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杂谈之十九

思考网络传播秩序的框架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网络传播秩序一直是政府关注的重要问题，并成为评估社会稳定风险的一个指标。目前来看，尽管政府对治理网络传播秩序做出了相当的努力，但对包括微博在内的新媒体形式的监管仍显力不从心。这主要是因为微博用户众多，并持续增加，通过运营商一类的外界力量不能保证秩序从内而外形成。

当我们谈论网络信息传播秩序的时候，往往只关注讨论治理的框架和方式，容易忽视信息的总量。这好比当我们讨论规范交通道路秩序的时候，无法忽视公路上运行着的交通工具的数量，因为数量的增加很可能造成拥堵，在无法及时得到解决的时候便会进一步扩散和恶化。实际上影响交通状况有一些重要的内生和外生变量。首先，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在物理上被区隔在不同的道路上，对于过马路的行人还有专门的斑马线与交通灯保障其安全；其次，全部机动车司机都要经过学习和训练，掌握交通法规，这确保了最基本的道路规范和共识；再次，政府可以采取发牌、拍卖、限购等措施，控制交通流量；第四，交通部门还可以和电信部门合作，通过追踪定位车辆及时疏导拥堵；最后，政府还会采取专项行动，整治某些带有安全隐患的交通工具，例如电动摩托车。上述变量中，当其中一个或几个因技术、政策或经济原因而发生改变的时候，治理交通的思路就要发生改变。例如，当对私家车的需求不断高涨时，很难预期现有交通状况会立即发生实质变化、容纳新的需求，可行的方案要么是投资于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把蛋糕做大），要么是通过价格等杠杆疏导不同人群的出行需求（重新分配蛋糕）。

网络杂谈之十八

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虚拟物品的形态和数量不断增加，一些想象的法律问题逐渐成为现实。例如，一些老年互联网用户离开人世，就出现了数字遗产的讨论，尽管目前还没有到用户大规模自然死亡的时候。越来越多的讨论倾向于通过立法赋予这些虚拟物品以某种形式的财产权利，从而使普通用户获益。这种讨论和数年前关于赋予网络个人信息/隐私以某种财产权利的讨论类似，意在使用户获得更多控制权。然而，不少论证的缺陷在于，简单把虚拟物品的权属问题看成是一个可以通过法律解释解决的司法问题，只探讨用户应当拥有的是何种具体的财产权利（物权、债权、知识产权），而忽视了确权背后的政治经济关系，特别是没有把作为虚拟物品创设者的互联网公司纳入讨论，从而使整个分析在完美的真空中进行，离开了问题发生的土壤。

本文试图从另一个角度揭示虚拟物品财产化的法律意义，即承认虚拟物品首先是新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由互联网公司创设用以吸引用户，本质上是一种服务，用户的免费使用只是其商业模式的表现，并不意味着用户应当拥有相应的法定权利。本文还将论证，在收益高于成本的前提下，互联网公司才愿意承认一项针对虚拟物品的法定权利，这将意味着一整套针对用户和虚拟物品的虚拟管理机制，包括更精确地动态监控用户的状态，以及为虚拟物品配置保险等。随着海量数据和虚拟物品的生成，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公司将认识到，适当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手段扩展用户对服务的使用权是明智的，这将有利于从后者身上获取更多价值。最后，目前政府对虚拟货币的消极态度也影响了建构虚拟物品财产权利体系的宏大设想。

网络杂谈之十七

一、引言

2013年9月9日两高在发布《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时，认为“网络空间属于公共空间，网络秩序也是社会公共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没有给出任何解释。从该司法解释的内容来看，也只是使用通常的拟制方法，把互联网上的行为解释为可以适用物理空间规则，即网络论坛或其他服务因向公众开放，相当于“公共场所”，从而为适用寻衅滋事罪铺平道路。

这一拟制和直觉相悖，也不符合惯常关于“公共场所”列举式立法方法。它实现了从“公共空间”到“公共场所”的概念跳跃，也隐约和另一个相似的概念“公共领域”联系起来。但前者始终是在空间意义上谈论互联网，即虚拟空间的实体化拟制，而后者则兼具实在空间和抽象的涵义。很多人可能仍然会同意网络空间属于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 因为任何人都可以以低成本接入互联网，接触免费信息和服务，并更有能力进行言论和思想表达，组织公共讨论，并以低成本大规模传播。沿着这一思路，中国互联网帮助催生了得到技术赋权的数量庞大的网民，利用新媒体进行活动的民间组织，以及一个走向成熟的公民社会。尽管对公民维权和揭露腐败与社会不公作用巨大，这一在线公民社会远非完美：它的发展受到政府限制，会形成群体极化、影响公共沟通，带来数字鸿沟和新的不平等，充斥着网络暴力以及为各种利益驱使的网络推手，并进一步强化消费主义。可以说，目前中国的网络空间随着社会愈加复杂和信息大爆炸而进一步碎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