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宁坤:燕京末日

巫宁坤:燕京末日

一九五一年初,我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忽然接到燕京大学电聘。两年来,国内亲友不断来信,对新中国的新生事物赞不绝口,令人心向往之。于是,我决定丢下写了一半的英国文学博士论文,兼程回国任教。七月中旬,在旧金山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有芝大同学伯顿夫妇和李政道博士前来话别。照相留念之后,我愣头愣脑地问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他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我不明白脑子怎么洗法,并不觉得怎么可怕,也就一笑了之,乘风破浪回归一别八年的故土了。

八月中旬,从广州乘火车经上海抵达北京,西语系系主任赵萝蕤博士来前门车站接我。她是英语界的前辈,两年多以前从芝大学成归国,回母校任教。朝鲜战事爆发后,燕大美籍教授纷纷回国,她出任系主任。由于师资不足,她除了在国内延聘了俞大絪和胡稼胎两位前辈外,又不远万里约我来共事。别后不过两年多,我不无好奇地看到,她的衣着起了很大变化。当年在芝大,她总爱穿一身朴实无华的西服,显得落落大方。眼前她身上套的却是褪了色的灰布毛服,皱皱巴巴,不伦不类,猛一看人显得苍老多了。

她为我雇了一辆马车,车顶上放着我的七、八件行李,驶往青年会搭乘校车。这是我初次来到北京,从车窗看出去,满目红色的宫墙,阳光下金光闪闪的琉璃瓦,身穿草绿色制服的军人熙来攘往,我仿佛闯入了这座既是古城又是新都的陌生世界,而不是回到久别的故国。上了年纪的校车,一路颠颠簸簸,足足走了个把小时,终于到达西北郊的燕大校园。燕园门口有两头大石狮子守卫,两扇朱红色大门敞开着,一眼望去只见树木成荫,掩映着一幢幢宫殿式的楼房,引人入胜,而我即将在这座洞天学府里开始我的教学生涯,私心不由得不感到庆幸。

由于我新来乍到,住房尚未分配,便先在萝蕤家作客。萝蕤是燕大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的女儿,从小受到中西文化的熏陶,不但能诗能文,而且弹一手好钢琴。燕大西语系毕业后不久,她就将当时以晦涩闻名的艾略特长诗《荒原》译成中文。在芝大攻读博士学位时,她研究的专题是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她的丈夫陈梦家教授,当年是著名的新月派诗人,后来又以考古学的成就蜚声中外,当时在邻近的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他俩住在朗润园内一幢中式平房。室外花木扶疏,荷香扑鼻。室内一色明代家具,都是陈先生亲手搜集的精品,客厅里安放着萝蕤的“斯坦威”钢琴。陈先生不过四十多岁,但又瘦又黑,经常皱着眉头,走起路来弓着背,仿佛背负着甚么无形的重载,看上去有点未老先衰了。有一天,从广播大喇叭里传来一个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先生一听就发火了:“这是‘一九八四’来了,这么快!”

不久之后,住房调整,他们搬到燕东园一座两层小楼的楼上,楼下住的是系里另一位英语副教授吴兴华,也是个单身汉。我俩一见如故,我就搬去和他同住了。据说我们俩是燕大有史以来最年青的副教授,兴华比我还小一岁。他身材瘦长,面有病容,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终日手不释卷。见面后不久,他就把过去发表过的几首新诗拿给我看,和几十年来中国流传的新诗大不一样。真是相逢恨晚。兴华从不自我标榜,秋末老友周煦良教授从上海来北京开会,便道来燕园探亲访友,我才听他说起当年他在上海主编一个文学刊物,最先发表了兴华的诗作,当时诗人年方十六,而主编却在编者按里说,这是中国新诗的转折点。后来他又发表了不少新作,我又找到一些读过。可惜“解放”后他就决定不写了。兴华为家传的肺结核所苦,在本校毕业后错过了到美国深造的机会,而他在英美语言文学方面的造诣却是有口皆碑的。他还精通意大利文,当时已开始用诗体翻译但丁的《神曲》。

我们的客厅里有一座壁炉,初冬寒夜,我俩常在壁炉火前席地而坐,喝一杯咖啡,或本地产的“莲花白”酒。不论他背几首古诗,或读几首他的旧作,都让我感到满心的喜悦。周末,陆志韦校长有时来串门儿,聊聊天儿,打打桥牌。陆先生是芝加哥大学三十年代的心理学博士,对语言学又很有研究,国学方面也有极深的造诣。他们两位都是桥牌高手,谈吐更是出口成章,妙趣横生。怎料到,这样的日子不久就一去不复返了。

到校后两周,我就上课了。萝蕤安排我教“英国文学史”和“高级作文”,都是四年级的课程。我从未教过书,只有两周时间备课,而且没有课本可用。萝蕤鼓励我试用马列主义观点讲授英国文学史,而我对马列一窍不通。我带回的几百本书中,有《资本论》的英译本,有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科德威尔研究英国文学史的理论著作《幻觉与现实》,有美国“进步作家”德莱塞和法斯特的小说,还有法斯特抨击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论文《文学与现实》。我只得临时抱佛脚,每天在我带回的手提打字机上写讲稿,用生吞活剥的“阶级斗争”之类的新概念、新名词装扮英国文学史,其中肯定有不少驴头不对马嘴的地方。好在全班二十几个男女学生大多心不在焉,有的忙于谈恋爱,有的忙于搞政治活动。也有几个真正热爱文学的男生找上门来,谈论Darkness at Noon(《正午的黑暗》)和《一九八四》之类的作品,或是借阅我从美国带回来的小说。那些“思想进步”的学生也找上门来,问我的个人经历,问我对新中国的印象。尽管萝蕤和兴华都提醒过我,跟学生谈话要小心,我还是无拘无束地和他们交往,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因为我还没学会讲假话,也没料到实话实说会有什么后患。

我对新环境的印象有好的,也有不怎么好的。八年前我去国时,全国战祸连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如今,人民显然安居乐业。外国租界都收回了,乞丐娼妓、大烟鬼都改造好了。土改运动解放了农民,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结构。(当时我还不知道成千上万的地主惨遭杀害。)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前赴后继的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仿佛已经出现在地平在线了。另一方面,人人都要穿灰布的毛装,喊同样的口号,重复同样的套话,绝对服从各级党组织,这和自由民主有什么相似之处呢?我开始感到惶惑不安了。

我回国不到六个星期,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给北京和天津各高等院校的三千名教师做报告。风度翩翩的总理滔滔不绝讲了七个小时,号召全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带头进行思想改造。他说,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过去是为旧社会服务的,脑子里充满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无产阶级是新社会的领导阶级,知识分子必须学习批判错误的旧思想,“建立工人阶级的正确立场、观点、方法”,才能“为人民服务”。总理告诫大家,思想改造是一个艰巨的、甚至痛苦的过程,但却是势在必行的。我听了一个小时之后,思想就不断开小差,笔记也没认真记。散会出来,天色已晚,我疼痛的脑袋想起一个多月以前李政道在分手前说的“洗脑筋”的前景,难道这么快前景就要成为现实吗?也许不会吧,我还心存侥幸。怎料到,这位以关心知识分子闻名的总理已经发出了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人格宣战的檄文!

“十·一”一过,思想改造就成为教师的中心任务。我们先分成小组学习周总理的报告,又听其它领导人做报告,然后就开始用共产党提倡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法宝”检讨各自过去的所作所为和资产阶级思想。我所在的小组有两位鼎鼎大名的“进步教授”,听了他们热烈拥护“思想改造”的高论,我只有自认落后。

时隔不久,全国开展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书生气十足的教授们,大多以为学校是清水衙门,教书匠两袖清风,这个运动和我们挂不上钩。哪知道,掌握“辩证法”的共产党却认为这三种罪行的根源都是资产阶级思想,而旧大学又正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温床和堡垒,因此我们不但不能置身事外,而且要大张旗鼓地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在“美帝文化侵略堡垒”的燕京,“三反”就是要大反特反“亲美、崇美、恐美”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的罪行。于是,校长成了“美帝的代理人”,教授们当上了“文化侵略的工具”。

十二月,中共北京市委派一个工作组进驻燕园,领导运动,校长靠边站,全校停课搞运动。千把人的学生队伍中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追查美帝以及学校领导人和教授们犯下的罪行。校长办公室被查抄,全部档案被搬到图书馆大阅览室,乱七八糟堆在一张张大阅览桌上,听任积极分子搜寻文化侵略、甚至特务活动的罪证。忙乱了几天,一无所获。终于有一名积极分子发现一位美国教授试用一种新方法进行英语教学的报告,其中提到实验对象时用的是“guinea pigs”(豚鼠),如获至宝。美帝国主义分子竟敢拿中国学生当实验品,还辱骂中国学生是“pigs”(猪)!这被抓住作为文化侵略的铁证,又拿到全校大会上大张挞伐。我如坠五里雾中,更感到落后了。萝蕤经常出席各种会议,在工作组和本系积极分子的“帮助”下检讨西语系的问题。兴华在积极分子带动下,在运动中活跃起来,“进步很快”。我四顾苍茫,仿佛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漂流的一叶孤舟。

在一片“反美”的歇斯底里声中,陆志韦校长在一次又一次的小型、中型、大型会议上检讨交代,接受全校师生的揭发批判,罪名是“忠实执行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罪恶政策”,本人也就是“美帝国主义分子”。我对这一套逐渐麻木不仁了,可是在最后一次全校批判大会上,吴兴华也登台作了“大义凛然”的发言,却使我感到震动。兴华是陆校长最器重的学贯中西的典范,又是他谈天说地、玩桥牌的忘年之交,这是燕园里的一段佳话。怎么也没料到,这位有知遇之恩、温文尔雅的大才子竟然一反常态,在全校师生面前,满口批判八股,不仅痛诉自己如何长期为陆某的学者面貌所欺骗,而且讥刺老人家在玩桥牌时好胜的童心。

我羞愧得抬不起头来。更加令我震动的是陆校长唯一的爱女随后也慷慨激昂作了“大义灭亲”的发言。曾几何时,享誉海内外的陆志韦校长成了“众叛亲离”的“美帝国主义分子”!不过,事情也有出乎某些人意料的。陆家有一位多年相处、年近六旬的女佣,工作组也不放过,三番五次动员教育站出来,控诉陆家对她的“残酷剥削”,老人家被逼急了,在厨房操起一把菜刀来就抹脖子,差点儿闹出人命来。有人说,这也算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吧。

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也是重点批判对象。他的一大罪名是他在不久前当选为世界基督教理事会六主席之一,足以证明他和国际宗教界反动势力相勾结。另一大罪名是,五年前他和艾森豪威尔威尔总统等人同台接受普林斯顿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批判者振振有词地问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谁不知道,艾森豪威尔威尔是一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战争贩子,那么和他沆瀣一气的赵紫宸难道不是名副其实的美帝国主义分子吗?”另一位重点批判对象是哲学系系主任张东荪教授。他的主要罪名是在政治上为美帝效劳,尽管由于他在“北平和平解放”中斡旋有功当上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这三位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当年都冒着风险公开支持过共产党,曾几何时又都被打入了另册,无异于阶下囚。

谁会料到,“三反运动”竟开始敲响了燕京末日的丧钟!

下一轮批判对象是各系的教授。在文学院的一次批判会上,历史系和中文系的十位教授和讲师被指控组织“十人团”。原来他们不时聚餐清谈,三杯下肚不免发发牢骚,讥刺时政。他们必须在会上从实交代,互相检举。有中文系学生揭发,其中一位讲师出过一个作文题目:“从猿到人,从人到?”这个学生愤怒地质问他是何居心?这位讲师吓得面无人色,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磕头求饶。主持会议的党员又指责他斯文扫地。历史系著名的聂教授“态度恶劣,对抗运动”,立即“隔离反省,交代问题”。后来我在校园里踫见过他的家属,手里堤着饭盒去禁闭室给他送饭。“十人团”两名重要成员、历史系系主任齐教授和政治系女系主任陈教授当时在南方参加土改,奉召火速返校,交代问题。两位教授风尘仆仆赶回燕园,经工作组“启发”之后,便在文学院师生大会上沉痛检讨,声泪俱下。

凡此种种都使我这个新近还乡的游子感到无所适从。我意识到我落后于这个新时代。但是我毕竟还年青,我的教学生涯刚刚起步,我不甘心自暴自弃。我也愿意学习新事物,可是又感到不得其门而入。我任课的四年级班上三位女生积极分子找上门来“帮助”我,给我“送礼”。这些“礼物”原来是我平日跟一些学生闲谈时讲过的三言两语,现在送来帮助我检查思想。譬如说,有一天有一位女生问我,中国的报纸和美国的有什么不同。她当时正在由我指导写毕业论文,题目是分析亨利·詹姆斯的小说 The Wings of the Dove(《鸽翼》)。我回答说,我觉得《人民日报》和美国的报纸大不一样,“十·一”前几天,头版看不到大标题新闻,半个版面都是庆祝口号,诸如“中国共产党万岁!”之类的老套,这也能算新闻吗?三位送礼的客人还算客气地问我,这种言论是否表明我不仅敌视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而且意图腐蚀天真幼稚的学生?我一惊,一时说不上话来,主要倒不是因为她们小题大做,而是没料到我这张没遮拦的嘴巴的闲谈竟然也被记录在案!

西语系以“资产阶级思想”泛滥闻名,赵萝蕤教授带头在全大会上当着一百多名师生做检讨。她首先批评自己如何毕生醉心文学,不问政治。继而批评自己在西语系教学工作中,也是重学术,轻政治,在全系师生中造成不良影响。再按照当时流行的公式,挖出家庭影响、西方教育、资产阶级思想等三大根源,最后表示决心改造思想。俞大絪教授着重检讨自己解放前追随国民党大员、胞兄俞大维,而疏远了自己“追求进步”的丈夫、曾昭伦教授,如今痛定思痛,泣不成声。胡稼胎教授着重自己醉心佛典,思想落后。兴华检讨自己自十六岁考上燕大,踏进燕园以来,一直埋头做学问,不问政治,自命清高,实际上成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幸而通过这场运动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觉今是而昨非”。积极分子纷纷发言,赞扬他在政治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是知识分子改造的“典型”。

我虽然想不出自己在回国后短短几个月内犯过什么错误,眼看着一个个我平日敬重的前辈们的榜样,也知道在劫难逃。轮到我上场那天,我也如法炮制,把自己痛骂了一番,无非是家庭出身不好、长期在美国受资产阶级教育、迷恋西方文学等等,满以为可以过关。不料我的话音刚落,一个英语〔系〕二年级姓李的男生跳了起来,一开口就给我当头一棒,骂我的检讨“浮皮潦草,避重就轻,谈远不谈近”,声势汹汹,如临大敌。接着,他一手举起一本小书,一手指著书的封皮,义正辞严地质问我:“你从美帝带回这种下流坏书,腐蚀新中国青年,平日在谈话中经常散布资产阶级思想,居心何在?”我吓坏了,伸头仔细一看,书皮上画着一只手,指甲涂得猩红,手里举着一杯香槟。原来是一本破旧的普及本 The Great Gatsby(《了不起的盖茨比》),是我班上一个男生借去的。我倒抽了一口凉气,心里想:“我承认我思想落后,但是要我把菲茨杰拉德的杰作扔进垃圾堆,那还办不到呢。”我的检讨自然没通过,又做了一次才勉强过关。

思想改造的下一阶段是“忠诚老实运动”。全校教职员人人都要写一份自传,详细陈述从出生到目前的全部经历,重点是交代本人的政治历史问题和各方面与美国的关系。工作组宣布,党的政策是“自觉自愿,不追不逼”,有问题就讲清楚,不要有任何顾虑。我在学习会上表态时说我毫无顾虑,平生事无不可以告人言,这次不远万里来归为新中国工作,足以证明我的心迹。可是我照样得先在三人小组会上交代历史,再到文学院教授会上交代,接受大家的“启发帮助”,最后写出一份自传。我自以为写得既忠实又详尽,无可挑剔。谁料到,自传交上去没几天。人称“新燕京摄政王”的历史系翦伯赞教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约我到他府上谈话。他也住在燕东园,别的教授这时都是两家合住一座小楼,他却是独占一座,而且因为他藏书丰富,学校正在为他扩建。我走进他的书房,果然四壁书架上摆满了线装书,足见主人学识渊博。翦教授坐在一张红木大书桌后面,招呼我在书桌前面一张椅子上坐下。

他一开口就是居高临下的口吻:“找你来有点公事,党组织委托我找你谈一谈你的自传。你交代了你本人历史的轮廓,看你年纪不大,生活经历可不简单。我们党的政策是不追不逼,但是你要补充还来得及,特别是重大的遗漏。这是对你利害攸关的,我希望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他点了一枝香烟,对着我喷云吐雾。

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一个同仁竟然如此不客气,而且公然威胁,一下就把我惹毛了。我憋着气简慢地回答:“我没什么好补充的。”

“别着急嘛,别感情用事。我们每人都有一部历史,不管你是否愿意正视它。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相信正视事实,放下包袱,向党交代一切问题。你一定可以回忆你出国后的重大经历,特别是最近发生的事。譬如说,你从美国回来,这本身当然是件好事,但是到底为什么回国,又是怎样回来的呢?还有真正的动机呢?”

“我已经在自传里讲得一清二楚。”

“你是谈了一些。但是,你是不是可以拿回去再看一看,有没有什么重大的遗漏需要补充。我对自己的历史著作就不断进行补充。”

“我没什么好补充的。”

“悉听尊便。你可以补充,也可以不补充。我已经说过,党的政策是不追不逼,但是你还来得及,嗯,……”

“坦白?我没什么好坦白的。我回国来不是搞什么‘坦白交代’的,翦教授。我失陪了。”

冬去春来,学校终于复课。可是,文科的教学计划改动了不少。课程有增有减,教师试用马列观点自编自写教材。我教的“英国文学史”停开,因为“无用”。

改开一门“美国进步小说”选修课,教材是我带回的法斯特和德莱塞小说,选课的学生也寥寥无几。兴华从五月起就被调去“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担任翻译工作,他教的三年级阅读课也由我兼任。毕业班学生关心的是为期不远的毕业分配,班上有不少同学论文还没写就已提前调到外事部门工作,教师自然也心不在焉。

教师们一面忙于思想改造,一面忙于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研究教学改革。教育部发下一套苏联某师范学院的英美文学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小册子,萝蕤带领我们学习,没完没了地讨论如何虚心借镜。不久,上级宣布全国高等学校向“老大哥”学习,进行“院系调整”。教会大学一律停办,燕京和辅仁按科系分别并入调整后的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员听候分配。于是,萝蕤又带领我们学习院系调整方案,最后人人表态,服从分配。这时已是暑假,上级又决定把五所大学的全体教师都送到青岛去休假一周,既可放松一下绷得太紧的神经,又可避免干扰分配工作。这是我初游这片避暑胜地,虽然不会游泳,倒也能把几个月来扰人的记忆暂付海涛。

从青岛回来后不久,萝蕤来访,向我传达本系教师分配情况,我的去处是天津南开大学。话一出口,她就忍不住放声哭了起来。我明白她的心情,当初是她把我从万里之外请回来的,现在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我任人摆布,无可奈何,吉凶莫测,她怎能不感到由衷的负疚?当初,她满怀信心,要壮大燕京英语教授的阵容。如今她以稀有的才华着手构建的象牙之塔在狂风暴雨中化为灰烬,美好的梦想成为镜花水月,她怎能不伤心欲绝?几个月来,她憔悴了许多。尽管她平日总是镇静自若,从容不迫,但不难想象她在工作组的政治压力下忍受了多少煎熬,因为她既是赵紫宸的爱女,又是陆志韦的干女儿,她又何从划清界限?长年徜徉于詹姆斯小说中那些女主角的崇高精神世界,她那詹姆斯式的细腻感情与良知怎禁得起如许粗暴的冲击?同时,陈梦家教授在清华大学也遭受猛烈批判,现在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了。此时此刻,我决不能和这位敬爱的大姐“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而只能强作欢颜,好言宽慰,让她不要为我操心,反正我是四海为家的。

论功行赏,陆校长的爱女荣任北京市政协委员。吴兴华荣任北大西语系英语教研室主任。他是一年前刚提升副教授的,年方三十一岁,现在就要领导数十位英语教师,其中包括朱光潜、赵萝蕤、杨周翰、李赋宁等名教授,也算得上少年得志了。翦伯赞教授荣任历史系系主任,执历史界之牛耳。另一方面,陆志韦则贬到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文字改革小组,赵紫宸贬到市内燕京神学院,张东荪未分配工作,继续接受审查,三人统统迁出燕园。

十一月,我也离开燕园,一辆卡车连人带行李把我和老母送到前门火车站。离开萝蕤到车站接我不过一年多,燕京大学已经换了人间,“新北大”当上了风光旖旎的燕园的主人。

故事并没到此为止。翦伯赞官运亨通,又当上了新北大副校长。兴华也一帆风顺,两年后当上了副系主任,五六年破格以副教授评上高教三级职称,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他用诗体翻译的莎士比亚历史剧《亨利五世》和《亨利四世》相继问世。成为文学翻译的经典。同年,我从南开调回北京一所外语学院任教,第二年“反右运动”中就被划为“右派”,流放北大荒。没料到,“进步很快”的兴华竟然也没逃此劫,罪名是“反苏”,因为他主张在英语教学中不必向苏联学习。一向沉默寡言的胡稼胎教授也因“反动言论”戴上了“右派”帽子。同时,陈梦家在考古所当上了“右派”,萝蕤因受刺激过度,造成精神分裂。俞大絪平日“追求进步”,幸免于难,但是她那位官封高教部副部长的丈夫曾昭伦教授却是全国闻名的“大右派”。这一来,当年燕京西语系三位男教授和两位女教授的丈夫统统都打成了“右派”,一个不漏。

及至六六年盛夏,新北大校园内“红色恐怖”肆虐,一夕之间,多少位教授们成为“横扫”对象。当年的燕京大学英语教授中,多年来兢兢业业“追求进步”的俞大絪教授不堪凌辱,率先悲愤自尽。时隔不久,她的丈夫“大右派”曾昭伦教授,也含恨告别了他曾经热爱的党。我的同龄人、才华盖世的吴兴华在校园烈日下劳改,口干舌燥,向监工的学生讨水喝,从他手里得到一碗未名湖的污水。(在同一个湖边,我初到燕园的那些日子,和他月夜散步,听他背诵中国古诗或英文诗,如听天籁。)污水下肚,继续劳改,数小时后倒毙。红头目一口咬定他是“畏罪自杀,死有余辜”,要打成“现行反革命”。后经破腹验尸,证明死于急性病毒性痢疾。他的遗孀和两个小女儿虽幸而逃脱了“现行反革命家属”的厄运,却照样扫地出门,只得到海淀镇上觅得一间民房栖身。兴华的骨灰寄存在八宝山公墓,限期两年。他的遗孀被长期下放,等她返京时,骨灰早已被“处理”了。年近七旬的胡稼胎教授经不起劳改的折磨也离开红尘。赵萝蕤教授硕果仅存,可是她的丈夫陈梦家教授不堪红卫兵的轮番凌辱,第一次自杀未遂,第二次正值萝蕤精神分裂症发作,他终于得以解脱。

在燕京的领导人中,陆志韦校长在科学院文字改革小组韬光养晦,仍是当然的“横扫对象”。后来又以七十高龄发配到河南一所“五七干校”,孓然一身,精神逐渐失常,一代宗师流离乡野,俨然里尔王再世,身心交瘁而溘然长逝。哲学系系主任张东荪教授死于狱中,罪名是“为美帝提供政治情报”。马克思主义史学权威翦伯赞教授,多年来飞黄腾达,却被“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亲自点名批判,终于不堪“逼、供、信”之煎熬,偕夫人双双服毒自尽,“自绝于党”。萝蕤的父亲、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教授,幸得善终,于七九年夏以九十高龄在北京寓所逝世。

七九年十一月,我劫后余生,从安徽返京,到颐和园附近的学院办理“错划右派改正”,顺道重访燕园。那天正赶上寒流侵袭,冷雨凄凄。我沿着似曾相识的未名湖踽踽独行,欲哭无泪,脑子里冒出两句旧诗:

忍看朋辈成新鬼,天阴雨湿声啾啾!

2 Comments

  1. stoneman · 2009-10-16 Reply

    无语!
    惨痛的教训能够换来崭新的认识?
    以前对此抱有信心,现在越来越没有信心了!

  2. · 2009-10-17 Reply

    我在那个年代必定是自戕的命运!只有更多人的内在尊严,才能构成一道坚固的道德地板,抵御风云变幻的政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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