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玉 · DIGEST

Financing the Olympic Games–Richard Posner’s Comment

按：这是波斯纳对贝克尔 “Determinants of the Olympic Succes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一文的评论。

When a sport or other game is played all over the world (chess for example, or soccer), it is natural that there should b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The oddity of the Olympics is that they are presented as athletic competitions between nations, rather than between teams each of which presumably would have a permanent residence in one nation yet might recruit team members from other nations as well. Nations in the grip of nationalist emotion or wanting to advertise their power to the world (nations such as Hitler’s Germany, which made the 1936 summer Olympics, held in Berlin, a major propaganda event; East Germany and other communist countries; and now China) invest heavily in training their Olympic athletes. China is estimated to have spent as much as half a billion dollars to train their athletes for the Olympic games now underway in Beijing. The heavy investments that nations that regard Olympic competition as a propaganda opportunity in turn spur other nations to invest heavily in training their own Olympic athletes.

The nationalistic fervor and great-power aspirations that Olympic competition stimulates seem to me a negative externality. In addition, some unknown but doubtless large fraction of the expenditures on training athletes have no social product, but are in the nature of “arms race” expenditures. If one nation spends very heavily on training its Olympic athletes, other nations, if they want to win a respectable number of medals, have to spend heavily as well. The expenditures are offsetting to the extent that the objective of competition is to win rather than to produce an intrinsically better performance. Economic competition produces better products at lower quality-adjusted prices, and this effect dominates the costs of competition in duplication of facilities and offsetting advertising. The balance in athletic competition is different, because the main product (as in war) is winning, and it makes little difference to the consumer whether the winner ran a mile in 3.05 minutes or in 3.01 minutes. Moreover, Olympic competition is inherently lopsided since, as Becker explains, success is largely determined by a nation’s population, per capita income, and (in the winter Olympics) climate. Why should Americans feel good if an American team beats a team from Costa Rica?

美国“中国法研究”学者谈互联网对法官及法治的影响

[本文为《检察日报》记者对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法研究中心的李本（Benjamin Liebman）和吴修铭（Tim Wu）的采访，原载2006年7月24日《检察日报》，作者刘卉。他们的这一研究以“China’s Network Justice”为题发表于 Chicag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Summer 2007)。]

记者：李本先生，你好！作为一个从事中国法研究的外国学者，你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曾给中国学者耳目一新的感觉（见《检察日报》2005年7月25日报道《228例媒体名誉侵权案揭示了什么》）。这次中国行，你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研究成果？

李本：主要想与中国学界同仁交流我最近完成的一篇论文，是关于信息论和中国法院关系的，特别是互联网将对中国法院产生怎样的影响。出于两方面的原因，我对这个题目很感兴趣。首先，尽管西方社会非常关注互联网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但是针对具体机构的分析凤毛麟角。其次，中国法院制度正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研究领域。而我们搜集的资料表明，在某些方面中国法官在向其他国家的同行们逐渐靠拢，而在另一些方面他们则独辟蹊径，对信息的使用正沿着一条独特的道路发展，至少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是与众不同的。

此次与我同行的还有这篇论文的合作者，我的同事，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法研究中心成员吴修铭教授。

信息论应用扩展到法律领域

记者：信息理论似乎是经济学概念，它与法律有关系吗？

吴修铭：信息论，也叫信息经济学，在过去15年间已经成为美国和欧洲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目前，信息论的应用已经扩展到了社会学、法律和其他研究领域。信息经济学跟法律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法律有时可以帮助控制经济体系内的信息传递。比如，美国相关法律规定，食用产品必须说明脂肪和盐的含量，这实际上是通过法律保证生产商将必要信息传递给消费者。第二个方面，它可以帮助了解与法律有关的决策者怎么做决定。比如，不同的信息怎样影响到司法制度，法官如何作出判决。

记者：能具体谈谈第二个方面吗？

吴修铭：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官都会受到他们所接受到的信息的影响。法官阅读案例，与其他法官交流，与朋友交谈，看报纸，这些活动都会对法官的判决有影响。随着信息技术成本逐渐降低，法官更容易接触到更多的信息。如果阅读案例变得更加容易，那么更多的人就会去阅读。如果很容易就能够与法学教授或其他法院的法官通信，那么这种交流就会越来越频繁。

李本：为了避免信息对法官的负面影响，有关适用判例的方式、限制单方接触当事人的规定以及那些规范法官之间交往的规则也顺势而生，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成是对法官判决时所能获取信息类型的限制和规定。

互联网影响中国法院的方式

记者：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导致信息爆炸性增长，人们获取信息也更加方便。互联网改变着整个社会，包括法院、检察院。

李本：互联网以三种不同的方式对法院产生影响，即：一、构建法院内部信息网络；二、利用公共网络进行调研；三、通过互联网对法院施加舆论压力。

就第一种方式而言，法院设置局域网，一方面为法官提供信息，包括法律、通知以及相关的新信息。法官可以在局域网上搜索法律和有关解释，上级法院和法院院长也可以向其管辖范围内的法官传达信息；另一方面局域网可以协助法院进行案件信息管理，从而提高法院效率，也有利于对法官进行更为有效的监督。

就第二种方式而言，目前很多中国法官使用互联网对待决案件进行调研，这是中国法院的一个重大变化。过去，法官遇到新问题或疑难法律问题，首先会想到与同事讨论，也可能会请示上级法院。但是，一个地方（比如青海）的法院就很难了解其他地方（比如北京）的法院是如何处理类似案件的。据我了解，现在法官们经常上网搜索实际判决、媒体报道和学术界的讨论，从而了解其他地区的法院对类似案件的处理。另外，在互联网上搜索到的法律法规信息远远多于法院局域网。

就第三种方式而言，通过网络对待决案件进行新闻报道和公开讨论，比如孙志刚案、佘祥林案和聂树斌案，都是网络报道促进案件解决的例证。但是网络压力的作用也有另外一面，这就是网络报道的大众效应。大众压力可能会迫使法院变更审理程序、不恰当处理被告人等。据媒体的评论，刚刚宣判的黄静案就曾因互联网给司法机关带来不小压力。

客观评价互联网对法治的影响

记者：两位如何评价这些影响？

李本：互联网的使用使法官之间的横向互动越来越多。这类横向互动的发展，或者说是非正式的参考别处判决的做法有可能会使全国范围内的判决更为一致。这种横向互动也会鼓励法官进行创新。这种互动还会在法官间强化自身的职业身份。

此外，大众压力对法院产生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法院和媒体的相对位置。对此我们不能归罪于互联网，互联网的舆论监督当然是好的和必需的，只是互联网的发展同时确实可能会导致对案件的更多干预，会消解法院为抵制压力所做的各种努力。互联网还可能会迫使法官在真正的压力形成之前就屈服于大众的意见。

吴修铭：是的，我们论文的初步结论是：第一，中国法官相互交流越多，法官判决就会越统一和一致；第二，公众注意到判决结果越容易，法官判决就越有可能屈从于公众压力。我想对第一点进一步阐释。

“理性羊群行为”理论是信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它认为，人们喜欢去做其他人在做的事情。在“理性羊群行为”下，不好的东西有时会很流行。司法制度也会有同样的现象。当交流成本更便宜，效仿手段更容易，法官就会跟其他人一样，也去效仿别的法官的做法。这样，一个司法制度像服装一样，也会有它的流行趋势，而且有时在特定情形下不好的判决会变得流行。当然，总体上说，法院获取更多信息的趋势促使法院适用法律更加一致是件好事，它体现了“相似的案例判决也应该相似”的基本法治理念。

苏童：仪式的完成

民俗学家到达八棵松村是去年冬天的事。他提着一只枕形旅行包跳下乡村公共汽车，朝西北方向走。公路上积着薄薄的绒雪，远看是淡蓝色的，逶迤而过的高压线和电线杆把公路割成均匀的方格，偶有鸟群飞掠过赶路人的头顶，很突然又很有秩序。民俗学家朝八棵松走着，实际上他也成了我记忆中的风景。

锔缸老人这时候坐在村口的大陶缸前，他的担子就在缸的另一侧放着，熔锡的那头燃着小小的火苗，暗红的一团，锡条被熔化的气味蔓延在雪后清测的空气中。老人用火钳夹起了一枚锡钉，他蹲下去寻找缸上的裂纹时听见一阵踩雪声。老人回头看见一个陌生人朝八棵松村走过来，他没有在意。他朝大缸的裂绞处吐了口唾沫，然后使劲把锡钉压进去。锡钉先是贴在缸上，很快地又掉下来了。老人皱了皱眉头，他发现陌生人站在身后，陌生人正饶有兴味地盯着那口大缸看。

“烧嫩了，钻不进去。” 锔缸老人说。

“是哪个年代的？”民俗学家说。

“你说什么？” 锔缸老人说。

“我说这缸。”民俗学家用食指勾起来朝缸壁弹了一下，缸内发出清脆的回声。“是清朝的龙凤缸。”

锔缸老人这时夹起了第二根锡钉，这回他很顺利地把锡钉焊到了裂纹上。他朝民俗学家笑了笑，说：“就这样，我锔缸锔了五十年了。在这一带转悠了五十年。你从哪里来？”

“省城。这是八棵松吗？”

“差不多。你干什么来了？”

“我收集民间故事。”民俗学家迟疑了一会回答道，他想一个乡村老人是不明白民俗的涵义的。

“故事要人讲，你想找谁讲呢？”

“不知道。我还不认识他们呢。”

“你去找五林吧。”老人又笑了笑，他俯下身去吹了吹火，又说，“去找五林吧。他肚子里故事最多。”

民俗学家手扶着大缸，四下了望着冬日的八棵松村。太阳淡淡地照着半涸的水田，有点发白。树木稀疏地散落在上沟和坟坡上，都落叶了，并没有想像中的松树。四周最醒目的是水田里孤零零的稻草人，稻草人的颜色已经发黑，头上有顶草帽，帽沿上的洞不知是被哪种大胆的鸟类啄破的。

据说民俗学家住在八棵松小学的教室里。八棵松没有小旅店，外来的人都被安排在教室的课桌上过夜，不收一文，但必须在小学敲上课钟前离开教室，那些清晨，民俗学家背着包从小学校那里走过来，走进村里的许多门洞，然后走出来。他脸色苍白，唇上的胡须刮得干干净净；他的米色风衣和枕形旅行包都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好多八棵松老人对民俗学家讲了这一带残存的风俗，民俗学家都作了笔录。他们坐在小酒馆的炉火前，喝酒吃肉，民俗学家掏钱请客，每次都有收获。有一回他突然想起进村前碰到的锔缸老人，想起五林这个名字，就问他们，谁是五林？苟怪的是八棵松的老人都不知道五林是谁。后来有个老人惊叫起来，他说我想起来了，五林，五林是个鬼，他死了快六十年啦，他拈到了人鬼！

于是，民俗学家听说了八棵松早年间拈人鬼的风俗，他预感到那是调查最有价值的部分，他请老人慢慢地讲，但老人年逾八旬，说话很含糊，他只能记下一些断断续续的话。

《纽约时报》中国环境污染问题系列报道：Choking on Growth

Choking on Growth

Choking on Growth: China’s Environmental Crisis

Part I. As China Roars, Pollution Reaches Deadly Extremes

Part II. Beneath Booming Cities, China’s Future Is Drying Up

Part III. In China, a Lake’s Champion Imperils Himself

Part IV. Chinese Dam Projects Criticized for Their Human Costs

Part V. Far From Beijing’s Reach, Officials Bend Energy Rules

Part VI. China’s Turtles, Emblems of a Crisis

Part VII. Trucks Power China’s Economy, at a Suffocating Cost

Part VIII. In China, Farming Fish in Toxic Waters

Part IX. China Grabs West’s Smoke-Spewing Factories

Part X. Beijing’s Olympic Quest: Turn Smoggy Sky Blue

New York Times

张鸣：高校大跃进的困局与危境

按说，现在的中国大学，至少从规模上，已经达到历史的顶峰，中国的在校大学生数量，已经从1998年的340万，达到2374余万，过几个月，相信还会有大幅度的增长。毛入学率，从1998年的9.8％陡然升为22％，平均每年增加20％，我们已经拥有世界最多的大学生，而且是在8年内创造的奇迹。同期的中国的GDP增长，平均不到10％，许多经济学家已经在叫过热，而飞速扩张的高等教育，已经不能用过热来形容，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高校大跃进。

凡是大跃进，必然蕴含着危机。1958年的在全民大跃进的同时，高教也跟着大跃进，那场跃进，就当时而言，危害也是相当大的，多招了一些工农兵学员，学生出面编了一些垃圾教材，正规大学有几个月不能正常上课，教学秩序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但是跟今天的大跃进相比，委实小巫见大巫，今天这场高校大跃进，虽然表面的繁荣还在维持，但已经蕴含了一场波及广泛，内容深刻的危机，到爆发之时，整个社会都会为此巨大的代价，造成无可估量的社会震动。

高校的大跃进起于上世纪90年代后半。跟上世纪的大跃进不一样，这是一场完全由行政力量拉动的跃进，教育部是跃进的发动机和火车头。211和985工程的提出和施行，标志着高校大跃进的启动。所谓211工程，即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工程在“九五”计划期间实行，在实行期间，1998年又推行了所谓的985工程，由于是在1998年5月提出的，所以叫985工程，这个工程在211的基础上，选择一部分大学，给予重点支持，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两批，前后38所高校入选。211工程的资金183亿，而985工程的资金仅第一期就达140亿。211和985工程，实际上就是用资金的高投入，在短时间内催生一批世界一流的大学，事实上就是大跃进。211和985启动后，地方上随即跟进，那些不能入选的高校，在地方财政的支持下，自筹资金，投入跃进高潮。与此同时，高校的合并也达到高峰，为了做大做强，各地高校开始盲目并校，有些地方，比如长春和杭州，几乎把全城高校全部合并，只剩下一所超级大学。长春当地民间流传一句话，当年吉大（吉林大学）在长春，今天长春在吉大。在合并浪潮中，一些地方的大专和中专学校，甚至非学历教育学校也乘机搭车合并，升级为本科。在跃进期间，为了弥补规模扩张造成的资金短缺，大学的学费开始猛涨，从每年几百元，涨到几千元，而随即到来的大规模扩招，使得学费收入相当可观，在此基础上，部分高校甚至开始大规模借贷，今天困扰人们的大学贷款债务问题，就是这期间形成的。

As China Roars, Pollution Reaches Deadly Extremes

[Cf. 《纽约时报》中国环境污染问题系列报道]

By JOSEPH KAHN and JIM YARDLEY
The New York Times, Published: August 26, 2007

mines in Shenmu
China’s industrial growth depends on coal, plentiful but polluting, from mines like this one in Shenmu, Shaanxi Province, behind a village store.

China’s cement factories
China’s cement factories, like this one in Ningxia Province, use 45 percent more power than the world average, and its steel makers use about 20 percent more.

coal mines in Shaanxi
China’s industrial growth depends on coal, plentiful but polluting, from coal mines like this one in Shaanxi Province behind a village store.

《纽约时报》英语报道原文

Audio Slide Show: The World’s Smokestack

Video: The Real Cost of China’s Growth

该报道的中译文(PDF)、汉语普通话音频文件。

康慨：《哈利·波特》批判

　　7月21日，在早餐桌上，我捧着厚达759页，价值180元人民币的《哈利·波特与Deathly Hallows》，直接从后翻起，飞快地读完了最后一部分“十九年后”，不由得发出一声长叹：总算结束了……

　　那天早晨7点，全球化的阳光沐浴着古都北京，我也出现在一家大书城的售卖现场，见有许多高中生模样的中国青年，像是没有睡醒，文静地站在长长的购书队列里，等待着《哈利·波特》第七部的全球首发。这里没有太多狂欢的气氛，不免令敬业的新闻工作者感到不爽。但是我回到家，看到BBC的电视报道，原来西半球早已进入了状态。

　　最后的狂欢就是最疯狂的狂欢。从纽约到莫斯科，从开普敦到奥斯陆，这世界，数以千万计的人都像着了魔，男女老幼，为了同一本书，蜂拥着，尖叫着，兴高着也采烈着。24小时之内，仅在美国一地，新出的“哈七”便一举卖掉了830万本，史无前例，何其巨大！

　　我也留意到一些不合拍的东西，尽管它们已被淹没在无尽的狂欢中。

　　在美国，纽约西塞内卡镇的两位少年，当夜去鲍德斯书店购《哈利·波特》，凌晨驾返，撞树翻车，其中14岁少年不幸死亡，18岁驾车者重伤。而在巴基斯坦，有人在卡拉奇《哈利·波特》销售现场外布置汽车炸弹，逼使发售流产，巴军士兵连夜拆弹，并荷枪守卫，如临拉登。

　　十年来，《哈利·波特》承担了太多的东西，政治的，宗教的，经济的，艺术的……问题是，它果然能承受如此之重吗？或者换句话说：至于吗？

　　它拿天文销量说话，戴上种种夺目的光环，被高捧至无以复加的地步，甚至得享“经典”美誉，且于阅读之普及，出版业之脱困，均功莫大焉。

　　果真如此吗？

《哈利·波特》批判：金元帝国的鲜艳诱饵

作者：汪剑钊

　　眼下，文化产业不仅能够带来巨大的利润，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而且也日益开始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哲学家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很早就警觉地预言，文化产业带来的绝非仅仅是技术方式的变化，而且它也会影响到一个民族的思维，亦即“以同样的方式影响人们傍晚从工厂出来，直到第二天早晨为了维持生存必须上班为止的思想”。一个近在咫尺的例子，就是有关《哈利·波特》系列书籍的出版现象。

　　据资料统计，哈利·波特系列目前在全球发行量接近3亿册，前两集改编的电影票房收入分别超过了两亿美元，市场价值已达50亿多美元。但是，这种现象毕竟如《哈利·波特》本身那样，它是一个人造的魔法，一次由货币为源动力驱动成功的商业操作。

　　《哈利·波特》第一卷出版之时，具有商业敏感的投资商就盯上了它，把它作为当时萧条股市的救星。等电影上市后，据说美国在线时代华纳的股票就成了纽约股市的抢手货。甚至有人公开说，《哈利·波特》将拯救全球经济，未来十年它将成为美国在线时代华纳的“摇钱树”。于是，精明的商家与媒体通力合作，一方面，大量开发和生产与《哈利·波特》相关的衍生产品，诸如玩具、服装、影碟、书籍、饮料、食品、电子游戏；另一方面，各大媒体为下一部未出版的作品预先大造声势，吊足了读者和观众的胃口，更在互联网建立网站，借助当今最便捷、最快速和最大众化的传媒方式有组织的扩大其影响。毫无疑问，《哈利·波特》的商业成功，是典型的当代文化产业的成功，也是典型的大众文化和大众传播媒体合谋的结果，而这样的文化产业是建立在消费社会和享乐主义盛行的基础之上的。因而，抛开具体的技术操作暂且不谈，就《哈利·波特》作品本身来看，它已经具有了大众娱乐产品的典型标志。

陈嘉映：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

〔续《维特根斯坦早期思想及其转变》〕

维特根斯坦1929年重返剑桥，除了一篇短短的论文，没有再发表什么文著。他曾准备出版一本书，即《哲学研究》，大致写作于1936- 1945年，但他最后还是放弃了出版的念头。1947年退休后，他继续写作该书第二部分，但未完成。他去世后不久，他的学生安斯康姆和里斯编订全书并译成英文，1953年以德英对照的方式出版，第一部分是主体，第二部分是些残篇。与《逻辑哲学论》比较，《哲学研究》的写作风格有很大改变。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力图以接近于几何严格性的定义方式引入诸基本概念，这是一种富有魅力的文体，但结果并不成功，不少研究者分别指出某些概念语词的使用在逻辑上并不完全自洽。哲学概念不是几何概念，不是靠严格定义获得其力量的。维特根斯坦改变了他对哲学本质的看法之后，也随之改变了他的写作风格。《哲学研究》中几乎没有严格定义的术语，字面十分简单。不过，由于它是由一系列札记组成的，更由于这些简单的话语中富含深意，所以这仍然不是一本容易读懂的书。

《哲学研究》是本伟大的书，我个人认为它是二十世纪数一数二的哲学著作。维特根斯坦像希腊哲人一样，直接面对问题，在我们这个议论纷纭不知真理为何物的时代，坚持走在真理的道路上。他并不那样反复申说真理是道路，他以走在真理之路上显示这一点。维特根斯坦并不深通哲学史，但他以最本真的方式继承了源远流长的西方哲学，继承了哲学最基本的艺术，为那些看似无据可依、只能各说各话的事情发现论证。《哲学研究》是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本章以这本著作为主线展开。不过，《哲学研究》论题广泛，论证的方式多种多样，本章只能选几个题目，算作对愿意阅读原著的读者的一个引言。

陈嘉映：维特根斯坦早期思想及其转变

§1 概况

关于维特根斯坦这个人，我愿破例多谈一些，这不仅因为他是二十世纪数一数二的大哲学家，也因为他的内在生活竟可以写成一部有声有色的传奇。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1889年4月26日生于维也纳。从血统说，他多一半是犹太人，但他母亲是天主教徒，他本人也受洗为天主教徒。他出身豪门，父亲是奥地利钢铁工业的大亨。少年维特根斯坦在家里接受教育。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维也纳群星灿烂，涌现出多位著名的作家、艺术家、音乐家、建筑师、科学家。维特根斯坦的家庭以及他本人和其中许多人来往密切。勃拉姆斯是他家的常客。他哥哥保罗就是一个闻名国际的钢琴演奏家。音乐充满了这个家庭，也是维特根斯坦本人的终身爱好，这一点在他的著作中多有体现。

维特根斯坦从小爱好机械和技术，十岁时就制造出一台能够实用的简单缝纫机。他的最初志向是成为一名工程师。他的兴趣渐渐集中在喷气发动机方面，于是他在1908年秋天来到曼彻斯特大学学习航空工程。他对螺旋桨的一些想法和设计多年后获得了实际应用。由于设计工作的实际需要，维特根斯坦努力研究数学，在此期间他读到了罗素的《数学原理》，并由此了解到了弗雷格的工作。数学的逻辑基础引起了维特根斯坦的巨大兴趣，他极为推崇数理逻辑的成就，把从传统逻辑到数理逻辑的发展比作从星相学到天文学的转变。他决意放弃航空工程，转而从事哲学。他来到耶拿，向弗雷格请教，并听从弗雷格的建议，于1911年转到剑桥，问学于罗素门下。

陈冠中：坎普·垃圾·刻奇——给受了过多人文教育的人

特吕弗在当导演之前是影评人，他的影评集叫《我生命中的电影》，书的开始引用了亨利·米勒《我生命中的书》的一句话：“这些书是活的而且它们在跟我说话。” 特吕弗评论集谈到的是一些跟他在说话的电影、他他生命中的电影。当年——上世纪70年代末——我读到特吕弗的影评集，觉得里面的影评在跟我说话。

某些电影、某些书，好象一直是在某处等待，等你去看，等着跟你说话。

文章也一样。我是要到了1970年代中，才看到本文将提到的两篇1960年代的文章，它们像是在跟我说话，为当时的我而写，直观的感到在解答我朦胧的求索，如生命中其它重要的文章、书和电影一样，你如获灌顶，如开天眼 （“如”而已，并且这经验可以是众数的），哪怕当时只是看个似懂非懂，却成了解放你的思想的过程部份，不管文章本身是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这两篇文章是纽约知识分子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坎普”札记》（Notes on Camp）和美国影评人宝琳·凯尔（Pauline Kael）的《垃圾，艺术和电影》 （Trash, Art, and Movies）。

四十年前（1964），美国期刊《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用了20页篇幅，发表了31岁、几乎名不见经传的桑塔格的文章《“坎普”札记》 ，该文章于1966年被收进桑塔格著名的文集《反对阐释》，而该文集于2003年由程巍翻译成中文并经上海译文出版社在中国出版。

《垃圾，艺术和电影》 刊于1969年2月的美国《哈泼》（Harper’s）杂志，后被收在凯尔1970年的影评集《稳定往来》，并再被收进她的1994年影评精选本《供收藏》。《垃圾，艺术和电影》发表时，凯尔已50 岁，才刚当上美国《纽约客》周刊每年9月至翌年3月的影评人不久。

1999年，纽约大学新闻系全体教授加上17名外间评判，选出“20世纪美国100佳新闻作品”，上世纪是新闻学大盛的世纪，美国是新闻大国，名作如林，但《“坎普”札记》 （74名） 和《垃圾，艺术和电影》（42名） 竟双双入选，那一定是该群评判的偏爱，因为两文并不属于一般认知中的“新闻作品”。如果选的是有影响力的文化评论或美学单一文章，两文当选则该算是众望所归。

谈论“坎普”和垃圾的时候，常会链接到另一重要美学观念“刻奇”，为此下文将引进另一著名文章作为对比：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1939年在《党派评论》 发表的《前卫与刻奇》 （Avant-garde and Kitsch）。

“坎普”、“垃圾”、“刻奇”，这三个当代美学范畴，互有渗透，又往往被混为一谈，但若要保留三个范畴的有用性，最好还是把它们分得细一点。

以下是模仿 《“坎普”札记》 的体裁（是为了致敬，并且是作为一种写作策略，而无戏仿之意），把文章分成58段札记。

1. “坎普”这词，给中文用者很大的困扰。创意的译法有田晓菲的“矫揉造作”、沈语冰的“好玩家”、董鼎山的“媚俗”（可能是借“坎普”与“刻奇”的近亲关系）、王德威的“假仙”（台湾用语，指行为上的假装），但都只突显了“坎普”某些特性而最终未能达意。本文选择用顾爱彬、李瑞华、程巍等的音译：“坎普”。

2. 桑塔格开宗名义说：世界上许多事物还没有被命名，尽管已命名，也不曾被描述，“坎普”这个精妙的现代感觉即为其一。感觉——配合英文可译成“感觉力”——不同于思想，本来就难说得清楚，何况“坎普”并非自然的感觉——“坎普”是对某些非自然的人为造作的偏爱。

索飒：在堂吉诃德的甲胄之后

四百年前的一六〇五年，西班牙作家米格尔·德·塞万提斯·萨维德拉的小说《堂吉诃德》的第一部出版，十年后（一六一五年）第二部问世。四百年以降，这部小说成了世界上重复印刷最多的作品之一，吉诃德成了文学史上最奇特的角色。虽然关于塞万提斯的研究著作早已汗牛充栋，但仍未能令人满意地解释《堂吉诃德》经久不衰之魅力。随着政治限制的解除，人的文化视野扩大了。研究中的新鲜见解得以公布并逐渐积累，使人们意识到塞万提斯所居时代位置的重大含义。新的思想已如潜流的水花，全局也因一线牵动而被摇撼。
　　
研究史之突破
　　
在整个二十世纪里，西班牙国内陆续出现着一些重要的解读。意味深长的是，每当西班牙处于历史危难，每当西班牙人反躬自问“我们是谁”，堂吉诃德论就悄然掀起一个新高潮，仿佛在这个人物的身上，埋藏着西班牙的秘密。

一八九八年“美西战争”后，大败的西班牙痛感民族的落伍，由此诞生了对国民性进行反思的一代知识分子——“九八年代人”。在这一代人肇始的思考中，“吉诃德”因其丰富的内涵成了人们借以阐述己见的象征。西班牙最著名的两个近代思想家乌纳穆诺与奥尔特加－伊－加塞特代表着思想的两极，前者执著于崇尚精神的文化传统，在《生命的悲剧情感》中论及“当代欧洲悲剧中的堂吉诃德”，建构了作为“民族宗教”的“吉诃德主义崇拜”；后者是鼓吹现代化的精英，在《关于吉诃德的沉思》中给西班牙人开出了“生命哲学”的精神处方，告诫西班牙人放掉乌托邦的陈年旧血，换上科学、理性的生命源泉。

塞万提斯研究第二个高潮的触机也是西班牙近代以来第二次重大的民族危机——上世纪三十年代持续三年之久的西班牙内战。触目惊心的国民分裂使人们再次向历史寻求答案。这一次精神手术造成了塞万提斯研究突破性的进展。关键人物是西班牙历史学家阿梅里科·卡斯特罗。他早年的研究强调欧洲人文主义思想对塞万提斯的影响，几十年后，他深刻反省了自己的欧洲中心视角。因反对佛朗哥独裁政权而流亡美洲的阿梅里科·卡斯特罗潜心研究本国中世纪史，发现十六——十七世纪的西班牙具有与欧洲他国差异很大的历史特点，感到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无法绕开伊斯兰文明在西班牙长达八个世纪的存在——而这是西班牙史学领域的禁忌。一九四八年，阿梅里科·卡斯特罗发表《历史进程中的西班牙：基督徒、摩尔人与犹太人》，修订版题为《西班牙的真相》（Realidad de España, Ed. Klincksieck, Paris, 1963），引起激烈争论。阿梅里科·卡斯特罗在书中写道：

理查德·道金斯：后现代皇帝的新装

按：这是理查德·道金斯的一篇相当有趣的书评文章，原文：Richard Dawkins， “Postmodernism Disrobed”, Nature 394, 141-143 (09 Jul 1998). Review of Intellectual Impostures by Alan Sokal and Jean Bricmont. Profile Books 1998, £9.99. To be published in U.S.A. by Picador as Fashionable Nonsense. 本文由柯南翻译。
　　
　　假设你是一个胸无点墨的知识欺诈者，但是又有强烈的野心，想在学术生涯上取得成功，得到一小群虔诚的信徒，让全世界的学生把你的作品用荧光记号笔标出来。那么你会选择致力于哪种文风？当然，不能是清晰的那种，因为清晰的文风会暴露出你的无知。或许你会创作出类似于下面这段话的东西：

　　我们很明显地看到，视作者的不同，在线性的表意联系或者原书写（archi-writing），以及这种多参考的、多维的机械催化剂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尺度的对称、横向性和它们的扩展的消极非论说的特征：所有这些维度让我们离开了排中律的逻辑，并且加强了我们对此前批评过的本体论二元论的拒绝。

　　这是从心理分析学家费里克斯·瓜塔里（Félix Guattari）的作品中引用的一段，瓜塔里是被艾伦·索卡尔（Alan Sokal）和吉恩·布里克蒙（Jean Bricmont）在他们的杰作《知识欺诈》一书中揭露的许多时髦的法国“知识分子”中的一位。这本书此前在法国出版，现在出版了用英语完全重写和修订的版本。瓜塔里仍然继续着这种含含糊糊的风格，并且在索卡尔和布里克蒙看来，他创作出了“我们迄今为止遇到的包含了科学的、伪科学的和哲学术语的最天才的大杂烩。”瓜塔里亲密的合作者、已故的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在写作上也有类似的天才：

劳伦斯·弗里德曼：《选择的共和国：法律、权威与文化》中文版序言

沈明 译

对于任何一位作者来说，得知自己的书被译成中文都会感到高兴的。世界上说汉语的人数超过了任何其他语言的使用者。在中国及其临国，汉语使用者的人数超过了十亿。此外，汉语还是一种绵延了数千年的古老文化和古老传统的载体。汉语读者是世界上最大的潜在读者群。即使能把自己的文字传达给中文读者中的一小部分人，我就很高兴了。

选择的共和国：法律、权威与文化本书所涉及的内容主要是美国法律文化，它同时也牵连到其他西方国家的法律文化。本书的主题是论述选择在某些国家的社会制度中以及法律制度中所占据的首要地位，这些国家是指欧洲、北美和其他地方的富裕发达国家。一些国家的文化具有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形象的说法是个人就是国王。他/她所需要或欲求的东西就是最重要的东西。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的愿望总能得到满足。没有人能得到他/她所追求的一切；有很多人几乎从来没有得到他们所追求的东西。对许多贫困的人来说，选择是一种幻想；对监狱里的人来说是如此；在更为普遍的意义上，对所有身陷逆境的人来说都是如此。然而就大多数人而言，就中产阶级而言，选择确实成为了或大体上成为了一种现实，这包括对商品的选择，对生活方式的选择，甚至对于宗教的选择。在上述这些社会中，为个人成就、个人满足所做的努力是人生的关键和基础。正是选择的这种首要地位使我将本书命名为“选择的共和国”。我努力尝试阐明“选择的共和国”在法律和生活的不同领域中所蕴含的种种意蕴。

如我所说，本书涉及的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文化与社会。它包含着我对这些国家的当代社会的思考和研究。然而我所做出的这些一般性的论断也适用于其他国家吗？也适用于东方国家吗？它们对于中国而言有什么意义或者重要性吗？当然，即使不能把这些论断依字面含义照搬给中国，或者只有在做出大量解释性说明之后才能应用于中国，它们或许仍旧是有价值的。它们可以帮助中国人理解美国和美国之外的世界。不过，带着些许谨慎，我还是想做出断言：即使对中国、对西方世界之外的国家而言，我在本书中的论述也是相关的。

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勾勒一下不同类型的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差异。首先，存在着像日本、韩国这样的国家，它们不属于西方世界，但是却富裕、高度发达，而且其结构和政府也（或多或少）和欧洲国家相类似。也有一些非常传统的国家，它们抵制现代化，首先映入脑海的例子是沙特阿拉伯。还有一些国家，例如索马里，似乎是在开倒车。剩下的就是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了：这些国家正在快速发展，但是它们的起点却远远低于日本或西方国家。

有些人认为，日本和中国（提出这两个最主要的例子）在文化和传统上同(比如说)法国或者美国是迥然相异的；不论它们在经济上如何发展，不论它们采用了多少先进的技术，都依然会保持其原有的方式。它们的文化和传统深深地植根于历史，而且已经融入了这些国家人民的灵魂。因此，不论中国和日本在经济上如何发展，不论它们采用了多么先进的技术，它们依然会是独特的，它们依然会忠实于自己特定的文化。

这种推论是否成立，我不无疑问。随着国家的发展，它们会变得越来越相似。这仅仅是因为现代技术会消解差异。不论在哪里，汽车就是汽车。然而这里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人们拥有什么，或者他们拥有什么现代工具和设施。现代社会的装备影响的并不仅仅是人们的表面行为。汽车并不仅仅就是一件比马跑得更快的东西。技术改变着文化，改变着思维方式，正如它们以同样的程度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行为方式一样。显而易见，人们之间的差异依然存在，而且将永远存在。从文化的角度来说，没有任何两个欧洲国家完全相同。但是与两个世纪之前相比，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却在增加，而增加的程度令人感到吃惊。

这一过程并没有什么神秘可言。我认为，现代化创造着“选择的共和国”。除此没有别的选择。例如，请想一想广告的作用，就会明了。广告商不论是给什么产品做广告，其潜台词都不外乎是：该产品会使您更健康、更富有、更性感或者更快乐。它会使您的牙齿更洁白，或者使您的咖啡更芳香，它会在工作或者家庭中助您一臂之力。广告针对的对象是个人而非社区、家庭或者群体。现代经济赖以存在的支柱就是消费。而消费则意味着对个人需要、愿望和欲求的满足。现代经济以及现代社会，在这个意义上都是选择的共和国。

因此，我的预见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也会走上这条道路。它将会日益成为一个选择的共和国。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中国会失去其固有的精神和传统，不过，其精神和传统会发生变化，也许不得不变化。这是否令人遗憾呢？无疑会有人做出肯定的回答，当然也必定会有人做出否定回答。

我坚信，本书会为汉语读者带来一些启示。汉语读者将不得不为他或她自己再做一次解译。他/她将不得不把本书中的信息，其中的观点与论辩解译为符合汉语读者思维习惯的社会、法律与文化术语。读者将不得不对下述问题做出评判：这第二次解译是否成功？或者，它是否遗漏太多、省略太多以至于变得支离破碎？我对这第二次解译和本书的翻译寄予同样殷切的希望。

劳伦斯·M. 弗里德曼
斯坦福，加利福尼亚
200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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