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玉 · DIGEST

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 v. Harvard 资料选辑

讼案本身,及美国大学招生涉嫌歧视亚裔申请人的相关资料:

[More to be added…]

詹姆斯·法罗斯:中国的大跃退

詹姆斯·法罗斯(James Fallows),《大西洋》杂志著名记者,也算是中国问题专家。其长文《中国的大跃退》(China’s Great Leap Backward),作为封面文章,发表于《大西洋》2017年12月号。尽管是一年多以前的文章了,今天仍然值得推荐给尚未读过的朋友:

英文全文:China’s Great Leap Backward @ The Atlan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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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ble and Ignoble — Ai Weiwei: Wonderful dissident, terrible artist. By Jed Perl

《新共和》杂志去年三月换了东家近期改版。改版后第一期有篇著名艺术评论家 Jed Perl 论艾未未的文章值得关注: “Noble and Ignoble — Ai Weiwei: Wonderful dissident, terrible artist”,推荐阅读——

Although Ai is a darling of journalists and editorialists around the world, his work may be a little overly explicit for some connoisseurs of late modernism or postmodernism, better suited to Art and America and The New York Times than to the pages of October. I suspect that many museum professional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o have supported Ai’s projects also regard him with a slight condescension, as something of an artistic naïf, albeit an extraordinarily self-possessed naïf. …

The trouble with most critiques of political art is that they pay too much attention to the politics. This is not to say that an artist’s politics do not matter; not at all. But the great challenge today, at least for those who find themselves in a museum wanting to take full advantage of what an art museum has to offer, is how deeply the artist is exploring the means that are available. Therein lies artistic freedom. As an artist, Ai Weiwei remains imprisoned, unable to speak in the language of forms, which is the only language an artist can really know. A novelist might make something exciting out of Ai’s predicament. But Ai, as I say, is not a character in a novel. He is a man who makes works of art. They are bone-chillingly cold, the thoughts or attitudes of a great political dissident who remains untouched by even a spark of the imaginative fire.

阅读 “Noble and Ignoble” 全文

陈勇:科研经费江湖

科研经费被肆意侵占挥霍,在科研圈内早已不是秘密。

一个月前,财政部、科技部发出《关于调整国家科技计划和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管理办法若干规定的通知》,《通知》的核心内容,是要强化预算编制、严格评估评审,结余资金上交。同时,对非涉密课题预算进行公示,探索课题绩效的公示制度。

“头痛医脚,脚痛医头,纯粹走过场的,下多少个通知也没用。”10月30日,中国社科院西部地区某研究所任高(化名)表示,科研经费怎么花,实际上都是公开的秘密。

作为一名老科研人员,任高对于科技界一些潜规则颇感无奈。她说,大家都这么做,你不做,就显得另类了,再者领导也不会相信你。

科研经费的使用,诸如扩大开支范围、擅自调整预算、突击购买设备等屡见不鲜。2010年,仅国家审计署查出的资金就达数亿元。中国科协一项调查显示:科研资金用于项目本身仅占40%左右,大量科研经费流失在项目之外。

接受本报采访的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科院院士表示,早几年,中国科技投入不足,是制约科技创新的一大瓶颈。如今钱到位了,但是有限的钱却没有花在刀刃上,成了部分科研人员的“圈钱”法宝。

海淀区检察院一要求匿名的工作人员称,2003年至今,该院共立案侦查科研经费领域职务犯罪17件,涉案人员21人,其中,贪污、挪用类犯罪较为集中,涉案人员不少为高级知识分子。

李晓原、李泽湘、励建书:要改革,不要口号:南科大筹建团队核心人员为何退出与朱清时的合作

高等教育改革关系国家竞争力能否提高,必须避免空洞的口号和不负责任的哗众取宠,必须避免把对现有高教体制弊病的不满转化为对貌似合理却实际上更为荒谬的行为和口号的欢呼。我们需要的是理性的认真的具体的富有建设性的分析和讨论。

朱清时校长在南科大的高教改革中提出了许多似是而非的口号。朱清时校长身为社会名人,又担负改革重任,因此这些口号可能严重误导舆论和社会,干扰高教改革的实质性讨论和健康开展。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认为有必要表达我们的看法,厘清正误,以正视听。

“自主招生,自授文凭”绝不是高教改革核心

高校的“自主招生权,自授文凭权”只是“表”,而教授质量、教育质量、管理质量才是“里”。无论国外还是国内,从根本上能支撑高校“自主招生权,自授文凭权”的是一个学校建基于教授质量教育质量之上的“质量信誉”,而不是具有这些权力本身。

如果只争“自主招生,自授文凭”权,而避谈如何提高教授质量、教育质量和管理质量的具体措施,则无异于只追求教改的形式而忽略教改的本质,这种徒有其表而无其里的所谓高教改革注定是既误人子弟又贻误高教改革机遇并最终贻误国家发展的口号喧嚣。

南科大既没有管理团队也没有学科框架,既没有学术团队也没有学生教育培养大纲方案,既没有清晰学校定位也没有清晰发展路径图,既没有内部管理规章制度与问责机制也没有外部监管问责法规,也就完全无从谈起建设一个现代研究型大学所必需的教授质量、教育质量和管理质量的具体问题。但沉浸在偷换概念的口号喧嚣之中,完全远离了办一个现代研究型大学的正途,实在于南科大筹建无助,于深圳建南科大初衷不符,于国家高教改革无益!

曾昭奋:后摇篮曲

钱伟长教授于八秩诞辰开始撰写《八十自述》一书,翌年付梓,题赠亲友。一九九八年十月十一月间,《深圳特区报》将《八十自述》全文连载,让更多的人们第一次看到这位历尽坎坷的科学家穿越几十年风雨的简单而真实的身影。

钱伟长一九五二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之后,毛泽东亲自点将,派在全国青年中有极高威信的青年团干部蒋南翔主政清华。清华大学跟全国所有大学一样,像一部机器,经过肢解、重组,被推到一条新的生产线上。它成了一所只有工科专业的大学(学院)。水木清华,满园春色。当年北平爱国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校友蒋南翔,决心按照苏联模式,把自己的母校,编织成一个“工程师的摇篮”。

然而,身为清华大学教务长(一九五六年任副校长,仍兼此职)的钱伟长先生,很快就站到蒋校长的对立面。

要是没有一九五二年的院系调整,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和一九六六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整部中国教育史,整部清华校史和钱伟长的《八十自述》,都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钱伟长极力主张和鼓吹理工合校。他认为,工科学生要钱伟长教授有理科基础,大学的专业不能分得过细,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应着重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那时节,新生们一踏进清华园,迎面便是一个巨大的横幅。它的上面写着:清华大学——工程师的摇篮。而钱副校长却说:工程师不可能在这样的“摇篮”里培养出来。他的主张,正与清华园内外的时潮相悖,因而引发了一场历时三个月之久的大辩论。一九五七年一月,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一文,意在回答人们对他的责难。

科斯、王宁:研究中国经济十法

本文来源于《中国改革》 2010年第3期 出版日期2010年03月01日

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 王宁

  静态世界中的资源分配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这个想象中的世界,商品和服务的种类都是既定的,甚至允许把未来的商品和服务以跨期贸易(intertemporal trade)的方式计算在内。此外,生产技术也是给定的。所以,无论从整个系统还是从参与者的角度出发,这都是一个静态的世界。

  就系统的层面看来,这个世界本质上是封闭的,并不存在奈特(Knightian)或者凯恩斯(Keynesian)理论所述的新变化或不确定性。未来世界与现行世界一样可以被明确规定。在个体层面上,经济主体并不考虑创新产品或新的生产方式。前提是所有经济主体皆可平等获得既定的生产技术,这样,研究者不必考虑经济主体的学习空间。

  在这个静态的世界,任何资源的配置都将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所有潜在的交易收益都将在市场均衡的条件下实现。这种均衡通常被认为是一个价格向量:包含生产要素在内的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供求形势共同决定了价格。由此看来,这种理论被称为价格理论也就不足为怪了。

  价格理论之所以意义重大,是因为它有助于我们理解在一个封闭且分权化的体系内的资源配置问题。亚当·斯密的经典思想是,一个纯粹的分权化的经济体系背后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神奇地引导着秩序。而价格理论将这位经济学家洞察力强大的成果进一步理论化了。不过,现代的价格理论固然更为严谨,却也存在盲点和纰漏。这一理论最明显的疏漏在于,它没有体现生产的作用。

  在实际生产中商品和服务是怎样产生的?新型商品和服务以及新的生产方式如何创造并传播?生产和创新应如何组织?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方式以及新产品的发明又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这一系列问题很难通过经济学通常的研究议程解决。其特殊之处在于,经济学理论很少涉及生产过程的研究。

  当经济模型中所有的商品和服务作为给定条件时,生产的过程就几乎被完全忽略了。似乎只需使用一个生产函数就足以将生产要素转化为相应的商品和服务。但是,对于任何现实世界中的经济体系,企业在考虑资源配置问题之前,必须首先决定生产哪些商品和服务,并学习相关生产技术。此后,企业必须实际组织生产过程,毕竟它们并不能魔法般地将生产要素转化为消费者所需的商品和服务。上述的每一步都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差错,比如选错目标商品,高估或低估消费需求,处理雇佣关系或客户关系不当。因此,很多新兴企业纷纷折戟商场,销声匿迹。这些企业的错误或许拖累了其他公司,但是同时也为其他企业提供了前车之鉴,帮助它们存活得更久。

姚洋:北京共识的终结

Beijing’s ongoing efforts to promote growth are infringing on people’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ights. In order to surviv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ll have to start allowing ordinary citizens to take part in the political process.

Yang Yao, “The End of the Beijing Consensus,” Foreign Affairs, February 2, 2010.

Since China began undertaking economic reforms in 1978, its economy has grown at a rate of nearly ten percent a year, and its per-capita GDP is now twelve times greater than it was three decades ago. Many analysts attribute the country’s economic success to its unconventional approach to economic policy — a combination of mixed ownership, basic property rights, and heavy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Time magazine’s former foreign editor, Joshua Cooper Ramo, has even given it a name: the Beijing consensus.

乔治·索罗斯演讲:未来的路

2009年10月,在持续一周的时间里,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在位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发表了共分五个部分的系列演讲,阐述了他对危机中的金融市场、政治体制和开放社会的思考与主张。在第五日的演讲“未来的路”中,他着重探讨了金融危机将如何重塑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由中国代表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未来。这次演讲的全部译稿由公开社会研究会(Open Society Institute)提供

我在这个系列讲座中提出了一个能够更好地理解人类行为和事件的理念结构。这些事件不是由永恒有效的自然法规决定的。当然这些法规的确存在,但不足以决定事件的发展过程。原因之一是情况的复杂性,另一个原因是事件参与者的思维所起的作用。

我已经集中讲了相关反身性(reflexivity)的问题,即当事者的思维与现实情况的双向关联,以及我所强调的错误理解和错误观念对现实情况形成的因果关系。但这两种影响都很奇怪地被忽视了。这些影响给事物加入了不确定因素,结果是除了非常简单的情况以外,几乎不可能预测未来。

但我们仍然可以大略估计几种情况,并评估其可能性,也可以提出希望得到的结果。我在这两方面都做过,而且是多次尝试。的确,我可以称为是专家,作为投资者,我专注于预测(prediction);作为公益慈善家,主要是为解决问题开处方(prescription)。我前者做得成功,足以支持后者。今天的讲座我想从预测和开处方这两个方面来谈。

当下所处的时刻,不定因素的范围异常广泛。我们刚刚度过了二次大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这个危机在量上大得多,质上也与以往的危机很不相同。可作相关比较的,是1991年日本发生的房地产泡沫破灭,至今尚未恢复;还有就是30年代美国的大萧条。与日本情况不同的是,那次危机仅限于一个国家,而这次危机卷入了全世界。与大萧条不同的是,这次没有允许让金融体系垮台,而是给它上了人工生命维持器。

事实上,我们当今所面临的信贷和杠杆问题(credit and leverage problem)的深度和广度比30年代要严重得多。1929年时美国的信贷余额(credit outstanding)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60%, 到1932年增长到250%; 而2008年初是365%——这还不包括30年代时金融市场上尚未存在而如今广泛使用的衍生品(derivatives)。但尽管如此,人工生命维持器居然奏效了。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不到一年,金融市场已经稳定,股市也已回升,经济显示复苏迹象。人们想回到一切照旧的情况,把 2008年的崩溃只当成是一个恶梦。

但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复苏的势头可能会停止,甚至随之出现 “再次衰退”(double dip),而我不能确定的是这将发生在2010年还是2011年。

王蒙:赵本山的“文化革命”

  赵本山出道已经二十多年,近十年来他由于与国家强力传媒的互相支持而影响不断飙升,到了二〇〇九年,他和他的徒儿小沈阳与毛毛(丫蛋)的演出,已经成了“春晚”核心。他的电视小品《不差钱》,还真有点琢磨头儿。

  有些精英或自命精英,对于电视小品之类是不买账的。我的一位好友教授文艺评论家十来年前就撰文谈自己的感想,说是他看完了维也纳金色大厅的新年音乐会,再看看咱们自己的喜剧小品,非常沮丧惭愧。许多人不无同感。我也曾经质疑过:是不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华男儿的屏幕形象,基本上是靠赵本山、潘长江、范伟……所扮演的丑星角色来支撑;而女性代表人物,则是靠高秀敏与实际上活泼美丽的蔡明、宋丹丹所扮演的喜剧形象“树立起来”的?更尖锐一点说,我们受众是不是在被引向侏儒化呢?

  有几位文化艺术部门领导干部议论说: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之后,到了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上将会留下什么来呢?

  一位领导问道:“会不会是短信段子与小品?”

  这种谈话的滋味难为人道。

  但是赵本山的货色并非一概稀松平常。先是二〇〇一年他的小品《卖拐》令人回味。赵本山所演角色的忽悠、暗示、欺骗过程,让你认定自身有病再接受他的医疗器材的过程荒唐离奇却又令人信服、天衣无缝,看后颇觉得头皮发,脊背冒凉气。在果戈理的名剧《钦差大臣》中,市长向台下观众喝道:“你们笑什么?笑你们自己!”同样的棒喝似乎也在赵本山这里震响。谁敢说你就绝对没有在这种情况下买过这样的“拐”?谁敢肯定你就比范伟扮演的傻帽儿确实聪明?

  数年后传出来赵本山为了维护“二人转”演员的尊严,不惜与谁也不敢得罪的传媒主持人在直播中争吵的讯息。

里尔克:秋日

1. 冯至 译:

    主啊!是时候了。夏日曾经很盛大。
    把你的阴影落在日规上,
    让秋风刮过田野。
  
    让最后的果实长得丰满,
    再给它们两天南方的气候,
    迫使它们成熟,
    把最后的甘甜酿入浓酒。
  
    谁这时没有房屋,就不必建筑,
    谁这时孤独,就永远孤独,
    就醒着,读着,写着长信,
    在林荫道上来回
    不安地游荡,当着落叶纷飞。

2. 程抱一 译:

    神啊,时候到了。夏日曾经丰盛。
    将你的影投射在日规盘上;
    在原野间,散放你的巨风吧!
  
    最后的果实,命令它们成熟。
    再给它们两天温馨的日子,
    让它们完成。同时让果汁的
    甜意滴滴渗入浓郁的琼醪。
  
    没有居屋的,将不再建造。
    原是孤单的,就此孤单下去;
    念书,写信,或是苦守长夜,
    他将久久徘徊,在林荫道上
    飘零无尽的落叶间。
  
    程抱一《和亚丁谈里尔克》纯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六十一年初版,第86-87页)

3. 陈敬容 译(题为《秋天》):

    主啊:是时候啦,夏季的光热多奇伟。
    如今你的影子躺在日规上,
    任无羁的风在平原上吹。
  
    吩咐最后的果子充满汁液,
    给它们再多两天南方的温暖,
    摧它们成熟,把最后的
    甜味,给予浓烈的酒。
  
    没有房屋的人,谁也不为他建筑,
    孤独的人会长久寂寞,
    会在无眠的期待中读书、写长长的信,
    会在秋风蹂躏枯叶的街巷里
    不安地踱来踱去。
  
    (《(诗苑译林)图象与花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版P78)

王朔:我看大众文化港台文化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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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我们提到香港经常说它是“文化沙漠”,这个说法在很长时间内使我们面对那个资本主义城市发达的经济和令人羡慕的生活水平多少能保持一点心理平衡。那个时候香港人的形象在眼里是喧闹和艳俗的。我在广州、汕头机场曾亲眼看到他们一飞机一飞机地到达,花花绿绿地下来,人人穿着喇叭裤,戴着金戒指和太阳镜,手提录音机和大包小包的尼龙衣服,都是准备赠送大陆亲友的,随机同到的还有他们托运的无数彩色电视机,而那时汕头除了党政军机关电影院路灯其他地方一律没电,这些电视机录音机第二天便都高价卖给了北方来的倒爷。他们似乎人人都是财主,住满广州汕头仅有的几座酒店和华侨旅行社,每人进出都带着一大堆衣衫褴褛面带菜色的亲友团,一吃饭就开好几桌。我在电梯间经常听到他们认识不认识的互相大声抱怨国内亲戚的贪婪,国内酒店的服务差,有蚊子,想吃的东西吃不到。那时我还不太能分辨香港人和东南亚各国华侨的区别,现在想来那也不全是香港人,也有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等地的华人。随着他们的到来,城市中出现了餐厅中的伴宴演唱、的士、出售二手服装的摊贩市场和妓女,今天已成为我们生活方式或叫消费模式的那些商业活动在最初就是带着深深的香港烙印进来的。那时我不知道这也叫文化,餐厅中的伴宴演唱会发展到卡拉OK,酒吧乐队;的士会造成广播电台专为有车一族播放流行音乐;摊贩市场除了卖衣服也卖流行杂志盗版光盘和盗版软件;妓女,直接造就了歌舞厅夜总会桑拿室洗头房洗脚屋这些新兴娱乐产业的繁荣,更重要的是为流行小报地摊刊物乃至时装影视剧提供了耸人听闻和缠绵伤感的永远话题。

当时我们的文化概念是不包括大众文化或叫消费文化的,也没有娱乐这个词,一提娱乐好像是下下棋,打打扑克,单位搞个舞会,自己跟自己找点乐。当时右派作家咸鱼翻身,争当“重放的鲜花”;知青作家头角峥嵘,排着队上场;谢晋的电影观众数以亿计;张暖忻郑洞天谢飞吴天明都是新人,每部戏都能轰动一时;随便一个作家或者导演随便一出手都能给人带来一个新观念和新感受。滕文骥在《生活的颤音》还是《苏醒》中让高飞和陈冲正经接了一个吻,便成了那年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热闹喧嚣得一塌糊涂。这还仅仅是开始,文学上“伤痕”“反思”“寻根”之后紧紧跟着“垮掉的”刘索拉徐星,莫言这样的“魔幻中国流”,马原这样的文体革命之父。在王蒙宣布“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之后,还应声而起池莉方方刘震云等人领导的“新写实主义”,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等人的“先锋文学”。那时兄弟的“痞子文学”八字还没一撇,正在家里急得团团转。电影方面,吴天明高就西影厂厂长,钟惦斐给他指了方向:要搞中国自己的西部片。也就在张暖忻他们那拨“第四代”刚红透,一眨眼的工夫,“第五代”出手了,陈凯歌的《黄土地》和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一下打破了中国人的欣赏习惯,接着是田壮壮的《盗马贼》、《猎场扎撒》犹如大耳贴子似的贴在中国观众的脸上,扇晕一个算一个。那时大伙也算是群情激愤,特别是田壮壮说了那句“我的电影是给下一世纪观众拍的”之后。有意识地和大众保持距离,就是不为人民服务,还给嚷嚷出来,田壮壮是连作家带导演中的头一个。这个架直到张艺谋拍出《红高粱》才算打完,第五代走出象牙塔,谢晋谢幕,中国观众又被带入了新一轮的狂欢。

寓真:聂绀弩刑事档案(二)

接续 寓真:聂绀弩刑事档案(一)

思想锥心坦白难

  
聂绀弩  聂绀弩从北京押解至山西,先在稷山县看守所关了5年时间,至正式判决后,转到临汾监狱服刑。
  按照国家的司法制度,看守所是羁押未决犯的,判决之后服刑的场所称之为监狱,过去也有叫劳改场的。监狱统一由国家或省级司法机关管理,看守所则是按县级行政区划设置的。监狱设有专门的工业或农业生产项目,对犯人实行劳动改造,而看守所的未决人犯是不允许外出劳动的。在“文革”中,这种划分和管理都不够严格。在我们的社会习惯上,大家把关押场所都统称为监狱。
  聂绀弩后来写过《怀监狱》一文,文中回顾在稷山看守所的看书学习情况时说,“监狱是学习圣地”。并以同号狱友李四为例,说是在狱中才能够得以专心专意看书,“脑子也灵活起来了,有强烈的读书欲望,或者说‘瘾’,不看就不舒服”。“但似乎只有在监狱里才能如此,一出狱就不行”。这种现象,其实并不奇怪,人的自由活动的范围越窄小,越容易集中精力。如同民间说书的盲人,他别的活动受限,背小说唱本的记忆力就超乎常人。失去自由的囚犯,在牢房中没有任何事可做,只要允许看书,那就必是十分专心致志的。
  聂绀弩把看守所中认真读书学习,作为一个减轻处罚的理由,在给法院的上诉状中写道:“计读《资本论》等18种(马列著作),最多读过18遍(《反杜林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前年交出过几篇笔记,约二三十万字,有三篇是关于学习毛选军事著作的心得约十几万字;去年交出过一篇有关毛主席伟大的总结,约8000字;未交出的摘录还有几本……”
  这里说的“有关毛主席伟大的总结”,就是题为《思想改造过程》的一篇“学习心得”。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篇“学习心得”的主要内容。
  《思想改造过程》写了六个部分:问题何在;我是谁;思想改变的第一阶段;思想改变的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总结。

寓真:聂绀弩刑事档案(一)

转载者按:读过此文后感到,章诒和女士的《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一文是有些华而不实的。理由见文末评论

前 言

聂绀弩  笔者长期事职司法,面对着形形色色的案件卷宗,似乎有一种一览无余的敏达,却也有一种司空见惯的麻木。聂绀弩的案卷材料,我已经翻腾好几年了,起初并没有想要做成一本书,只是工作之余,捡取若干断幅残纸,为报刊写过一些短文。如今我退休了,解脱案牍如山之累,闲余中重阅是卷,才有了更多的发觉和感思。
  这是一个格外明媚的春天。打开在我眼前的这几卷档案,以前只觉得密密麻麻的文字堆云如阵,而现在,在春光的沐浴中,页面上仿佛显现出栩栩如生的一个影像来。聂绀弩先生就好像斜倚着坐在对面,我听着先生侃侃而谈或嬉笑怒骂,感觉着他的犀利目光和频频挥动着的手势。
  在人世间,熟悉一个人并不容易,不仅要有较长时间的过从交处,而且必须有几次促膝相谈。俗语道:画人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句话用于写作和读书是最恰当的。有些大家的著作,我们从字面上读得很熟,其中的故事也记得清楚,却到底没有读懂哲人的心机和款曲。而当今有些书,为名人做传记,身世经行,巨细尽陈,却写不出骨肉来,写不出人格来。
  早些年我就读过聂绀弩的诗,也看过多人对他的回忆和评论,似乎知道了他的很多情况,但那种了解是概念化的。直至我在他的刑事案卷中辗转了几年,听了他许多剖心析胆的坦言,现在才算得上对他熟悉了。读懂了他这个人,才能读懂他的诗,也才懂得了他作为一个真正的诗人,与这世间其他人有何不同之处。
  我从年轻时就癖好诗文,凡头饰诗人桂冠者每令我仰慕殊甚。以后在机关工作几十年,混迹社会上下,与各界人士亦不乏交游。现在当我把聂绀弩的形象与往日熟悉的人士相与比较时,就觉出了一种区别。这是怎样的一种区别呢?想了很久,想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姑且称之为文化人与非文化人的区别吧。
  我不知道如何给“文化人”这个概念下一个定义。我只是熟悉了聂绀弩之后,才形成一个具象的了解,才明白文化人应该具有怎样的气质、格调和风貌。以前我曾经错把某些有学历、有作品、有名气的人,认作文化人或诗人,现在与聂绀弩比较之下,如悟真谛,始识真伪。如果骨子里缺少真纯的诗魂,就不是真正的诗人。如果缺少内在文化韵致的人格,即便文化名流,也只是徒具虚名而已。
  古代似乎没有“文化人”这个称谓,古贤的诗文中常常以读书人自许。窃以为古之读书人,即今之文化人也。文化是人世间的一条清水河流,诗的河流,从古而今,源远流长,总是源源不绝地流淌和变幻着美丽的涟漪,总是被一代一代的读书人疏凿和丰沛着。
  我相信许多的读者会像我一样敬仰一个有血、有肉、有骨、有魂的文化人,会为他激发内心的一种感动。而一个真正让人感动的灵魂,却是不需要用笔墨去描绘的。不需要枉费任何赞美的词汇,这本书里的精粹部分,其实只是一些质朴的、粗犷的、矿石般的原料。
  我所以愿意编撰这些篇什,确是由于被一个文化人的惊世骇俗的行藏所感致,被那一脉诗魂感深肺腑。同时也想借笔端之忱悃,祈祝今后的春天更加明媚,祈祝那一条绵长不息的文化清流,灼灼其辉,始终粲如。

Determinants of the Olympic Success of Different Countries–Gary Becker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men and women all over the world have been tuned to their television sets and clued to their computer screens as they followed the Olympic extravaganza in Beijing. The pride taken by people of different countries in their own athletes as they compete against the best from other countries is truly remarkable. To Americans, the main interest this year has been Michael Phelps’ pursuit of a record setting 8 gold medals in swimming-which he accomplished- the gold and silver medals won by two young American girls in the all around gymnastic finals, and the new basketball “dream team” that so far has easily won against China, Spain, and elsewhere. The Chinese have been thrilled by their successes in gymnastics and diving, the Australians by their swimmers, and the Rumanian’s by the victory of their 38 year old mother in the women’s marathon. Pictures were shown of how in 2004 the almost all black country of Zimbabwe with a history of significant racial conflict gave a wildly enthusiastic parade to a white Zimbabwe swimmer who won a gold medal during the Athens Olympics. And so it goes in other countries whose athletes have won medals.

All the accolades given to Olympic medal winners-especially to those who get gold- provides plenty of incentive for young and talented athletes to train hard for the Olympics in the hope of becoming a medal winner. When practically all participants in the Olympics are working hard in their training regimes, and since various random factors, such as illness, injuries, and psychological state are extremely important, it becomes difficult to predict individual winners in many of the competitions. Yet it is rather easy to predict quite well the total number of medals won by different nations.

The article “A Tale of Two Seasons: Participation and Medal Counts at the Summer and Winter Olympic Games”, published in 2004 in the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by Professor Daniel Johnson of Colorado College and a co-author, examines the determinants of how many medals were won by different countries in the summer and winter Olympics since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Their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s that two very important variables are the total population and per capita income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Also important are whether a country has an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such as communism- a country’s climate, and whether a country is the host country for a particular Olympics. These five variables taken together predict closely the total number of medals won by different countries in the winter as well as summer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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