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

赵鼎新:费纳与政府史研究

赵鼎新:费纳与政府史研究

提要:费纳的《政府史》从苏美尔开始,述及萨尔贡、埃及、亚述、犹太、波斯、希腊、中国、罗马、印度、拜占庭、哈利发、中世纪欧洲、日本、奥斯曼等地的政治史,然后把焦点转入文艺复兴和新教运动后的欧美政治的突破性发展,并讨论了当代世界三大革命给世界政治、政府形态和国家社会关系带来的变化。费纳对文化相对主义提出了坚决的反对,并对“西方兴起”这一历史命题做了独到的分析。虽然费纳不是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史学专家,但他凭借其卓越的理论和分析能力对世界政府历史和政府制度创新过程做出了一般历史学家远不能及的描述和分析。《政府史》是20世纪西方政治学的一部巨著。 关键词:国家 政体 政府制度发展 现代化 文化相对主义 费纳(Samuel E. Finer)的《政府史》共三卷34章(Finer,1997),英文版长达1701页,是20世纪西方政治学中有重大影响的巨著,其中文版即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政府史》的主要关注点是世界历史中政府形态的发展。《政府史》以各个国家的政府形态、统治方式和国家社会关系为核心,大致依照时间顺序,先把我们带入世界文明中最为古老的苏美尔城邦,述及萨尔贡、埃及、亚述、犹太、波斯、希腊、中国、罗马、印度、拜占庭、哈利发、中世纪欧洲、日本、奥斯曼帝国等地区和国家的政治史,然后把焦点转入文艺复兴和新教运动后的欧洲各国和美洲殖民地政治制度的突破性发展,最后,集中讨论影响当代世界的三大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及工业革命),以及这些革命给世界政治、政府形态和国家社会关系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变化。 费纳长期以来一直是政治学界特别是英国政治学界的一个领军人物,他的不少早期著作皆是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领域的经典,特别是《马背上的人:军事力量在政治中的作用》(Finer,1962)。费纳在1982年开始撰写《政府史》时已经退休,1987年,费纳在一场心肌梗塞后幸免于难,此后,他在健康状况不断恶化的情况下坚持写作且进展迅速,直到1993年去世。去世前《政府史》已完成计划中36章的34章。《政府史》由费纳的夫人凯瑟琳·费纳及杰克·哈瓦德(Jack Hayward)进行编辑后出版。作者的去世使得《政府史》终止在工业革命。如果假以时日,想必费纳会对整个20世纪的政治发展,特别是苏联解体和全球化对国家政治发展的影响有所涉及,并且会在书末提供一个总结和展望,使读者能对全书有个更完整的了解。虽然《政府史》的不完整性给我们带来了遗憾,但读过《政府史》的人都承认,全书34章有一气呵成之感。直到最后几章,作者仍能广征博引,并以他所特有的睿智,为我们展现近代政治的关键发展及其背后的逻辑,锋芒丝毫不减。

赵鼎新:中国大一统的历史根源

赵鼎新:中国大一统的历史根源

中国为什么能在春秋战国的历史发展中走向统一,并在以后两千多年的大多数时间内保持了统一,而欧洲却在罗马帝国垮台后始终处于分裂局面? 面对这个问题,人们首先会想到地理因素。在春秋时代,中国的核心地域东邻太平洋,西靠重山峻岭,北为大漠,南是蛮夷之地,其面积仅仅在150~200万平方公里之间。相比较而言,欧洲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从古希腊开始就涉及到北非、西亚、东欧等地,其面积可达春秋时代中国的近十倍。统一这一“任务”对欧洲来说显然要艰巨得多。地理条件虽然重要,但却不是决定性因素。比如,印度次大陆的面积200多万平方公里,且四面都与外界有很大的隔绝。从地理来说,其形成统一的条件应该与中国差不多,但是印度却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长时间的统一,而第一次把全印度持久地“统一”起来的竟然是大英帝国治下的东印度公司。此外,在秦朝统一之初中国的核心地域有限,虽然统一之后中国的版图不断扩大,有些朝代的地域甚至大大超过了今天中国的版图,但是古代中国版图的增大并没有摧毁中国的大一统局面。因此,地理条件显然不是决定中国统一和欧洲分裂的根本性因素。以下,我想就中国是怎么获得统一以及这大一统局面是怎么得以维持这两个相关问题,为读者作出分析。 中国是怎么走向统一的? 一个国家为了赢得战争就必须拥有良好的军队、有效的经济生产和税收能力以及对国家的管理能力。战争因此会促进国家机器的发展和国家战争能力的进一步增强。当一个地区国家力量的发展形成了“一山难容二虎” 的局面时,统一就在这一地区成了可能。在古代,一个地区的统一基本上都是长期军事竞争下的结果。但是,虽然国家力量在战争中总会得到发展,它的发展程度却会受到一个地区所特有的结构条件的约束,战争与国家力量的发展之间并不具有一个简单的线性关系。比如,罗马垮台后欧洲逐渐形成了四个主要权力阶层:国王、贵族、教廷和后起的城市中产阶级。欧洲中世纪的战争虽然也大大增强了国家的力量(比如,英法两国在百年战争(公元1337~1453)的推动下同时产生了隶属于国王的常规军和对百姓的直接税收能力),但是在贵族、教廷和城市中产阶级多重力量的钳制下,欧洲的国家力量始终不能得到中国式的发展。

赵鼎新:民主的限制

赵鼎新:民主的限制

《民主四讲》,王绍光著,三联书店2008年9月第一版,256页,21.00元。   就我个人来说,如果这个世界中存在一个没有“修饰词”的民主国家,并且如果我有选择的话,我是绝对不会去那个国家生活的。   近三十年来,中国发表的有关民主的著述不少,但其中绝大多数都属于“处方”式的工作。这些著述的作者大多对西方民主的具体运作机制及存在条件不甚了了,许多人也没有足够丰富的西方生活经历,但都把西方在二十世纪的强盛和发展看作是民主的成果,并把中国社会在不同时期存在的各种问题看作缺乏民主的表现。“只有民主才能实现中国的经济发展”、“只有民主才能消除官员腐败”、“只有民主才能解决社会收入不平等”、“只有民主才能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只有民主才能解决公共卫生和食品危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这种思维方式下,“民主是个好东西”似乎成了一个不容争辩的铁理。   王绍光先生的《民主四讲》与以往那些著作有很大的不同。《民主四讲》中虽然也有不少“处方”,但其核心则是描述和分析。《民主四讲》的第一章讲述希腊古典民主的起源与消亡,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降的古典哲人和大量近代哲人对民主政体的厌恶,美国建国初期的政治家对民主政体的恐慌,以及代议制民主在西方的形成和发展。第二章综述西方社会科学家关于代议制民主得以存在的条件的核心文献及其论点。第三章围绕代议制民主的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讲解其运作机制及其在发展中所形成的种种弊端。第四章则对代议制民主的实效进行评价,对代议制民主的得失进行反思和批判,并针对各种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民主四讲》展现了王绍光深厚的西学造诣及他对西方代议制民主的深入了解,书中多处到位的点评也凸显了作者的多年积累和思考。《民主四讲》为中国读书阶层提供了一部了解西方民主的高质量入门教材,它走出了八十年代来盛行的“民主是个好东西”式的思维方式,表明了中国知识分子正在走出急功近利的启蒙而趋于成熟,这对今后中国政治的良性发展是一件好事情。我为王绍光《民主四讲》的出版叫好。     《民主四讲》在学术上质量上乘,但书中的一些观点我却不尽赞同。为了深化对于民主和民主转型的认识,笔者在此抛砖引玉,提出以下分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