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级

1990年代末以来司法体制改革的基本叙事前提是反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作为反司法地方保护主义对策，一是将两审制改为三审制，二是调整人民法院设置，突破按行政区划设置的模式[1]。增设跨区划法院，不仅是突破政权底部的乡、县、市，而主要是在政权上部设立跨省级区划的大区分院，作为最高人民法院的派出机构，这被认为是法院设置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2]在现当代中国司法史上，法院层级调整和审级变化，不是孤立事件，而是互为因果、彼此正相关的一个主题的两个侧面。跨省的最高人民法院派出机构这一方案，在2014年走入制度实践，对三审制的讨论，也形成热潮。区别于以往司法改革对微观工作机制的改变，这是对当代司法体制的突破。

当代司法体制的架构，由1982年《宪法》及稍后修改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确立，这两法是跃过1975、1978年《宪法》和组织法，以1954年《宪法》和组织法为基础拟定[3]。决策中枢在1954年对1949-1954年一届政协期间的政治、司法体制等大量制度进行废弃、重新设计，其中即包括撤销1949-1954年之间，曾经在司法体制中存在的跨省的最高人民法院大区分院，以及废弃三审制，所以一届政协期间被称为过渡政体。然而，六十年一甲子，大区分院制度轮回。两相辉映，落下一个设问：为何大区分院在1954年宪制框架下会被撤销，这对中国司法体制的塑造产生什么影响？

由此，1949-1954年期间的制度规范和实践，即成为考察当代司法体制的制度史前史。本文即对这一历史过程的制度史细节进行分析，体察中国司法的构造与司法政治关切所在。制度演化，由无数历史细节连缀、冲决而发生，本文繁密的历史事件和细节所传递的制度史线索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