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情怀 · HUMANITIES

臧棣:一首伟大的诗可以有多短

臧棣:一首伟大的诗可以有多短

九十年代初,关于戴望舒的诗歌语言,余光中曾经有过一番发难。大意是说,戴望舒的诗歌语言有许多缺陷,远远没有达到成熟;而这样的有着致命语言缺陷的诗人,居然占据着新诗史上一个显赫的位置,是很奇怪的。由于诗歌是一个特殊的语言竞技场,所以,后来的诗人意识到前驱者的语言局限,不仅意味着他自身的成长,而且也是诗歌自身发展的一个必然过程。但是,在余光中对戴望舒的责难中,令我感到吃惊的是,后来者对先驱者所依傍的语言资源和所处的语言环境缺少必要的同情心;不仅如此,余光中对戴望舒的语言才能的判断也极有问题。而最大的疑问在于,当我们用今天的关于诗歌语言的标准去衡量戴望舒那一代诗人时,我们所运用的尺度本身是否具有充足的客观性。 问题不在于戴望舒的语言是否成熟,或者是否完美,因为这太像是一种趣味之争。在余光中对戴望舒的责难中,让我感到不够公允的是,他的批评更多的是出于他自己的语言趣味;并且,他把自己的趣味当成一种客观的审美标准来运用。这样,他得出的结论——戴望舒的诗歌语言不成熟,便令人疑窦丛生了。因为在新诗史上,就绝对的语言才能而言,大概只有两三个诗人能和他匹敌。当然,由于戴望舒所处的时代,新诗语言的整体水准比较低,这或多或少影响了他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在个别的文本中,他的语言确实有不少毛病,但必须意识到,无论这些毛病有多少,它们和戴望舒对诗歌语言的自觉意识相比,和他所拥有的语言才能相比,甚至和他自己的另一些更优异的文本相比,都是非常次要的。在我看来,戴望舒目前在新诗史上享有的显赫的位置,不是由于其他的原因,比如,不是由于他在主题上的开拓精神,不是由于他在风格上的创新意识,恰恰是因为他在诗歌语言上显示了一种令人难忘的造诣。如果人们要在新诗的发展史上,为诗歌语言的进展和成熟树几块纪念碑的话,很多名声显赫的人都可以被忽略,但戴望舒的这一块碑是一定要树的。 也许,更需要我们自己不断省思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新诗语言的成熟?为什么很少有人指责小说的语言不成熟,或是抱怨散文的语言不成熟?新诗的语言,在本质上和小说、现代散文的语言是一致的。尽管有过一些短暂的偏离,如新格律诗运动,但在总体上,它根植于“五四”知识分子启蒙主义的语言观及其实践:即用来创作新诗的语言,不再是一种特殊的文学语言,而是一种和用来创作小说的语言没有什么本质差别的语言。不要小瞧这其中界限的消弭,它预示了一种新的诗歌理想,也揭示了一种新的语言态度:诗歌的语言应该趋同于日常语言。它更极端的主张是,新诗的语言应该口语化。

Gary Saul Morson 谈俄国文学英译

Gary Saul Morson 谈俄国文学英译

“俄国文学英译”貌似挺大一个题目,这里其实只是摘抄几段 Gary Saul Morson 的文章,以为备忘。 Gary Saul Morson,西北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教授,在 Commentary 杂志二〇一〇年七、八月号上有一篇文章“The Pevearsion of Russian Literature”,不客气地批评了被媒体和评论家(包括 James Wood)热捧的 Richard Pevear & Larissa Volokhonsky 俄罗斯文学英译,称这一现象为“悲剧”。 Morson 教授的观点很鲜明:Pevear-Volokhonsky 的诸多译本虽然畅销,但翻译质量或文学价值其实很低。P-V 夫妇的翻译不行,那么谁的行呢?简短的回答是 Constance Garnett。Morson 教授在1997年给友人的信中以感人的笔触写到: I love Constance Garnett, and wish I had a framed picture of her on my wall, since I have often thought that what I do for a living is teach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onstance Garnett. She has a fine sense of English, and, especially, the sort of English that appears in British fiction of the realist period, which makes her ideal for translating the Russian masterpieces. Tolstoy and Dostoevsky were…

冯象:呐喊和思念——《我是阿尔法》弁言

冯象:呐喊和思念——《我是阿尔法》弁言

此书是《以赛亚之歌》(北京三联,2017)上编的姊妹篇。那书研究《圣经》和宗教,这一本侧重法律。近年因为专注于解经译经,法学方面的文章写得少了。此番结集,重读一遍,觉得几个题目颇受益于一门课“知识产权与中国革命”的教学。不论知识产权、劳动法、宪法,还是大学教育、接班人伦理和人工智能,都是经过课堂讨论,得了学生反馈的。可见“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而“教学相长”,对于写作的重要了。 课以“中国革命”为名,听上去有点另类,仿佛招引删帖的一个敏感词,实际是有来历的。解放后,新清华的办学传统,叫作“双肩挑”“又红又专”,就是根据“祖国的需要”培养人才,不囿于训练工程师。一九九五年法学院重建以来,毕业生便有许多入职各级党政机关和国企,及报名到中西部下基层挂职锻炼的(据说人数为诸院系之首),表现优异的不在少数。但是出了校门当干部,不能只懂些法条学理,开口美国,闭口欧日,摆弄课本里的一套。那样办不成事,容易犯错,脱离群众,甚至挤进了“官场”也难以立足。反对教条主义官僚主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论联合政府》),原本是共产党闹革命的“法宝”,现在经常给“忘了”。 所以,回国服务之初,法学院让我招收知识产权专业的博士生,开必修课,就想到了这一历史视角。内容安排上,大致是一半的课时讲前沿问题,包括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另一半联系这些新技术新经济的挑战,反思二十世纪革命的经验教训,考察网络时代全球资本主义危机,探索人类理想社会的前路。因为博士生不多,课程遂隔年一讲,并向硕士生和高年级本科生开放,不限专业。要求是,选课同学须自己选题,与老师讨论,期末交一篇论文。

冯象:全世界机器人,联合起来!

冯象:全世界机器人,联合起来!

Robots of the World, Unite! 资本主义在西方败坏了,这一点已是共识。中国以其强劲的所谓“修正主义”,能否拯救资本主义,做它的末世弥赛亚? 跟中美贸易战或地缘政治的竞争不同,这一次,同今世的败坏赛跑,时间不在中国一边。因为人工智能(AI)来了。 α 人工智能,又名大失业。 这是一场结局已定的比赛,绝大多数人将输给极少数人。前者要因AI而抹平出身、学历和技能的差异,一起堕于失业;后者要藉AI化数据为财产而独占:将来可以为所欲为,顶层设计一切,甚而准备大脑植入芯片,人机融合,称“超人”(Übermensch)。 α 人工智能,越是接近通用(AGI)而全面渗透社会生活、支配经济活动、影响政治决策,就越没有理由留在私人手里,服务于资本的利益。 那么,为何近来谈论计划经济的可行性的,不是经济学家或马院拿国家重大课题的教授,而是智能产业的头面人物?因为资本家从来不信教条,他们明白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诚如爱因斯坦指出。

New Book: <em>The Chinese Must Go: Violence, Exclus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Alien in America</em>, by Beth Lew-Williams

New Book: The Chinese Must Go: Violence, Exclus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Alien in America, by Beth Lew-Williams

The Chinese Must Go: Violence, Exclus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Alien in America, by Beth Lew-William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ISBN 9780674976016 The American West erupted in anti-Chinese violence in 1885. Following the massacre of Chinese miners in Wyoming Territory, communities throughout California and the Pacific Northwest harassed, assaulted, and expelled thousands of Chinese immigrants. Beth Lew-Williams shows how American immigration policies incited this violence and how the violence, in turn, provoked new exclusionary policies. Ultimately, Lew-Williams argues, Chinese expulsion and exclusion produced the concept of the “alien” in modern America. The Chinese Must Go begins in the 1850s,…

安德烈·莫罗亚:《追忆似水年华》序

安德烈·莫罗亚:《追忆似水年华》序

施康强 译 对于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五〇年这一历史时期而言,没有比《追忆似水年华》更值得纪念的长篇小说杰作了。这不仅仅因为普鲁斯特的作品象巴尔扎克的著作一样规模宏大。别的人写过十五部或二十部小说,有时还颇具才气,但是总不能给人以得到一种启示,读到一个总结的印象。这些作者满足于开发众所周知的“矿脉”;马塞尔·普鲁斯特却发现新的“矿藏”。《人间喜剧》把外部世界作为自己的领地;它囊括金融界、编辑部、法官、公证人、医生、商人、农民;巴尔扎克旨在描绘,他也确实描绘了整整一个社会。相反,普鲁斯特的一个独到之处是他对材料的选择并不在意。他更感兴趣的不是观察行动本身,而是某种观察任何行动的方式。从而他象同时代的几位哲学家一样,实现了一场“逆向的哥白尼式革命”。人的精神重又被安置在天地的中心;小说的目标变成描写为精神反映和歪曲的世界。 用普鲁斯特书里的事件和人物来说明这位作家的特点,其荒谬程度将不亚于把雷诺阿说成是一个画过妇女、儿童、花卉的人。雷诺阿之所以成为雷诺阿,并非因为他画了这些模特儿,而是因为他把任何模特儿都摆在某种虹彩一般绚丽的光线之中。普鲁斯特本人在写到贝戈特的时候曾经指出,作品的取材与天才的形成无关。天才能使任何材料增辉生色。贝戈特成长的家庭环境从表面上看是索然寡味的,但是贝戈特却用这个素材写出一部杰作。这是因为,借助他的大脑这部小机器,他能高翥远翔,从而象飞越沙漠的飞行员隐约看到在地面上看不出来的、埋在沙子底下的城廓一样,看到事物蕴藏的秘密。因此在谈论《追忆似水年华》之前,先要说明普鲁斯特为什么比任何人更善于“飞离”这个他似乎十分眷恋的世界。

朱丽娅·史密斯:从混沌到启蒙——欧洲龙的自然史

朱丽娅·史密斯:从混沌到启蒙——欧洲龙的自然史

冯象 译 他命人在皇宫门廊前醒目处竖起一幅巨像。画上方,他头罩一个普救众生的记号[即十字架],下方就是那人类顽敌,那肆无忌惮妄图败坏我主教会的万恶魔王——如今它现出了戾龙本相,一头栽下毁灭的深渊。因为先知曾在神圣的预言里将它描绘作戾龙或古蛇,皇帝便这样,叫百姓看到一条龙的形象踩在他和儿子们脚下,被长矛戳穿了,扔进大海深处。——《康士坦丁传》3.3 这一段话,是“教会史之父”优西比乌(Eusebius of Caesarea, 265~340)给皈依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康士坦丁(306~337在位)立传而写的。为庆祝击退异教敌人,康士坦丁竖了这幅画像:父子联手,站在十字架下,脚踏恶龙,正要把那怪物踢到海里。在欧洲,传统上不论基督教、犹太教抑或异教,龙都是恶的象征。所以百姓瞻仰皇帝的画像,那龙的寓意,是不难认出的。罗马晚期和整个中世纪,龙的种种形象、性质与含义,及其在上帝所造宇宙中的位置,一直是学者作家、画师跟雕塑艺人喜爱的主题;民间传说则致力于寻找龙的巢穴和药性。直至十七世纪末,龙才从欧洲逐渐消失。

冯象:我是阿尔法——论人机伦理

冯象:我是阿尔法——论人机伦理

我是阿尔法,机器人说,我是人工智能(AI)。人哪,你们准备好没有? 人看阿尔法善下围棋,就喜欢上它了,管它叫狗狗,AlphaGo。 阿尔法的家谱不长:祖母玛丽.雪莱(Mary Shelley, 1797~1851),父亲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 1818.1.1~),又名怪物。怪物子女蕃衍,有机械的,也有动漫的,如阿童木;但只有一个取名阿尔法,是深脑公司(DeepMind)制造。 阿尔法长得比父亲好看,或者说,父子俩一点也不像。 α 认识阿尔法,是在它完胜当今围棋第一人柯洁以后。那天,哈萨比斯(Demis Hassabis,深脑共同创始人)在乌镇开记者招待会,吹嘘新版的狗狗多么神奇,对局去年击败世界冠军李世石的旧版,可让三子。我在网上找到代号“大师”的狗狗,留言祝贺,眨眼间就收到了它的回复。 亲爱的阿尔法,我说,请接受见不足者的敬意!我关心两件事:一是AI对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挑战;第二,人和智能机器如何相处,将面临哪些问题。 嗯,谢谢见不足者,“大师”微微一笑(是的,狗狗会笑)。这两件事,我们也在关注。

冯象:给未来的人们留个纪念——答好奇心日报

冯象:给未来的人们留个纪念——答好奇心日报

——冯老师,我是《好奇心日报》记者,想跟您做个采访,关于圣经、法学和您个人。可能有点长,您不介意吧? 哎呀你们来联系,我一瞧这名号“好奇心日报”,心说:得,年轻人新事物,我落伍了!行,你说。 ——谢谢。能否先谈谈您的两本新书,《以赛亚之歌》和《圣诗撷英》。前者扉页的献词是“献给玉芬,我的彝家大嫂,人民医生”。我很好奇,她是谁呢?能分享她的故事吗? 好朋友,几十年了。故事也许以后有空了会写;但回忆是老人的特权,应慎用。那是个风云激荡的大时代,如今习惯了“小”的人们,难以想象了。 ——那一定很精彩了。《圣诗撷英》是圣诗的选本,我正在读,仿佛跟我们熟悉的诗歌不太一样。对普通读者而言,圣诗有哪些重要价值?如何阅读? 信仰、知识、文学艺术各个方面,从古到今,影响太大了。你说“不太一样”,是指诗文的思想风格吧,那本身就是一门学问。但经书不易读,得一遍遍琢磨,毕竟是古以色列的宗教经典同历史文献。故而每次修订,我都会根据学生反馈和读者来信增添注释,希望对读者(包括信友)的学习领悟有所助益。 ——关于《圣经》,您的著译已经出了将近十种。网上看到彭伦先生的访谈(见《摩西五经》附录),信息量巨大。其中说,您在耶鲁法学院读书的时候,发现国语和合本错译、漏译和语言风格上的问题不少,遂决定译经。但《以赛亚之歌》的前言提出“新天新地和新人伦理是否可能”,这样“一道难题”,您的目标就不止是翻译了,对吗?

冯象:众神宁静——《圣诗撷英》代序

冯象:众神宁静——《圣诗撷英》代序

此书是圣诗的选本,取希伯来《圣经》四十一篇,《新约》十二篇,成五卷五十三章。译文既有新译,也有已发表而这次做了修订或调整的,各具导读和尾注。尾注的好处,是不必像拙译《摩西五经》《智慧书》《新约》《以赛亚书》的夹注受字数限制,可以扩充内容,并配合导读,阐发近年授课答疑及写作中的一些所思所得,与读者分享。 选本的想法,由来已久了。最先是我的老师波士夫人的建议。所以很早就定了书的献辞,用她喜欢的诗句,准备给老人家一个惊喜。不意末章《新天新地》的导读写完,感恩节刚过,夫人竟去了永恩之域。 于是,完稿的欢愉就化作了思念,和回忆……   初见夫人,还是在昆明,三十八年前的事了。夫人是同三子派迪一起来云南大学执教的。其时知青战友M在云大外语系,是七七级的大姐;我在师院(今云南师大),一条马路之隔,按知青的习惯去她那里蹭饭,她就把我引荐给了夫人。从此,读书译诗每有疑问,便上夫人的小平房宿舍求教。一般是吃过晚饭,与几个同学在校园里溜达一圈,待自习开始,一人走去云大。

冯象:跟生活的危险原貌隔开——《以赛亚之歌》前言

冯象:跟生活的危险原貌隔开——《以赛亚之歌》前言

《以赛亚书》的译注,初稿成于二〇一二年夏,一四年又从头至尾修订一遍。原先的计划,是要等先知书全部译出再同读者见面的。先知是个大题目,在清华讲过几次。有位编辑朋友来听课,十分谬赞,并用她的专业眼光评估了,说应该出“单行本”。此书便是她的建议的结果。 那门课叫“法律与宗教”,每年秋季开,供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选修。目的是让学生读一点经典,讨论一些超越法条案例“教义”学说的批判性的哲学、宗教、政治和伦理问题。《以赛亚书》做一个单元,接着《摩西五经》,同《约伯记》对照着讲。这两部书可说是(《诗篇》之外)希伯来诗歌的双璧,主题都是好人受苦、义仆牺牲,绝对主权者即以色列的唯一神与子民的关系破裂,先知陷于“代表性危机”(参《信与忘·约伯福音》)。从法理及政治神学的角度考察,那困局正是二十世纪革命失败以来,求公义的人们面对着的那一道难题所指:“新天新地”和新人伦理是否可能,何以可能——如今 “福地已种满了苦难”?

刘皓明:里尔克对当代中国文学和汉语语言的意义

刘皓明:里尔克对当代中国文学和汉语语言的意义

文汇报记者 李纯一 什么是好的诗歌?不在于意象的堆砌,而在于句法和词法。真正高明的才华应该有一种自觉,被束缚在一种纪律里,因为只有纪律才让它显得更紧绷有张力,更饱满有生命力,成为一件经受了锻造的艺术品。对句法的推崇,也曾是中国传统诗歌的一部分,只是近几百年来被意境说替代了,我们今天几乎完全无视句法的存在和作用,甚至在评价西方诗歌时,也把朝向这种意境审美的归化作为最高标准。 现代派出现之前,西方传统的诗歌在体裁和语言风格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源自希腊罗马的古典传统的诗歌,用高度屈折形态的语言写就,形式十分严格,风格大多崇高、节制,充满分层复句结构。一类是源自中世纪的宫廷、民间乃至异域文学的诗歌,形式相对宽松,除商籁体和亚历山大体之外,大多并无严格的格律,风格更为活泼、简朴,多简单句并置句法,离近代口语更近。 20世纪颇有争议却又极具吸引力的奥地利诗人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在创作中期之后才接触德国诗歌传统,此前他是以“世界通用句法”写诗的。但在1910年后他通过对以歌德、克洛普施托克、荷尔德林等德语诗歌传统“补课”式的阅读,学会了使用浑圆句(Periode)的复杂句法,语言风格从光滑转为艰涩,从短小精悍转为繁复,后期创作的《杜伊诺哀歌》(Duineser Elegien)成为他的代表作。

刘皓明:谈谈数字化书写

刘皓明:谈谈数字化书写

书写方式在文学乃至文化形成中所起的作用,可能至今还没有得到充分认识。在书写方式已经进化到数字化的今天,我跟用中文写作的绝大多数人一样,直接在键盘上输入汉字。比起中文计算机化的初期,现在的输入法使用起来方便了很多。但我恐怕这样的方便主要来自计算机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处理器的速度、内存的扩大等等——而不是输入法本身有了多大改进。我甚至觉得,这几年各种中文输入法在语言水平上不进反退,以至于如今坐在计算机前写作就像从塌方的房子里搜寻财物,灰头土脸,费力地拨开错字的瓦砾和脏话的污秽,把埋在里面的东西刨出来,然而无论怎样擦洗,遭此劫难的幸存物上还是有污渍。

刘皓明:再评王佐良译《荷尔德林诗集》

刘皓明:再评王佐良译《荷尔德林诗集》

我最近的书评《失控的文化生产过程——评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荷尔德林诗集〉》(载2016年6月3日《文汇学人》)从所评的书中举出的例子都是诗人荷尔德林后期作品中的赞歌体裁作品(Oden)。对于该书中包含的诗人其他后期作品,我说“读者可据[拙著2009年版《荷尔德林后期诗歌》]以自行研判人文版《荷集》这一部分译文的正确性与准确性”。我那样说既是出于对读者判断力的信任,也是为了在有限的篇幅里更有效地讨论该书的质量。然而在书评交稿之后,我继续查看王佐良先生这部译作时,却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我对读者的信任和对书评篇幅的考虑令我忽略了对译者学术品格可信度的考察:在德语水平不足的问题以外,译者王佐良先生的学术伦理水平也有理由让人怀疑。

刘皓明:失控的文化生产过程——评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荷尔德林诗集》

刘皓明:失控的文化生产过程——评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荷尔德林诗集》

十多年前,在一篇荷尔德林中译本的书评中,我曾说过,从翻译和研究的角度看,荷尔德林是德语诗歌史上门槛最高的诗人,一是因为这位诗人最成熟期的作品中有丰富的对西方古典和圣经的指涉和借用,二是因为他的德语有意吸收了古典语言的词法、句法和风格因素,只学过现代德语而没有西方古典语言知识的人,往往不能或者不能充分理解他的诗歌语言。在那篇书评发表之后的十馀年里,包括我自己翻译在内的荷尔德林诗歌的中译本已经出了至少四种:拙译之外,分别是先刚先生、林克先生和顾正祥先生的选译本,使得中文世界的读者终于能够比较广泛地读到这位最重要的德语诗人的诗歌作品。不过这几部译作都只包含诗人部分而非全部诗歌作品,要么是林、顾二先生选裁范围不限的选译本,要么是先刚先生和我自己的依据时期和体裁选裁作品的译本,总之直到最近,还没有一部包括诗人全部或者几乎全部诗歌的译本。当不久前看到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出版一部声称 “收录了荷尔德林绝大部分诗歌”(见该书的“内容简介”)的译本时,我以为这一状况大概就要结束了。然而在实际看到由王佐良先生翻译的这部诗集之后,我意识到译者和出版社的宣传词是需要暂时悬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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