，将人的行为分为四类：一是旨在实现合理功利预期的目的理性（purpose rational）行为；二是以某种信念和价值为依归而无实用目的的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行为；三是由感情与激情所决定的情感行为；四是由根深蒂固的传统所支配的传统行为。[6]与这四类社会行为相对应，他提出了四种合法性秩序：一是法律型；二是价值型；三是情感型；四是传统型。他认为，法律型行为的合法性或者基于相关人们的自愿协议；或者基于合法权威的强制。[7]在经验的基础上，他提炼出了三种合法性权威类型：一是基于“一向如此”惯性的传统型权威；二是以个人的“神性”与人格魅力为基础的“克里斯玛”（charisma）型权威；三是依据民主程序制定的规则而行使职权的法律型权威。[8]在他看来，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中，人们行为选择的倾向发生了转变：计较功利的目的理性行为取代了其他三种行为，成为主导行为模式。与此同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也从其他型式转向了法律型。在他看来，现代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放逐神圣的“除魔”过程，是排除情感的非人格（impersonal）化过程，是驱逐内在价值张扬形式理性的过程，也是从神治、人治、德治转向法治的过程。

其次，就研究法律的路径而言，虽然马克思和韦伯都受过正规的法律教育，但马克思后来

闲谈几句《读书》杂志的漫画

1. 那位因犯错误而离职的前任三联书店老板汪季贤先生作风其实很“民主”，你看，就在他还担任“总编辑”的2004年第5期《读书》杂志上就刊有一篇丁聪讽刺他的漫画：《猴年惊蛰节闻雷声》。糊涂到这般地步的领导也有其可爱之处。

2. 我很喜欢丁聪先生的漫画，还曾经买过他的好几本漫画集。他也是《读书》杂志创刊至今惟一出满全勤的作者：每一期上都有他的漫画。不过人不能和自然规律斗，年龄是不饶人的。明显可以看出来，近来他老人家画画明显力不从心了：立意和构思不说，单看那笔触和线条，就已经越来越粗糙了。到最新一期（第11期）的那副庆祝“神六”上天的《里程碑》，几近“惨不忍睹”。祝愿丁聪先生健康长寿。

3. 当初赵汀阳先生在《读书》上发表哲学漫画我就感觉很奇怪，没想到他后来竟和丁聪一样，成了该刊专栏漫画家。赵先生的画我是绝对不敢恭维的。在我看来那些东西既不漫画，也不哲学。用漫画来搞哲学，就算搞得好，还能好到哪里去！？我只是纳闷赵先生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勇气把他画的那些东西公之于众呢，而且还是一篇接一篇地？难道是主编喜欢？

冯象：疯癫是宙斯的长女

宽侄：

节日快乐！昨晚你们打电话来时我正在译经，抱歉未能多聊。

所说王斌余案，网上看过报道。包工头欺压民工克扣工钱，这年头怕是经济发展的“正常秩序”了。不料“布衣之怒”“血流五步”闹出四条人命，舆论同情都在民工一边，一直为经济“护航”的法律就很尴尬：有什么办法可以不判死刑？如你问的。

案情细节我不了解，不说判决吧。拿美国为例，与你谈谈另一种可能。此案如果发生在美国，我想有经验的律师一定不会忽视以“精神失常”为由做无罪辩护：行为人（民工）是否深受刺激而一时错乱（如产生幻觉），不能辨认或控制自己的行为？事后清醒、投案自首并不妨碍无罪辩护。但在中国，就人民法院发布的案例看，似乎很强调行为人的精神病史，而病史病情和责任能力等事项的鉴定须由省级政府指定的医院来做（《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条）。这就比美国限制得紧，大体排除了基于极度愤怒、紧张或一时幻觉所致“责任能力减弱”（diminished capacity）的抗辩。

英美法是“对抗式”诉讼，精神失常的刑事举证责任和证明标准不同于中国。美国原先（1984年改革前）由控方或检察官承担举证责任，证明标准高于民事诉讼，叫作“超出合理怀疑” （beyond reasonable doubt），即必须排除陪审团对行为人作案期间的认知判断和责任能力的任何合理怀疑，而非仅仅证明无精神病史或病症轻微。后来里根总统遇刺，凶手以精神失常脱罪，舆论大哗。国会遂立法改革诉讼程序，变成被告人举证，标准为“清楚及令人信服”（clear and convincing）。同时，法院判例对《联邦证据规则》关于科技文献和专家证人资格的解释也松动了，不再要求“普遍接受”或业内公认。不过据统计，改革以来，精神失常抗辩的成功率（其实向来不高）未见明显变化。也许陪审团并不如媒体宣传、立法者想象的那么情绪化，易受律师和专家意见摆布（罗宾逊，页 189）。

一般认为，精神失常抗辩的发达，与现代西方社会对人性的看法，以及医学和行为科学尤其精神病学、心理分析的进步有关。但心理分析是一充满争议的领域，业内关于行为人辨认是非等责任能力的检测，至今仍无统一标准；病理分类与行业术语，更与基础科学如生物化学和神经医学格格不入。大概因为难以验证，诉讼中的专家证明就常是循环解释的，即以犯罪行为为据，分析鉴定行为人的病症和精神状态，转而以病症为由主张无罪或减免责任（同上，页 205）。结果形成这样一种局面，犯罪行为越是凶残恶劣、不合常理，行为人越是可能开脱罪责。所以我总觉得，精神失常抗辩的证明过程如此混乱且逻辑不通，应该有深一层的历史原因；究其制度根源，则是法律程序与社会正义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这话听来抽象，我换一角度，说个古代的故事你就明白了。《水浒传》二十七回，武松替哥哥报仇，杀了潘金莲和西门庆，然后到官府自首。知县如何办案？他一点不尴尬，不像审判王斌余的法院；他“念武松是个义气烈汉”，一心要周全打虎英雄，遂将供状重新做过，称：有嫂不容武松祭献亡兄武大，因而相争，奸夫介入，斗殴身死云云。阳谷县的“上户之家”也不乏“仗义之人”，纷纷资助武松银两，送他酒肉。解到东平府发落，府尹亦哀怜好汉，一面“差人看觑他，因此节级牢子都不要他一文钱”，一面把“卷宗”改得轻了；“却使个心腹人，赍了一封紧要密书，星夜投京师来替他干办”，活动省院。终于“朝廷明降”：脊杖四十，刺配孟州，脱了死罪。

你看，宽宽，传统法制因为相对松弛，尊奉人伦道德，这时反而能避免难堪；又因袒护“义气烈汉”，让百姓敬重，而实际上巩固了皇权。可是，现代化的形式平等的法治没有这个便利。法律的学说和实践都以个人主义抽象价值为基础，不允许法官认真运用良知、坚持道德选择。司法判决就只好另谋出路来表达“正义”，替法律维持“凝聚力”，即鼓励公民守法。就此困境观之，现代法治借助心理分析与精神失常抗辩，另辟一无边无沿的“科学”领域，变“布衣之怒”为疯癫，将同情心、道德感和失控的狂怒、幻觉一块儿隔离接受治疗：看似跟《水浒传》里“仗义之人”的动机手段不同——一举道义，一任“科学”——制度上的功效却是一样的，都是在需要时出手帮法律一把，遮掩其与正义的距离。

说起疯癫，最近我读了一本书蛮有意思，作者是纽约城市大学的古典语文教授，荷马史诗专家。荷马时代已有疯癫无咎的“案例” 了。《伊利亚记》开篇一个“怒”字（menis），全诗15600多行，一事接一事，皆是英雄阿喀琉斯那一怒——因为联军统帅阿伽门农抢了他的女奴——的可怕后果（拜依，页113）。末了，英雄接受母亲劝告，当众宣布息怒，与统帅和解。阿伽门农不好意思了，起身回答，却给出一个免责的理由（19: 86以下）：其实那不是我的错，是宙斯、命运和黑暗中游荡的复仇女神，他们把我的心“迷惑”了（ate）。所以跟首领们议事那天，我才会扣下该属阿喀琉斯的“奖品”（指女奴）。可我有什么办法？万事出于神意呀！“疯癫”（ate）是宙斯的长女，她让人头脑发昏（aatai），看不见毁灭！她脚步轻轻，不着大地，踩着人的脑袋就把祸害带来，叫他们一个个掉进圈套！

无独有偶，倾城倾国的海伦也是这个说法。《奥德修记》卷四，回到丈夫身边的海伦出场，回忆希腊人用木马计破特洛伊城，说自己看着他们烧杀掳掠，心中充满思乡之情。接着话锋一转，为当初与特洛伊王子私奔，引发战争辩解道：抛下家园、孩儿、婚床和“智慧容貌一样不缺”的丈夫，真正的原因，是爱神令我“发疯”（ate，4：261）——被宙斯的长女夺了理智！那丈夫也是个英雄，忙安慰道：夫人，你说得一点不错！表示承认疯癫为事实，不追究私奔叛逆之罪了。

在希腊人看来，疯人无罪，是因为他们失去了理智，如同鸟兽鱼虫“相互吞食，不知正义”（赫西俄德：《农作与时日》277）。仿佛流放于城邦之外，他们“无族、无法、无灶”（《伊利亚记》9：63），故不必承担公民义务，常人的是非之辨与惩戒对于他们也就不适用了。荷马史诗是“希腊人的圣经”，公民行为规范的指南。其中的故事教训，包括疯癫免责的道理，经过世世代代记诵讲习，按照“崇古为法”（archaios aristos）的原则，是可作解决纠纷和判案的惯例依据的。

那么，疯癫在西方历史上是否就无罪了呢？这问题复杂了，描个轮廓，大致是这样的：

进入基督教时代，圣人解经强调罪罚救赎和忏悔之功，将人的罪行分了两类：冒犯上帝之法的叫peccatum，源于亚当夏娃偷食禁果的原罪；违反君主之法的称maleficium，就是各国法律规定的罪过。避开后者，为守法臣民；克服前者，才是基督徒灵魂获救的条件，系于每日每时的道德选择。根据教会的学说，这道德选择的自由意志，是上帝不容魔鬼篡夺的，否则忏悔便失去了意义。所以，渐渐地，疯癫也分出各种类型，有感染疾病的，也有道德堕落的，即与巫术、异端一样，发疯是行为人自愿同魔鬼缔约而背教的恶果，罪当烧死。但是，人们不久就发现了一个难题：撒旦除了传授巫术蛊惑教民（因此神判有时对女巫无效，她们不怕烙铁烫手），还专找无辜者附体，叫他产生幻觉，为的是让驱魔的神甫出丑蒙羞。这就需要请精通心灵意识的神学家来审讯疑犯，循蛛丝马迹揭露他心里的 “魔鬼之约”，防止“撒旦的先知”化作蛇、蛙或老鼠逃匿。

于是就有了最初的专家鉴定和心理分析。又过了很久，在烧死无数女巫、囚禁无数疯子以后，精神失常抗辩才悄悄进入了法律程序。当然，从那大写的理性的时代开始，宙斯的长女又换了新的名字。

二〇〇五年十月，原载《南方周末》，2005.11.17

[本文收于《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

冯象：见不到起舞的苏格拉底

宽侄：

刚开学，就要上补习班？我们出国久了，你讲的“应试教育”的种种，听来都很新鲜呢。美国学生的考试和竞争压力也不小，尤其那些想上法学院、医学院的，给他一个“A-”都会来办公室抱怨；“B+”就仿佛不及格，要去看心理医生了。此外，高中阶段，华人孩子常在学校课程之外加考一些叫作 Advanced Placement 的大学课程，学习很紧。移民家庭底子薄，资源少，孩子缺乏哈佛招生办宣传的那种表现社会关怀、领导才干的“课外活动”机会，只好凭考分硬拼了。

国内大学真够乱的（报道你看了吧），居然培训认证风水师，美其名曰“建筑风水文化执行官”，令人绝倒。乍一看，像是教授跟风水师抢饭碗，还请来“美国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大学终身教授”讲课助阵：如今风水也是洋人的正宗。可是看看培训班的课表，“周易”“古天文学”“建筑风水与环境”，全是花架子；虽然也贴几个“八宅命理三合飞星”的签儿，比起江湖上的身手，还是小巫见大巫了。应该倒过来，请风水师给教授们办班才对。

冯象：圣经里有没有密码

宽侄：

上星期忙，复信迟了。《达芬奇密码》有什么漏洞，我得听你讲呢。我好几年没看闲书了。美国的排行榜消息，国内媒体和读者比我们灵通；生活在这儿反而对流行品牌不太敏感。刚来美国时，我的老师波士夫人让她家老三来看我，约了在哈佛广场碰面——这“广场”（square）实际应译作“街口”才对——老三说：你看，这是地球上语言最多最密集的一个角落，什么国家的人都有！我四下望去，可不，再时髦奇特的人物、产品，来到这儿也就普普通通不抢眼了。

倒是另外一本“密码”，也是压垮排行榜的，可以跟你聊聊，叫作《圣经密码》。作者是个记者，报道的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大新闻”：以色列学者证明，希伯来语《圣经》里有“藏了三千年的密码”，乃是关于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灾变事件人物，包括世界大战、纳粹屠犹、广岛原子弹、恐怖分子袭击等等的确切信息，即预言。

记者说，这“密码”最先是一位布拉格的犹太拉比（教士）注意到的，他发现《创世记》开篇每隔五十个字母取一字母，连读便是 torah，摩西所传上帝之“法”。而且这“法”字还以同样方式出现在《出埃及记》、《民数记》和《申命记》中。这一发现引起了从俄国移民以色列的 Eliyahu Rips 博士的兴趣，他和朋友一起编了电脑程序，用三十二位历史上有名的拉比的名字和生卒日期来验证，结果百分之百成功，拉比们的生平“密码”全在经文里！请哈佛、耶鲁和希伯来大学的数学家鉴定，都认为不是巧合。有一名美国国安局退休密码专家还重新设计程序，输入拉比们的生卒地，也证实无误。于是Rips他们把这项成果写成论文，发表在双向匿名审稿的美国学刊《统计科学》（9:3/1994）。

Rips的方法并不复杂：先将经文剔除现代标点、音符和词语间隔，得到一串304,805个希伯来字母的序列。输入电脑，自动排成一个个矩阵（matrix），用以检索两条或多条字母组合（即词语）是否相交、相连或相邻。字母组合无阅读方向限制，只需呈“等距字母序列”（equidistant letter sequences）即可。例如，以色列前总理拉宾的名字yzhq rbyn八个字母（读作：yizhaq rabin），仅出现一次，在64 x 4772字母的矩阵中。与之相交有一字母组合：rwzh‘shryrzh，可读作“将要行刺的凶手”（rozeh ‘asher yirzah，语出《申命记》4:42）。两条“密码”合起来便是预言：“拉宾/将遭凶手暗杀”。记者声称，发现这一凶信后曾托友人转告拉宾，但未获重视。次年（一九九五）十一月四日，一极右分子从背后向总理开枪，预言兑现。

此书面世即全球热销，媒体酷评如潮——其实噱头很简单。原来，希伯来字母只有辅音和半元音，在矩阵中形成无数等距组合，读法（加入元音、划分词语）便十分灵活。换言之，任何长达三十万字母的序列，“密码”都不会少。后来上网一查，果然。有人用《战争与和平》的希伯来语译本依样画葫芦检索，也有不俗的发现，包括连希伯来语经文都告阙如的“基督密码”：“人子/拿撒勒人”（bar ‘enash/hannazari，《新约》中耶稣的称号）。好笑的是，用美国小说《白鲸》检索，成绩亦不让《圣经》，甚至预告了记者先生将因亵渎上帝之法在开罗或雅典被刺！若以《摩西五经》与《白鲸》对查，则《五经》透露“白鲸/内有密码”（mwby dyq/ysh qwd b）；而《白鲸》却显示“五经/内无密码”（torah/no code in）和“圣经/无密码”（the bible/no codes）。

不过，宽宽，我今天想到同你讨论的，是畅销书背后的一个问题。记者在前言里声明自己不是教徒，只信数学原理；仿佛《圣经》中许多常人忽略的教导和启示，所谓“密码”，是要通过统计方法或检索“非偶然巧合”的等距字母组合才能显示的。看似科学，却是迎合这个世俗化时代的大众趣味和消费习惯。

经文充满奥秘，本是古人的通说。只是古人不必抛开信仰而诉诸电脑程序、科学实验来获取经文的教导，寻求上帝对当前或未来事件的启示。相反，信仰是认真领会启示的必要条件。所以即便奥秘得之于巧合，也是神意的表现：耶和华之道对于特定个人和群体的眷顾，总是寓偶然于必然的。恰如圣保罗所言：经文虽然说的是摩西和以色列人的事，实际上一字一句都是“专为儆戒我们而写的”（《哥林多前书》10:11）。故奥秘即安排，巧合乃教训，只待生活在“末世”的人们去发现、遵循。

这话也许不太好懂，可以圣奥古斯丁（354-430）《忏悔录》卷八“皈依”一段说明。

奥古斯丁三十岁那年，到米兰宫廷教授修辞学；事业蒸蒸日上，母亲为他选了一位十岁富家嗣女订婚（当时女子满十二岁可出阁）。可是奥古斯丁想献身教会，放弃教职与婚姻情欲。犹豫了好久，非常矛盾。一天，心里又自责起来，恍恍惚惚走进园子，仆倒在无花果树下大哭：还要等多久，明天、明天才到尽头？为什么不能现在？

突然，隔壁人家传来一个稚气的声音，像是儿童歌唱：拿起来读，拿起来读！他吃了一惊，心说，这是什么游戏儿歌，怎么没听见过？脑海里却闪现一幕圣安东尼（250-356）的故事：圣人偶入教堂，正逢人念：“去，变卖你的家产，分给穷人，你就有财宝在天国；然后再来跟从我”（《马太福音》19:21）。忽觉得耶稣这话就是对自己说的，遂散尽家产，隐居修道，皈依了圣言。想到这儿，奥古斯丁猛然醒悟：那儿歌是上帝的指示！忙止住眼泪，起身去把福音书拿来，急急翻开，映入眼帘的是这一句：

“不可荒宴醉酒，不可沉迷淫乐，不可争风嫉妒；相反，应穿上（induite，比喻受洗）主耶稣基督，拒绝依从肉体、堕入欲壑”（《罗马书》13:13以下）。

他只感到一片光辉照进心底，犹疑不决的黑影消散了。

《圣经》里有没有密码呢？按照圣奥古斯丁的见证，应该是有的。只不过，那密码，或诫命教导和预言的启示，不在等距字母序列的电脑矩阵，而是明明白白写在经文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每一页——每一次捧起、翻开、诵读之中。

二〇〇五年五月，原载《南方周末》2005.10.27

  • Michael Drosnin：《圣经密码》（The Bible Code）, Touchstone, 1998。

[本文收于《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

高鸿钧：中国文化复兴宣言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中国的长城；
用我们的文化，铸成华夏的灵魂。

“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中国在对面不见人形的浓雾中，在万象蜷伏的严寒中：没有光，也没有热。为着寻觅光与热，中国人正在苦闷，正在摸索，正在挣扎。有的虽拼命钻进古人的坟墓，想向骷髅分一点余光，乞一点余热；有的抱着欧美传教师的脚，希望传教师放下一根超度众生的绳，把他们吊上光明温暖的天堂。但骷髅是把他们从黑暗的边缘带到黑暗的深渊，从萧瑟的晚秋导入凛冽的寒冬；传教师是把他们悬在半空中，使他们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虚无境界中漂泊流浪，憧憬摸索，结果是同一的失望。”这是七十年前“十教授”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中一段述说，也是当时国人精神状况的写照！一九五八年“四学者”发表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二〇〇四年，“七十名人”又发表了《甲申文化宣言》。

这些“宣言”或慷慨激昂，或如泣如诉，或语重心长，或据理抗争，然而，言者谆谆，听者邈邈。其中缘由自然有情境的局限，但其本身的弱点亦难辞其咎。“三五”宣言不过是空泛乏力的笼统表态；“五八”宣言多是曲高和寡的哲学论辩；“零四”宣言无非是不疼不痒的官样声明。它们或轻描淡写，言不及义，或言之无文，意犹未尽，或艰涩难读，玄奥费解。时至今日，上述宣言所担忧的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兹不揣冒昧，草此谏言，愿共商于同道，就教于天下。

ASME 评出40年来40佳杂志封面

美国杂志编辑协会（ASME）的52位资深编辑在136种杂志过去40年中的444个候选封面中评出40个最佳封面，依名次排列如下（点击小图看大图）：

Rolling Stone#1 Rolling Stone (January 22, 1981)
Rolling Stone’s cover of John Lennon and Yoko Ono was named the top magazine cover to appear since 1965. The image was photographed by renowned celebrity portraitist Annie Leibovitz mere hours before Lennon was shot on December 8, 1980. The photo was eventually used on the cover of Rolling Stone’s tribute issue to Lennon on January 22, 1981.
Vanity Fair#2 Vanity Fair (August 1991)
Vanity Fair’s provocative cover shot of the naked and hugely pregnant Demi Moore (also shot by Annie Leibovitz) projected the actress to even greater heights after the huge success of the movie Ghost the previous year. The cover helped firmly establish Moore as a member of Hollywood’s A-List at the time.
Esquire#3 Esquire (April 1968)
The controversial April 1968 cover depicting Muhammad Ali impaled by six arrows appeared on the heels of his refusal to be inducted into the U.S. Army because of his religious beliefs. (Ali, convicted violating the Selective Service Act, was barred from the ring and stripped of his title.) The cover, the second of three Esquire covers defending Ali, shows the boxer martyred as St. Sebastian, a patron saint of athletes and one who was shot with arrows for his steadfast religious beliefs. This was one of the covers designed by George Lois, Esquire’s Art Director during the 1960s.
The New Yorker#4 The New Yorker (March 29, 1976)
Saul Steinberg’s March 29, 1976 The New Yorker cover, “View of the World from 9th Avenue,” has come to represent Manhattan’s telescoped perception of the country beyond the Hudson River. The cartoon showed the supposed limited mental geography of Manhattanites.
Esquire#5 Esquire (May 1969)
One of the most iconic of Art Director George Lois’s creations, the May 1969 cover of Esquire juxtaposed the celebration of pop culture while deconstructing celebrity. The image of a drowning Andy Warhol was a friendly spoof of the artist’s famous Campbell Soup artwork, a pervading symbol of the Pop Art movement.
The New Yorker#6 The New Yorker (September 24, 2001)
New Yorker Covers Editor Fran?oise Mouly repositioned Art Spiegelman’s silhouettes, inspired by Ad Reinhardt’s black-on-black paintings, so that the north tower’s antenna breaks the “W” of the magazine’s logo. Spiegelman wanted to see the emptiness, and find the awful/awe-filled image of all that disappeared the on 9/11. The silhouetted Twin Towers were printed in a fifth, black ink, on a field of black made up of the standard four color printing inks. An overprinted clear varnish helps create the ghost images that linger, insisting on their presence through the blackness.
National Lampoon#7 National Lampoon (January 1973)
National Lampoon quickly grew in both popularity in 1970s, when it regularly skewered pop culture, counterculture and politics with recklessness and gleeful bad taste. The notorious January 1973 shot of a human hand holding a revolver to the head of a docile-looking dog, who suspiciously eyes the firearm with a sideways glance, was photographed by Ronald G. Harris and is the magazine’s most memorable cover.
Esquire#8 Esquire (October 1966)
This cover story by legendary writer John Sack helped change public perception of the Vietnam War and was a landmark in the history of New Journalism. Early in 1966, when America had little more than 100,000 troops in Vietnam, Sacks became Esquire‘s war correspondent in Vietnam. At 33,000 words, the resulting article was and still is the longest ever published in Esquire. The all-black cover with the white inscription, “Oh My God—We hit a little girl,” became the cover to reflect the story.
Harper’s Bazaar#9 Harper’s Bazaar (September 1992)
Harper’s Bazaar, which debuted in 1867 as America’s first fashion magazine, celebrated its 125th anniversary in 1992, and the September 1992 issue under legendary Editor-in-Chief Liz Tilberis’s direction heralded one of the most dramatic magazine reinventions in history. Tilberis helped transform the magazine from an “also-ran” fashion magazine into the one of the most cutting-edge and experimental of the big fashion glossies—illustrated by the creative typeface and avant-garde image of Linda Evangelista on the September cover.
National Geographic#10 National Geographic (June 1985)
Photographer Steve McCurry immortalized the haunted eyes of a 12-year-old refugee in a camp on the Afghanistan-Pakistan border. Soviet helicopters destroyed her village and family, forcing her to make a two-week trek out of the perilous mountains of Afghanistan. The photo became a National Geographic icon after it was published on the cover in June 1985. Since then, this raw, untouched image has been used on rugs and tattoos, making it one of the most widely reproduced photos in the world.
LIFE#11 LIFE (April 30, 1965)
The fetus became widely recognized after LIFE published Linnart Nilsson’s photograph of an 18-week-old fetus inside the womb on its April 30, 1965 cover. Swedish photographer Nilsson used an endoscope with an electronic flash to capture both the cover picture and pictures appearing inside the magazine to chronicle the beginning of human life. These pictures are part of Nilsson’s book, A Child is Born, which sold eight million copies in the first four days after publication.
TIME#12 TIME (April 8, 1966)
The question “Is God Dead?” appeared on the cover of TIME in red letters against a black backdrop, and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the magazine used a type only cover. The article, written by the editors and entitled “Toward a Hidden God,” included the opinions of Christian theologians Gabriel Vahanian, Paul van Buren, William Hamilton, Thomas J. Altizer, and the Rabbi Richard Rubenstein. They believed the “death of God” had come since God was no longer visible in public life and religion was dead. This article received much backlash from readers, but the radical movement died out by the end of the decade. This is one of two “type only” covers in the Top 40.
LIFE#13 LIFE Special Edition (1969)
This LIFE special edition “To the Moon and Back” chronicles the first moon landing, brought about by the courage of the Apollo 11 astronauts and the thousands of people who supported their mission. On the cover is a picture of Buzz Aldrin, taken by fellow astronaut Neil Armstrong. Along with color photographs of this historic walk on the moon, there are biographical sketches of Neil Armstrong, Edwin Aldrin and Michael Collins. There is also a history of manned space exploration from the first single orbit around the earth orbit to the launch of Apollo 11.
The New Yorker#14 The New Yorker (December 10, 2001)
This New Yorker cover by Maira Kalman and Rich Meyerowitz features a map of “New Yorkistan” where the city is divided into Middle Eastern names. The pastel map pastel map showed a flat, bird’s-eye view of New York City drawn in pen and wash. It echoed Saul Steinberg’s map “View of the World from 9th Avenue,” published on the cover of The New Yorker on March 29, 1976 (ranking no. 4 on this Top 40 list).
Harper’s Bazaar#15 Harper’s Bazaar (April 1965)
This cover of Harper’s Bazaar is a photograph of model Jean Shrimpton by photographer Richard Avedon. The cover of Shrimpton peering from behind a bright pink Day-Glo space helmet was designed by Art Directors Ruth Ansel and Bea Feitler. This photograph, with the Harper’s Bazaar logo vibrating against it in acid green has been often reproduced as an emblem of the sixties.
The Economist#16 The Economist (September 10-16, 1994)
This controversial cover of The Economist portrays “The Trouble with Mergers” by showing an illustration of two camels mating. The London-based magazine published the cover in the North American edition, but not in the European edition. Reaction to this cover was mixed, with some readers disgusted and others highly amused.
TIME# 17 TIME (June 21, 1968)
Roy Lichtenstein’s drawing of “The Gun in America” was the cover of the June 21, 1968 issue of TIME. Soon after the assassinations of Martin Luther King Jr. and Robert Kennedy, pop artist Lichtenstein aimed a smoking gun at readers to emphasize the urgency for gun legislation. Before the end of the year, Congress passed the Gun Control Act of 1968 that banned most interstate sales, licensed most gun dealers and barred felons, minors and the mentally ill from owning guns.
ESPN the Magazine#18 ESPN the Magazine (June 29, 1998)
This ESPN the Magazine cover portrays Michael Jordan jumping against an all-white background in his Chicago Bulls uniform. Two weeks after winning his sixth title with the Bulls, the corresponding article speculates whether or not Jordan will retire from basketball. Jordan retired on January 13, 1999, but two years later signed a deal to play for the Washington Wizards. On April 16, 2003, Jordan played his last game and announced his final retirement.
Esquire#19 Esquire (December 2000)
Bill Clinton’s appearance on Esquire’s cover at the tail end of his administration provoked ire from both sides of the political spectrum. Accompanying an extensive profile of the President in his waning weeks in office, Platon’s cover shot (the result of an 8-minute session in a cramped hotel bedroom in Princeton, NJ) was intended to evoke the Lincoln Memorial. Instead it came to be seen as fraught with sexual significance following the scandal with White House intern Monica Lewinsky.
Blue#20 Blue (October 1997)
A man diving appears on the premiere October 1997 issue of Blue. Art Director David Carson, known for his innovative typography and photography designed the cover. Editor Amy Schrier launched the first adventure lifestyle magazine, covering outdoor recreation, action sport and adventure travel for men and women. The magazine also explored the diverse cultures of the world and took a look at their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concerns.
LIFE#21 LIFE (November 26, 1965)
“The Blunt Reality of War in Vietnam” appears on the November 26, 1965 cover of LIFE. Paul Schutzer’s photograph of a Vietcong prisoner with his eyes and mouth taped shut captured the tumultuous war. Schutzer was one of LIFE’s best photographers, but was killed on assignment while covering the Six-Day War in 1967.
George#22 George (Oct/Nov 1995)
The premiere issue of George featured supermodel Cindy Crawford on the cover dressed as George Washington. George was founded by John F. Kennedy Jr. and covered politics, current events, pop culture and celebrity news. In 1999, Kennedy was killed in a plane crash and consequently, George folded in March 2001.
The Nation#23 The Nation (November 13, 2000)
This cover of The Nation features artwork by Brian Stauffer that depicts George Bush as Alfred E. Newman. The Nation compared Bush to Alfred E. Newman, the fictional mascot of the magazine Mad, complete with a button that reads, “What, me worry?”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was held on November 7, 2000, and when this issue of the magazine was released, the winner of the election was still unclear. The issue discusses what would happen to the country and the world if Bush became president, and in fact Bush was declared the winner of the election the next month.
Interview#24 Interview (December 1972)
This cover of Interview was designed by Richard Bernstein and features Andy Warhol photographing model Grace Jones for the December 1972 issue. Warhol founded the magazine in 1969 and featured unedited interviews with celebrities along with photographs and striking ads.
TIME#25 TIME (September 14, 2001)
The cover of the September 14, 2001 special edition of TIME features a photograph of the Twin Towers terrorist bombings on September 11, 2001, taken by photographer Lyle Owerkoof. The issue included testimonies from survivors, more photographs of the Twin Towers after the bombings, and a salute to all those who perished in the tragedy.
People#26 People (March 4, 1974)
This premiere issue of People featured Mia Farrow on the cover biting a strand of pearls. Farrow was starring in the movie “The Great Gatsby” as Daisy Buchanan and the cover dubbed Gatsby the year’s next big movie. Since this issue, People has become a popular magazine of celebrity and pop culture news and is best known for yearly special issues naming “The 50 Most Beautiful People,” “The Best and Worst Dressed” and “The Sexiest Man Alive.”
Entertainment Weekly#27 Entertainment Weekly (May 2, 2003)
The Dixie Chicks appear naked on this cover of Entertainment Weekly with slogans such as “Boycott,” “Traitors,” “Hero” and “Proud Americans” printed on their bodies. Two months before, member Natalie Maines criticized the impending invasion of Iraq by President George Bush at a concert in London. This remark sparked intense criticism from many Americans who subsequently boycotted The Dixie Chicks music and concerts. In their interview with Entertainment Weekly, the group discussed their reaction to the criticism and what lies ahead for them in the country music industry.
LIFE#28 LIFE (April 16, 1965)
This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n the cover of LIFE by Larry Burrows shows the Vietcong zeroing in on vulnerable United States helicopters. The LIFE photographer had covered the war in Vietnam since 1962 and reported this article from Da Nang. On this day, Burrows accompanied a helicopter squadron on a mission where the pilot was killed and other members of the squadron were wounded. Burrows himself was killed in 1971 while on assignment in Laos when his helicopter was shot down by enemy fire.
Playboy#29 (tie) Playboy (October 1971)
Photographer Richard Fegley took this photo of model Darine Stern sitting on a Playboy bunny chair for the October 1971 cover of the magazine. The idea came about when art designer Len Willis decided to create a chair using the famous rabbit head. Stern became the first African-American model to grace the cover of Playboy and the cover has become a classic for the magazine.
Fortune#29 (tie) Fortune (October 1, 2001)
This special edition of Fortune, entitled “Up from the Ashes,” shows a man covered in ashes after the September 11, 2001 terrorist attacks. Published less than a month after the attacks, the issue discussed the economic ramifications of the September 11, 2001 terrorist attacks on New York City and the world.
Newsweek#31 Newsweek (November 20, 2000)
This cover of the November 20, 2000 issue of Newsweek is entitled “The Winner Is…” with a photo of half George W. Bush and half Al Gore.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had taken place earlier that month, but there was still no clear winner declared because of the close ballot count in the state of Florida. In this issue, Newsweek chronicled the lawsuits, court challenges and endless counting of ballots. The following month, George W. Bush was declared the winner of the closest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United States history.
Vogue#32 Vogue (May 2004)
Photographer Irving Penn captures Nicole Kidman’s back profile dressed in a Christian Lacroix oyster satin backless dress for this cover of the May 2004 issue of Vogue. This was the first cover shoot for Vogue by Penn since 1989. The issue contains more photographs of Kidman dressed as a Grecian goddess, an Italian diva and as legendary actress Sarah Bernhardt.
Newsweek#33 Newsweek (July 30, 1973)
This July 30, 1973 cover of Newsweek, entitled the “The Nixon Tapes,” gives an aerial view of the White House turned into a tape recorder. The article discusses how President Nixon had been secretly taping everything said in his offices and on his telephones for at least two years. The following year, the tapes were released and they proved Nixon was involved with the Watergate Scandal cover-up. In August 1974, Nixon announced his resignation and Gerald Ford became President. Ford later pardoned Nixon, immunizing him from prosecution for any crimes he may have committed as President.
Wired#33 (tie) Wired (June 1997)
This June 1997 cover of Wired is entitled “Pray,” with a picture of the Apple symbol covered in barbed wire. The article “101 Ways to Save Apple” gave an assessment of what could be done to fix the once-great company. Steven Jobs and Steven Wozniak founded Apple Computer in 1976 when they introduced the Apple I. However, by 1997, Apple saw major competition from other computer companies and experienced economic troubles. Since that time, Apple has made a comeback, due in part to the tremendous success of the iPod.
New York#35 New York (June 8, 1970)
This cover of New York is entitled “Free Leonard Bernstein,” with a photograph of New York society women posing with fists upraised. Bernstein was an acclaimed American composer and orchestra conductor who was a presence on Broadway, in Hollywood, at Carnegie Hall and at the New York Philharmonic. He supported the Black Panthers and in 1970, held a fund-raising meeting for the organization at his apartment. The magazine cover was a jab at his association with the Black Panthers and their radical ideology.
People#36 People (September 15, 1997)
This cover of People features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Princess Diana, and the issue is a tribute to her life after she was killed in August 1997 in a car crash. Diana appeared on the cover of the magazine a record 52 times and wa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People cover subjects. In 1981, she married Prince Charles and arguably became one of the most famous women in the world. She was lauded for her high-profile involvement in AIDS issues and for an international campaign against landmines. Diana’s death was greeted with extraordinary public grief, and her funeral at Westminster Abbey drew an estimated three million mourners in London, as well as worldwide television coverage.
Details#37(tie) Details (February 1989)
This cover of Details features a photograph of Cyndi Lauper sporting a classic Hollywood look. In the issue, Lauper discusses her songwriting and recounts her trip to the U.S.S.R. with a group of American songwriters the previous year to collaborate with Soviet counterparts. They produced the song “Cold Sky,” which appears on the album Action Speaks Louder Than Words.
Fast Company#37 (tie) Fast Company (Aug/Sept 1997)
This cover of Fast Company is entitled “The Brand Called You,” against the Tide background. In the cover article, author Tom Peters discussed how people can market themselves as brands to stand out and move up in their professional life.
Glamour#37 (tie) Glamour (August 1968)
This issue of Glamour model Katiti Kirondi II on the cover features the “Best Dressed College Girls.” This marked the first time an African-American woman appeared on the cover of a national women’s monthly magazine. This issue featured the 10 best-dressed college girls and 100 great fall looks, which included mini-skirts and psychedelic colors.
National Geographic#37 (tie) National Geographic (October 1978)
This cover of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is entitled “Conversations with a Gorilla,” with Koko the gorilla snapping a photograph of her reflection in the mirror. The photo was of such high quality and significance that it was chosen to be the cover photo for the October 1978 National Geographic article featuring Koko. Developmental psychologist Francine Patterson spent six years with Koko teaching her sign language and this led Patterson and other researchers to believe Koko displayed evidence of linguistic capabilities.
TIME#37 (tie) TIME (April 14, 1997)
This cover of TIME magazine is entitled “Yep, I’m Gay,” with a photograph of Ellen DeGeneres by celebrity photographer Firooz Zahedi. In the April 14, 1997 issue of TIME magazine, DeGeneres spoke to writer Bruce Handy and admitted to him that she was gay and this made her television’s first openly gay star. The television character played by DeGeneres on the sitcom Ellen also came out later that month and this was one of the most watched episodes of the series.

《时代》杂志评出100部最佳英语小说

评选人是《时代》评论家 Lev Grossman 和 Richard Lacayo，评选时限为1923年（《时代杂志》创刊的年份）至今，范围是全世界，语种是英语。100部小说名单如下（依篇名字母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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