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昭奋：后摇篮曲

钱伟长教授于八秩诞辰开始撰写《八十自述》一书，翌年付梓，题赠亲友。一九九八年十月十一月间，《深圳特区报》将《八十自述》全文连载，让更多的人们第一次看到这位历尽坎坷的科学家穿越几十年风雨的简单而真实的身影。

一九五二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之后，毛泽东亲自点将，派在全国青年中有极高威信的青年团干部蒋南翔主政清华。清华大学跟全国所有大学一样，像一部机器，经过肢解、重组，被推到一条新的生产线上。它成了一所只有工科专业的大学（学院）。水木清华，满园春色。当年北平爱国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校友蒋南翔，决心按照苏联模式，把自己的母校，编织成一个“工程师的摇篮”。

然而，身为清华大学教务长（一九五六年任副校长，仍兼此职）的钱伟长先生，很快就站到蒋校长的对立面。

要是没有一九五二年的院系调整，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和一九六六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整部中国教育史，整部清华校史和钱伟长的《八十自述》，都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钱伟长极力主张和鼓吹理工合校。他认为，工科学生要钱伟长教授有理科基础，大学的专业不能分得过细，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应着重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那时节，新生们一踏进清华园，迎面便是一个巨大的横幅。它的上面写着：清华大学——工程师的摇篮。而钱副校长却说：工程师不可能在这样的“摇篮”里培养出来。他的主张，正与清华园内外的时潮相悖，因而引发了一场历时三个月之久的大辩论。一九五七年一月，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一文，意在回答人们对他的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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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其政治代表是国家主义派⑴和国民党右派。

中产阶级。这个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其政治主张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⑵“真实信徒”的，在北京《晨报》⑶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他们反对以阶级斗争学说解释国民党的民生主义，他们反对国民党联俄和容纳共产党⑷及左派分子。但是这个阶级的企图—— 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这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⑸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⑹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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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王宁：研究中国经济十法

本文来源于《中国改革》　2010年第3期 出版日期2010年03月01日

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 王宁

　　静态世界中的资源分配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这个想象中的世界，商品和服务的种类都是既定的，甚至允许把未来的商品和服务以跨期贸易（intertemporal trade）的方式计算在内。此外，生产技术也是给定的。所以，无论从整个系统还是从参与者的角度出发，这都是一个静态的世界。

　　就系统的层面看来，这个世界本质上是封闭的，并不存在奈特（Knightian）或者凯恩斯（Keynesian）理论所述的新变化或不确定性。未来世界与现行世界一样可以被明确规定。在个体层面上，经济主体并不考虑创新产品或新的生产方式。前提是所有经济主体皆可平等获得既定的生产技术，这样，研究者不必考虑经济主体的学习空间。

　　在这个静态的世界，任何资源的配置都将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所有潜在的交易收益都将在市场均衡的条件下实现。这种均衡通常被认为是一个价格向量：包含生产要素在内的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供求形势共同决定了价格。由此看来，这种理论被称为价格理论也就不足为怪了。

　　价格理论之所以意义重大，是因为它有助于我们理解在一个封闭且分权化的体系内的资源配置问题。亚当·斯密的经典思想是，一个纯粹的分权化的经济体系背后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神奇地引导着秩序。而价格理论将这位经济学家洞察力强大的成果进一步理论化了。不过，现代的价格理论固然更为严谨，却也存在盲点和纰漏。这一理论最明显的疏漏在于，它没有体现生产的作用。

　　在实际生产中商品和服务是怎样产生的？新型商品和服务以及新的生产方式如何创造并传播？生产和创新应如何组织？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方式以及新产品的发明又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这一系列问题很难通过经济学通常的研究议程解决。其特殊之处在于，经济学理论很少涉及生产过程的研究。

　　当经济模型中所有的商品和服务作为给定条件时，生产的过程就几乎被完全忽略了。似乎只需使用一个生产函数就足以将生产要素转化为相应的商品和服务。但是，对于任何现实世界中的经济体系，企业在考虑资源配置问题之前，必须首先决定生产哪些商品和服务，并学习相关生产技术。此后，企业必须实际组织生产过程，毕竟它们并不能魔法般地将生产要素转化为消费者所需的商品和服务。上述的每一步都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差错，比如选错目标商品，高估或低估消费需求，处理雇佣关系或客户关系不当。因此，很多新兴企业纷纷折戟商场，销声匿迹。这些企业的错误或许拖累了其他公司，但是同时也为其他企业提供了前车之鉴，帮助它们存活得更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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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北京共识的终结

Beijing’s ongoing efforts to promote growth are infringing on people’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ights. In order to surviv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ll have to start allowing ordinary citizens to take part in the political process.

Yang Yao, “The End of the Beijing Consensus,” Foreign Affairs, February 2, 2010.

Since China began undertaking economic reforms in 1978, its economy has grown at a rate of nearly ten percent a year, and its per-capita GDP is now twelve times greater than it was three decades ago. Many analysts attribute the country’s economic success to its unconventional approach to economic policy — a combination of mixed ownership, basic property rights, and heavy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Time magazine’s former foreign editor, Joshua Cooper Ramo, has even given it a name: the Beijing consen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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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索罗斯演讲：未来的路

2009年10月，在持续一周的时间里，乔治·索罗斯 (George Soros)在位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发表了共分五个部分的系列演讲，阐述了他对危机中的金融市场、政治体制和开放社会的思考与主张。在第五日的演讲“未来的路”中，他着重探讨了金融危机将如何重塑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由中国代表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未来。这次演讲的全部译稿由公开社会研究会(Open Society Institute)提供

我在这个系列讲座中提出了一个能够更好地理解人类行为和事件的理念结构。这些事件不是由永恒有效的自然法规决定的。当然这些法规的确存在，但不足以决定事件的发展过程。原因之一是情况的复杂性，另一个原因是事件参与者的思维所起的作用。

我已经集中讲了相关反身性(reflexivity)的问题，即当事者的思维与现实情况的双向关联，以及我所强调的错误理解和错误观念对现实情况形成的因果关系。但这两种影响都很奇怪地被忽视了。这些影响给事物加入了不确定因素，结果是除了非常简单的情况以外，几乎不可能预测未来。

但我们仍然可以大略估计几种情况，并评估其可能性，也可以提出希望得到的结果。我在这两方面都做过，而且是多次尝试。的确，我可以称为是专家，作为投资者，我专注于预测(prediction)；作为公益慈善家，主要是为解决问题开处方(prescription)。我前者做得成功，足以支持后者。今天的讲座我想从预测和开处方这两个方面来谈。

当下所处的时刻，不定因素的范围异常广泛。我们刚刚度过了二次大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这个危机在量上大得多，质上也与以往的危机很不相同。可作相关比较的，是1991年日本发生的房地产泡沫破灭，至今尚未恢复；还有就是30年代美国的大萧条。与日本情况不同的是，那次危机仅限于一个国家，而这次危机卷入了全世界。与大萧条不同的是，这次没有允许让金融体系垮台，而是给它上了人工生命维持器。

事实上，我们当今所面临的信贷和杠杆问题(credit and leverage problem) 的深度和广度比30年代要严重得多。1929年时美国的信贷余额(credit outstanding)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60%, 到1932年增长到250%； 而2008年初是365%——这还不包括30年代时金融市场上尚未存在而如今广泛使用的衍生品(derivatives)。但尽管如此，人工生命维持器居然奏效了。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不到一年，金融市场已经稳定，股市也已回升，经济显示复苏迹象。人们想回到一切照旧的情况，把 2008年的崩溃只当成是一个恶梦。

但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复苏的势头可能会停止，甚至随之出现 “再次衰退”(double dip)，而我不能确定的是这将发生在2010年还是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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