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n Quixote

索飒:在堂吉诃德的甲胄之后

索飒:在堂吉诃德的甲胄之后

四百年前的一六〇五年,西班牙作家米格尔·德·塞万提斯·萨维德拉的小说《堂吉诃德》的第一部出版,十年后(一六一五年)第二部问世。四百年以降,这部小说成了世界上重复印刷最多的作品之一,吉诃德成了文学史上最奇特的角色。虽然关于塞万提斯的研究著作早已汗牛充栋,但仍未能令人满意地解释《堂吉诃德》经久不衰之魅力。随着政治限制的解除,人的文化视野扩大了。研究中的新鲜见解得以公布并逐渐积累,使人们意识到塞万提斯所居时代位置的重大含义。新的思想已如潜流的水花,全局也因一线牵动而被摇撼。    研究史之突破    在整个二十世纪里,西班牙国内陆续出现着一些重要的解读。意味深长的是,每当西班牙处于历史危难,每当西班牙人反躬自问“我们是谁”,堂吉诃德论就悄然掀起一个新高潮,仿佛在这个人物的身上,埋藏着西班牙的秘密。 一八九八年“美西战争”后,大败的西班牙痛感民族的落伍,由此诞生了对国民性进行反思的一代知识分子——“九八年代人”。在这一代人肇始的思考中,“吉诃德”因其丰富的内涵成了人们借以阐述己见的象征。西班牙最著名的两个近代思想家乌纳穆诺与奥尔特加-伊-加塞特代表着思想的两极,前者执著于崇尚精神的文化传统,在《生命的悲剧情感》中论及“当代欧洲悲剧中的堂吉诃德”,建构了作为“民族宗教”的“吉诃德主义崇拜”;后者是鼓吹现代化的精英,在《关于吉诃德的沉思》中给西班牙人开出了“生命哲学”的精神处方,告诫西班牙人放掉乌托邦的陈年旧血,换上科学、理性的生命源泉。 塞万提斯研究第二个高潮的触机也是西班牙近代以来第二次重大的民族危机——上世纪三十年代持续三年之久的西班牙内战。触目惊心的国民分裂使人们再次向历史寻求答案。这一次精神手术造成了塞万提斯研究突破性的进展。关键人物是西班牙历史学家阿梅里科·卡斯特罗。他早年的研究强调欧洲人文主义思想对塞万提斯的影响,几十年后,他深刻反省了自己的欧洲中心视角。因反对佛朗哥独裁政权而流亡美洲的阿梅里科·卡斯特罗潜心研究本国中世纪史,发现十六——十七世纪的西班牙具有与欧洲他国差异很大的历史特点,感到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无法绕开伊斯兰文明在西班牙长达八个世纪的存在——而这是西班牙史学领域的禁忌。一九四八年,阿梅里科·卡斯特罗发表《历史进程中的西班牙:基督徒、摩尔人与犹太人》,修订版题为《西班牙的真相》(Realidad de España, Ed. Klincksieck, Paris, 1963),引起激烈争论。阿梅里科·卡斯特罗在书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