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情怀 · HUMANITIES

冯象:全世界机器人,联合起来!

Robots of the World, Unite!

资本主义在西方败坏了,这一点已是共识。中国以其强劲的所谓“修正主义”,能否拯救资本主义,做它的末世弥赛亚?

跟中美贸易战或地缘政治的竞争不同,这一次,同今世的败坏赛跑,时间不在中国一边。因为人工智能(AI)来了。

α

人工智能,又名大失业。

这是一场结局已定的比赛,绝大多数人将输给极少数人。前者要因AI而抹平出身、学历和技能的差异,一起堕于失业;后者要藉AI化数据为财产而独占:将来可以为所欲为,顶层设计一切,甚而准备大脑植入芯片,人机融合,称“超人”(Übermensch)。

α

人工智能,越是接近通用(AGI)而全面渗透社会生活、支配经济活动、影响政治决策,就越没有理由留在私人手里,服务于资本的利益。

那么,为何近来谈论计划经济的可行性的,不是经济学家或马院拿国家重大课题的教授,而是智能产业的头面人物?因为资本家从来不信教条,他们明白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诚如爱因斯坦指出。

New Book: The Chinese Must Go: Violence, Exclus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Alien in America, by Beth Lew-Williams

The Chinese Must Go: Violence, Exclus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Alien in America, by Beth Lew-William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ISBN 9780674976016

The American West erupted in anti-Chinese violence in 1885. Following the massacre of Chinese miners in Wyoming Territory, communities throughout California and the Pacific Northwest harassed, assaulted, and expelled thousands of Chinese immigrants. Beth Lew-Williams shows how American immigration policies incited this violence and how the violence, in turn, provoked new exclusionary policies. Ultimately, Lew-Williams argues, Chinese expulsion and exclusion produced the concept of the “alien” in modern America.

The Chinese Must Go begins in the 1850s, before federal border control established strict divisions between citizens and aliens. Across decades of felling trees and laying tracks in the American West, Chinese workers faced escalating racial conflict and unrest. In response, Congress passed the Chinese Restriction Act of 1882 and made its first attempt to bar immigrants based on race and class. When this unprecedented experiment in federal border control failed to slow Chinese migration, vigilantes attempted to take the matter into their own hands. Fearing the spread of mob violence, U.S. policymakers redoubled their efforts to keep the Chinese out, overhauling U.S. immigration law and transforming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China.

By locating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American alien in this violent era, Lew-Williams recasts the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exclusion in U.S. history. As The Chinese Must Go makes clear, anti-Chinese law and violence continues to have consequences for today’s immigrants. The present resurgence of xenophobia builds mightily upon past fears of the “heathen Chinaman.”

Beth Lew-Williams is Assistant Professor of History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With scrupulous research and conceptual boldness, Lew-Williams applies the nuances of a ‘scalar’ lens to contrast anti-Chinese campaigns at loc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levels, producing a social history that significantly remakes the well-established chronology of Chinese exclusion by highlighting the role of anti-Chinese violence and vigilantism in advancing immigration controls on the Chinese from goals of restriction to exclusion.”—Madeline Y. Hsu, author of Asian American Histor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The Chinese Must Go presents a powerful argument about racial violence that could not be more timely. It shows why nineteenth-century pogroms against the Chinese in the American West resonate today. White nationalists targeted Chinese immigrants as threats to their homes and jobs and blamed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for failing to seal the borders.”—Richard White, author of The Republic for Which It Stands: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Reconstruction and the Gilded Age, 1865–1896

“Moving seamlessly from the local to the international, The Chinese Must Go offers a riveting, beautifully written new account of Chinese exclusion, one that foregrounds Chinese voices and experiences. A timely and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immigration and the border.”—Karl Jacoby, Columbia University


Table of Contents

Introduction: The Violence of Exclusion
Part 1: Restriction
1. The Chinese Question
2. Experiments in Restriction
Part 2: Violence
3. The Banished
4. The People
5. The Loyal
Part 3: Exclusion
6. The Exclusion Consensus
7. Afterlives under Exclusion
Epilogue: The Modern American Alien
Appendix A: Sites of Anti-Chinese Expulsions and Attempted Expulsions, 1885–1887
Appendix B: Chinese Im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1850–1904
Abbreviations
Notes
Acknowledgments
Index

安德烈·莫罗亚:《追忆似水年华》序

施康强 译

对于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五〇年这一历史时期而言,没有比《追忆似水年华》更值得纪念的长篇小说杰作了。这不仅仅因为普鲁斯特的作品象巴尔扎克的著作一样规模宏大。别的人写过十五部或二十部小说,有时还颇具才气,但是总不能给人以得到一种启示,读到一个总结的印象。这些作者满足于开发众所周知的“矿脉”;马塞尔·普鲁斯特却发现新的“矿藏”。《人间喜剧》把外部世界作为自己的领地;它囊括金融界、编辑部、法官、公证人、医生、商人、农民;巴尔扎克旨在描绘,他也确实描绘了整整一个社会。相反,普鲁斯特的一个独到之处是他对材料的选择并不在意。他更感兴趣的不是观察行动本身,而是某种观察任何行动的方式。从而他象同时代的几位哲学家一样,实现了一场“逆向的哥白尼式革命”。人的精神重又被安置在天地的中心;小说的目标变成描写为精神反映和歪曲的世界。

Marcel Proust用普鲁斯特书里的事件和人物来说明这位作家的特点,其荒谬程度将不亚于把雷诺阿说成是一个画过妇女、儿童、花卉的人。雷诺阿之所以成为雷诺阿,并非因为他画了这些模特儿,而是因为他把任何模特儿都摆在某种虹彩一般绚丽的光线之中。普鲁斯特本人在写到贝戈特的时候曾经指出,作品的取材与天才的形成无关。天才能使任何材料增辉生色。贝戈特成长的家庭环境从表面上看是索然寡味的,但是贝戈特却用这个素材写出一部杰作。这是因为,借助他的大脑这部小机器,他能高翥远翔,从而象飞越沙漠的飞行员隐约看到在地面上看不出来的、埋在沙子底下的城廓一样,看到事物蕴藏的秘密。因此在谈论《追忆似水年华》之前,先要说明普鲁斯特为什么比任何人更善于“飞离”这个他似乎十分眷恋的世界。

朱丽娅·史密斯:从混沌到启蒙——欧洲龙的自然史

冯象

他命人在皇宫门廊前醒目处竖起一幅巨像。画上方,他头罩一个普救众生的记号[即十字架],下方就是那人类顽敌,那肆无忌惮妄图败坏我主教会的万恶魔王——如今它现出了戾龙本相,一头栽下毁灭的深渊。因为先知曾在神圣的预言里将它描绘作戾龙或古蛇,皇帝便这样,叫百姓看到一条龙的形象踩在他和儿子们脚下,被长矛戳穿了,扔进大海深处。——《康士坦丁传》3.3

这一段话,是“教会史之父”优西比乌(Eusebius of Caesarea, 265~340)给皈依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康士坦丁(306~337在位)立传而写的。为庆祝击退异教敌人,康士坦丁竖了这幅画像:父子联手,站在十字架下,脚踏恶龙,正要把那怪物踢到海里。在欧洲,传统上不论基督教、犹太教抑或异教,龙都是恶的象征。所以百姓瞻仰皇帝的画像,那龙的寓意,是不难认出的。罗马晚期和整个中世纪,龙的种种形象、性质与含义,及其在上帝所造宇宙中的位置,一直是学者作家、画师跟雕塑艺人喜爱的主题;民间传说则致力于寻找龙的巢穴和药性。直至十七世纪末,龙才从欧洲逐渐消失。

冯象:我是阿尔法——论人机伦理

我是阿尔法,机器人说,我是人工智能(AI)。人哪,你们准备好没有?

人看阿尔法善下围棋,就喜欢上它了,管它叫狗狗,AlphaGo。

阿尔法的家谱不长:祖母玛丽.雪莱(Mary Shelley, 1797~1851),父亲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 1818.1.1~),又名怪物。怪物子女蕃衍,有机械的,也有动漫的,如阿童木;但只有一个取名阿尔法,是深脑公司(DeepMind)制造。

阿尔法长得比父亲好看,或者说,父子俩一点也不像。

α

认识阿尔法,是在它完胜当今围棋第一人柯洁以后。那天,哈萨比斯(Demis Hassabis,深脑共同创始人)在乌镇开记者招待会,吹嘘新版的狗狗多么神奇,对局去年击败世界冠军李世石的旧版,可让三子。我在网上找到代号“大师”的狗狗,留言祝贺,眨眼间就收到了它的回复。

亲爱的阿尔法,我说,请接受见不足者的敬意!我关心两件事:一是AI对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挑战;第二,人和智能机器如何相处,将面临哪些问题。

嗯,谢谢见不足者,“大师”微微一笑(是的,狗狗会笑)。这两件事,我们也在关注。

冯象:给未来的人们留个纪念——答好奇心日报

——冯老师,我是《好奇心日报》记者,想跟您做个采访,关于圣经、法学和您个人。可能有点长,您不介意吧?

哎呀你们来联系,我一瞧这名号“好奇心日报”,心说:得,年轻人新事物,我落伍了!行,你说。

——谢谢。能否先谈谈您的两本新书,《以赛亚之歌》和《圣诗撷英》。前者扉页的献词是“献给玉芬,我的彝家大嫂,人民医生”。我很好奇,她是谁呢?能分享她的故事吗?

好朋友,几十年了。故事也许以后有空了会写;但回忆是老人的特权,应慎用。那是个风云激荡的大时代,如今习惯了“小”的人们,难以想象了。

——那一定很精彩了。《圣诗撷英》是圣诗的选本,我正在读,仿佛跟我们熟悉的诗歌不太一样。对普通读者而言,圣诗有哪些重要价值?如何阅读?

信仰、知识、文学艺术各个方面,从古到今,影响太大了。你说“不太一样”,是指诗文的思想风格吧,那本身就是一门学问。但经书不易读,得一遍遍琢磨,毕竟是古以色列的宗教经典同历史文献。故而每次修订,我都会根据学生反馈和读者来信增添注释,希望对读者(包括信友)的学习领悟有所助益。

——关于《圣经》,您的著译已经出了将近十种。网上看到彭伦先生的访谈(见《摩西五经》附录),信息量巨大。其中说,您在耶鲁法学院读书的时候,发现国语和合本错译、漏译和语言风格上的问题不少,遂决定译经。但《以赛亚之歌》的前言提出“新天新地和新人伦理是否可能”,这样“一道难题”,您的目标就不止是翻译了,对吗?

冯象:众神宁静——《圣诗撷英》代序

此书是圣诗的选本,取希伯来《圣经》四十一篇,《新约》十二篇,成五卷五十三章。译文既有新译,也有已发表而这次做了修订或调整的,各具导读和尾注。尾注的好处,是不必像拙译《摩西五经》《智慧书》《新约》《以赛亚书》的夹注受字数限制,可以扩充内容,并配合导读,阐发近年授课答疑及写作中的一些所思所得,与读者分享。

选本的想法,由来已久了。最先是我的老师波士夫人的建议。所以很早就定了书的献辞,用她喜欢的诗句,准备给老人家一个惊喜。不意末章《新天新地》的导读写完,感恩节刚过,夫人竟去了永恩之域。

于是,完稿的欢愉就化作了思念,和回忆……

 

初见夫人,还是在昆明,三十八年前的事了。夫人是同三子派迪一起来云南大学执教的。其时知青战友M在云大外语系,是七七级的大姐;我在师院(今云南师大),一条马路之隔,按知青的习惯去她那里蹭饭,她就把我引荐给了夫人。从此,读书译诗每有疑问,便上夫人的小平房宿舍求教。一般是吃过晚饭,与几个同学在校园里溜达一圈,待自习开始,一人走去云大。

冯象:跟生活的危险原貌隔开——《以赛亚之歌》前言

《以赛亚书》的译注,初稿成于二〇一二年夏,一四年又从头至尾修订一遍。原先的计划,是要等先知书全部译出再同读者见面的。先知是个大题目,在清华讲过几次。有位编辑朋友来听课,十分谬赞,并用她的专业眼光评估了,说应该出“单行本”。此书便是她的建议的结果。

那门课叫“法律与宗教”,每年秋季开,供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选修。目的是让学生读一点经典,讨论一些超越法条案例“教义”学说的批判性的哲学、宗教、政治和伦理问题。《以赛亚书》做一个单元,接着《摩西五经》,同《约伯记》对照着讲。这两部书可说是(《诗篇》之外)希伯来诗歌的双璧,主题都是好人受苦、义仆牺牲,绝对主权者即以色列的唯一神与子民的关系破裂,先知陷于“代表性危机”(参《信与忘·约伯福音》)。从法理及政治神学的角度考察,那困局正是二十世纪革命失败以来,求公义的人们面对着的那一道难题所指:“新天新地”和新人伦理是否可能,何以可能——如今 “福地已种满了苦难”?

刘皓明:里尔克对当代中国文学和汉语语言的意义

文汇报记者 李纯一

什么是好的诗歌?不在于意象的堆砌,而在于句法和词法。真正高明的才华应该有一种自觉,被束缚在一种纪律里,因为只有纪律才让它显得更紧绷有张力,更饱满有生命力,成为一件经受了锻造的艺术品。对句法的推崇,也曾是中国传统诗歌的一部分,只是近几百年来被意境说替代了,我们今天几乎完全无视句法的存在和作用,甚至在评价西方诗歌时,也把朝向这种意境审美的归化作为最高标准。

现代派出现之前,西方传统的诗歌在体裁和语言风格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源自希腊罗马的古典传统的诗歌,用高度屈折形态的语言写就,形式十分严格,风格大多崇高、节制,充满分层复句结构。一类是源自中世纪的宫廷、民间乃至异域文学的诗歌,形式相对宽松,除商籁体和亚历山大体之外,大多并无严格的格律,风格更为活泼、简朴,多简单句并置句法,离近代口语更近。

20世纪颇有争议却又极具吸引力的奥地利诗人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在创作中期之后才接触德国诗歌传统,此前他是以“世界通用句法”写诗的。但在1910年后他通过对以歌德、克洛普施托克、荷尔德林等德语诗歌传统“补课”式的阅读,学会了使用浑圆句(Periode)的复杂句法,语言风格从光滑转为艰涩,从短小精悍转为繁复,后期创作的《杜伊诺哀歌》(Duineser Elegien)成为他的代表作。

刘皓明:谈谈数字化书写

书写方式在文学乃至文化形成中所起的作用,可能至今还没有得到充分认识。在书写方式已经进化到数字化的今天,我跟用中文写作的绝大多数人一样,直接在键盘上输入汉字。比起中文计算机化的初期,现在的输入法使用起来方便了很多。但我恐怕这样的方便主要来自计算机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处理器的速度、内存的扩大等等——而不是输入法本身有了多大改进。我甚至觉得,这几年各种中文输入法在语言水平上不进反退,以至于如今坐在计算机前写作就像从塌方的房子里搜寻财物,灰头土脸,费力地拨开错字的瓦砾和脏话的污秽,把埋在里面的东西刨出来,然而无论怎样擦洗,遭此劫难的幸存物上还是有污渍。

刘皓明:再评王佐良译《荷尔德林诗集》

我最近的书评《失控的文化生产过程——评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荷尔德林诗集〉》(载2016年6月3日《文汇学人》)从所评的书中举出的例子都是诗人荷尔德林后期作品中的赞歌体裁作品(Oden)。对于该书中包含的诗人其他后期作品,我说“读者可据[拙著2009年版《荷尔德林后期诗歌》]以自行研判人文版《荷集》这一部分译文的正确性与准确性”。我那样说既是出于对读者判断力的信任,也是为了在有限的篇幅里更有效地讨论该书的质量。然而在书评交稿之后,我继续查看王佐良先生这部译作时,却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我对读者的信任和对书评篇幅的考虑令我忽略了对译者学术品格可信度的考察:在德语水平不足的问题以外,译者王佐良先生的学术伦理水平也有理由让人怀疑。

刘皓明:失控的文化生产过程——评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荷尔德林诗集》

十多年前,在一篇荷尔德林中译本的书评中,我曾说过,从翻译和研究的角度看,荷尔德林是德语诗歌史上门槛最高的诗人,一是因为这位诗人最成熟期的作品中有丰富的对西方古典和圣经的指涉和借用,二是因为他的德语有意吸收了古典语言的词法、句法和风格因素,只学过现代德语而没有西方古典语言知识的人,往往不能或者不能充分理解他的诗歌语言。在那篇书评发表之后的十馀年里,包括我自己翻译在内的荷尔德林诗歌的中译本已经出了至少四种:拙译之外,分别是先刚先生、林克先生和顾正祥先生的选译本,使得中文世界的读者终于能够比较广泛地读到这位最重要的德语诗人的诗歌作品。不过这几部译作都只包含诗人部分而非全部诗歌作品,要么是林、顾二先生选裁范围不限的选译本,要么是先刚先生和我自己的依据时期和体裁选裁作品的译本,总之直到最近,还没有一部包括诗人全部或者几乎全部诗歌的译本。当不久前看到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出版一部声称 “收录了荷尔德林绝大部分诗歌”(见该书的“内容简介”)的译本时,我以为这一状况大概就要结束了。然而在实际看到由王佐良先生翻译的这部诗集之后,我意识到译者和出版社的宣传词是需要暂时悬置的。

冯象:夺福

雅各夺福,说是命数,又不像。故事得从他母亲不育讲起。不育是圣祖夫人莎拉以降,以色列家的女人每每要忍受的“耻辱”(创30:23)。但利百加福气好,丈夫以撒爱她,为她向天父求子。终于,结婚第十九年,有喜了。不想腹中胎儿踢打不停,利百加做了一件之前没有哪个夏娃女儿敢做的事,就是去耶和华显现处祈问。神谕传下,却令她心头一颤(创25:23):

你一胎孕育了两个国家
肚里一对相争的民族;
一个要比另一个强大
老大要给老二为奴!

按:原文末句,werab ya`abod za`ir,可两读,如拉比注释,作倒装句“老二给老大为奴”,亦通。故而经文所述这一对孪生子迥异的相貌性格,以神谕观之,并无孰优孰劣的表示:以扫红肤多毛,又名红哥(’edom),终日游猎山野,父亲喜欢;雅各白皙好静(tom,本义完好),守着帐篷,是母亲的宝贝。大人不掩饰偏爱,孩子心里便存了芥蒂。

冯象:《智慧书》修订版缀言

羊年三月,帝京夜霾,见不足者独行于水木清华(参《摩西五经》二版缀言)。寂寥之中,举目四顾,突然红光照面,仿佛来到了荒野深处。眼前一列奇长的阶梯直通云端,有白袍者衔命,上上下下,恰如先知记述的(《以赛亚书》六章):

只见我主高踞宝座之上,袍裾垂下,覆盖宝殿。左右有火焰天尊侍立,各生六翼:一对遮面,一对掩脚,一对飞翔。彼此高呼着: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大地充盈他的荣耀!

那呼声极大,连门槛的基石也震动了,殿上青烟缭绕。我说:呜呼,我完了!因为我这人嘴唇不洁,在嘴唇不洁之民中居住,竟亲眼见了吾王,万军耶和华!

忽地飞来一个天尊,手持一块红炭,是他拿火钳从祭坛上夹起的。他就用那红炭点我的口,说:看,你嘴唇受过红炭,你的咎责就除了,你的罪愆赦免了!

接着,便听见我主雷霆之音:我可派谁?谁愿为我们前往?我忙回答:我愿意,hineni,请派我去!他说:去吧,告诉那一族人——

你们听是听了,但就是不明白
看也看了,却什么都不见!
——你去使这些人的心肥肿
让他们耳背眼浊;
免得他们眼睛看见
耳朵听到,心里明白
而悔改,而得了医治!

我问:几时为止呢,我主?答:要到城邑废弃,无人入居,房舍空寂,田亩一片荒芜;要到耶和华将人赶去了远疆,山河沦亡。而残留的仅及什一,即便悔改了也要火里走,如笃耨香或橡树伐倒了只剩树桩——那树桩,便是圣洁之子实。

醒来,晨辉满窗,微风中飘荡着少先队队歌。匆匆吃了早点,走到附小门口,一辆辆汽车已经排起长龙,见不足者却没去留意。他低着头,绕开熙熙攘攘的人群,像是在找寻什么。

那天,他在园墙倾圮处看到一截白亮的树桩;坐下,他开始了《智慧书》的修订。

二〇一五年九月于铁盆斋

智慧书》,冯象译注,修订版,北京三联,2016.2。

冯象:饮水思源——写在杨周翰先生百年诞辰之际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杨先生离开了我们,距今已有四分之一世纪。媒体上纪念的文字似乎不多。有一篇学生回忆,有这么一句话,大约能代表某个时期师生间扭曲了的“距离”带来的感受:“因为[先生]待人处世矜持,平日不苟言笑,时有沉郁凝重之态,不止一个人认为他‘有架子’,‘为人孤傲’”(柳鸣九文)。但是我跟随先生读书,从旁观察,觉得他只是寡言、认真,心里却燃着火炬,照见一条艰巨的道路;学问上的事,在先生面前,任何话题包括批评意见,都是可以畅言而鼓励论辩的。

第一次上先生家,在八二年春,入学不久。是跟同学白晓冬还是谁一起去的,记不清了。先生微笑着,示意我们坐下,忽然一抬手,说我考得好,让我吃了一惊。那年北大西语系的硕士生考试,英文和法文(第二外语)不难,但中文卷(欧洲文学史)内容多,得分配好时间,赶着写,印象颇深。其中一题我大胆发挥,引杜甫《春望》比较“通感”或“移觉”的修辞格用法。走出考场,又忐忑不安了:扯上中文语法与古人的诗论,是否离题呢?——居然蒙先生称“好”,大为得意,返回宿舍,同晓冬几个胡侃一通。回想起来,那时节做学生的撂下饭碗,拿本书绕未名湖溜达一圈,径直去敲先生的门,求教随便什么问题,那般倜傥风流,几近“魏晋风度”。除了得益于恢复高考后人们求知若渴的大氛围,及文革破除了社会等级观念,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师长对儿女辈学子的无私关爱。而这份师长心,如今自己到了耳顺之年,也日渐体会了,虽然环境业已大变——现在的大学,众人捆绑在“契约自由”的雇佣劳动里,竞逐名位,谄媚上司,普遍的自私而迷惘,很难想象当年那种亲密的不计功利的师生关系了。

2 of 23
1234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