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

[意] 阿钦波尔多 (1527-1593)：《好律师像》

《律师文摘》自去年创刊以来，摘登了不少好文章。补白也颇具特色，用一些统计数字，发人深省。例如第三辑253页有这样几则：一、北大法学院陈兴良兄发现，目前中国“70%以上”“事关被告人生死攸关的刑事案件”无律师介入，即大多数被告人都是自辩或请亲友代理。二、一九九七至二〇〇二年间，至少有五百名律师被“滥抓、滥拘、滥捕、滥诉、滥判”，其中80%由司法机关“送进班房”，“绝大部分（占80%）又最终宣判无罪”（原文如此）。三、近年来各地法院受理刑事案件数量飙升，北京律师却“不敢办刑事案”(即担任辩护人)。“年人均办理数量”已从十年前的2.64件下降到0.78件（见第五次全国律师代表大会《全国律协维权工作报告》）。

由此忽发奇想：刑事案件是否可取消律师？根据上述数字，取消后总体而言，被告人（尤其那些没钱请律师的被告人）的命运不会比现在不好。同时，律师行贿引诱伪证等等引发“滥抓滥判”的事件，连同该抓不抓该判不判的情况，也一概不会发生。换言之，如果公众对刑辩律师的服务和自律已经失去信心，修订法律取缔或严格限制律师介入，或许是利国利民也对律师本人有利的一项选择。

律师的民商事业务范围如何调整，可以请无利害关系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调查一下，权衡利弊。不管市场经济是不是“法治经济”，我怕调查结论很可能是：中国律师太多。首先，没有几个老百姓包括生意人用得着律师。他们解决纠纷，无论夫妻吵架、追讨债务，还是请愿告状、伸冤报仇，都有惯常有效的办法，与律师无关。其次，某些涉外或重大的项目，例如公司上市，为减少虚假信息，可以考虑全部交由香港律师行代理（最近温总理访港签署两地“零关税”协议，开放内地法律服务市场，便是开端）。虽然香港律师收费贵些，但他们信誉好、自律严。投资者重拾信心，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和监管也就容易了。

中国人传统上奉孔子的“无讼”为理想。现在当然不能奢望了；即便在乡下，时不时也有“凭借一点法律知识的败类”为非作歹，鼠牙雀角，动成讼端（见费孝通：《无讼》，载第一辑224页）。清末修律，拟设立律师制度，张之洞(南皮)反对，担心“讼师奸谋得其尝试”。今天，南皮之忧不幸成真，虽然不能全怪律师：他在竞争那么激烈又腐败丛生的环境里执业，当诉讼变成“贿赂竞赛”之时（方流芳兄语，见《中国书评》卷八页36），是万不得已才做了“三陪律师”的。

中国要律师干嘛？用处不能说没有，比如可以缓解城乡过剩劳力的就业问题。国家规定报考律师资格，同等学历即可，不必法律系毕业，是不是这一政策思路的体现？中国律师人口已达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这一事实在某些场合也能炫耀一下。不过这么说，总有点“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感觉，写成社论或编入教材，也很难上升至“理论高度”。

《律师文摘》孙君国栋约我写一“卷首语”，我就胡言乱语这些。

本文收于《政法笔记》。

我报考法学院的时候，王浩先生曾赐信劝阻，坦言他不喜欢律师这个行业，认为于人生无大意义，赚钱而已。王先生与先父抗战期间在昆明有同学之谊（王先生一九三九年入西南联大，同年先父自延安抵昆明），视我如子侄，所以才这么教诲。

其实在美国做律师未必赚钱。多数赚钱的律师都很辛苦，一周上班六十小时还自称偷懒，加上出差办案赶期限的不安定和心理压力，赚来的那点钱，比起许多行业例如拔牙的医生和安达信的会计，根本只是小钱。但王先生的意思是，不仅赚钱不应是人生的目标，律师工作本身也“无大意义”。自古以来，圣贤哲睿贬抑律师者居多。我便没有去细想。入学后，合同法第一堂课，克朗曼先生（现在已是院长）布置我们讨论一道刺配沧州吃“杀威棍”似的题目：律师为什么不幸福？说是许多功成名就的律师回首学生时代，都会感到失落和遗憾。原来他正在写一本书《失律师》，后来在哈佛出版（1993），研究“律师政治家”（lawyer-statesman）的理想在当代美国衰落的原因。克先生的兴趣在政治哲学。华尔街律师行流传一个笑话，耶鲁的合同法，亚里士多德当案例读，说的就是他。他拿“政治家”作理想，并非鼓励学生将来做官——虽然毕业生约有一半进了政府、法院、国会和各色政治团体，故有论者批评，克先生那本书不过是宣扬耶鲁的“地方文化”（西蒙《正义的实践》，页24）——他的“政治家”，是人作为“政治动物”的理想展现，具有一种普通法传统培育的注重历史和生活经验的“实践理性”，亦即亚里士多德赞赏的“智慧之节制”（sophrosyne）。所谓“幸福”（eudaimonia），也不是物质欲望的满足（亚氏斥为“野兽般生活”），而是一种富于善德的行动的生活（euzoia）。克先生认为，律师的本色是自由职业，独立代理公民、法人或政府机构的法律业务。因此对客户/被告人，须保持一种“既同情又超脱”的立场。可是这讲究节制的政治与伦理态度，到了后工业时代，却腹背受敌而瓦解了：一边是巨无霸律师行彻底公司化而利润驱动的运作方式；另一边则是学院派主流理论，例如法律经济学作为科学主义话语的宠儿，对法律业务的经验性智慧不断贬低。受其影响，律师便难以继续独立执业，变成受雇于金钱与权势的枪手或“法律技工”了。

我想起王先生的教诲，突然觉悟，律师幸福不幸福云云，问的实际是律师的职业理想和伦理立场。说白了（借用老百姓揶揄律师的笑话）便是：好律师能不能也是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