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情怀 · HUMANITIES

冯象:京城有神仙

冯象:京城有神仙

这事知道的人不多,但也不是新闻。三年前沈林就透露了,写一剧本,发给我看,题为《北京好人》,借用德国布莱希特《四川好人》那个名喻。 我这位“沈博”(在中戏大伙儿这么叫他)是艺术家性格:临开演一小时,突然一个电话:快来,小庄口儿九剧场,票在某某手里,演出结束请参加剧组座谈。就挂断了。Jesus,这可是北京的周五下班高峰时段,小庄口儿在城里还是城外,哪个方向?幸亏的哥是个老辣的,上高速抢道、下辅路钻胡同撞脖子绝不吝惜,居然掐着钟点赶到了。急急进剧院上楼,迎面一道门微敞着,飘出靡靡的乐音。入内坐了,舞台上已经摇出一队艳丽的短裙,合着节拍,大腿举举,煞是整齐。不想乐池里一声喊:停!都放下了。原来是彩排。忙起身退出,抬头看海报,噢,是“爱恋廿世纪”的《张爱玲》哪。 转身爬上三楼,才松了口气:还在排队入场,有几个像是熟面孔,门口招手的那位女生,正是某某。 那神仙乍看是三位,实为一体。戏台后方拉一面银幕,灯一黑,他便降世现身了。宝像采用泥塑,请搞舞美的新秀捏的,模样不陌生——虽然这年头太多人钻在钱眼儿里,早把那“三位一体”淡忘了:中山装,圆脸盘带一粒痣,脑后贴一圈龙门石窟的佛光,赤县神州普照——多慈祥。 他三位口中念念有词,落下云端,来北京查访好人。走到胡同口,碰见愁眉苦脸的下岗教师老王。那老实头真够老实,没想到毛遂自荐,却推举了隔壁的洗头妹,大名沈黛。于是一夜之间,沈姑娘喜蒙神仙恩顾,开起一爿杂货店。她也确是好人,刚添了只货架子,就开始对左邻右舍有求必应,在胡同里悄悄行善。谁知那帮人得着好处,反而生了坏心。有打她“富豪表哥”主意的(不然恁个洗头妹,哪来的做生意本钱?),有垂涎姑娘姿色的,成日价找她纠缠不休。这还没完,又闪出一个踉踉跄跄寻短见的青年,往细脖子套根绳儿。恰巧被姑娘撞见,救下安慰,他洒了两三滴泪,才慢慢启齿,说是留学生,录取在著名的某太平洋大学;面色好苍白,是叫学费加机票给愁的。洗头妹听得神思恍惚,那小白脸便乘势倒在好人胸口,一边花言巧语求爱,要认作夫妻,一边心里算计:这丫头绣花枕下面藏了几K票子?

利求同:互联网时代的知识隐忧

利求同:互联网时代的知识隐忧

——答晓峰、柳莺 不久前,谷歌与美国作家协会达成的和解协议被法院驳回,在中国,则有五十名作家联名声讨“百度文库”侵权……在互联网时代,我们享受着随机快速获取大量知识信息的便利,可是知识的物质载体变化背后潜藏着的危机,正逐渐为人们注意。利求同女士曾求学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马里兰大学信息研究学院和MIT斯隆商学院。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入职美国商界,在电讯、保险和人力资源大公司负责知识管理与竞争信息咨询。在她看来,互联网若是落入营利机构的控制,对传统知识管理体系的冲击,不仅会影响到个人,甚至对国家、社会,都是灾难性的…… 我们都能感受到,互联网的普及,使知识的形态以及我们获取知识的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您能具体谈谈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吗? 上世纪中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利克莱德(J.C.R. Licklider)提出了“计算机功能分享”的愿景,互联网就是这愿景的实现。互联网的崛起,其实是一场信息革命。不久前,人类储存的信息已高达295 exabytes(加20个零),如果存入光盘,会堆至月球都不止。一九八六至二〇〇七年, 世界范围计算机能力的年增长率为58%。二〇〇二年,数码信息储量首次超过了各类传统载体的总和。五年后,全球约94%的信息“记忆”,已变为数码。大家都受益于这个奇迹,并为之折服。但同时,互联网又带来了全方位的挑战,我们习以为常的知识生产、管理、传播、学习、使用的方法跟习惯,都动摇了。 在个人层面上,首先是知识信息的质量变得良莠不齐,难以控制。互联网通过服务器、宽带、超文本等手段集合众多分散独立的信息源,形成二百五十多亿个可标引网页。这庞然大物信奉民主,鄙视内容审查,原则上,任何人都可以实名或匿名,上载下载文献,随时更新内容。在虚拟世界里,正如苏格拉底担心的,知识信息与作者的关系变得松散模糊,文字内容同作者的行为、荣誉及品格不再关联。网上信息的内容“海量”重复,真假难辨。这就要求互联网使用者,如果审慎的话,对所得信息仔细甄别与筛选。 其次,信息保存的难度加大了。现在我们发短信、写电邮、起草文件、分析资讯等等,一切都数码化了,必须使用阅读装置才能处理。但同时,软硬件技术迅速更新,制式标准不断换代,这些数码化记录很快就没法阅读了,除非请专业人士协助“破译”,非常费工,且不安全。这问题让公司和政府部门很头痛,数码信息维护成本高,稍不留意就丢失了。 第三,更为严峻的是,“互联网大脑”对深度阅读思维跟创新能力的威胁。面对信息轰炸,我们的大脑容易超负荷运作,无谓地损耗注意力。互联网是个链接世界,读者跟着链接到处浏览,系统而连贯的阅读,就难以延续了。久而久之,养成一种蜻蜓点水、跳跃式的阅读习惯,导致推论、分析、批判、洞察等高级认知行为来不及调动,阅读思考便提前结束。这个倾向令人担忧,会不会阻碍科学探索、知识创新呢?西方学界做了不少研究,详细的讨论,请参阅拙文《互联网大脑,能阅读思考?》(《书城》2011.4)。 在社会和历史层面,则是知识管理何去何从的问题。知识管理是知识生产链上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两千三百多年前,埃及托勒密王朝的亚历山大城图书馆,创立了以图书馆为中心的知识管理模式,沿用至今(参见拙文《心智的圣所》和《Pinakes》,载《书城》2010.9 & 11)。图书馆收藏书卷抄本等各样文献,分类著录整理校辑,供学者、科学家和普通读者使用,达到知识承传的目的。传统图书馆是围绕着书籍这一知识载体而运作的。印刷术虽然大大促进了学术交流和教育普及,但书籍的传播范围和速度还是很受限制的。印刷品一般只能在一时一地阅读使用。所以,图书馆要按照社区分布,根据读者的需求收藏复本,才能做到知识分享。而出版物一旦入藏,图书馆就永久拥有其产权,并藉此实现馆藏的管理和借阅流通,形成一个多重子系统、互为后备的分散式组织结构。这技术性功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图书馆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社会功能,她不仅收藏知识,还要确保知识的公有共享。因此现代图书馆多取非营利的组织形式,无论官办私立。公立图书馆纳入国家、地方政府、学校或研究机构,给予财政预算;私立图书馆,则有专门设立的基金做后盾。这样,不以营利为目标,少受市场动机(包括知识产权)的干扰,在知识四周筑起一道围墙,保证了全社会对知识相对自由的使用,实现公有共享。历史证明这是有效的。 互联网的崛起,信息载体和传递方式数码化了,知识管理进入了一片新天地。信息的收藏、整理、传播、使用不再受地域和传统载体的限制,分享可以异地、共时、随机并大规模地实现。比如,在中国偏远地区查阅美国Westlaw的判例文献,已无技术上的障碍。互联网极大地便利了知识共享。相比之下,传统图书馆尽管引入了数码技术,但她代表的知识管理方式在新技术面前显得笨拙,效率低。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图书馆,尤其是研究型图书馆的使用率普遍下滑。据(美加)研究型图书馆学会(ARL)二〇〇八年统计:与二〇〇五年相比,成员馆的使用率下降了35-50%;研究型(参考咨询)服务的利用率,则从一九九六年的顶点下跌了63%。连一流大学也不能幸免,例如耶鲁大学图书馆网络目录的使用率,2008-09学年较前一学年下滑21%。这一趋势,跟互联网的扩张刚好同步而成反比,显示出人们获取知识的来源和方式变了。图书馆的读者在减少,社会对她提供的知识信息的依赖程度在降低。图书馆作为知识管理核心机构的崇高地位,从技术上被动摇了,面临两千多年来最大的一次危机。

冯象:Re: 致辞与山寨——序《走不出的风景》

冯象:Re: 致辞与山寨——序《走不出的风景》

B君如晤 我上周返美的。正赶上大雪,在纽约机场旅馆捱了一宿,不过把苏力老师给的书稿看了——论致辞与政治修辞的,课上讲过吧。请教两个问题,你们年轻人什么看法: 他在院长任上的毕业迎新致辞极受学生欢迎,当得上北大一块品牌,据说正版之外,还有山寨版。你或者别的同学是觉得他说的道理(思想)好,还是语言生动有趣,抑或别的原因(个性、场合、态度)?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苏力是不是一个例外? 谢谢,节日快乐。 又,山寨版何处可阅?     [三天后] 绝了哈哈,原来院长的“自主知识产权”还未撰写(并依法享有国际保护),山寨版即已上网,四处流传了。而且标题也蛮“感动中国”,是不是?也缠绕些欧化句式,有“力叔”味儿。再过四十年,白头校友回忆“一塌糊涂”(一塔湖图)的学习生活,接受记者或校史专家采访,这段佳话肯定有数不清的版本。 S君帮忙,拿我的问题找同学(校内外皆有)做了个小调查,回复都很率直,有见地: ——既不唱高调说空话,也不惺惺作态讨好学生,总之,苏力老师了解我们的生活,贴近我们的感情。 ——很“个”的人,有些执拗。但他的话让我觉得新,可以信,美倒是其次的。 ——我对老师了解不多,致辞具体讲了什么道理,记不清了。印象中他很会煽情,有点儿女性化,但不做作。配上他们说的“一张铮铮铁骨的脸”,非常独特。(女生语) ——好些话称得上“美”,甚至过于“柔软”,比如“细雨淋湿了未名湖”,但那只是作为通向某种真实的铺垫,某种未经雕琢和掩饰的“信”。这么看,应该说是“信言不美”的例外吧。 ——国人的公共生活一直摆脱不了“假大空”话语,老百姓“审丑疲劳”久矣。苏力老师拒绝官样文章,不落俗套,就具备了打动人的力量。其原理可能近于那个口语词“不折腾”。当然,他有不少出色的修辞和精巧的表达,加上真诚,在教育官员中是罕见的,如果不是绝无仅有。 ——回想起来,自己真正被打动,不是在毕业典礼上,而是后来读文字稿的时候。他口才在法学院来说不是最好,要念稿,还带点口音。相比之下,文字更能表现他的激情,“有嚼头”。不过在社会上走红,或许得益于“北大”、“院长”一类的标签效应? ——他有几句“信言”太鲠直了,像“这里是北大法学院”,那种近乎赤裸裸的精英意识的流露,得罪人也不奇怪啊。 ——像网友说的,是发自肺腑的祝福,贴心。 ——前些年有个外系老师,在课堂上说学生不用功,成天听刘德华。学生暴笑。因为刘是“大叔级”歌星,现在谁还迷他呀?苏力老师绝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他举过孙燕姿、蔡依林、周杰伦、张柏芝、阿娇等人的八卦新闻做例子,大家好惊讶:一位“五〇后”大教授,一向拒绝当“公共知识分子”,对“八〇后”“九〇后”热衷的时尚,居然那么熟悉! ——老师的致辞之所以受欢迎,我觉得除了文笔,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对商业/小资文化略微妥协,例如对青春的伤感抱认可和同情态度,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同时,他也温和地批评一些现象,在致辞中强调年轻一代要有责任感、使命感。小气跟大气这样结合,就抓住了同学们的心。我猜想,致辞本身在知识和学术上的作用,或许是有限的。但如果把这些文本和演讲看作大学里实践群众路线的一种尝试,他会不会觉得颇为得意呢?这也是我自己常感困惑的问题:学术与政治,可分吗? ——魅力在他的个性,而不是思想或语言。

苏力:《走不出的风景:大学里的致辞,以及修辞》

苏力:《走不出的风景:大学里的致辞,以及修辞》

苏力:《走不出的风景:大学里的致辞,以及修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ISBN: 9787301089279. 购买本书:卓越网;当当网。 内容简介 本书是苏力先生在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10年任期内各种致辞的汇集,主要是迎新和毕业致辞,因为苏力的致辞一洗官腔套话,贴近年轻学生的心灵与生活,这些致辞在当时就引起了校园轰动,并逐渐成为每年6月(毕业)和9月(迎新),学生以及毕业生们翘首期待的一道风景。并且从苏力开始,引发了一系列大学院校长们的清新致辞风气,比如华中科技大学的校长“根叔”。在本书中,苏力还专门写文章讨论了大学致辞与政治修辞,表示他表里如一的致辞理念,对于教育界的同仁也有很大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 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著有《制度是如何形成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法律与文学》、《送法下乡》等,译作有《法官如何思考》、《并非自杀契约》等。 目录

王蒙:不争论的智慧

王蒙:不争论的智慧

上次写完了那篇关于“话的力量与不争论”的文章,意犹未尽。 我想起了张中行老师关于四七二十七还是四七二十八的争论的故事(见《读书》杂志一九九三年第五期)。这是我迄今为止读到过的最佳笑话。与一个认为四七等于二十七的人争论是毫无意义的,是妄费唇舌,是自身的不够清醒所致;因此,县令责打坚持四七二十八的人的屁股,而判定主张四七二十七的人无罪,太妙了。这是一个关于不争论的最佳故事。与四七二十七的人争论活该挨打!即使您是正确的,您是坚持四七只能等于二十八的,也不必去与不值得认真对待的人去认真讨论那本来不讨论也可以明白的问题,这是一。到头来,还是四七二十八的主张者挨揍,这是二。坚持四七二十七的人无罪无皮肉之苦,这是三。第一层含义是智慧,而且是非常东方式的关于“无”的智慧,正确的主张也不是任何时候都需要宣讲的,在宣讲没有意义的时候,更正确的做法其实是保持沉默和静观,也就是保持无为。这个表述比西谚所云:“好话是银子而沉默是金子”更加透彻。 第二层——关于四七二十八论者的挨打的含义——就有那么点辛酸了。 而第三层含义呢,四七二十七无罪论,真是滋味无穷这是对于乖谬者们的最大讽刺;又是正直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一味说实话的呆子们的最大自嘲! 有一个民间故事类此而格调稍低:是说两个人争论,一个说是《水浒传》上有个好汉名叫李达,另一个说是那好汉名叫李逵,二人打赌二十块钱。便互相扭打着找到了一位古典文学权威。权威判定《水浒传》上的好汉乃是李达,于是李后面是逵的主张者输了二十元。事后,“李逵派”质问权威为何如此荒唐断案,权威——看来与李逵派还是相识——答道:“你这不过是损失了二十元钱,而我们害了那小子一辈子!他从此认定好汉乃是李达,还不出一辈子丑吗?”

安徒生:皇帝的新装

安徒生:皇帝的新装

叶君健 译 许多年以前有一位皇帝,他非常喜欢穿好看的新衣服。他为了要穿得漂亮,把所有的钱都花到衣服上去了,他一点也不关心他的军队,也不喜欢去看戏。除非是为了炫耀一下新衣服,他也不喜欢乘着马车逛公园。他每天每个钟头要换一套新衣服。人们提到皇帝时总是说:“皇上在会议室里。”但是人们一提到他时,总是说:“皇上在更衣室里。” 在他住的那个大城市里,生活很轻松,很愉快。每天有许多外国人到来。有一天来了两个骗子。他们说他们是织工。他们说,他们能织出谁也想象不到的最美丽的布。这种布的色彩和图案不仅是非常好看,而且用它缝出来的衣服还有一种奇异的作用,那就是凡是不称职的人或者愚蠢的人,都看不见这衣服。 “那正是我最喜欢的衣服!”皇帝心里想。“我穿了这样的衣服,就可以看出我的王国里哪些人不称职;我就可以辨别出哪些人是聪明人,哪些人是傻子。是的,我要叫他们马上织出这样的布来!”他付了许多现款给这两个骗子,叫他们马上开始工作。 他们摆出两架织机来,装做是在工作的样子,可是他们的织机上什么东西也没有。他们接二连三地请求皇帝发一些最好的生丝和金子给他们。他们把这些东西都装进自己的腰包,却假装在那两架空空的织机上忙碌地工作,一直忙到深夜。 “我很想知道他们织布究竟织得怎样了,”皇帝想。不过,他立刻就想起了愚蠢的人或不称职的人是看不见这布的。他心里的确感到有些不大自在。他相信他自己是用不着害怕的。虽然如此,他还是觉得先派一个人去看看比较妥当。全城的人都听说过这种布料有一种奇异的力量,所以大家都很想趁这机会来测验一下,看看他们的邻人究竟有多笨,有多傻。 “我要派诚实的老部长到织工那儿去看看,”皇帝想。“只有他能看出这布料是个什么样子,因为他这个人很有头脑,而且谁也不像他那样称职。” 因此这位善良的老部长就到那两个骗子的工作地点去。他们正在空空的织机上忙忙碌碌地工作着。 “这是怎么一回事儿?”老部长想,把眼睛睁得有碗口那么大。 “我什么东西也没有看见!”但是他不敢把这句话说出来。

利求同:Pinakes:谷歌百度们的鼻祖

世界变得真快。现在的人查找信息,只要上百度或者谷歌,输入一两个关键词,立刻,荧屏就给出了相关的网页网址。想想,在成亿的网页,上兆亿的信息存储中,如此快速准确地检索出结果,再有条不紊地排序显示,这是多么困难而又神奇的事!谷歌百度们的创始人和工程师了不起呀。然而,跟世上别的发明一样,互联网的超级信息检索功能也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它是人类知识生产发展史上的一个阶段性成果,是系统性知识管理和使用,借助数字网络技术,酝酿出来并正在实现之中的一次划时代的飞跃。而在这部知识生产管理史的开端,站着Pinakes,西方世界第一部图书馆分类目录。 Pinakes诞生于托勒密王朝的亚历山大城图书馆,距今已有两千三百多年了。它的希腊语原意为清单、表格,是“百科鸿儒及其著述综合目录”的简称。整部目录共一百二十卷,囊括了大城图书馆的全部馆藏,以及虽未能入藏,但名见经传的各国著作。亚历山大城图书馆以广集天下书籍为己任,是托勒密王朝希腊化统治大业的一块基石(详见拙文《心智的圣所》)。鼎盛时期,馆藏高达七十万卷轴,涵盖哲学、宗教、法律、文艺、科学各个知识领域。庞大的藏书引来无数优秀学者,使亚历山大城迅速上升为地中海世界的文化中心,凸显了王朝的荣耀。但图书馆员和缪斯殿的学者发现,卷轴积累到一定程度,这座宏伟的知识宝库变得难以管理,既不能确知收藏范围,查找起来更像大海捞针。而且可以预见,随着纸草纸卷轴增加,问题会日益严重。有位名叫卡利马科斯(Callimachus of Cyrene,约前310~240)的哲人感叹:“书籍越多,麻烦越大”。卡氏活跃于托勒密二世和三世朝,是缪斯殿名望极高的学者,著有八百多首诗歌,据说是仅次于荷马,被古代语法学家引用最多的希腊诗人。于是,托勒密三世命他解决这个“麻烦”,编制一种工具,以改变大城图书馆入藏书籍的无序状态。Pinakes的修纂就这样开始了。 万事开头难。当时还从未有人处理过如此庞大的藏书,没人知道这任务的深浅。书籍是人类知识的文字记录,也是知识创造、积累、传播以及再生产的重要载体。所以,Pinakes要解决的不仅是大城图书馆的馆藏组织,而且事关知识生产与管理使用。更微妙的是,希腊化前期(前332~215),地中海世界正处于口述传统向书写过渡的重大变革之中,各地出现大量卷轴,把亚历山大城图书馆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习惯上,我们总是把书写看作记录、教授、传播和保存知识的主要手段,赋予它优于包括口述在内的其他交流手段的权威地位。伟大的英国史家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文明人类与没有知识、亦不能反思的野蛮部落一大差异,便是使用文字”(卷一章九,页218)。但追溯历史,古代社会有很长一段时期是由口述传统主宰的。古希腊就曾是一个典型的口述社会。在黑色图案陶罐时期(前7~5世纪)的出土陶器上,我们找不到卷轴的形象,弹琴吟唱的歌手却屡屡出现,知识和经验的承继,主要靠口耳相传。例如荷马史诗,就是一代代歌手演唱加工光大的成果,即便有了文字版本之后,仍然主要靠说唱来传布。苏格拉底也偏爱口述,长于辩论,相信演讲是导向真理的最佳方法。他认为,口述可以让人们在听讲的同时,参考讲演者的声誉以及现场表现,来判断他的话是否诚实真确。在他看来,书写反倒是不值得信任的而易朽的,因为隔断了文字内容同作者的行为、荣誉及品格的现场关联。由于这一“偏见”,苏格拉底坚持述而不作,把面对面的授课和辩论,视为自己哲学思想的标准“版本”。

利求同:“心智的圣所”

利求同:“心智的圣所”

两千三百多年前,地中海南岸一座大城拔地而起,她奢华的宫殿拥抱着如画的港湾,巍峨的灯塔为五十公里外的船只引航,良港连着熙熙攘攘的集市,让她做了世界贸易之都。连雅典和罗马在她的辉煌面前,也不得不屈居下风。然而,她的不朽的光荣,属于一座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图书馆——埃及亚力山大城图书馆。 亚力山大城得名于亚力山大大帝(前356~323年),是埃及托勒密王朝(前305~30年)的首都。亚力山大是希腊北部马其顿国的王子,少年时代曾师从亚里士多德,学习荷马史诗。二十岁继位,随即发动对波斯的战争和人类历史上最卓越的远征。他所向披靡,短短十年,打下一座横跨欧亚非三洲,直抵印度河的庞大帝国。此后,地中海世界和近东便进入了“希腊化时期”,古代希腊文明的疆域拓展到了顶点。其间(前331年)这位天之骄子曾踏足埃及,来到尼罗河三角洲西端,在那里,据说他梦见了荷马,诗人吟诵道(《奥德修记》4:354): 在埃及前头, 汹涌的大海上有一座岛, 人们管她叫法罗斯。 大帝立刻起床,来到法罗斯岛,下令建城,城里还要修一座图书馆,献给执掌智慧与文艺的缪斯。仿佛真是一道神谕,天上降下一个征兆:当建筑工匠开始规划港口和城区,用大麦粉在地上画线时,突然飞来成千上万只鸟儿,好似一片乌云覆盖海滨,把大麦粉吃个精光。大帝大惊,以为冒犯了什么神明,忙请术士占卜,术士说,是吉兆,大城要成为地中海的粮仓。不过,这大城的鸿运并没有保佑亚历山大太久。八年后(前323年6月),他在巴比伦王宫举行宴饮时猝然倒下,再也没有起来。 亚历山大终年三十二岁。幼主稚齿,无力号令天下,几个将军便拥兵自重,觊觎着王位。其中一位镇守埃及,叫托勒密。他见割据已是大势所趋,就发兵入叙利亚,把返回马其顿途中的大帝的遗体劫下,迎来亚历山大城安葬了。这托勒密原是亚历山大小时候读书的陪伴,一块儿听过亚里士多德讲课,后来就跟随大帝南征北战,军功卓著。现在大帝死了,诸侯相争,他便以大帝的总督之名,统治埃及。慢慢经营了十多年,将政敌一一剪除,才在公元前三零五年加冕法老,号“拯救者”(Soter),史称托勒密一世(前305~282在位)。这是托勒密王朝的开端。

冯象:黎明的左手

冯象:黎明的左手

前贤译诗,所定的译名,往往比通行的新华社标准要好看中听。《鲁拜集》的“鲁拜”(ruba’i)又叫“柔巴依”,平声,飘逸着西域风情。作者 Omar Khayyam (1048~1131)是波斯哲人兼大数学家、天文学家,郭沫若译作莪默,如今恐怕只可唤作个奥马尔了。《鲁拜集》在英文世界的美名,得归功于诗人费慈杰罗(Edward Fitzgerald, 1809~1883)的“自由翻译”。费氏出身富裕人家,母亲是社交圈的美人,他却从小嗜读书而性格孤僻。在剑桥三一学院,他同丁尼生、萨克雷等三五个文学才子订交,毕业即隐退乡间,平日只喜欢跟本地渔民泛舟弄潮,终生未事任何职业。四十七岁才下决心结婚,新娘长他一岁。结果没过几天,就躲到朋友家,捧起一本书,不肯见新娘了。那本书便是《鲁拜集》,“莪默,给我送来了慰藉”,他说。 费氏译诗可谓苦心孤诣。稿成,只印了二百五十册,未署名,面世(1859)却受了冷遇。两年后——其时书店已作削价处理,从一先令降至一便士一册(一先令等于十二便士)——一个偶然的机会,被罗赛蒂、史文朋、勃朗宁、罗斯金等诗坛名流与批评家看到,大加褒扬,逃婚的书蠹才成了明星。不过,费氏的《鲁拜集》并非学者式严谨的翻译,也不按原文抄本的编排顺序,而是重新组织,大胆联想,甚而借题发挥,将自己对人生挫折的感怀,溶入原作的略带忧伤的享乐主义和对正统信条的怀疑精神。他认为,一首诗直译与否并不重要,但须是“活的”。“倘若不能留存原作的生命,就得注入译家自己次等的生命;宁要一只活麻雀,也强如老鹰标本”(引自 A.S. Byatt 序)。兹以开头的两阕为例,试译如下——“鲁拜体”格律为四短行押尾韵,aaba,似中国绝句,但作法上是末行发力,破题“如指甲抠心”(波斯诗人 Sa’ib 语):

西奥多·齐奥科斯基:《正义之镜:法律危机的文学省思》

西奥多·齐奥科斯基:《正义之镜:法律危机的文学省思》

社会思想译丛 ★ 新书讯 西奥多·齐奥科斯基(Theodore Ziolkowski):《正义之镜:法律危机的文学省思》(The Mirror of Justice: Literary Reflections of Legal Crises),李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ISBN: 9787301182420. @豆瓣@小组 购买本书:亚马逊中国;当当网。 内容简介 本书研究了从古典时代直至当代的反映出西方法制进化历程的主要文学作品。其所引用的杰作包括《善好者》、《列那狐》、《安提戈涅》、《威尼斯商人》以及《审判》等等。西奥多·齐奥科斯基运用人类学关于法律进化的理论将这些作品置于其所处时代的法律语境之中,将法律的进化过程抽象为简约的理想类型,,梳理了法律与道德在数十个世纪当中的逐渐分离。从而以一种原创的视角将这些作品联系在一起并加以阐释,为法律与文学的研究贡献了一个新的维度。 不同于主流的“法律与文学”研究,《正义之镜》提出的是“文学与法律”的进路,强调的是历史语境而非理论命题,重视的是讨论“事”而不是“词”,突出文学而不是法律。本书将法律史作为理解文学文本及其冲突的不可或缺的工具,而不是引证文学作品来举例说明关于现代法律的论辩。核心是发现文学作品中所映照出的法律危机,尤其是那些属于全体公民而非少数法律人的关系到整个社会生活秩序的重大危机。 书评 我深深的痴迷于书中的每一个章节。作者赋予‘法律与文学’以令人惊喜的新用途。他是如此学富五车而又文风平易近人。他奇迹般的将关于历史、文学以及法律的复杂知识融为一体。《正义之镜》必将成为一部重要作品,并为进一步的学术研究和写作提供源泉。——丹尼尔·科恩斯坦(Daniel J. Kornstein) 《正义之镜》是一本出色的著作,充满了令人惊叹的丰富知识,包含了细腻的文学分析和对司法历史的清晰阐释。——维吉尔·尼莫埃诺(Virgil Nemoianu) 一项深刻且有价值的研究……西奥多·齐奥科斯基运用他广博的跨学科知识和深刻洞察力展开了这一开阔的研究。——罗伯特·霍普曼(Robert Hauptman),《当代世界文学》 关于法律、文学与历史的一部恢宏而引人入胜的指南。——罗伯特·巴斯基(Robert E. Barsky),《文学研究/外国文学》 充满睿智的创见与渊博的学识……这一充满挑战并且迷人的研究对于学者、教师和学生都大有收益。——《选择》

彼得·甘西:《反思财产:从古代到革命时代》

社会思想译丛 ★ 新书讯 彼得·甘西(Peter Garnsey):《反思财产:从古代到革命时代》(Thinking about Property: From Antiquity to the Age of Revolution),陈高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豆瓣@小组 购买本书:亚马逊中国;当当网。 内容简介 在这一著作中,作者探究了古代关涉财产的“基础性”文本,以及19世纪早期之前的思想家们在不同语境下对它们的接受情形。这些文本包括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关于理想政体的描述,耶稣关于弃绝和贫困的教义,黄金时代叙述,以及人类从原始公社性到所有权制度转变的其他阐明。在19世纪早期之前,认真思考过私人所有权的合法性问题的,包括政治思想家、神学家和法理学家。作者所涉及的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耶稣、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巴托鲁斯、奥康的威廉、米斯特拉的普莱桑、格劳修斯、普芬道夫、洛克、休谟、卢梭、康德、黑格尔和蒲鲁东。同时,作者充分论述了权利学说的历史发展,尤其是财产权。藉此,作者质疑了这样一个主导性的历史范式:古代世界对权利学说贡献甚微,甚至了无贡献。最后,作者对美国和法国革命中的权利宣言进行了比较研究,解释了为何法国人认为财产权是不可剥夺的,而美国人却不这么认为。

冯象:其志甚壮,其言甚哀

冯象:其志甚壮,其言甚哀

早就想写点什么,记念大舅斐云(赵万里)先生。去年至清华服务,大表哥赵深见示大舅遗稿《天宝遗事诸宫调》曲集遗文,睹物思人,感慨万端。 大舅是一九八〇年六月逝世的,一晃已三十年了。那时我在昆明上学,母亲赶去了北京,是父亲写信告知的。父亲的信,平常多是回复我提的文学方面的问题,或者因我要去访他的老友,叮嘱几句。那一次却写了一页大舅与北图(今国家图书馆),及古籍善本保护的事,是要我牢记的意思。后来,母亲依我的建议,写过几篇短文,其中有忆大舅和清华生活的。还编了一份大舅的年表,由大表哥修订,增补了内容,交我润色。课余,遂根据年表翻阅资料,钩稽故实,渐有收获。以下就二三事略作说明,求方家指正;枝枝蔓蔓,不及修剪,是些随手记下的片断。 一 提到清华(国学)研究院,有一幅导师与助教七人合影,大概是流传最广的历史记录了。前排三位导师,即王观堂、梁任公、赵元任,并讲师李济;后排三个助教,名字标作(左起):章昭煌、陆维钊、梁廷灿。这照片最初登在《清华年刊》(1925-26年卷),一九二六年夏出版。 幼和(戴家祥)先生晚年,常来家中与母亲聊天。某日,谈到清华研究院往事,说:那张照片的说明弄错了,陆维钊因祖父病故,未能就任助教, 后排中央站着的是斐云。不久我回国讲学,母亲嘱查一下,说看照片像是大舅,不似陆先生。陆先生是母亲在松江女中的老师,他年轻时的相貌神态,母亲是记得的。戴老当年是清华研究院的学生,从观堂习金文与甲骨文,故与大舅相熟;对老师的学术、投湖之背景和研究院史实,皆有探究。一九六〇年一月,清华大学迁观堂棺于福田公墓,八五年树碑,便是幼和先生撰的碑文(沙孟海书丹)。他的讲法应是可靠的。 查《王静安先生年谱》:乙丑(一九二五年)“七月,里北来受业于先生之门,先生命馆于其家。会研究院原聘助教陆君以事辞,主任吴先生命里承其乏,日为先生检阅书籍,及校录文稿”(《赵万里文集》卷一,页55;原载《国学论丛》一卷三期,1928)。这是大舅自己的记录,作于二七年十二月十日。 《追忆王国维》载海宁蒋复璁(慰堂)先生文章,也说,因研究院主任吴雨僧(宓)先生来自东南大学(南京高等师范),除了任公的助教由堂侄廷灿担任,其余助教皆东大毕业生。“分配给静安先生的助教是陆维钊君,陆君因病不能赶到,先请赵万里君代理,后来就由赵万里担任”(页119)。慰堂二三年北大哲学系毕业,其时在清华兼课,任讲师,住古月堂。观堂入居清华园后,他常去请益,曾协助研究院第一期招生,是知情人(参见下文)。但“陆君因病”不确,或属误记;陆先生“不能赶到”的缘由,不是本人染疾,而是祖父病逝。同书另有观堂的女长公子东明先生的回忆,与戴老相同:“父亲就任清华研究院,原已聘定平湖陆维昭(钊)先生为助教,当时陆先生因祖父丧未能履任,赵[万里]先生即由人推荐与父亲”(页412)。

冯象:果然“一个受攻讦的记号”——答香港周报记者

冯象:果然“一个受攻讦的记号”——答香港周报记者

欢迎冯教授来访。我们希望就以下几个题目,同教授作一次书面访谈。首先,您怎样看《圣经》的文学和历史价值,特别为中国而言? 希伯来《圣经》、希腊语次经与《新约》的经典性,是早已为历史所确认了的。因此一般所谓《圣经》的文学和历史价值,实指圣书的新老译本;就中国或华人世界而言,便是如何建立中文译本的经典性的问题。旧译略有成就,尤其是(新教)白话和合本,从一九一九年在上海问世至今,对新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基督教中国化做出了贡献。不幸的是,和合本生不逢时,没赶上新文学运动,到了上世纪下半叶,读来便像是吃夹生饭了——旧白话同未成熟的欧化句式的夹生。加之传教士学识浅陋,译事粗疏,遂留下无数舛误、病语病句。所以八十年代开始,圣经公会就组织人力预备修订。今年九月,终于推出了新旧约全书的修订版。此前,教会业已出版了几种和合本的简写跟改写本(如现代本、新译本、新汉语本),对和合本多有订正。如今这些“新译本”有了圣经公会修订版的背书,就大大削弱了和合本的权威与合法性。然而,“新译本”并未获得教民的认同;依旧是生涩的文句,难以用于礼拜祈祷,改错亦不准确;好些地方,添个“的”字“和”字什么的,反而把和合本的风格改掉了。例如,《马太福音》5:3,和合本作“虚心的人有福了”,明显误译,不通。新译本改作:“知道自己在属灵境界中是贫乏而且有需要的人是有福的”。竟把别人的诠释拿来,充当经文。这是目前中文(新教)“牧灵”译本所面临的一场潜在的危机。 有鉴于此,我以为,修订和合本或许应当缓行(详见拙文《和合本该不该修订》)。轻易抛开一部成熟的“牧灵”译本,很可能会影响到所有新教译本的效用,经典性更无从谈起了。 拙译的目标与“牧灵”译本迥异,不是竞争关系。但我欢迎“牧灵”译本不可避免的“大量借用”(详见下文)。此次和合本修订版《摩西五经》部分对和合本的一些匡正,看得出是参考了拙译及我对和合本舛误的考释的,虽然还有众多的误译跟语病尚未割舍。 宗教以外,从文学、语言学等学科的角度去翻译圣经,这进路能给宗教带来甚么益处?

冯象:下一站,renmin大学

冯象:下一站,renmin大学

从清华“打的”进城,堵在半道是常事。后来按友人建议,改乘地铁,时间就好掌握了。北京的地铁,我还是八十年代初大学生胸前戴校徽那时候的印象。如今整个儿鸟枪换炮,而且真便宜,两块钱,随便坐多远。站台够宽敞亮堂——不像纽约那地铁,高峰过后,暗地里耗子比人多,横冲直撞的——而且跟回到波士顿似的,好些乘客把头埋在书报里,要不就“煲”手机、填字谜,气氛蛮homey。当然,没考虑周全的地方也有,少数几个站,换车“贼”锻炼身体,跟着人流七拐八拐打地道战,足足走了一刻钟,有点和穿高跟鞋的女士们过不去。还有一样,英语报站名——我不否认,那是“国际大都市”必不可少的一项硬指标——做到了女生字正腔圆,不知是社科院语言所还是谁的人工合成,能跟香港地铁的伦敦腔媲美;可是站名中的一个,让人听了起鸡皮疙瘩:下一站,Renmin University。什么大学? 记得从前的译法,叫People’s University,人民(的)大学,全称中国人民大学。同“人民政府”“人民公安”“人民法院”“人民医院”一个意思,名正言顺,一目了然。干吗要改呢?怕刺激了友邦人士,引起贵宾误解,还是自己心虚?倘若以为中文“人民”的含义要比英文或别的国际语言丰富,翻译不了,也是说不通的。这两个字其实是洋人的老传统,亦即主权在民的“民主”(democracy < 希腊语demokratia = 人民[掌]权)传统。人家西方民主国家,人民这个、人民那个的东西太多了。美国宪法开宗明义第一句话,怎么说的?We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我们人民……依照十八世纪的正字习惯,那“人民”还得大写呢。先贤向西方学习的先进思想,民主是其中一条。国家机关及公立机构冠以“人民”二字,乃是宣告新社会人民当家作主,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所以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武装力量“中国人民解放军”,党的权威喉舌“人民日报”,这些名称,“人民”一律译作People’s。从来没听说,“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一旦挨着大学,就会产生哪样特殊意味,叫英文或任何外语表达不成,必须放弃标准译法。 也可能,是中国人民大学这所公立学府变了。出入校门的,早已不是人民干部与“又红又专”“把青春献给祖国”的积极分子。当家人放下身段,学了别处一些大学,滋养几个“高眉”(highbrow)精英,或者官场和市场的弄潮儿。这种人是连把“人民”挂嘴角上,装装样子都不愿意的。“人民”于是成了累赘,又不好意思对老外解释,便拿六个字母拼个音,刻上校徽,换了新名:ren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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