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钓鱼式执法”之后，又出现了“自焚式抗拆迁”。11月13日，成都市金牛区城管执法局依法对胡昌明违法建筑进行拆迁时，在与执法人员对峙中，胡前妻唐福珍点燃了汽油，自焚身亡。这个事件自然引发了媒体和整个社会的激烈争论。

一．事后，当地官方承认执法有不当之处，毕竟死人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只要争议的一方涉及人命，无论对方多么有理，都在道德上处于劣势。因而，债权人害怕债务人以命还债，债务人害怕债券人绝食讨债，官府害怕百姓以死抗争，绝情人害怕痴情人悬梁自尽。普通民众不管是非曲直，总是同情死者及其家属。因而，无论涉及民众之间还是民众与官府之间的争纷，关键在于谁狠，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唐福珍自焚就是这种斗狠文化的产物。

二．胡的楼房属于违法建筑，但为何在建造时，有关主管部门没有出面制止？莫非背后有什么交易？当然，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乱管，也许这是许多政府管理的常态。例如北京周边的小产权房，明明违法，但当地政府的管理部门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利用国家的土地为地方政府或村民谋利，是造福当地的善举，胳膊肘怎么能向外扭呢？然而，事情一久，就被视为理所当然，诸葛亮借用荆州后来也就不想还，没有登记的婚姻经过一定时间就成为事实婚姻，退下来的个别领导已经习惯了自己地位，因而继续喜欢出场露脸，并要排在领导人的前列。既然楼房建起来并使用了很长时间，胡和唐就自然把违法建筑视为合法建筑，因此，在许多问题上，时间成为关键因素，尽管房子涉及的是空间问题。

三．在许多拆迁中，听话的房主给仨瓜倆枣就忽悠走了，强硬的钉子户则会乘机很敲一把。百姓早就看透了，政府欺软怕硬，补偿费用也是看人下菜碟，会叫的孩子有奶吃，不叫的孩子没奶吃。这样说来，胡和唐狮子大开口，张口八百万，也就不足为奇，不要白不要。

四. 也许本案拆迁真的是出于公共目的，但是许多拆迁都是以“公共利益”的名号，为开发商腾空间、掠地盘，而当地政府官员可以从中大捞一笔。至于这背后的“房吃人”，毕竟比当年英国的“羊吃人”要隐蔽一些，历史终于进步了。对于拆迁和基建的公共性，政府很少说明，更不愿举行听证和论证，因而普通百姓对于各种“公共工程”或“开发项目”，多都是一头雾水，一旦涉及自己的利益，不管三七二十一，自然一概抵制和乘机漫天要价，俗话说，得不得（读“dei”上声），头一嘴。当然，许多地方政府开始变得聪明了，一旦忽悠不了钉子户，就让开发商出面搞定。开发商出钱买通黑白两道，钉子户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五. 有人批评舆论缺乏理性，不顾“建筑违法”和“漫天要价”以及“暴力抗法”的事实，一面倒地袒护死者及其家属。实际上，要害不在于舆论这种偏袒，而在于为何形成了这种局面：凡是涉及政府的事件，舆论几乎不问青红皂白，一律把矛头指向政府？

六．民众和舆论的非理性固然不利于民主和法治的发展，但是，中国社会和政治的更大危机，在于民众对于政府及其官员的普遍不信任。上层也许没有意识到这种危机，或者虽有所察觉但选择的应对策略是，政治有病，经济吃药，类似前不久湖北咸宁出现的右腿骨折，左腿手术 。在任何社会，如果政府失信于民，就等于政治自毁，而这比个人自焚更可怕。

2009年1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