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情怀 · HUMANITIES

《经济学家》2014年最佳图书

参考：《经济学家》年度最佳图书：2011；2012；2013；2015；2016；2017；2018。

The best books of 2014 were about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Kaiser Wilhelm II, the publishing of “Ulysses” and capitalism in the 21st century

Politics and current affair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 Tiananmen Revisited. By Louisa Li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48 pages; $24.95 and ￡16.99. Buy from Amazon.com
Twenty-five years after the bloodshed in Beijing, new details keep emerging. This reconstruction, by a correspondent for America’s National Public Radio, is as important for Western readers as it is for the new Chinese generation that has grown up since 1989 and knows little of what happened.


The Tyranny of Silence: How One Cartoon Ignited a Global Debate on the Future of Free Speech. By Flemming Rose. Cato Institute; 240 pages; $24.95. Buy from Amazon.com
The culture editor of the Danish newspaper that published cartoons about the Prophet Muhammad in 2005 offers a personal account of the ensuing controversy and what it means for democracy.

冯象：法律与文学——《木腿正义》代序

有四样东西，人若认真去想，不如干脆不出娘胎：天上、地下、过去、未来。
Talmud, Hagigah, 2.1

世上本没有抽象的原型，只有她的身体；而身体最美的部位，在她肚子里面。为什么？因为宝宝怀在那儿，你亮堂堂的甜鸡巴乐在那儿，美味佳肴统统落在那儿。难怪人觉得美，觉得了不起。还有迷宫，不就是照着我们那根九曲回肠的样子造的？……所以高比低好，因为头朝下的时候，脑子会充血难受；因为脚臭，头发不那么臭；因为上树摘果子比钻土里喂虫子好……。所以天使住天上，魔鬼住地下。
Umberto Eco, Foucault’s Pendulum, 63

“法律与文学”是滥觞于美国法学院的一个激进的法理学派。因其批判性立场，论者更愿意把它称作一场“运动”。一般把创始人的荣誉归于密执安大学的怀特（James B. White）教授，而把他编的一本教材《法律的想象》（1973）尊为该运动的奠基之作[1]。但直到八十年代中，“法律与文学”在美国法学院才站住了脚跟，并逐渐向英国和其他普通法国家的法学院传布开去[2]。

我是一九八九年写完哈佛的文学博士论文以后转向法律的。那一年，“法律与文学”的一员主将威斯堡（Richard H. Weisberg）教授，在纽约卡度佐法学院创办了美国第一份“法律与文学”学报《卡度佐法律与文学研究》（Cardozo Studies in Law and Literature）。而在耶鲁（记得也是威氏的母校），则刚刚出版了由学生主编的《耶鲁法律与人文学刊》（Yale Journal of Law and Humanities），定期举办“法律与文学”讲座。于是我恰好赶上了这运动开始兴旺发达的时候。

大约因为我的文学兼法律的背景，不断有朋友鼓动写文章介绍、评论“法律与文学”。但我一直不甚积极，原因有两条：一是这运动原本是继七十年代“批判法学”而起，以批判在美国法学院占主流地位的法律经济学（亦称法律的经济分析）为己任的。我虽然在耶鲁的法律、经济与公共政策中心做过研究，却从来没有在法律经济学上用功（只是按时跟几个经济学家聚餐，知道他们的口味及胃口好坏而已）。既然不懂批判的对象，似乎便不好对批判者的立场和观点随便说三道四。二是当时“法律与文学”的路子，偏重叙事（narrative）或故事性文本，颇受文学界解构主义（如德里达）、心理分析（如拉康）等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学术游戏的“玩”味极浓，跟我所关心的中国的法制改革很难“接轨”。

冯象：葛流帕福音——电邮五通

（九三年十一月）

仁卿如晤：

今日感恩节，到港大已逾三月。昨晚备下学期课，读一案例，事涉圣杯传说，颇有趣。躺下忽然想到，拿它作小说如何，竟兴奋得睡不着了。起床草就两段，抄给你看，一笑。

话说英格兰南部格拉斯顿伯利（Glastonbury）地方，有一片古寺废墟。古寺的历史可上溯到罗马时代，创始人相传即那位收殓耶稣遗体的善人约瑟。约瑟从耶路撒冷来的时候，随身带了救世主用过的一只酒杯，就是他被捕前与十二门徒共进逾越节晚餐，举在手里说“这是我的血”，印证上帝与人立新约的圣杯。约瑟死后，圣杯就匿了踪影。据说，只有心中从未生过一丝淫念的处子，方能看见：“见杯者得与主同在，享永恒的福。”

一九二五年，当地一女子自称善与神灵沟通。她得知废墟的这段因缘，有心要揭开圣杯的奥秘，约了两个朋友一同做降神会。不料善人没有请来，女巫的灵魂却脱了躯壳，径直飞到耶稣一个弟子葛流帕的脚下。正待解释，圣人道：你不认识我，我却知道你。来得正是时候，你替我接着传道吧！女巫慌忙提笔记录。友人在旁，只见她双目紧闭，飞也似的写去，末了大叫一声，扔了笔倒在地下。把纸捡拢来看，一张张写的全是古体英文，题作《葛流帕福音》。三人惊诧不已。一友人征得女巫同意，把《福音》带回家去研读。心想：这是天上圣人传世的文字，我好好整理了加上注释出版，岂不功德无量？于是便动手干起来。没想到女巫不愿出版，两人因此争执不休。后来，女巫干脆一纸诉状递进法院，要求宣告自己为《福音》的唯一作者及版权所有人。案件呈交伦敦（高等法院）大法官法庭伊夫大人主审。大人听罢两造诉辩和证人证言，心里暗暗称奇。几番斟酌，挥笔写下一篇现在成了知识产权法经典的判决书，大意如下（Cummins v. Bond, [1927] 1 Ch 167；讨论合约的部分从略）：

高峰枫：谁的“燕京学堂”？

2014年5月5日，北京大学宣布正式启动“北京大学燕京学堂”计划（Yenching Academy，Peking University）。根据北大的官方介绍，这是一个独立建制的教学科研实体机构。燕京学堂为住宿式学院，将开设一年制的“中国学”硕士项目，包括“哲学与宗教”、“历史与考古”、“语言、文学与文化”、“经济与管理”、“法律与制度”和“公共政策”六个方面的课程体系，主要以英文讲授。2015年9月，第一届学生即将入校，其中包括六十五名海外学生、三十五名中国大陆学生，所有人都将获得全额奖学金。教师的配置，是从北大现有教师中联合聘任三十人，从国内外招聘“杰出学者”二十人，并邀请“国际顶尖访问教授”二十人。

虽然目前公布的资料和数据都不多，但根据有限的报道，可大体获知这一新机构的办学宗旨和特色。我对于“燕京学堂”在命名、选址以及学科定位等方面都存有不少疑惑，特借《上海书评》一角，发表一点浅见，希望能将所牵涉的复杂问题辨析清楚。

北大与燕京

在北大发布的官方文稿中，对于这一机构的定位和宗旨有这样的阐释：燕京学堂“根植京师大学堂的中华文明底蕴，绵延北京大学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命脉，承接百年燕园孕育的博雅教育理念和国际化视野”。这一句大可斟酌。新文化运动恰恰以激烈反对传统文化而著称，这样的“精神命脉”是很难和传统文化的“底蕴”相协调的。而且，此机构的正式名称中有“燕京”字样，英文表述也启用传统的拼写（Yenching），再加上“百年燕园”的提法，凡稍知近代教育史的人，都自然会联想到著名的燕京大学。

冯象：“鲁迅的梦今天实现了”——读高音《舞台上的新中国》

高音常请我看戏，那是她的专业。舞台上下的活儿，从编剧舞美到念唱做打，她熟极了；好的丑的，谁跟谁学，都能说出个道道。要是写下来，该有多精彩，我想。终于，盼来了这本《舞台上的新中国》。书拿到手，不觉莞尔：封面这幅老版画，几个手捧小红书攥紧拳头唱歌的宣传队员，会不会刺痛一些评论家的心，引发几声哀怨？回她一个字：赞！

多少年了，大学教育甘愿给主流媒体跑龙套，依旧是“伤痕文学”的余绪。且不说文艺的萎靡，连城管打人、法官嫖妓、病人家属杀医生，都稀里糊涂记在早已“拜拜”了的那个“新中国”的账上。是不是教条主义作祟？而教条之培养能如此奏效，背后必有一种高明的政法策略。只是有一点尴尬：新时期的舞台，佳作实在不多，戏剧一如音乐美术，远不及新中国的成就。怪不怪所谓“体制”呢？如果还一味数落前三十年，那是在遮掩之后的什么，在蒙蔽谁的眼睛？

我想，这便是高音此书的一个贡献。她以严谨、平和又富于“同情之理解”的笔触，发掘梳理了诸多被人遗忘的历史细节，仿佛拉开大红帷幕的一角，让我们重温先行者的伟业，吸取牺牲与挫折的教训。合上书，再去剧院，那金碧辉煌里，满眼是重新包装的“旧”——旧故事旧人物旧思想旧风格，旧的雇佣关系的契约之下，艺术理想和专业精神的迷失。两相对照，官学的喋喋说教如过眼烟云。令人深思的，仍是那个老问题：红色何以经典？经典为什么走向了失败？

舞台上的新中国书里讲到解放初的新气象，引光未然一句话作讨论的切入点，我以为颇有见识：“鲁迅活着的时候曾经梦想……无产阶级自己会写文章，出现真正的普罗列塔尼亚的文学，鲁迅的梦今天实现了，工农兵自己写作剧本，已不是什么稀罕的事”（页35）。“稀罕”意谓原先没有，或者即使有，也只是受苦人无力的叹息、零星的抗议。而“鲁迅的梦”成真，乃是把文艺从精英阶级手里解放出来，将作者的才智与思想感情融入大众的革命，故而侧重集体创作。于是戏剧家的成败，往往系于他对集体创作的态度和利用，如老舍、曹禺先生。

《经济学家》2013年最佳图书

参考：《经济学家》年度最佳图书：2011；2012；2014；2015；2016；2017；2018。

分为政治、传记、历史、经济、科技、文化、小说七类：

Politics and current affairs


My Promised Land: The Triumph and Tragedy of Israel. By Ari Shavit. Spiegel & Grau; 464 pages; $28. To be published in Britain by Scribe in February; £20.

Drawing on interviews, historical documents, diaries and letters, as well as his own family story, Ari Shavit, a Tel Aviv newspaper columnist mines four generations of history to tease out the conflicts and contradictions in his controversial homeland. A passionate elegy.

冯象：脸红什么？——罗思维莎戏剧风格浅析

罗思维莎（Hrotsvitha，约935~1002）这个名字，该是读西方戏剧史的学生熟悉的。这位德国北部冈德斯海姆修道院的本笃派女尼，立志要用“同样的素材体裁”，跟那专写“淫妇奸行”的罗马喜剧诗人泰伦斯（公元前约190~159）争一高低。在她的自序里，“冈德斯海姆的雄声”（clamor validus Gandeshemensis）坦率地说：[1]

不过[争这口气]也常令我难堪，羞愧得脸红。因为这种题目逼迫我不得不花心力和笔墨，去写那些色鬼干的混帐事，以及他们那些本不该玷污了我们耳朵的恶毒的甜言蜜语。

这“恶毒的甜言蜜语”之类，照德朗克教授的看法，合着一个相反相成的道理：唯其下流卑劣、不堪入耳，方能显出救世主胜利之光荣，“特别是[剧终]当弱女子获救，原先雄赳赳的暴力却晕头转向、打倒在地的那一刻”。[2]

不用说，这个“相反相成”上了舞台便是戏，因为上帝的安排作为奇迹，总是出人意外。例如，“色迷心窍”的卡利马克潜入少女德鲁西安娜的大理石墓室，亲吻她未曾腐烂的尸体，当场被毒蛇咬死（Callimachus，第七场）。迫害督徒的罗马执政官杜尔西提，没来得及干坏事就失去了神志，把厨房里挂着的锅碗瓢盆当作被他关押起来的三位处女拥抱，搞了一头一屁股的油灰，让躲在门背后的她们吓一大跳（Dulcitius，第四场）：

高鸿钧：《法缘记忆：醉心梦语》

法缘记忆：醉心梦语高鸿钧：《法缘记忆：醉心梦语》，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ISBN: 9787542642714.

内容简介

作者从业法学数十年，但始终不曾忘记文学的梦想。数年前，于青灯黄卷之余，偶感“法塔”不可承受之重，遂打量世事人情，但见红尘滚滚、浊浪滔滔、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于是写下这五十余篇别有趣味的短章，所涉内容多与法界相关。

作者简介

高鸿钧，1955年生，黑龙江海伦人；吉林大学法律系77级本科，中国政法大学81级研究生。研究生毕业留校，1991年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1998年至今在清华大学法学院任教授；主要领域为比较法学、法理学和外国法制史；中国法学会比较法研究会副会长，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法律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刘皓明：雅典与梭伦：评柯素芝《出世与神情：西王母在中世纪中国》

Suzanne Cahill, Transcendence and Divine Passion: The Queen Mother of the West in Medieval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到西安必登大雁塔。初唐时期留到今天的人造地面结构本来就屈指可数，而它们中间，恐怕没有哪个比大雁塔更人文荟萃了吧？要说能在长安这样的都市屹立一千三百多年而不倒，实在不是易事，因为就算能历尽乱世的兵燹劫掠而幸存，却保不齐躲得过“盛世”的拆迁；就连自然风景，不也早已因过度开发超限承载而疮痍满目、面目全非了吗？

登上大雁塔，自然要吟咏杜甫的名作《同诸公登慈恩寺塔》：

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

塔内确也未敢有失风雅，应景地悬挂着这首杜诗及其唱和之作的今人抄卷，只是那字写得实在比北京地下过街通道里立在地上的“收购药材墨盒”的牌子上的字好不了多少。在这种旅游热点，没有挂出像“和谐号”那样用电脑打的“书法作品”，就已经很不错了，不好奢望的。

大雁塔本名慈恩寺塔，慈恩寺是唐高宗为纪念其母长孙皇后、唐太宗之妻修建的，高僧玄奘曾在慈恩寺里奉勅译经。现存寺塔为武后时所重建，虽经后来历代修缮，却仍属为数极少的现存唐代地面结构中最著名的一个，是中古建筑史的活标本。这个凝聚了唐代政治、宗教、思想和物质文化的地面结构，尤其因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而成为唐代文学的一个坐标，这不仅是因为杜甫的诗写得好，还由于当年同杜甫一起登塔并唱和的“诸公”——高适、岑参、储光羲、薛据——的诗作也一一尚在。翻阅《文苑英华》，看到这首杜诗同其唱和之作被放在一起，读者仿佛能看到天宝十二年秋（西历753年）的某一天，这几位诗人在慈恩寺兴会的场景。因此除了文学价值之外，这组诗还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上个世纪末以来人文研究界时髦搞所谓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和公共空间，像杜甫高适岑参等人登慈恩寺塔的唱和之作，可以是这类研究的绝妙素材。

New Book: Religion without God. By Ronald Dworkin

Religion without GodReligion without God. By Ronald Dworkin. （罗纳德·德沃金：《没有上帝的宗教》）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ISBN: 9780674726826, 0674726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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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This Book

In his last book, Ronald Dworkin addresses questions that men and women have asked through the ages: What is religion and what is God’s place in it? What is death and what is immortality? Based on the 2011 Einstein Lectures, Religion without God is inspired by remarks Einstein made that if religion consists of awe toward mysteries which “manifest themselves in the highest wisdom and the most radiant beauty, and which our dull faculties can comprehend only in the most primitive forms,” then, he, Einstein, was a religious person.

Dworkin joins Einstein’s sense of cosmic mystery and beauty to the claim that value is objective, independent of mind, and immanent in the world. He rejects the metaphysics of naturalism—that nothing is real except what can be studied by the natural sciences. Belief in God is one manifestation of this deeper worldview, but not the only one. The conviction that God underwrites value presupposes a prior commitment to the independent reality of that value—a commitment that is available to nonbelievers as well. So theists share a commitment with some atheists that is more fundamental than what divides them. Freedom of religion should flow not from a respect for belief in God but from the right to ethical independence.

Dworkin hoped that this short book would contribute to rational conversation and the softening of religious fear and hatred. Religion without God is the work of a humanist who recognized both the possibilities and limitations of humanity.

冯象：“奥维德的书” ——读布朗微奇《大卫诗面面观》

《木腿正义》下编之五

说到威尔士“诗仙”大卫·阿普规林，有句名言常被人引用，那就是 W.J. Gruffydd 为第十一版《大英百科全书》“威尔士文学”条写的：“若不是因为他的七音诗（cywyddau）绝对不留转译的余地，大卫保准会跻身于中世纪最伟大诗人的行列。”

这观点最简单的证明，对于熟悉十四世纪英国文学的读者来说，莫过于拿大卫和乔叟相比。他们俩差不多是同代人（大卫的生卒年代，我们没有可靠的记载，但根据他诗里零星涉及的同时代人物、事件，可以肯定他的创作成熟于十四世纪五、六十年代，比乔叟早十多年）；都是南方人，很早便有机会接触上层社会流行的法国文化；都站到本民族新文学的起跑线上，面对着北方旧传统行将瓦解的壮观：英格兰西北，是古老的头韵体诗歌的最后堡垒，《加文爵士与绿骑士》的家乡；威尔士北部，则是哺育了七个世纪“众王公的歌手”的古国奎纳泽（Gwynedd）故地——直到一二八二年英王爱德华一世占领威尔士，“末代王子”佘威林（Llywelyn）遇难，奎纳泽宫廷的歌声才沉默了。歌手们投奔地方贵族（uchelwyr）的庄园，诗歌日趋保守，着意用典而诘屈聱牙，号称“接班人”（Gogynfeirdd）时代。大卫和乔叟，都不是学究，因而绝少因循守旧的习气；学诗伊始，便大胆借用外国的思想和表达。查一查辞典，中世纪进入英语和威尔士语的法语词，有一大批归他们的功劳。

当然，这两种语言的历史大不相似。乔叟步入诗坛的时候，英语作为文学语言，刚从诺曼人征服英国的打击下喘过气来，尚在康复阶段；而威尔士的独立地位虽已一去不复返，威尔士语却并未遭受重创[1]。乔叟身上看不到《贝奥武甫》的影子；大卫却是从小听着塔列森（Taliesin）和阿涅林（Aneirin）的故事长大的[2]。从十四世纪欧洲文学的大形势看，两国同处西方边陲，文化交流上始终借多还少。法国宫廷诗人德尚（约1346-1406）称赞乔叟，是因为他把《玫瑰传奇》译介到英国，不愧为“大翻译家”；而英国迟至一七八九年才出版了第一部大卫诗选[3]。然而，他们都在本民族诗歌为新题材寻求新格律的时刻，起了关键作用。在英诗，是乔叟示范成功的五重音对句和“御制七行体”[4]；在威尔士诗，则是在大卫手里完善的七音诗与谐音律（cynghanedd）[5]。他们用这些诗格写下的不朽之作，代表了本民族中古文学的最高成就。

Noble and Ignoble — Ai Weiwei: Wonderful dissident, terrible artist. By Jed Perl

《新共和》杂志去年三月换了东家，近期改版。改版后第一期有篇著名艺术评论家 Jed Perl 论艾未未的文章值得关注： “Noble and Ignoble — Ai Weiwei: Wonderful dissident, terrible artist”，推荐阅读——

…

Although Ai is a darling of journalists and editorialists around the world, his work may be a little overly explicit for some connoisseurs of late modernism or postmodernism, better suited to Art and America and The New York Times than to the pages of October. I suspect that many museum professional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o have supported Ai’s projects also regard him with a slight condescension, as something of an artistic naïf, albeit an extraordinarily self-possessed naïf. …

…

The trouble with most critiques of political art is that they pay too much attention to the politics. This is not to say that an artist’s politics do not matter; not at all. But the great challenge today, at least for those who find themselves in a museum wanting to take full advantage of what an art museum has to offer, is how deeply the artist is exploring the means that are available. Therein lies artistic freedom. As an artist, Ai Weiwei remains imprisoned, unable to speak in the language of forms, which is the only language an artist can really know. A novelist might make something exciting out of Ai’s predicament. But Ai, as I say, is not a character in a novel. He is a man who makes works of art. They are bone-chillingly cold, the thoughts or attitudes of a great political dissident who remains untouched by even a spark of the imaginative fire.

阅读 “Noble and Ignoble” 全文

冯象：哪怕摩西再世

宽侄：

谢谢发来照片，让我们重温欢聚的时光。

回国一趟，同事见面，都说晒黑了。“黑”是恭维，仿佛我在百慕大群岛度假来着。我们邻居，去年到云南旅游的胖太太爱琳倒是苗条了，一听伯母称赞，更是满脸笑容：I know，可不，我减了十八磅！没有，没练瑜珈术，练什么都不如送我那麦当劳儿子上大学！原来，那孩子平时每周要妈妈开车带去麦当劳几回，这学期他一走，“空巢妈妈”告别“垃圾餐”，人就瘦了一圈。

你看，如今“黑”皮肤成了休闲享受的标记，大众化的便宜快餐反而担了不健康的恶名：语义就这样产生于对话的场合。由此想到，上回谈翻译的“再造原意”，那“原意”也是由译者和读者，通过不同语境一次次“交谈”令其清晰而富有意味的。

下面答复你的好朋友的提问：翻译《圣经》是否集体合作较好？“信达雅”如何兼顾，还是应有别的标准？问题不小，可能会扯得远一点——但看得出，他是读了书，独立思考了才形成看法的；这一点，你得向他学习呢。

一

译经给常人的印象，大约总是某个教会委任集体班子的“项目”。可是纵观历史，钦定本除外，马丁·路德那样的独译才是成功的通例（见前信《海枣与凤凰》）。比如罗马教会的标准经文拉丁语通行本，便是圣杰罗姆（约347~420）的杰作。俄罗斯东正教的教会斯拉夫语译本，则来自 Gennadius 大主教的遗稿（1499），往前还可以追溯至斯拉夫字母的发明人圣徒西里尔（St. Cyril, ?~869）与其兄（St. Methodius, ?~884）的译经传道。而与路德几乎同步，廷代尔（William Tyndale，约1495-1536）立志“要让扶犁童子知晓的经文比[教士]还多”，以生动准确的口语，开现代英语译经之先河，在教会的火刑柱上赢了“英语圣经之父”的美誉（包伯里克，章二）。就连众译本之祖，希腊语七十士本，按照传说——而传说寄托了人们对译经的理想——也是七十二位以色列长老受埃及王托勒密二世（公元前282~246在位）请托，分头独力译出的（故事见《创世记·前言》）。

冯象：罗嘎

那是四十年前的旧事。或者按哀牢山寨老人们的说法，是天书上写着的人的命数：某某，初中失学入“知识青年”之流，得下放劳动，至云南边疆一公社小学校教书。

草屋门外，一条干涸的水沟。水沟盘山似长虫蜿蜒，藏头处，壁立云霄一面峻岭，方圆一百二十里莽莽苍苍，猿啼鹿戏，主峰名曰黄连。那高峰半腰悬一座哈尼寨子，十来间竹楼，人称笆底（回音）。笆底生产队的队长叫亚伦，与《圣经》所载先知摩西的兄长同名。亚伦是狩猎的好手，常下来小学校，给我送些麂子野猪干巴之类，让我去酒厂帮他换“火水”喝。因此相熟了。

他有这么个故事，酒后透露的，未免语无伦次，过后他也忘了。幸好我留了一份记录——

那阵子我口袋挂两杆笔，背包里除了英文书还塞一沓信纸，负有收集整理各族群众活学活用伟大思想先进事迹的光荣任务——稍加润色，如下：

冯象：美极了，珍珠——译经散记

一

海风中一个低沉的声音，开始，我没有留意。

我在享受脚心里阴凉的细沙摩挲，看浪花推来的一粒粒贝壳，在夕照下变得金黄。远处，两个嬉戏的小女孩蹲下，惊喜地尖叫着……直至天色渐晦，金贝不见，礁岩化作嶙峋的黑影，如一座倾圮的寺院，那声音才伴着波涛的节拍，慢慢响了起来：En una noche oscura, con ansias, en amores inflamada…

这是谁的诗呢？我问，好像在哪儿读过。风，在礁岩下应答：

是一个昏黑的夜
心里焦灼，燃烧着爱情
啊，幸福又幸运的一刻！
出来了，没人看见。
我的小屋，终于安宁……

走开去的时候，我认出了圣者的名字；晚潮送来，他遗骨的芬芳。

天才的博尔赫斯说过，这诗节的末行，estando ya mi casa sosegada，如果脱离上下文，本是极平淡的一句：我的[小]屋终于安宁。但尾韵-ada之前“s”一连重复三次（casa sosegada），营造了一种宁谧而寂寥的气氛，是译文不易传达的。所以，他赞许苏格兰诗人Roy Campbell的英译的灵活处理：When all my house was hushed。认为“all”用得好，有空旷感；“hushed”收尾，形容“house”，两重读音节押头韵，则仿佛奏出了“沉寂的音乐”（《诗艺六讲》，页61）。

然而我听见的是，十字架底下，那永恒的死寂——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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