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象：呐喊和思念——《我是阿尔法》弁言
此书是《以赛亚之歌》（北京三联，2017）上编的姊妹篇。那书研究《圣经》和宗教，这一本侧重法律。近年因为专注于解经译经，法学方面的文章写得少了。此番结集，重读一遍，觉得几个题目颇受益于一门课“知识产权与中国革命”的教学。不论知识产权、劳动法、宪法，还是大学教育、接班人伦理和人工智能，都是经过课堂讨论，得了学生反馈的。可见“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而“教学相长”，对于写作的重要了。
课以“中国革命”为名，听上去有点另类，仿佛招引删帖的一个敏感词，实际是有来历的。解放后，新清华的办学传统，叫作“双肩挑”“又红又专”，就是根据“祖国的需要”培养人才，不囿于训练工程师。一九九五年法学院重建以来，毕业生便有许多入职各级党政机关和国企，及报名到中西部下基层挂职锻炼的（据说人数为诸院系之首），表现优异的不在少数。但是出了校门当干部，不能只懂些法条学理，开口美国，闭口欧日，摆弄课本里的一套。那样办不成事，容易犯错，脱离群众，甚至挤进了“官场”也难以立足。反对教条主义官僚主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论联合政府》），原本是共产党闹革命的“法宝”，现在经常给“忘了”。
所以，回国服务之初，法学院让我招收知识产权专业的博士生，开必修课，就想到了这一历史视角。内容安排上，大致是一半的课时讲前沿问题，包括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另一半联系这些新技术新经济的挑战，反思二十世纪革命的经验教训，考察网络时代全球资本主义危机，探索人类理想社会的前路。因为博士生不多，课程遂隔年一讲，并向硕士生和高年级本科生开放，不限专业。要求是，选课同学须自己选题，与老师讨论，期末交一篇论文。
八年下来，似乎效果不错，学生论文有发表的也有获奖的。更可喜的是，同学们的事业选择，无论本科、研究生，都十分多元化；除了律所法院检察院跟大公司、政府部门，还有参军、留学、做公益、走学术道路的。后者尤其令人欣慰。因为说实话，现在的大学，整个体制，各项政策，对“青椒”（青年教师）真是太压抑了。别的不谈，光说崇洋媚外弄虚作假的风气。打出一个“国际一流”的名头，招聘便只要“海归”，论文要英文“核心期刊”发表，申请职称要“国际评审”。结果，博士生纷纷拿国内做的论文到国外再混一个学位，以便求职；论文代写评审作弊成了暴利产业，连国人顶礼膜拜的《自然》《科学》也防不胜防。我听不止一个年长的教授感叹：幸亏生得早，不用评这评那了，不然只好央求在美国教书的学生来填职称表格，靠他们保饭碗了！
如此“逼良为娼”，谁还有心思好好教书、做学问？当然，受损害的首先是学生，因为教课在“体制”的眼里不算“成果”；“青椒”若是把时间精力多花一些在学生身上，即可能毁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我说“欣慰”，是感动于青年对理想的热情和奉献精神，在这困难的关头。
然而，困难终会过去。教书做学问一事，对于能安心坐冷板凳、不怕吃苦或者家里有一定经济条件者，我想是应该鼓励，积极支持，抱乐观态度的。理由在课上也谈过，举了三条：一是大学推行雇佣制，教师全面合同工化，在中国未必行得通。有许多制约官僚主义，不容它猖獗的因素，中国革命的遗产便是一个。第二，要相信“中国特色”，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校园里也不都是书呆子，一辈子学不会维权；活人哪能被尿憋死？但最重要的是，第三，人工智能来了。新兴的“智能经济”及其标志性的不可避免的大失业、全民福利，将迫使人们重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我们熟悉的大学教育模式，包括专业设置，连同上述升级版的官僚化科研体制，很可能像老百姓说的，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
又到了开学季。新闻说，大学新生当中，新世纪出生的“零零后”占了不小比例。我知道，年轻人之间，相差三四岁，想法跟兴趣爱好便很不同。可是人过了耳顺之年，对年龄的感觉就趋于“印象派”了，“八零后”到“零零后”会画在同一个轮廓里，看作一代人——这一代，未来要应对或携手合作的，会是一个更美好的机器人世界吗？
我因此反而越发怀念从前那个朴素而热烈的时代了。
怀念也体现在了本书的编排：起头取一个七十年代大山里的故事《青蛙约西》，跟结尾的未来智能社会那一面共产主义的旗帜呼应。同时，循内子建议，增加一点异域的趣味，收一篇八十年代的旧译作附录。原文是一位英国同行（中世纪史教授）写的，介绍龙在西方宗教传统里的演化，颇具知识性，于读者或有参考价值。原载《九州学刊》，现在市面上大概难得一见了（参阅《木腿正义》增订版前言）。
我把这本小书，连同内中的呐喊和思念，蛙精与七首毒龙，献给我的老师阿尔弗雷德先生（1922~1999）。先生是纽约人。二战应征入伍，上欧洲战场开过坦克。战后复员，进哈佛英文系读研究生；因才艺出众，博士毕业获破格留校，教授戏剧和中世纪文学。先生性情幽默，讲论史诗及日耳曼神话，辄“吐嘉言如锯木屑，霏霏不绝”；深受学生爱戴，尊称“教授”，大写加定冠词不带姓氏，The Professor，以示全校独一无二。他的故事，记忆中的吉光片羽，已经写在《创世记·石肩》等文章里了，兹不赘述。
最后一次探望先生，是在一九九三年暑假，去港大任教之前。我从耶鲁回来，到瓦伦屋（哈佛英文系旧址）呈上拙译《贝奥武甫》，给他留念。像往常一样，聊了一通英雄屠龙、洞府藏宝的喻义谱系。末了，先生道，把书搁家里去吧。遂陪伴先生走回雅典路他的寓所。先生弓着背，拄着杖，身子辉映在夕照下，慢慢迈上台阶。然后转过头来，招一招手，消失在如今唤作阿尔弗雷德学社的门洞里了。
二〇一七年九月（美国劳动节）于铁盆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