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情怀 · HUMANITIES

苏力:《走不出的风景:大学里的致辞,以及修辞》

苏力:《走不出的风景:大学里的致辞,以及修辞》

苏力:《走不出的风景:大学里的致辞,以及修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ISBN: 9787301089279. 购买本书:卓越网;当当网。 内容简介 本书是苏力先生在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10年任期内各种致辞的汇集,主要是迎新和毕业致辞,因为苏力的致辞一洗官腔套话,贴近年轻学生的心灵与生活,这些致辞在当时就引起了校园轰动,并逐渐成为每年6月(毕业)和9月(迎新),学生以及毕业生们翘首期待的一道风景。并且从苏力开始,引发了一系列大学院校长们的清新致辞风气,比如华中科技大学的校长“根叔”。在本书中,苏力还专门写文章讨论了大学致辞与政治修辞,表示他表里如一的致辞理念,对于教育界的同仁也有很大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 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著有《制度是如何形成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法律与文学》、《送法下乡》等,译作有《法官如何思考》、《并非自杀契约》等。 目录

王蒙:不争论的智慧

王蒙:不争论的智慧

上次写完了那篇关于“话的力量与不争论”的文章,意犹未尽。 我想起了张中行老师关于四七二十七还是四七二十八的争论的故事(见《读书》杂志一九九三年第五期)。这是我迄今为止读到过的最佳笑话。与一个认为四七等于二十七的人争论是毫无意义的,是妄费唇舌,是自身的不够清醒所致;因此,县令责打坚持四七二十八的人的屁股,而判定主张四七二十七的人无罪,太妙了。这是一个关于不争论的最佳故事。与四七二十七的人争论活该挨打!即使您是正确的,您是坚持四七只能等于二十八的,也不必去与不值得认真对待的人去认真讨论那本来不讨论也可以明白的问题,这是一。到头来,还是四七二十八的主张者挨揍,这是二。坚持四七二十七的人无罪无皮肉之苦,这是三。第一层含义是智慧,而且是非常东方式的关于“无”的智慧,正确的主张也不是任何时候都需要宣讲的,在宣讲没有意义的时候,更正确的做法其实是保持沉默和静观,也就是保持无为。这个表述比西谚所云:“好话是银子而沉默是金子”更加透彻。 第二层——关于四七二十八论者的挨打的含义——就有那么点辛酸了。 而第三层含义呢,四七二十七无罪论,真是滋味无穷这是对于乖谬者们的最大讽刺;又是正直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一味说实话的呆子们的最大自嘲! 有一个民间故事类此而格调稍低:是说两个人争论,一个说是《水浒传》上有个好汉名叫李达,另一个说是那好汉名叫李逵,二人打赌二十块钱。便互相扭打着找到了一位古典文学权威。权威判定《水浒传》上的好汉乃是李达,于是李后面是逵的主张者输了二十元。事后,“李逵派”质问权威为何如此荒唐断案,权威——看来与李逵派还是相识——答道:“你这不过是损失了二十元钱,而我们害了那小子一辈子!他从此认定好汉乃是李达,还不出一辈子丑吗?”

安徒生:皇帝的新装

安徒生:皇帝的新装

叶君健 译 许多年以前有一位皇帝,他非常喜欢穿好看的新衣服。他为了要穿得漂亮,把所有的钱都花到衣服上去了,他一点也不关心他的军队,也不喜欢去看戏。除非是为了炫耀一下新衣服,他也不喜欢乘着马车逛公园。他每天每个钟头要换一套新衣服。人们提到皇帝时总是说:“皇上在会议室里。”但是人们一提到他时,总是说:“皇上在更衣室里。” 在他住的那个大城市里,生活很轻松,很愉快。每天有许多外国人到来。有一天来了两个骗子。他们说他们是织工。他们说,他们能织出谁也想象不到的最美丽的布。这种布的色彩和图案不仅是非常好看,而且用它缝出来的衣服还有一种奇异的作用,那就是凡是不称职的人或者愚蠢的人,都看不见这衣服。 “那正是我最喜欢的衣服!”皇帝心里想。“我穿了这样的衣服,就可以看出我的王国里哪些人不称职;我就可以辨别出哪些人是聪明人,哪些人是傻子。是的,我要叫他们马上织出这样的布来!”他付了许多现款给这两个骗子,叫他们马上开始工作。 他们摆出两架织机来,装做是在工作的样子,可是他们的织机上什么东西也没有。他们接二连三地请求皇帝发一些最好的生丝和金子给他们。他们把这些东西都装进自己的腰包,却假装在那两架空空的织机上忙碌地工作,一直忙到深夜。 “我很想知道他们织布究竟织得怎样了,”皇帝想。不过,他立刻就想起了愚蠢的人或不称职的人是看不见这布的。他心里的确感到有些不大自在。他相信他自己是用不着害怕的。虽然如此,他还是觉得先派一个人去看看比较妥当。全城的人都听说过这种布料有一种奇异的力量,所以大家都很想趁这机会来测验一下,看看他们的邻人究竟有多笨,有多傻。 “我要派诚实的老部长到织工那儿去看看,”皇帝想。“只有他能看出这布料是个什么样子,因为他这个人很有头脑,而且谁也不像他那样称职。” 因此这位善良的老部长就到那两个骗子的工作地点去。他们正在空空的织机上忙忙碌碌地工作着。 “这是怎么一回事儿?”老部长想,把眼睛睁得有碗口那么大。 “我什么东西也没有看见!”但是他不敢把这句话说出来。

利求同:Pinakes:谷歌百度们的鼻祖

世界变得真快。现在的人查找信息,只要上百度或者谷歌,输入一两个关键词,立刻,荧屏就给出了相关的网页网址。想想,在成亿的网页,上兆亿的信息存储中,如此快速准确地检索出结果,再有条不紊地排序显示,这是多么困难而又神奇的事!谷歌百度们的创始人和工程师了不起呀。然而,跟世上别的发明一样,互联网的超级信息检索功能也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它是人类知识生产发展史上的一个阶段性成果,是系统性知识管理和使用,借助数字网络技术,酝酿出来并正在实现之中的一次划时代的飞跃。而在这部知识生产管理史的开端,站着Pinakes,西方世界第一部图书馆分类目录。 Pinakes诞生于托勒密王朝的亚历山大城图书馆,距今已有两千三百多年了。它的希腊语原意为清单、表格,是“百科鸿儒及其著述综合目录”的简称。整部目录共一百二十卷,囊括了大城图书馆的全部馆藏,以及虽未能入藏,但名见经传的各国著作。亚历山大城图书馆以广集天下书籍为己任,是托勒密王朝希腊化统治大业的一块基石(详见拙文《心智的圣所》)。鼎盛时期,馆藏高达七十万卷轴,涵盖哲学、宗教、法律、文艺、科学各个知识领域。庞大的藏书引来无数优秀学者,使亚历山大城迅速上升为地中海世界的文化中心,凸显了王朝的荣耀。但图书馆员和缪斯殿的学者发现,卷轴积累到一定程度,这座宏伟的知识宝库变得难以管理,既不能确知收藏范围,查找起来更像大海捞针。而且可以预见,随着纸草纸卷轴增加,问题会日益严重。有位名叫卡利马科斯(Callimachus of Cyrene,约前310~240)的哲人感叹:“书籍越多,麻烦越大”。卡氏活跃于托勒密二世和三世朝,是缪斯殿名望极高的学者,著有八百多首诗歌,据说是仅次于荷马,被古代语法学家引用最多的希腊诗人。于是,托勒密三世命他解决这个“麻烦”,编制一种工具,以改变大城图书馆入藏书籍的无序状态。Pinakes的修纂就这样开始了。 万事开头难。当时还从未有人处理过如此庞大的藏书,没人知道这任务的深浅。书籍是人类知识的文字记录,也是知识创造、积累、传播以及再生产的重要载体。所以,Pinakes要解决的不仅是大城图书馆的馆藏组织,而且事关知识生产与管理使用。更微妙的是,希腊化前期(前332~215),地中海世界正处于口述传统向书写过渡的重大变革之中,各地出现大量卷轴,把亚历山大城图书馆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习惯上,我们总是把书写看作记录、教授、传播和保存知识的主要手段,赋予它优于包括口述在内的其他交流手段的权威地位。伟大的英国史家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文明人类与没有知识、亦不能反思的野蛮部落一大差异,便是使用文字”(卷一章九,页218)。但追溯历史,古代社会有很长一段时期是由口述传统主宰的。古希腊就曾是一个典型的口述社会。在黑色图案陶罐时期(前7~5世纪)的出土陶器上,我们找不到卷轴的形象,弹琴吟唱的歌手却屡屡出现,知识和经验的承继,主要靠口耳相传。例如荷马史诗,就是一代代歌手演唱加工光大的成果,即便有了文字版本之后,仍然主要靠说唱来传布。苏格拉底也偏爱口述,长于辩论,相信演讲是导向真理的最佳方法。他认为,口述可以让人们在听讲的同时,参考讲演者的声誉以及现场表现,来判断他的话是否诚实真确。在他看来,书写反倒是不值得信任的而易朽的,因为隔断了文字内容同作者的行为、荣誉及品格的现场关联。由于这一“偏见”,苏格拉底坚持述而不作,把面对面的授课和辩论,视为自己哲学思想的标准“版本”。

利求同:“心智的圣所”

利求同:“心智的圣所”

两千三百多年前,地中海南岸一座大城拔地而起,她奢华的宫殿拥抱着如画的港湾,巍峨的灯塔为五十公里外的船只引航,良港连着熙熙攘攘的集市,让她做了世界贸易之都。连雅典和罗马在她的辉煌面前,也不得不屈居下风。然而,她的不朽的光荣,属于一座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图书馆——埃及亚力山大城图书馆。 亚力山大城得名于亚力山大大帝(前356~323年),是埃及托勒密王朝(前305~30年)的首都。亚力山大是希腊北部马其顿国的王子,少年时代曾师从亚里士多德,学习荷马史诗。二十岁继位,随即发动对波斯的战争和人类历史上最卓越的远征。他所向披靡,短短十年,打下一座横跨欧亚非三洲,直抵印度河的庞大帝国。此后,地中海世界和近东便进入了“希腊化时期”,古代希腊文明的疆域拓展到了顶点。其间(前331年)这位天之骄子曾踏足埃及,来到尼罗河三角洲西端,在那里,据说他梦见了荷马,诗人吟诵道(《奥德修记》4:354): 在埃及前头, 汹涌的大海上有一座岛, 人们管她叫法罗斯。 大帝立刻起床,来到法罗斯岛,下令建城,城里还要修一座图书馆,献给执掌智慧与文艺的缪斯。仿佛真是一道神谕,天上降下一个征兆:当建筑工匠开始规划港口和城区,用大麦粉在地上画线时,突然飞来成千上万只鸟儿,好似一片乌云覆盖海滨,把大麦粉吃个精光。大帝大惊,以为冒犯了什么神明,忙请术士占卜,术士说,是吉兆,大城要成为地中海的粮仓。不过,这大城的鸿运并没有保佑亚历山大太久。八年后(前323年6月),他在巴比伦王宫举行宴饮时猝然倒下,再也没有起来。 亚历山大终年三十二岁。幼主稚齿,无力号令天下,几个将军便拥兵自重,觊觎着王位。其中一位镇守埃及,叫托勒密。他见割据已是大势所趋,就发兵入叙利亚,把返回马其顿途中的大帝的遗体劫下,迎来亚历山大城安葬了。这托勒密原是亚历山大小时候读书的陪伴,一块儿听过亚里士多德讲课,后来就跟随大帝南征北战,军功卓著。现在大帝死了,诸侯相争,他便以大帝的总督之名,统治埃及。慢慢经营了十多年,将政敌一一剪除,才在公元前三零五年加冕法老,号“拯救者”(Soter),史称托勒密一世(前305~282在位)。这是托勒密王朝的开端。

冯象:黎明的左手

冯象:黎明的左手

前贤译诗,所定的译名,往往比通行的新华社标准要好看中听。《鲁拜集》的“鲁拜”(ruba’i)又叫“柔巴依”,平声,飘逸着西域风情。作者 Omar Khayyam (1048~1131)是波斯哲人兼大数学家、天文学家,郭沫若译作莪默,如今恐怕只可唤作个奥马尔了。《鲁拜集》在英文世界的美名,得归功于诗人费慈杰罗(Edward Fitzgerald, 1809~1883)的“自由翻译”。费氏出身富裕人家,母亲是社交圈的美人,他却从小嗜读书而性格孤僻。在剑桥三一学院,他同丁尼生、萨克雷等三五个文学才子订交,毕业即隐退乡间,平日只喜欢跟本地渔民泛舟弄潮,终生未事任何职业。四十七岁才下决心结婚,新娘长他一岁。结果没过几天,就躲到朋友家,捧起一本书,不肯见新娘了。那本书便是《鲁拜集》,“莪默,给我送来了慰藉”,他说。 费氏译诗可谓苦心孤诣。稿成,只印了二百五十册,未署名,面世(1859)却受了冷遇。两年后——其时书店已作削价处理,从一先令降至一便士一册(一先令等于十二便士)——一个偶然的机会,被罗赛蒂、史文朋、勃朗宁、罗斯金等诗坛名流与批评家看到,大加褒扬,逃婚的书蠹才成了明星。不过,费氏的《鲁拜集》并非学者式严谨的翻译,也不按原文抄本的编排顺序,而是重新组织,大胆联想,甚而借题发挥,将自己对人生挫折的感怀,溶入原作的略带忧伤的享乐主义和对正统信条的怀疑精神。他认为,一首诗直译与否并不重要,但须是“活的”。“倘若不能留存原作的生命,就得注入译家自己次等的生命;宁要一只活麻雀,也强如老鹰标本”(引自 A.S. Byatt 序)。兹以开头的两阕为例,试译如下——“鲁拜体”格律为四短行押尾韵,aaba,似中国绝句,但作法上是末行发力,破题“如指甲抠心”(波斯诗人 Sa’ib 语):

西奥多·齐奥科斯基:《正义之镜:法律危机的文学省思》

西奥多·齐奥科斯基:《正义之镜:法律危机的文学省思》

社会思想译丛 ★ 新书讯 西奥多·齐奥科斯基(Theodore Ziolkowski):《正义之镜:法律危机的文学省思》(The Mirror of Justice: Literary Reflections of Legal Crises),李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ISBN: 9787301182420. @豆瓣@小组 购买本书:亚马逊中国;当当网。 内容简介 本书研究了从古典时代直至当代的反映出西方法制进化历程的主要文学作品。其所引用的杰作包括《善好者》、《列那狐》、《安提戈涅》、《威尼斯商人》以及《审判》等等。西奥多·齐奥科斯基运用人类学关于法律进化的理论将这些作品置于其所处时代的法律语境之中,将法律的进化过程抽象为简约的理想类型,,梳理了法律与道德在数十个世纪当中的逐渐分离。从而以一种原创的视角将这些作品联系在一起并加以阐释,为法律与文学的研究贡献了一个新的维度。 不同于主流的“法律与文学”研究,《正义之镜》提出的是“文学与法律”的进路,强调的是历史语境而非理论命题,重视的是讨论“事”而不是“词”,突出文学而不是法律。本书将法律史作为理解文学文本及其冲突的不可或缺的工具,而不是引证文学作品来举例说明关于现代法律的论辩。核心是发现文学作品中所映照出的法律危机,尤其是那些属于全体公民而非少数法律人的关系到整个社会生活秩序的重大危机。 书评 我深深的痴迷于书中的每一个章节。作者赋予‘法律与文学’以令人惊喜的新用途。他是如此学富五车而又文风平易近人。他奇迹般的将关于历史、文学以及法律的复杂知识融为一体。《正义之镜》必将成为一部重要作品,并为进一步的学术研究和写作提供源泉。——丹尼尔·科恩斯坦(Daniel J. Kornstein) 《正义之镜》是一本出色的著作,充满了令人惊叹的丰富知识,包含了细腻的文学分析和对司法历史的清晰阐释。——维吉尔·尼莫埃诺(Virgil Nemoianu) 一项深刻且有价值的研究……西奥多·齐奥科斯基运用他广博的跨学科知识和深刻洞察力展开了这一开阔的研究。——罗伯特·霍普曼(Robert Hauptman),《当代世界文学》 关于法律、文学与历史的一部恢宏而引人入胜的指南。——罗伯特·巴斯基(Robert E. Barsky),《文学研究/外国文学》 充满睿智的创见与渊博的学识……这一充满挑战并且迷人的研究对于学者、教师和学生都大有收益。——《选择》

彼得·甘西:《反思财产:从古代到革命时代》

社会思想译丛 ★ 新书讯 彼得·甘西(Peter Garnsey):《反思财产:从古代到革命时代》(Thinking about Property: From Antiquity to the Age of Revolution),陈高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豆瓣@小组 购买本书:亚马逊中国;当当网。 内容简介 在这一著作中,作者探究了古代关涉财产的“基础性”文本,以及19世纪早期之前的思想家们在不同语境下对它们的接受情形。这些文本包括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关于理想政体的描述,耶稣关于弃绝和贫困的教义,黄金时代叙述,以及人类从原始公社性到所有权制度转变的其他阐明。在19世纪早期之前,认真思考过私人所有权的合法性问题的,包括政治思想家、神学家和法理学家。作者所涉及的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耶稣、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巴托鲁斯、奥康的威廉、米斯特拉的普莱桑、格劳修斯、普芬道夫、洛克、休谟、卢梭、康德、黑格尔和蒲鲁东。同时,作者充分论述了权利学说的历史发展,尤其是财产权。藉此,作者质疑了这样一个主导性的历史范式:古代世界对权利学说贡献甚微,甚至了无贡献。最后,作者对美国和法国革命中的权利宣言进行了比较研究,解释了为何法国人认为财产权是不可剥夺的,而美国人却不这么认为。

冯象:其志甚壮,其言甚哀

冯象:其志甚壮,其言甚哀

早就想写点什么,记念大舅斐云(赵万里)先生。去年至清华服务,大表哥赵深见示大舅遗稿《天宝遗事诸宫调》曲集遗文,睹物思人,感慨万端。 大舅是一九八〇年六月逝世的,一晃已三十年了。那时我在昆明上学,母亲赶去了北京,是父亲写信告知的。父亲的信,平常多是回复我提的文学方面的问题,或者因我要去访他的老友,叮嘱几句。那一次却写了一页大舅与北图(今国家图书馆),及古籍善本保护的事,是要我牢记的意思。后来,母亲依我的建议,写过几篇短文,其中有忆大舅和清华生活的。还编了一份大舅的年表,由大表哥修订,增补了内容,交我润色。课余,遂根据年表翻阅资料,钩稽故实,渐有收获。以下就二三事略作说明,求方家指正;枝枝蔓蔓,不及修剪,是些随手记下的片断。 一 提到清华(国学)研究院,有一幅导师与助教七人合影,大概是流传最广的历史记录了。前排三位导师,即王观堂、梁任公、赵元任,并讲师李济;后排三个助教,名字标作(左起):章昭煌、陆维钊、梁廷灿。这照片最初登在《清华年刊》(1925-26年卷),一九二六年夏出版。 幼和(戴家祥)先生晚年,常来家中与母亲聊天。某日,谈到清华研究院往事,说:那张照片的说明弄错了,陆维钊因祖父病故,未能就任助教, 后排中央站着的是斐云。不久我回国讲学,母亲嘱查一下,说看照片像是大舅,不似陆先生。陆先生是母亲在松江女中的老师,他年轻时的相貌神态,母亲是记得的。戴老当年是清华研究院的学生,从观堂习金文与甲骨文,故与大舅相熟;对老师的学术、投湖之背景和研究院史实,皆有探究。一九六〇年一月,清华大学迁观堂棺于福田公墓,八五年树碑,便是幼和先生撰的碑文(沙孟海书丹)。他的讲法应是可靠的。 查《王静安先生年谱》:乙丑(一九二五年)“七月,里北来受业于先生之门,先生命馆于其家。会研究院原聘助教陆君以事辞,主任吴先生命里承其乏,日为先生检阅书籍,及校录文稿”(《赵万里文集》卷一,页55;原载《国学论丛》一卷三期,1928)。这是大舅自己的记录,作于二七年十二月十日。 《追忆王国维》载海宁蒋复璁(慰堂)先生文章,也说,因研究院主任吴雨僧(宓)先生来自东南大学(南京高等师范),除了任公的助教由堂侄廷灿担任,其余助教皆东大毕业生。“分配给静安先生的助教是陆维钊君,陆君因病不能赶到,先请赵万里君代理,后来就由赵万里担任”(页119)。慰堂二三年北大哲学系毕业,其时在清华兼课,任讲师,住古月堂。观堂入居清华园后,他常去请益,曾协助研究院第一期招生,是知情人(参见下文)。但“陆君因病”不确,或属误记;陆先生“不能赶到”的缘由,不是本人染疾,而是祖父病逝。同书另有观堂的女长公子东明先生的回忆,与戴老相同:“父亲就任清华研究院,原已聘定平湖陆维昭(钊)先生为助教,当时陆先生因祖父丧未能履任,赵[万里]先生即由人推荐与父亲”(页412)。

冯象:果然“一个受攻讦的记号”——答香港周报记者

冯象:果然“一个受攻讦的记号”——答香港周报记者

欢迎冯教授来访。我们希望就以下几个题目,同教授作一次书面访谈。首先,您怎样看《圣经》的文学和历史价值,特别为中国而言? 希伯来《圣经》、希腊语次经与《新约》的经典性,是早已为历史所确认了的。因此一般所谓《圣经》的文学和历史价值,实指圣书的新老译本;就中国或华人世界而言,便是如何建立中文译本的经典性的问题。旧译略有成就,尤其是(新教)白话和合本,从一九一九年在上海问世至今,对新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基督教中国化做出了贡献。不幸的是,和合本生不逢时,没赶上新文学运动,到了上世纪下半叶,读来便像是吃夹生饭了——旧白话同未成熟的欧化句式的夹生。加之传教士学识浅陋,译事粗疏,遂留下无数舛误、病语病句。所以八十年代开始,圣经公会就组织人力预备修订。今年九月,终于推出了新旧约全书的修订版。此前,教会业已出版了几种和合本的简写跟改写本(如现代本、新译本、新汉语本),对和合本多有订正。如今这些“新译本”有了圣经公会修订版的背书,就大大削弱了和合本的权威与合法性。然而,“新译本”并未获得教民的认同;依旧是生涩的文句,难以用于礼拜祈祷,改错亦不准确;好些地方,添个“的”字“和”字什么的,反而把和合本的风格改掉了。例如,《马太福音》5:3,和合本作“虚心的人有福了”,明显误译,不通。新译本改作:“知道自己在属灵境界中是贫乏而且有需要的人是有福的”。竟把别人的诠释拿来,充当经文。这是目前中文(新教)“牧灵”译本所面临的一场潜在的危机。 有鉴于此,我以为,修订和合本或许应当缓行(详见拙文《和合本该不该修订》)。轻易抛开一部成熟的“牧灵”译本,很可能会影响到所有新教译本的效用,经典性更无从谈起了。 拙译的目标与“牧灵”译本迥异,不是竞争关系。但我欢迎“牧灵”译本不可避免的“大量借用”(详见下文)。此次和合本修订版《摩西五经》部分对和合本的一些匡正,看得出是参考了拙译及我对和合本舛误的考释的,虽然还有众多的误译跟语病尚未割舍。 宗教以外,从文学、语言学等学科的角度去翻译圣经,这进路能给宗教带来甚么益处?

冯象:下一站,renmin大学

冯象:下一站,renmin大学

从清华“打的”进城,堵在半道是常事。后来按友人建议,改乘地铁,时间就好掌握了。北京的地铁,我还是八十年代初大学生胸前戴校徽那时候的印象。如今整个儿鸟枪换炮,而且真便宜,两块钱,随便坐多远。站台够宽敞亮堂——不像纽约那地铁,高峰过后,暗地里耗子比人多,横冲直撞的——而且跟回到波士顿似的,好些乘客把头埋在书报里,要不就“煲”手机、填字谜,气氛蛮homey。当然,没考虑周全的地方也有,少数几个站,换车“贼”锻炼身体,跟着人流七拐八拐打地道战,足足走了一刻钟,有点和穿高跟鞋的女士们过不去。还有一样,英语报站名——我不否认,那是“国际大都市”必不可少的一项硬指标——做到了女生字正腔圆,不知是社科院语言所还是谁的人工合成,能跟香港地铁的伦敦腔媲美;可是站名中的一个,让人听了起鸡皮疙瘩:下一站,Renmin University。什么大学? 记得从前的译法,叫People’s University,人民(的)大学,全称中国人民大学。同“人民政府”“人民公安”“人民法院”“人民医院”一个意思,名正言顺,一目了然。干吗要改呢?怕刺激了友邦人士,引起贵宾误解,还是自己心虚?倘若以为中文“人民”的含义要比英文或别的国际语言丰富,翻译不了,也是说不通的。这两个字其实是洋人的老传统,亦即主权在民的“民主”(democracy < 希腊语demokratia = 人民[掌]权)传统。人家西方民主国家,人民这个、人民那个的东西太多了。美国宪法开宗明义第一句话,怎么说的?We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我们人民……依照十八世纪的正字习惯,那“人民”还得大写呢。先贤向西方学习的先进思想,民主是其中一条。国家机关及公立机构冠以“人民”二字,乃是宣告新社会人民当家作主,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所以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武装力量“中国人民解放军”,党的权威喉舌“人民日报”,这些名称,“人民”一律译作People’s。从来没听说,“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一旦挨着大学,就会产生哪样特殊意味,叫英文或任何外语表达不成,必须放弃标准译法。 也可能,是中国人民大学这所公立学府变了。出入校门的,早已不是人民干部与“又红又专”“把青春献给祖国”的积极分子。当家人放下身段,学了别处一些大学,滋养几个“高眉”(highbrow)精英,或者官场和市场的弄潮儿。这种人是连把“人民”挂嘴角上,装装样子都不愿意的。“人民”于是成了累赘,又不好意思对老外解释,便拿六个字母拼个音,刻上校徽,换了新名:renmin。

倉海君:撒旦的語言遊戲——評張達民對聖經某節的闡釋

倉海君:撒旦的語言遊戲——評張達民對聖經某節的闡釋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孟子.公孫丑》 The distinguishing mark of high-level perception is that it is semantic: it involves drawing meaning out of situations.–Douglas Hofstadter, Fluid Concepts & Creative Analogies * * * * * * 甲部. 現在是張達民要盡快自辯,不是馮象 環球聖經公會駐會學者張達民博士在〈文學氣象與學術假象──評馮象譯注的《新約》(之一)〉一文指出(恩怨緣起,見註一): 馮象借用NJB,是鐵證如山,不是偶一為之,而是系統性的現象(單是馬太福音也有幾十個顯而易見的例子,如二11、二16、二17-18的插注與NJB同章節的注f,h,i)。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找一本NJB與馮譯作些「來源鑒別」的研究。筆者在此不必再打一匹死馬了。 他的所謂「借用」,我理解就是「抄襲」,對一位有名聲的學者來說,這是最嚴厲的指控,搞不好馮象教授就淪為另一個汪暉了。張博士的指控證據,主要見於上面那篇網絡文章,他從夾注及翻譯文字(特別是所謂「錯譯」)兩方面,一共舉出了七個具體例子作證,沒舉出的還有更多,「單是馬太福音也有幾十個顯而易見的例子」。 但我翻一翻馮教授的《新約》,正文567頁,每頁夾注至少10個,全書即有約五千多個注。對比起這五千多個夾注,張博士的四大夾注例證(先假定這四大例證毫無疑點地成立)是否有點單薄呢?張博士在時代論壇曾回應我說: 任何對統計學有些認識的人(筆者以前曾任職精算工作),都會看出這些雷同的組合有很強的統計顯著性(statistical significance),顯示兩者不是獨立的。 我不懂統計學,也從未任職精算,所以很幼稚地問一個問題,所謂「系統性的現象」,真的可以從芸芸五千多個注中抽三四個例就可說明?張博士的論證比光速還要快,完全違反了物理定律。

冯象:和合本该不该修订

冯象:和合本该不该修订

中文《圣经》旧译,以和合本(1919)流播最广。本月,和合本出了新旧约合订的修订版,好些读者来电邮报知,也有问看法的。书我还没见到,不好评骘,但修订是否必要,我以为尚可斟酌。 和合本不仅佶屈聱牙,且舛误极多,已不是秘密。这一点,现在连“护经”的教会学者也承认。但是,从网上信友的反应来看,修订版似乎并不讨好。什么缘故呢?教民念惯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习惯;尤其解放后大陆中断了译经,和合本几乎成了获准印行的唯一“官方”译本,因此在不少读者心目中,甚而变作了某种符号化“圣经”的代名词,不分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也不管教派(天主教、东正教、各宗新教)。可难题是,那错处连篇,留着还是改掉? 假如我是用和合本的教会,倒有一个办法以不变应万变:一个字也不改。当然,这不是建议有关人士收回不“护经”的言论。那样做,是跟全世界的学术过不去;时代不同了,代价太高,不值得。我的意思是,为传道计,那档子病语病句和误译漏译,宁可别动。传道不是做学问,标准是不一样的,万勿混淆了。在学术界,大家是把《圣经》看作古代以色列人和西方宗教的圣书、律法、历史文献、文学经典等等,是从历史语言、考古、神话学、宗教学、哲学各个角度出发,来解经译经,衡量译文,评论得失的。那同教会“牧灵”传道对译本的要求,根本是两码事。“牧灵”是做老百姓的“灵魂”或思想意识工作,传道,则是传中国化、中文化了的某一派基督教;绝非原装进口一套域外的话语,如罗马时代巴勒斯坦的宗教运动跟行为规范。正像国人烧香念佛,谁会去核对梵文巴利文与藏文经卷,搞懂每一个概念?至于和合本的语句拗口,就更不可纠正了,因那拗口的文字系着教民的宗派认同与宗教感情,是历史形成的宝贵的“牧灵”资源。这是首要的理由。 其次,错处有几句不难改,比如耶稣的训示:“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和合本《马太福音》7:1,16:23)。是传教士语文不及格,把“评判”说成“论断”,“体贴”跟“体会”弄混了。还有的却需要费点心思,推翻重来,才能还基督之言的神韵:“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记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和合本《约翰福音》16:20-21)。动词不对,意思全拧了;“实实在在的告诉”,不通,仿佛耶稣心虚,怕门徒生疑似的。参较拙译: 阿门,阿门,我告诉你们(amen amen lego hymin)…… 你们要悲恸,但那悲恸 要变为欢愉! 女人临盆时多痛, 因为她的时辰到了; 然而诞下孩儿,她就忘了分娩的苦—— 欢喜呀,人儿来了世上! 但是,此类舛误比比皆是,而有经验的译家都知道,替人改错要比自个儿重译艰巨得多。更要命的是,市面上已有好几种新教“牧灵”译本,号称“重译”,可实际上大同小异,只是和合本的修修补补,一段话换几个字,语汇表达照抄。结果造成一个困局:和合本在既定教义与风格框架内可作的修订,皆已被这些“新译本”抢了先。故而和合本改动越多,便越是向后来者看齐,即失去特色,终将面临被竞争者淘汰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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