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春

《立春》不是一部让人舒服的电影。顾长卫对时代荒谬的体悟高出了所有同时代的导演

1．
　　首先，让我们说说那个所谓的理想主义年代。
　　关于这个话题，我最先想到的是我亲爱的姨父。他是一名内陆省份机械厂的老工人。那个曾经辉煌一时的机械厂已经倒闭多年。他算内退，拿200多元的工资苦捱了多年，幸好去年终于到了退休年龄，可以拿上千元的退休金相对体面地生活了。
　　他们夫妇住在两间老旧的宿舍里。虽然老旧，但是整理得井井有条，使用多年的地板胶总是打扫得极为洁净，几案上摆着精心养护的盆景、绿植，透出主人雅致的品味。
　　他不像普通的工人喜欢跟邻居闲唠嗑，他喜欢独自呆着，整理自己的空间。有一次他跟我聊得投缘了，从拾掇得非常整齐的盒子里拿出他珍藏多年的宝贝——有锦旗、像章、技术突击模范的证书等等。那一刻，他的眸子里满是光亮。那是他的理想主义年代，那个年代高扬立场、鼓吹价值，那些证书是对他的才华、努力、追求崇高的价值观的肯定。
　　但是，那个年代的崇高光环早已褪去，被权力肯定的东西，早被无声地否定。身边的同事们纷纷外出打工，或者经商，他却坚持在家，默默揣着已被遗忘的崇高命名，在解构的年代里，保持一个顽固的姿势，郁郁独行。
　　我想起我的姨父，是因为《立春》，因为那些像他一样追求崇高的王彩玲们。对于他们，你不能施以简单的同情，同情无法拯救过去。只有反思。反思，虽然也无法作用于过去，但是起码可以寄望于将来。
　　面对《立春》，我们首先要询问与反思的是：王彩玲们的崇高感来自哪里？该如何安放？又该回到哪里？

2．
　　关于《立春》，有影评称，王彩玲无法拥抱正常生活，其价值观混乱，政治不正确。
　　这样的评语似乎也适用于几千年来任何一个集权年代有所追求、心有不甘的理想主义者们。
　　可以肯定论者一定出生在七十年代甚至八十年代后，他应该庆幸自己的生活具备起码的人文价值环境，乃至于他拥有了起码的生活常识。但是拥有这样的生活常识实在不值得骄傲，尤其不值得向王彩玲们炫耀。向王彩玲炫耀自己的人文素养，就如同向史前的人炫耀自己会写字。
　　没错，王彩玲的理想主义是基于对权力中心的想象，而非对于个人价值与人文价值的不懈追求。
　　但是论者忽视了两个大问题：其一，王彩玲们的价值观形成于集权年代，并非自我选择的结果；其二，王彩玲们从集权年代刚刚走出，缺乏个人价值的实现途径。
　　集权的标志之一就是个人价值实现途径的单一。个人价值只有通过权力允许的渠道才能实现，高雅艺术作为附着于权力阶层的艺术形式，尤其如此。
　　王彩玲是一个小城的音乐老师，拥有歌唱的天赋。她生活在边缘，却被赋予了超出正常的崇高感，因为她唱的是歌剧。歌剧是一个隐喻，代表她被赋予的不切实际的崇高意识形态。她唱歌剧，也教歌剧，但在她生活的小城，歌剧完全没有听众。她的听众只有学生——像她一样希望通过唱歌剧进军北京文化权力中心的人，还有她通过调去北京的谎言吸引来的追求者。歌剧在集权的制度下，是一种人才选拔程序，而不是什么可以赖以生活的艺术。她的个人价值显然无法在生活中施展，只得向北京——政治文化中心，这惟一的崇高投去谄媚和理想主义的目光。
　　底层被赋予了超出正常的崇高使命，小人物被逼迫着伟大，王彩玲的崇高感被不正常地鼓励着。王彩玲不单是那个特殊年代，也是千年以来中国文人所谓投身家国的荒诞化身。王彩玲比那些王权时代投身家国的人更为悲剧之处在于，王权时代尚有底层的价值观，有可以回旋隐居之所，而那个时代的底层，价值观已经被抽空，时代围绕着政治核心在旋转。
　　对崇高的追求，任何时代都不缺乏，唯独王彩玲们的追求，在集权时代消失后，又迅速被抛入物质时代，她们的命运格外荒诞。在前一个时代，王彩玲还可以幻想有朝一日自己被“北京”那莫须有的审美权力高层发现，离开这个被架空的底层；在后一个时代，王彩玲只能与各种怀揣过于崇高欲望的人们碰撞，并在碰撞中逐渐清醒。
　　王彩玲的悲剧比《孔雀》中姐姐的悲剧更甚。姐姐只是追求自己独特的价值而不得，王彩玲的追求本身就是一场被不当赋予的闹剧。她不断说谎，用执拗的坚持试图证明自己，最终发现她最大的幸福其实是成为一个母亲。
　　王彩玲回到一个母亲的角色，就对了。做一个母亲，教养孩子，唱唱儿歌，非常美，非常崇高，也非常幸福。底层价值原本就是这么简单平和。崇高的荒诞必须回归平凡。人们应该真实地生活，而不是被理想欺骗，为理想说谎。

3．
　　有人整理了“王彩玲语录”，想为《立春》赋予有趣的商业特征，诸如“宁尝鲜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我不愿意在这个城市发生爱情”“我是很多人心中的一个悬案”“每年春天一来，我的心里总是蠢蠢欲动”……
　　这些有趣仍然无法让《立春》成为一部让人舒服的电影。《立春》不是商业片，不能用商业片的标准来要求它。它是一部难得的优秀文艺片，并且应该留在电影史上。
　　顾长卫对时代荒谬的体悟高出了所有同时代的导演。崇高的荒谬或者荒谬的崇高，是我们这个泱泱大国流传久远的集权病，即使对当下，也不乏映照。那些用一个梦想统帅所有梦想的人，那些鼓吹民族主义的人，那些不断使用谴责武器的人，他们究竟为什么相信自己真理在握，你只能暗暗捏着一把汗，希望他们将来不会成为下一批王彩玲。
　　从这个意义上说，影片的结尾是一个巨大的败笔。“谨以此情此景献给王彩玲”，王彩玲已经走出来了，导演还抱着那个集权时代的梦吗？
　　
作者为TimeOut中国版总编辑，专栏作家
本文原载《财经网》08年4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