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李斯特：冯老师，昨晚您的讲座《要当心假先知》，谈到接班人的问题。我想，我们今晚要讨论的“法学如何重新出发”这个题目，应该跟接班人也有关系。这个接班人，肯定不只是说领导人，含义要广得多吧。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尤其是在当下，接班人的问题有什么独特的地方？

冯象：是这样的，斯特，接班人问题，我在《法学的历史批判》里提了一句，称之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一大历史教训（见《北大法律评论》13:2, 2012）。如何反思，总结经验，开辟新路，我以为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也是当前一切进步思想的艰巨探索的总背景。体制内，新世纪的病症，则没那么复杂。主要是干部的选拔培养跟组织官僚化了，搞出一堆死杠杠，像年龄、学历、秘书渠道、政绩指标等等，很多问题都是由此而来的。例如高校，怎么会走上这条邪道的？做老师的，不要求他好好教书育人，成天“评估”甚至“国际评审”他的论文发表、申请课题、学科基地、排行榜名次什么的。难道主事者不知道，这些花招损害学术糟践人才不算，引发了多少腐败，国家的经费也就是老百姓的钱，都打水漂了？当然不是。他只是在应付干部考核罢了。为官一任，必须出政绩，才能升迁。于是把压力转嫁到老师们身上，玩起了核心期刊、英文发表、影响因子的游戏。打着“世界一流”的幌子，其实是官僚制度的流弊。

那么，具体到法学，接班人的困境又是如何呈现的，出路在哪呢？我指的不是师生间的知识传承，也不是学术梯队的建设。这儿我想讨论的，是更新我们的法律教育，抛弃旧法学而重建伦理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