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求同:互联网大脑,能阅读思考?

利求同:互联网大脑,能阅读思考?

互联网数码技术带来的方便,似乎是无穷无尽的。坐在北京家里,暖气热得全身发干,上网定了加湿器,立刻就送货上门。周末,同纽约的同学上Skype聊天,谈合作计划。前不久,朋友提起《圣经》里的海枣的种种用处,上网“谷歌”一把,果然,大长见识。有时我想,万一哪天互联网歇工一小时,这世界会怎么个绝望!

还有一个现象,邻居王老师说的:原先读书,一篇长文能一口气看完。现在变了,读上一两页就走神,情不自禁想干点别的:上网接接电邮,追踪微博新闻。他太太也说,女儿像长了三头六臂,做着作业,电脑要打开七八个视窗,飞信来回,一边还放音乐,玩手机,哦,还有YouTube视频,忙个不亦乐乎。说她,她还嘴硬:大家都这样,这叫multi-tasking,复合型人才,没听说过呀?

看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码技术在提供方便之时,也悄悄改变着我们。“洛杉矶时报/布隆伯调查”表明,现在每五个青少年中有三个说,喜欢同时做好几件事,而不喜欢集中精力做一件事(见《洛杉矶时报》2006.8.7)。与此相关,网民的荧屏阅读习惯,就像是蜻蜓点水,在文献间横向跳跃,注意力不断转移、停留不住。这现象已有专家在研究,还给它取了一个吓人的名称:“互联网注意力缺乏症”(IADD),担心人类的思维和创新能力会因此受妨碍。当然,也有乐观的一派,认为互联网只会使我们更加聪明,因为网上汇集了“海量”的知识信息,而信息的管理、检索和传播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便捷。但是,无论担心还是乐观,有一点是大家都意识到的:互联网正在重塑大脑功能,影响到人们的一部分认知行为,尤其是阅读、理解、学习和思考。那么,这些变化对人类社会的未来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这问题必须搞清楚,既然事关我们的大脑。阅读是人类一种主要的学习和智识发展途径;所谓“阅读型大脑”,即表现在通过阅读吸取知识,培育综合性的包括排序、推论、联想、分析、批判、洞察等高层次认知技能。新知同实践经验结合,便生成了真实有用的知识和智慧。知识信息是一微循环系统,渗透人类社会的每一个神经末梢,刺激并规范着个人和群体的各种行动。互联网普及以前,我们的知识信息系统是建立在以纸张书写(印刷)为主的物质载体上的,并有一套由托勒密王朝亚历山大城图书馆开创的管理模式(参见拙文《心智的圣所》和《Pinakes》,载《书城》2010年9月与11月号)。由此形成的信息处理、传递、学习、评价的方法和标准,几千年来为世人遵循使用。阅读便是这传统的产物。它以独立思考为最高价值,亦即读者不时需要调动已有的知识,通过质疑、推理、联想等,来展开自己的思考。从生物学和认知角度看,阅读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须经过学习训练才能掌握。换句话说,阅读是“文明人”的创造,是视觉感官和大脑同纸质书写环境长期互动而形成的。注意力却是“天生”的。人需要随时警惕周围环境的变化,学习灵活应变,以求生存。因而,合理地优化分配使用注意力对人类生存发展至关重要。传统上,知识产品的组织结构呈固定线性等级形态,生产和传递成本高,速度有限,检索费时费工。这样的环境促使人们养成了长时间集中注意力专事阅读的习惯。读者可以享受时间的慷慨赐予,而阅读则讲究循序渐进,通过推论、分析、批判、洞察等高级认知行为的参与,不断训练我们的大脑,奠定了抽象认知和复杂思维的基础。法国“意识流”小说的巨擘普鲁斯特说过:从事阅读的大脑的专长,是超越了文字符号的思考,是造就思想着的智慧的读者。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互联网数码技术崛起,带来了一场信息革命。它挑战颠覆的正是阅读型大脑的培育者——从手工抄写到印刷术的纸本(书籍)阅读传统。我们引以为骄傲的阅读模式似乎难以维系了,因为互联网要求大脑感官与之适应,将信息时代的“基因”植入用户的阅读习惯和认知行为,新型的学习思维在孕育形成。这一现象可以具体地从信息源、信息量和传递速度、及其组织结构特征来分析考察。

互联网是众多分散独立的信息源的集合,通过服务器、宽带、超文本(hypertext)等手段,结成一体,其组织结构呈变动中的多维平等之网状形态。管理咨询专家费德蒙(Mark Federman)先生把互联网世界描述为:无所不在的连接、不断弥散的靠近。信息的捕捉存储和传递极其简便,信息产品的成本大幅降低。于是,信息量和传递速度爆炸般升级,信息时代来临。与之相应,使用者的大脑所受的信息刺激也大大增加了,后果便是注意力的损耗。注意力,即认知过程中有选择地将感知力集中于环境的某一面而忽略其它,包括脑力资源的分配。它以集中、有意识为基本要素,与大脑工作记忆空间和警觉性紧密相连。故而,它的“量”在特定时间内相对固定,是一种有限的资源。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首先假设互联网之前,信息对大脑的刺激频率的平均值为十次/一注意力时段,每次刺激可分得十分之一的总注意力。互联网之后,信息刺激频率在该时段升至四十次,则每次刺激仅能分得总注意力的四十分之一。可见,高频刺激容易引起注意力的损耗,影响阅读效果。其次,网上信息来源繁多,内容良莠混杂,真假难辨。这就迫使读者花很大的精力去应对、甄别、选择。结果,注意力被反复分割、干扰,变得支离破碎,使得读者难以专注于阅读,并由阅读进入深层的思考。第三,阅读和注意力的关系,还涉及互联网的组织结构。网络提供了全新的信息处理方法,信息的组织结构有了大得多的灵活性,但也就不那么稳定了,往往干扰阅读中注意力的优化分配使用。例如,链接(hyperlink)的植入,可以方便地把各种信息连接在一起,为读者提供实时的辅助信息,被看作互联网优于纸质载体的最有效的功能之一。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信息科学和技术协会(ASIS&T)在一次年会上披露展示了链接技术,成为爆炸性新闻,我和与会同事们的震撼激动至今还记忆犹新!但是,它对系统完整地阅读的负面作用往往被忽视了。阅读和写作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知识生产的两大对应环节。我们的写作习惯也是以纸质载体为代表的信息系统的产物。一个作品,无论是小说、公文或论文,在思想表达和推理论证过程上都是自成一体的完整叙述,因而阅读作品也是一种把握叙述的完整性的经验。而链接的植入,很容易引导读者走入岔道,干扰阅读,造成“破碎”的阅读经验。上述种种,决定了互联网时代的阅读行为与心理,跟传统的阅读大不相同。

这一观察得到了大量实证研究的支持。二〇〇八年,伦敦大学学院信息行为和研究评估中心有一项研究,分析大英图书馆和英国JISC两个图书期刊数据库的读者阅读行为。研究者发现,读者趋向简略浏览,很快地从一个文献跳到另一个文献,多数(65%)读者不再回返链接链前方的文献。换言之,链接的实际效果,常常是单向的不归之路,消解了完整的阅读。同一研究还表明,读者查找信息的时间大大高于阅读所找文献的时间。电子书和电子期刊网站上的阅读时间都很短,平均只有4分钟和8分钟,主要用于书名、目录和摘要,或者浅浅浏览一两页内容,就跳到下一篇去了。没有证据表明读者在网下阅读查到的文献。也就是说,读者容易把在网上查寻信息的过程误作了阅读学习,满足于在深度阅读的大门前徘徊。另一种阅读倾向则更令人担忧,尼尔森(Jakob Nielsen)博士被《纽约时报》称为“网页可用性大师”,他的研究发现:网上阅读,读者平均只读了一篇文献总字数的28%,而大多数人只读了20%。如此阅读,我们很难希冀完整准确的理解,深度思考就不能指望了。美国塔佛兹大学发展心理学教授伍尔芙形象地描述说:荧屏上的文字被跳过、分割、随意摘取,半懂不懂地阅读了。

的确,太多的信息要知道,可是时间和注意力太少,不够用呀,只好“偷工减料”了。 信息时代把竞争效率看得高于一切,引诱我们对瞬时即变大批量生产的信息给予即刻注意,无论重要与否。在持续性密集型信息轰炸下,注意力分配机制的灵敏度降低,人变得迟钝,被动且缺乏意志。往往来不及调动分析、批判、想象等高等认知思维技能的参与,注意力的目标就转移了,理解力基本没有派上用场。久而久之,我们的阅读能力减退,难以享受到由深度阅读生成的思想碰撞与联想;走出文本,窥探新知识的地平线就成了奢望。而网页设计者为广告等商务性目的所驱动,往往迁就网民的在线阅读习惯,加剧了网上阅读弊病的恶性循环。伍尔芙教授指出:从认知神经学的角度看,数码文化强化了对注意力的多源干扰,加快了注意力的变换,这会对慢速的、认知要求更高的理解过程的发展造成短路,从而影响深度阅读和深度思维的形成。但也有学者认为:这不是互联网的错。互联网只是揭示了人的注意力的虚弱,虚弱到了对哪怕极小的引诱都无法抵御的地步。记者毕尔顿(Nick Bilton)是互联网的铁杆拥趸,他写道:神经学研究发现,各种知识信息载体对大脑的开发使用,都有自己的贡献。玩电子游戏,能刺激大脑的动作记忆,手、眼的协调和集中注意力,因而可以改善我们的认知技能。而阅读则促进深度思考,并训练大脑的掌管反思、推理及批判型分析的部位。口述故事则是培育大脑的创新、语境思考和执行功能。互联网囊括了所有这些智能活动,应该有利于大脑的多功能的综合开发(见《纽约时报》2010.6.11)。咋一看, 毕尔顿挺有道理,但他混淆了信息的物质载体和内容题材的表现形式。如上文所述,互联网的冲击力主要来自它作为信息的物质载体的特征,以及由它引发的信息系统在组织与结构上的革命,而互联网运载的内容及其表现形式不是它的创造,是先于它且独立存在的事物。尽管如此,网上的信息,即网络阅读的内容,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数码技术的“气息”。这对阅读行为和知识生产的影响巨大,必须予以重视。

互联网是一个松散多变的庞然大物,二百五十多亿个可标引的网页各自为政,原则上,任何人可以实名或匿名,上载下载文献,随时更新内容。它信奉民主,鄙视内容审查,是新时代的乌托邦。然而,要了解使用它无所不包的知识信息,我们不得不依赖搜索器,否则寸步难行。谷歌百度等不负众望,只要我们输入关键词句,它们就会依据精密的算式程序搜索,并对搜索结果排序。瞬息间,我们所需要的信息就有条不紊地出现在荧屏上,真可谓便利之至。搜索器就是信息之汪洋大海中的引航员,它指向哪里,我们就奔向哪里。但我们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二〇〇八年七月,芝加哥大学埃文斯(James A. Evans)教授在《科学》杂志撰文,讨论科学家的文献引用行为的变化。他使用一个拥有三千四百万篇学术论文的数据库,分析了1945-2005年间的引文和1998-2005年间的期刊上网情况,发现:随着上网的期刊增多,被引用的期刊和文章数量却在减少,学者不大提及早先的文献,倾向于引用近期文章,被引用期刊也日趋集中。虽然互联网看似无所不包,查找科学文献也十分便利,结果却是阅读和引用范围变得日益狭窄。为什么呢?原因固然很多,但突出的一个,就是大型搜索器和链接等技术手段的普及使用。在互联网逐渐成为“我们的图书馆”之时,搜索器用精密的算法程序和预设的关键词规则搜索排序,替我们规划了文献检索。同时,谷歌百度们的检索结果排序算法是不公开的,但如有钱雇用专家帮助设计,可以大大提升网页的排序位置,占据检索结果的前列。这样一来,“科学”的排序,就不免带了商业的“偏见”。很多研究表明,读者常常只浏览检索结果的头一两页,不再往下看。出现在排序前位的那些网页文献自然就人为地得到阅读优先。其他文献即使更贴近读者需要,更能刺激高等认知思维,也没有了机会。于是,读者实际选择阅读的文献容易划一,质量并不一定如想像的那么高。而链接在阅读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把读者引向主流观点,加快了意见统一,使结论和想法变窄。阅读内容的多样化遭遇阻碍,这对思想的独立、开放、创新是不可忽视的威胁。

这威胁还是全方位的。例如,阅读思维模式的变化,会影响写作。读者的跳跃式浏览,对细节的轻忽,强烈地暗示作者,没有必要太讲究文字。于是乎,上网文献的错别字多了,文句的逻辑和组织也漏洞百出。而写作的马虎,必然导致知识描述和讨论的失真,知识生产中次品劣品剧增。这不仅大量消耗了有限的注意力资源,更严重的是,会阻挠知识的学习使用和传播继承。“注意力缺乏症”还溢出互联网,影响到网下行为,成为社会通病。美国一位执教三十年的中学老师叹息到:学生中间,集中注意力的能力、恒心跟学习热情,都是每况愈下。而且不仅是青少年的问题,成年人也受了“感染”。伦敦大学学院的报告对学生和教师的行为作了比较研究,发现:在数字图书馆环境中,师生双方都倾向于浅易、横向、翻阅式的阅读。

看来,互联网确有削弱我们的学习思考能力之嫌。不是没有可能,创造新技术的智慧反而被新技术威胁,如科学史家特纳(Edward Tenner)所言。历史上,新发明曾多次引起社会生活和人们心理行为的巨大变化。 例如,机械计时器的发明,让人不再看日头星辰或凭身体的感觉来安排作息;人们逐渐接受了时钟的暗示和规范,并把那暗示和规范化作社会准则而自觉遵守,诞生了一种“现代”生活方式。互联网数码技术也是如此,让我们在享受便利的同时,接受新的约束,甚而感到危机四伏。不过,这不是第一次信息技术的“危机”。早在纸草纸书卷和小牛皮抄本流行之时,苏格拉底就警告过希腊人,书写将催生灵魂的忘性,因为盲从书本的读者不再会借助记忆的努力(《斐德罗篇》),书籍的海洋将淹没读书人的心智。印刷术传到欧洲,也有类似的担忧。十七世纪大学问家伯顿(Robert Burton, 1577~1640),可代表书蠹的牢骚:藏书是容易了,汗牛充栋,可让人读得眼酸指痛(《忧郁之解剖》)。电报的发明,有权威的物理学家怪它引发了精神病。再后来,就是“万恶”的电视,用画面毒害儿童,诱惑他们离开书本。回头看,还好,我们还在阅读思考。只是这一次情形不同了些。互联网数码技术不仅主宰了记录下来的知识信息,还渗透了几乎所有的生活领域。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侵入之深,超出印刷术、留声机、复印机、电话、电视等所有信息技术的总和。如今,它已是我们的笔和钟表,记事簿与百科全书;它是最新的电话、电台、电视、出版商;它充当了百货店、菜市场、旅行社、政府和医疗服务;更触目惊心的是,它在成为育人的学校。互联网无孔不入,无处不在。它还迫使旧媒体适应并模仿自己,如电视屏幕在尝试多个视窗,让观众可以同时收看连续剧、留意股市走向或追踪体育新闻。纸版《纽约时报》的第二页(周日版加上第三页)已改为文摘栏,方便习惯于“浅阅读”的读者。人类依赖集中注意力进行深度阅读,调动深层思维联想,来探索获取智慧、实现创新。可是,互联网时代的降临,我们能否继续阅读、思考呢?

我想,这是完全可能的。大脑可塑,它总是在与环境的互动中不断调整,让我们适应新的环境,开拓新的行为领域。大脑的可塑性既是这场信息革命的对象,也是我们的希望所在。关键在于学习训练,即有意识地守护阅读型大脑的深层生成力。如何设计出科学有效、针对性强的教育计划来实现这一目标,便是时代的挑战。美国作家爱泼斯坦(Joseph Epstein)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被阅读所塑造的。因此怎样阅读,就关系到每个人和全社会的未来。在奉自由竞争为神圣的市场上,竞争者在各个领域、层次的交锋,都是所掌握的知识信息的较量。互联网之前,拥有获得信息的渠道给予竞争者很大优势,甚至绝对优势。现在,数码技术大大拉平了对手间这方面的力量对比,同时,却扩大了深层思维的差距。因此,竞争就更加集中在知识信息的运用,及转化为智慧和创新的能力。面对信息的“狂轰乱炸”,唯有保持自律而拒绝被互联网牵着鼻子走的人和群体,才可能遏制形形色色信息的诱惑,有效地分配使用注意力。未来属于这样的坚持阅读并思考着的大脑。

二〇一一年元月,原载《书城》4/2011

埃文斯(James A. Evans):《电子出版物和科学与学术的变窄》(Electronic Publication and the Narrowing of Science and Scholarship),载《科学》杂志,卷321第5887期,2008.7.18网刊。
卡尔(Nicholas Carr):《浅滩:互联网对我们大脑做了什么?》(The Shallows: What the Internet Is Doing to Our Brains),W.W. Norton & Co., 2010。
玛图拉纳/瓦勒拉(Humberto R. Maturana & Francisco J. Varela):《知识之树:人的理解力的生物学根源》(The Tree of Knowledge: The Biological Roots of Human Understanding),修订版, Shambhala, 1992.
伍尔芙(Maryanne Wolf):《普鲁斯特和乌贼:阅读型大脑的故事和科学》(Proust and the Squid: The Story and Science of the Reading Brain),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7。

1 Comment

  1. hutuworm · 2012-4-29 Reply

    读者作为内容消费者,自然有权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读物,并且以自己的方式阅读(消费)内容。从作者本位出发指点读者的同时,也该回过头来看看作者自己是不是需要改变写作方式,毕竟文字也好、期刊也好、网络也好,都只是载体,最终都是为了更稳准狠地传递思想、触动心灵。谁掌握了更好的写作方式和载体,谁就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免费的Google搜索引擎和收费的期刊数据库,两相比较,多数理性人自然会选择在免费的Google搜索引擎上搜索并获取内容。然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Google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会适当调整其搜索算法,以期内容生产消费供求关系达到更高层次的均衡,最大化其商业利益。收费期刊数据库背后也是商业公司,只不过他们拥刊自重,不愿意改变商业模式,坚持先收费后下载,长此以往,必将被SSRN、arXiv等新一代免费期刊数据库所取代。多种不同商业模式之间的竞争,客观上形成了当下的阅读状况。

    总之,这是一个充分竞争的自由市场,无人有天然的权力控制别人的写作、阅读和传递。禁书目录往往成为争相传阅的好书推荐榜,必读书目反而被当作不必读、可读可不读之垃圾箱。现代各种网络发达,怎样适应现代社会,争取更多读者,反倒成为摆在作者面前的一道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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