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峰枫：西塞罗的愤怒
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106 BC – 43 BC）是古罗马一代文宗，其著作涉及面极广，既有打官司的讼词，也有哲学、政治学和宗教领域的著述，更不要说彼得拉克在1345年发现的那几百封书信了。若对古罗马文史缺乏了解，对西塞罗雕琢、繁复的文风没有体会，那么翻译（translate）西塞罗很容易成为对他的“侵害”（transgress）。买到汉译本《西塞罗全集》第一卷《修辞学卷》时，我便替译者捏一把汗，待看了译文之后，我早已被惊出好几身的冷汗了。
译者翻译所用底本，是“洛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的英译本。他沿用英译本的做法，把Ad Herennium（译者翻作《论公共演讲的理论》）列为第一篇。译者在“内容提要”中说：“本书是否西塞罗本人的作品在西方学界一直存有争论，但主导性的意见仍视之为西塞罗的著作。”可是据我所知，“主导性的意见”刚好相反。据考证，Ad Herennium 约作于公元前一世纪初期，是现存拉丁文献中最早的关于修辞学的系统论著。在中世纪以前，这部书的抄本大多将西塞罗题为作者。但是自十五世纪开始，人文主义学者瓦拉（Lorenzo Valla,1407-1457）便开始质疑西塞罗是否真的是此书作者，并且当时已有其他学者将此书排除在西塞罗作品之外。这样一代代研究考证下来，只要您随便翻阅几部研究古罗马修辞学的著作，从英国学者Atkins的《古代文学批评》第二卷（1934年），到加拿大学者Grube的《希腊罗马批评家》（1965年），再到意大利学者Conte的《拉丁文学史》（英译本1994年）和美国学者George Kennedy的《古典修辞学史新编》（1994年），没有一位将这部书归在西塞罗名下。译者也许无暇翻阅这些基本参考书，可是就在他依据的“洛布古典丛书”英译本中，英译者Caplan在英译者序里明明说过“虽然以西塞罗为作者的观点仍不时出现，但近来所有的编校者均以此说为谬”，“此书作者问题不时引起学者讨论，但从未获得最终解决，也从未让所有人满意。我以为，最明智的做法，是将此书归于一佚名作家笔下……”译者只要认真看过这篇英译者序的前三页，我想他绝对不会说出“但主导性的意见仍视之为西塞罗的著作”这样不负责任的话来。
西方古典修辞学有很多基本术语。比如按照“演说”（oratory）的主题和功能，一般将“演说辞”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庭议”（deliberative），专门讨论军国大事，比如宣战、媾和、立法等等；第二类是“诉讼”（judicial或forensic），用于在法庭上控告他人，或者为当事人辩护。第三类是“赞咏”（epideictic），服务于讴歌君主和颂扬英烈。当西塞罗将这三个修辞学基本术语放在一起讨论时，译者尚能知其差别，勉强翻出大意。而一旦它们在文章中“落单”，译者一下子就双目迷离，辨认不出了。比如第150页，forensic单独出现了，身边没有 deliberative 和 epideictic “相伴”，译者忘记其义当为“诉讼”，三次将它译成“辩论性”。又如第170页，出现了一个 deliberative style，这本来是议论国事所应使用的文体，而译者却译作“演讲术的精致文风”，估计是将deliberative往deliberate（深思熟虑）的方向上理解去了。对修辞学基本术语不熟悉、不敏感，却勇于翻译古罗马修辞学巨擘的鸿文，正好比不懂悲剧和史诗的基本差别，就胆敢翻译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