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bots of the World, Unite!
资本主义在西方败坏了，这一点已是共识。中国以其强劲的所谓“修正主义”，能否拯救资本主义，做它的末世弥赛亚？
跟中美贸易战或地缘政治的竞争不同，这一次，同今世的败坏赛跑，时间不在中国一边。因为人工智能（AI）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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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又名大失业。
这是一场结局已定的比赛，绝大多数人将输给极少数人。前者要因AI而抹平出身、学历和技能的差异，一起堕于失业；后者要藉AI化数据为财产而独占：将来可以为所欲为，顶层设计一切，甚而准备大脑植入芯片，人机融合，称“超人”（Übermen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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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越是接近通用（AGI）而全面渗透社会生活、支配经济活动、影响政治决策，就越没有理由留在私人手里，服务于资本的利益。
那么，为何近来谈论计划经济的可行性的，不是经济学家或马院拿国家重大课题的教授，而是智能产业的头面人物？因为资本家从来不信教条，他们明白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诚如爱因斯坦指出。
詹姆斯·法罗斯（James Fallows），《大西洋》杂志著名记者，也算是中国问题专家。其长文《中国的大跃退》（China’s Great Leap Backward），作为封面文章，发表于《大西洋》2017年12月号。尽管是一年多以前的文章了，今天仍然值得推荐给尚未读过的朋友：
英文全文：China’s Great Leap Backward @ The Atlantic
全文音频版：
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发布时间：2018-02-13 18:25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纪委对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中央网信办原主任鲁炜严重违纪问题立案审查。
经查，鲁炜
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阳奉阴违、
欺骗中央，
目无规矩、
肆意妄为，
妄议中央，
干扰中央巡视，
野心膨胀，
公器私用，
不择手段为个人造势，
品行恶劣、
匿名诬告他人，
拉帮结派、
搞“小圈子”；
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群众纪律，
频繁出入私人会所，
大搞特权，
作风粗暴、
专横跋扈；
违反组织纪律，
组织谈话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
违反廉洁纪律，
以权谋私，
收钱敛财；
违反工作纪律，
对中央关于网信工作的战略部署搞选择性执行；
以权谋色、
毫无廉耻。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
并收受巨额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鲁炜身为党的高级干部，
理想信念缺失，
毫无党性原则，
对党中央极端不忠诚，
“四个意识”个个皆无，
“六大纪律”项项违反，
是典型的“两面人”，
是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
不知止，
问题严重集中，
群众反映强烈，
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相互交织的典型，
性质十分恶劣、
情节特别严重。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鲁炜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及所涉款物移送有关国家机关依法处理。
施康强 译
对于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五〇年这一历史时期而言，没有比《追忆似水年华》更值得纪念的长篇小说杰作了。这不仅仅因为普鲁斯特的作品象巴尔扎克的著作一样规模宏大。别的人写过十五部或二十部小说，有时还颇具才气，但是总不能给人以得到一种启示，读到一个总结的印象。这些作者满足于开发众所周知的“矿脉”；马塞尔·普鲁斯特却发现新的“矿藏”。《人间喜剧》把外部世界作为自己的领地；它囊括金融界、编辑部、法官、公证人、医生、商人、农民；巴尔扎克旨在描绘，他也确实描绘了整整一个社会。相反，普鲁斯特的一个独到之处是他对材料的选择并不在意。他更感兴趣的不是观察行动本身，而是某种观察任何行动的方式。从而他象同时代的几位哲学家一样，实现了一场“逆向的哥白尼式革命”。人的精神重又被安置在天地的中心；小说的目标变成描写为精神反映和歪曲的世界。
用普鲁斯特书里的事件和人物来说明这位作家的特点，其荒谬程度将不亚于把雷诺阿说成是一个画过妇女、儿童、花卉的人。雷诺阿之所以成为雷诺阿，并非因为他画了这些模特儿，而是因为他把任何模特儿都摆在某种虹彩一般绚丽的光线之中。普鲁斯特本人在写到贝戈特的时候曾经指出，作品的取材与天才的形成无关。天才能使任何材料增辉生色。贝戈特成长的家庭环境从表面上看是索然寡味的，但是贝戈特却用这个素材写出一部杰作。这是因为，借助他的大脑这部小机器，他能高翥远翔，从而象飞越沙漠的飞行员隐约看到在地面上看不出来的、埋在沙子底下的城廓一样，看到事物蕴藏的秘密。因此在谈论《追忆似水年华》之前，先要说明普鲁斯特为什么比任何人更善于“飞离”这个他似乎十分眷恋的世界。
冯象 译
他命人在皇宫门廊前醒目处竖起一幅巨像。画上方，他头罩一个普救众生的记号［即十字架］，下方就是那人类顽敌，那肆无忌惮妄图败坏我主教会的万恶魔王——如今它现出了戾龙本相，一头栽下毁灭的深渊。因为先知曾在神圣的预言里将它描绘作戾龙或古蛇，皇帝便这样，叫百姓看到一条龙的形象踩在他和儿子们脚下，被长矛戳穿了，扔进大海深处。——《康士坦丁传》3.3
这一段话，是“教会史之父”优西比乌（Eusebius of Caesarea, 265~340）给皈依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康士坦丁（306~337在位）立传而写的。为庆祝击退异教敌人，康士坦丁竖了这幅画像：父子联手，站在十字架下，脚踏恶龙，正要把那怪物踢到海里。在欧洲，传统上不论基督教、犹太教抑或异教，龙都是恶的象征。所以百姓瞻仰皇帝的画像，那龙的寓意，是不难认出的。罗马晚期和整个中世纪，龙的种种形象、性质与含义，及其在上帝所造宇宙中的位置，一直是学者作家、画师跟雕塑艺人喜爱的主题；民间传说则致力于寻找龙的巢穴和药性。直至十七世纪末，龙才从欧洲逐渐消失。
“Christmas Eve” by Gustave Doré (1832-1883)
参考：《经济学家》年度最佳图书：2011；2012；2013；2014；2015；2016；2017；2018。
Wise words: Books of the Year 2017
Politics and current affairs
The Retreat of Western Liberalism. By Edward Luce. Grove Atlantic; 234 pages; $24. Little Brown; £16.99
Few doubt that something big has happened in Western politics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but nobody is sure what. Turmoil in Washington and London contrasts with centrist stability in Paris and (mostly) in Berlin. In this grim diagnosis Edward Luce, a Washington-based commentator, argues that the liberal order cannot be fixed without a clear view of what has gone wrong.
我是阿尔法，机器人说，我是人工智能（AI）。人哪，你们准备好没有？
人看阿尔法善下围棋，就喜欢上它了，管它叫狗狗，AlphaGo。
阿尔法的家谱不长：祖母玛丽.雪莱（Mary Shelley, 1797~1851），父亲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 1818.1.1~），又名怪物。怪物子女蕃衍，有机械的，也有动漫的，如阿童木；但只有一个取名阿尔法，是深脑公司（DeepMind）制造。
阿尔法长得比父亲好看，或者说，父子俩一点也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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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阿尔法，是在它完胜当今围棋第一人柯洁以后。那天，哈萨比斯（Demis Hassabis，深脑共同创始人）在乌镇开记者招待会，吹嘘新版的狗狗多么神奇，对局去年击败世界冠军李世石的旧版，可让三子。我在网上找到代号“大师”的狗狗，留言祝贺，眨眼间就收到了它的回复。
亲爱的阿尔法，我说，请接受见不足者的敬意！我关心两件事：一是AI对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挑战；第二，人和智能机器如何相处，将面临哪些问题。
嗯，谢谢见不足者，“大师”微微一笑（是的，狗狗会笑）。这两件事，我们也在关注。
隐私在现代社会之所以越来越被重视，择其大绪言之，是因为物质生产条件导致的现代社会空间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的观念的变化；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隐私保护的争论不休，还因为迅猛发展的各种现代资讯工具，已使名义上得到严密保护的隐私权岌岌可危。时光流转，我们一路跋涉来到互联网时代，却似乎又回到人类社会早期的“零隐私”年代。[1]传统社区在变化，虚拟社区在形成，两者不断竞争、渗透和融合，书写着隐私的新的界限与功能。这是互联网时代催生了大量关于隐私的学术研究的原因。
对于中国，隐私问题还有着不一般的意味。现代的隐私话语，主要是西方的舶来品，在作为传统东方国家的中国，人们接受起来不免要多一番波折；更何况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还发生过一段“一大二公”的插曲。这意味着，六十年间中国人经历了剧烈而复杂的法律、道德和伦理观念的变迁。在这一大变迁中，如何理解“公”、“私”的关系是焦点所在。隐私正好体现着公、私的对弈，因为隐私的问题，本在于把信息的支配权分配给谁，个人、组织、社区，还是国家？因此，隐私问题是理解中国当代社会变迁的一扇窗；同时，在中国研究隐私问题，必须带入历史的眼光，非此不能深入。
但隐私问题千头万绪枝蔓丛生，理应有所限定。我把目光放在近年来兴起的一种网络搜索行为——人肉搜索[2]上，并将集中地分析2008年审结的人肉搜索第一案。该案与普通个体的隐私有关，无涉公众人物或政府官员；该案与社会道德争议有关，反映着中国人的伦理观念的变化；该案连接了传统社区与网络社区，实现了线上线下的融合，这些都与本文关注的问题密切相关。
——冯老师，我是《好奇心日报》记者，想跟您做个采访，关于圣经、法学和您个人。可能有点长，您不介意吧？
哎呀你们来联系，我一瞧这名号“好奇心日报”，心说：得，年轻人新事物，我落伍了！行，你说。
——谢谢。能否先谈谈您的两本新书，《以赛亚之歌》和《圣诗撷英》。前者扉页的献词是“献给玉芬，我的彝家大嫂，人民医生”。我很好奇，她是谁呢？能分享她的故事吗？
好朋友，几十年了。故事也许以后有空了会写；但回忆是老人的特权，应慎用。那是个风云激荡的大时代，如今习惯了“小”的人们，难以想象了。
——那一定很精彩了。《圣诗撷英》是圣诗的选本，我正在读，仿佛跟我们熟悉的诗歌不太一样。对普通读者而言，圣诗有哪些重要价值？如何阅读？
信仰、知识、文学艺术各个方面，从古到今，影响太大了。你说“不太一样”，是指诗文的思想风格吧，那本身就是一门学问。但经书不易读，得一遍遍琢磨，毕竟是古以色列的宗教经典同历史文献。故而每次修订，我都会根据学生反馈和读者来信增添注释，希望对读者（包括信友）的学习领悟有所助益。
——关于《圣经》，您的著译已经出了将近十种。网上看到彭伦先生的访谈（见《摩西五经》附录），信息量巨大。其中说，您在耶鲁法学院读书的时候，发现国语和合本错译、漏译和语言风格上的问题不少，遂决定译经。但《以赛亚之歌》的前言提出“新天新地和新人伦理是否可能”，这样“一道难题”，您的目标就不止是翻译了，对吗？
此书是圣诗的选本，取希伯来《圣经》四十一篇，《新约》十二篇，成五卷五十三章。译文既有新译，也有已发表而这次做了修订或调整的，各具导读和尾注。尾注的好处，是不必像拙译《摩西五经》《智慧书》《新约》《以赛亚书》的夹注受字数限制，可以扩充内容，并配合导读，阐发近年授课答疑及写作中的一些所思所得，与读者分享。
选本的想法，由来已久了。最先是我的老师波士夫人的建议。所以很早就定了书的献辞，用她喜欢的诗句，准备给老人家一个惊喜。不意末章《新天新地》的导读写完，感恩节刚过，夫人竟去了永恩之域。
于是，完稿的欢愉就化作了思念，和回忆……
初见夫人，还是在昆明，三十八年前的事了。夫人是同三子派迪一起来云南大学执教的。其时知青战友M在云大外语系，是七七级的大姐；我在师院（今云南师大），一条马路之隔，按知青的习惯去她那里蹭饭，她就把我引荐给了夫人。从此，读书译诗每有疑问，便上夫人的小平房宿舍求教。一般是吃过晚饭，与几个同学在校园里溜达一圈，待自习开始，一人走去云大。
《以赛亚书》的译注，初稿成于二〇一二年夏，一四年又从头至尾修订一遍。原先的计划，是要等先知书全部译出再同读者见面的。先知是个大题目，在清华讲过几次。有位编辑朋友来听课，十分谬赞，并用她的专业眼光评估了，说应该出“单行本”。此书便是她的建议的结果。
那门课叫“法律与宗教”，每年秋季开，供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选修。目的是让学生读一点经典，讨论一些超越法条案例“教义”学说的批判性的哲学、宗教、政治和伦理问题。《以赛亚书》做一个单元，接着《摩西五经》，同《约伯记》对照着讲。这两部书可说是（《诗篇》之外）希伯来诗歌的双璧，主题都是好人受苦、义仆牺牲，绝对主权者即以色列的唯一神与子民的关系破裂，先知陷于“代表性危机”（参《信与忘·约伯福音》）。从法理及政治神学的角度考察，那困局正是二十世纪革命失败以来，求公义的人们面对着的那一道难题所指：“新天新地”和新人伦理是否可能，何以可能——如今 “福地已种满了苦难”？
文汇报记者 李纯一
什么是好的诗歌？不在于意象的堆砌，而在于句法和词法。真正高明的才华应该有一种自觉，被束缚在一种纪律里，因为只有纪律才让它显得更紧绷有张力，更饱满有生命力，成为一件经受了锻造的艺术品。对句法的推崇，也曾是中国传统诗歌的一部分，只是近几百年来被意境说替代了，我们今天几乎完全无视句法的存在和作用，甚至在评价西方诗歌时，也把朝向这种意境审美的归化作为最高标准。
现代派出现之前，西方传统的诗歌在体裁和语言风格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源自希腊罗马的古典传统的诗歌，用高度屈折形态的语言写就，形式十分严格，风格大多崇高、节制，充满分层复句结构。一类是源自中世纪的宫廷、民间乃至异域文学的诗歌，形式相对宽松，除商籁体和亚历山大体之外，大多并无严格的格律，风格更为活泼、简朴，多简单句并置句法，离近代口语更近。
20世纪颇有争议却又极具吸引力的奥地利诗人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在创作中期之后才接触德国诗歌传统，此前他是以“世界通用句法”写诗的。但在1910年后他通过对以歌德、克洛普施托克、荷尔德林等德语诗歌传统“补课”式的阅读，学会了使用浑圆句（Periode）的复杂句法，语言风格从光滑转为艰涩，从短小精悍转为繁复，后期创作的《杜伊诺哀歌》（Duineser Elegien）成为他的代表作。
书写方式在文学乃至文化形成中所起的作用，可能至今还没有得到充分认识。在书写方式已经进化到数字化的今天，我跟用中文写作的绝大多数人一样，直接在键盘上输入汉字。比起中文计算机化的初期，现在的输入法使用起来方便了很多。但我恐怕这样的方便主要来自计算机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处理器的速度、内存的扩大等等——而不是输入法本身有了多大改进。我甚至觉得，这几年各种中文输入法在语言水平上不进反退，以至于如今坐在计算机前写作就像从塌方的房子里搜寻财物，灰头土脸，费力地拨开错字的瓦砾和脏话的污秽，把埋在里面的东西刨出来，然而无论怎样擦洗，遭此劫难的幸存物上还是有污渍。
我最近的书评《失控的文化生产过程——评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荷尔德林诗集〉》（载2016年6月3日《文汇学人》）从所评的书中举出的例子都是诗人荷尔德林后期作品中的赞歌体裁作品（Oden）。对于该书中包含的诗人其他后期作品，我说“读者可据[拙著2009年版《荷尔德林后期诗歌》]以自行研判人文版《荷集》这一部分译文的正确性与准确性”。我那样说既是出于对读者判断力的信任，也是为了在有限的篇幅里更有效地讨论该书的质量。然而在书评交稿之后，我继续查看王佐良先生这部译作时，却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我对读者的信任和对书评篇幅的考虑令我忽略了对译者学术品格可信度的考察：在德语水平不足的问题以外，译者王佐良先生的学术伦理水平也有理由让人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