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孔夫子在当下中国的命运
鲁迅于1935年写《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72年后,也即2007年,我们又可以写《孔夫子在当下中国的命运》了。
孔夫子是2007年中国的当红人物。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已经持续好几年的“读经热”的一个继续;但2007年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孔子热”有了新的推动力:出现了国家这双看得见与看不见的手。
这些年,一个新词:“软实力”,在中国政坛、学界悄悄流行。其所要完成的是要缓和价值真空,信仰缺失,凝聚力削弱的危机,提供国际影响与扩张的文化实力,这样的双重目标和任务。问题是:到哪里去寻找中国的“软实力”?
2007 年就出现了一场谈不上认真,却意味深长的论争: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提出中国能够影响世界的软实力,是中国的流行文化;因此而发他人所未能言:“一个章子怡、姚明比一千个孔夫子更重要。”此言一出,网上、报刊上一片讨伐之声:在中国,神圣如孔夫子者,怎可以如此轻慢地与“戏子”对比!由于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就使得儒学在许多人的心目中都成了“中国文化”的等同物,尽管不断有知识分子对这样的“独尊”地位提出质疑,但在普通百姓中却形成了这样的 “集体无意识”:尊孔即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尊孔即爱国。反过来批评孔子就有了“卖国”的嫌疑。[www.ideobook.com]
这又是和“大国崛起”直接相关的。于是,就有人不断提及“中国的‘软实力’一直在东亚乃至世界处于强势地位”的“光荣历史”。而其最让一些人兴奋不已的,就是所谓“以中国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圈’和‘朝贡体制’的长期存在”与深远影响。讲的自然并不只是历史,而且是重新构建以中国儒家文化为中心的国际“价值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的想象,而且大有扩展到世界的趋向。一些外国知识分子,出于对自身的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失望和批判激情,而将另外一种存在的中国思想与现实理想化,作为解决其本国问题的新资源,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的理想却往往要被中国现实的发展所击破,从而使自己陷人极其尴尬的境地。问题在于,我们中国人自己,如果也和这些满怀理想,而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善良的外国朋友一样,大做“中国梦”,那就只能是自欺欺人了。
由此引发新一轮的“大国爱国主义,大国民族主义”的狂潮。而且还真有这样的宏论:“谁来为弱小民族和国家主持正义?谁来维护联合国权威?谁来改变国际政治秩序中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谁来提供对治霸道的价值理念和实力?谁来为人类开出一条没有武力和战争的通向和谐安宁的光明大道?环视当今世界,舍中国其谁?”“树立中国‘道德大国’的国家形象,以王道对治霸道,为人类和平输人新的价值和理念,改变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规则’,重建国际政治秩序,把人类带出‘战国时代’”,“是中国当仁不让的时代使命和历史使命”(周北辰《中华文化突围之路》,《中国财富》2007年第3期)。读到这样的呓语,是不免要联想起文化大革命的:那时高喊“革命中国”救世界,现在则是“道德中国”救世界,其内在的“救世主”情结,“中华中心主义”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