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杂谈之十四

苹果与三星的手机专利战暂时告一段落，带给我们一些宝贵的启示。商业或法律实务界人士可能更加关心涉及的一系列诉讼的细节问题，例如对两家公司未来业绩的影响，专利侵权的标准，等等。鉴于专利诉讼不止发生在这两家公司之间，而是信息技术公司之间普遍的行为，本文试图从一个更加宏观的角度讨论此种专利战对全球互联网和创新的影响，并反思中国如何能够在全球的信息技术革命中占有一席之地。

至少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领域，美国是世界上最具创新能力的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起，其宽松的金融环境、灵活有效的企业管理方式、强大的研发能力、开放的教育体制以及移民政策，都帮助催生了一个蓬勃繁荣的IT产业。但其专利体系一直饱受诟病，被认为是创新的阻碍。如果说专利制度的初创是为了保护一国之内的创新，赋予发明者一段排他时限以防止他人未经许可随意使用，那么随着知识的积累，当在技术领域已经有相当多专利的时候，这一制度就可能逐渐成为创新的阻碍，并给整个社会带来极高的成本。

首先，这一制度可能鼓励人们为一些好的想法和设计申请专利，从而进入私有领域，降低了整体上他人借鉴此类发明创造的水平。其次，当专利侵权逐渐成为一种法律武器频繁使用的时候，发明者或企业家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弄清楚自己的发明是否有侵权和被诉的可能。第三，这就迫使企业尽力大量申请专利、收罗购买各种专利，建立自己的专利储备库。这不是为了自己使用，而是雪藏起来为了用来应付竞争对手的指控，并在需要的时候起诉他们，但这只有大公司才负担得起。专利由此被视为一种核弹般的威慑，而非建设性的力量。第四，认定某种发明是否新颖的专利审查体系也不堪重负，随着申请数量的增多，光凭单个机构无法令人满意地完成审核。最后，寄生于这一体系之上的是专门的专利收购公司和专利代理人职业阶层，他们生存在这个残破体系的缝隙中，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是尽力减少专利诉讼，而是加剧和鼓励了此类诉讼。

换句话说，专利体系并非像传统知识产权理论设想的那样，既可以激励创新，又保护发明人的利益，最终有利于公共利益；而法院这样的中立机构只需要在个案中判定某个专利是否侵权即可，市场会帮助调整使各种利益自动实现平衡。我们已经看到，至少是在美国，专利体系演化的轨迹和复杂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法学家的设想，他们的错误在于未能意识到企业群体行为如何对法律制度作出回应，以及专利代理人们如何将这一制度推向僵化。人们逐渐达成共识，和版权制度走向异化如出一辙，美国专利制度在提高社会成本的同时，正日益成为创新和发展的阻碍。

更重要的是，一旦某些美国企业走向全球，它们就会要求美国政府推动缔结知识产权国际协定，按照美国自身的法律标准加强对其利益的保护，保持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开放与合作一直是美国政府要求签署此类协议的主要动机，会通过各种手段要求其他拥有广大消费者的国家进一步开放市场，或者加强保护美国企业的利益，使全世界都成为美国全球利益链条上的一环。现实中并不存在真空中的完美“市场”，任何市场背后的规则都各不相同，从而影响与塑造了不同的市场结构，知识产权规则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有助于不同市场规则的统一，从而有利于最适合该种规则的企业生存。随着全球一体化程度的加深，似乎处于不同地理区域的链条也要求市场规则的进一步整合，从而实现某种程度的同质化；但现实告诉人们，为实现产业链高端的利益和价值最大化，当高端市场竞争加剧的时候，短时期内他们并不真正在乎低端产业的工作条件和环境问题，就像苹果公司中国代工厂展示出的那样。开放的后果很可能未必是整体市场规则的提升、有利于本地企业和人民的福利，重要的是看本地企业究竟在全球化链条中扮演何种角色。

我并不关心作为纯粹作为一个产业的智能手机的市场状况和法律纠纷，引起我的兴趣的毋宁是其更加广泛的经济社会政治意义。首先，智能手机已经不再作为手机而被消费者认知和购买，而是一种移动的多功能信息设备，这种概念的转变催生出一个容量巨大的硬件和信息处理技术市场。其次，移动设备意味着信息生产和消费无处不在，从而带动一个更有潜力的虚拟经济消费市场。第三，互联网的无国界特性使得互联网公司得以提供全球服务，这将推动全球范围内的IT产业链条重组，而不局限于一国之内，首当其冲的是作为信息传输的方式，例如电信产业的全球化。第四，现在看来，互联网不同于传统生意的重要特征是对大数据的分析和挖掘，将广告和服务变得更加精确和个人化，开发出更优秀的应用。上述四方面都可以和传统互联网的内容层、应用层、代码层和物理层相对应。如果说在互联网商业化的第一个十年中，这些层面还是相互分离的话，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就逐渐走向垂直整合。具体地说，全球的几家互联网巨头们正在从提供单一的网络服务逐步扩展到无所不包的网络平台，这个平台既需要一个核心的操作系统连接消费者和开发者，又需要一个排他的设备成为这个平台的唯一入口。苹果公司的产品可以说是这种思路的最佳代表，谷歌正在开发的智能眼镜、无人驾驶汽车目的也都在于此。

如果放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出苹果和三星手机专利战的位置。实际上参展的双方并不对等，一方只是一个纯粹终端设备生产商，另一方则是整合硬件软件的平台企业。不难理解，苹果向三星发动战争的原因不仅仅在于硬件，而在于运行其上的安卓系统，更进一步是其背后的主导者谷歌公司，是垂直整合的平台之争。假设苹果被诉侵权而在世界多个国家禁止生产销售，那将是整个平台的失败。谷歌公司正凭借所谓开放策略允许众多硬件生产商无偿开发自己的安卓版本，然而一旦涉及到自身产业链的利益，也会封杀可疑的竞争者，就像最近它针对阿里云做出的决定那样。也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需要思考的是，知识产权已经成为互联网各个层面竞争的重要武器，那么如何面对平台企业展开竞争，镶嵌在不同产业链上的企业如何结合自身情况展开竞争，以及中国国家面对美国政府支持的企业行为，如何应对。

对于智能手机厂商而言，纯粹制造终端设备已经无法打动消费者，随着硬件成本的不断降低，这个市场将很快趋于饱和。如果中国企业想走出国门，很可能逐渐被成熟的市场淘汰，一旦做大做强就会面临可能的专利诉讼，被禁止生产销售。苹果三星专利战的最大启示便是帮助我们认清这一市场的法律风险。在走出去之前需要了解成熟市场经济体的既有规则，知道哪里是雷区，哪里是打开市场的症结；并需要研发自主创新的技术产品，多申请、收购专利，积累自己的专利库。但这样做的风险是，很可能重新走上美国积弊重重的专利制度之路。如果说面对强大的美国竞争者，世界其他地方的企业担心被起诉而模仿美国企业行为的话，就会进一步造成美国专利制度在全球范围的同态放大，从而潜在地损害全球的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同的知识产权制度本质上反映了不同的市场特性，国家作为天然的贸易壁垒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保持多样化和促进创新。

一个残酷的现实是，链条上硬件一环无论如何最终都不会太过成功。首先，人们逐渐意识到，硬件上面捆绑运行的操作系统和服务才更为关键。这就是为什么谷歌可以在非洲一些国家免费发放智能手机，因为它正在全球布置无线传输卫星，并以极低成本打通地面运营商的关节，当地人民只要一开始使用这些手机，就会进入谷歌的互联网世界，也是代表美国文化与软实力的世界，从而成为一个不断扩展的美国数字疆域的臣民。其次，从长远来看，硬件的利润率注定要下降，随着物联网与IPv6的扩散，作为媒介的屏幕和介质可以变得多样化和无处不在，智能手机也许会逐渐消亡，就像当前个人电脑的命运一般。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企业完全可以避开智能手机专利的陷阱，探索多样的屏幕和终端设备，而不是纷纷模仿和抄袭西方的商业模式与设计。事实证明，大部分抄袭是失败的，只有那些真正把握中国网民和用户行为模式与心态的企业才会最终成功。

因此问题回到互联网，而不是硬件。即使我们得以把握西方的知识产权规则，长远来看硬件的胜利仍是微不足道的。中国企业需要开发自己的操作系统，或者建立自己的平台，只有这样的生态系统才有真正的实力同西方展开竞争。我们最近看到的一些互联网企业同硬件厂商展开合作，共同生产智能手机，降低价格，这既对消费者有好处，也进一步普及了移动终端，从而将更多的用户纳入本土的互联网世界，而不是西方的互联网世界。

我们需要真正的开放和创新，并看到自身的弱点。当我们批评西方IT产业的垂直整合与专利战的时候，往往会不经意走向类似的结局。特别是当国家开始推进知识产权战略的时候，专利申请的数量往往被看成是地方政府政绩的一部分，或者是地方保护主义的利器，无论这些专利是否真的能转化成有意义的成果。我们有必要研究知识产权特别是专利制度对地方经济和全国经济的影响，从而不断修正对知识产权本质的认识。事实上，各种硬件入口和媒介都是为了不断搜集有用的数据，分析大数据，从而更好地提供个人化服务，例如医疗、保险、金融、娱乐、买卖等领域。中国企业更应当在这些方面发力投入，而不是仅仅为了空洞的流量和令人厌烦的广告。平台企业甚至可以做得更好，为了培育一个成熟的生态环境，通过平台搜集的个人数据可以在保护个人隐私的前提下与中小合作伙伴共享，开发更多的应用，从而打造真正有价值的产业链，而不仅仅是硬件制造这样的末端。

这一态度甚至应当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指南。数字时代的全球竞争是不进则退的，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很多国家地区都感受到了美国互联网帝国的触手和压力。非洲将是虚拟世界中划分势力范围的最主要地区，其影响丝毫不亚于非洲独立之前的殖民过程，但过程又没有那样激烈。美国的全球战略非常明确，借由互联网自由的意识形态不断推进电信和IT公司在全球范围的影响，传播美国文化，展示软实力。信息终端和数据传输的成本逐渐降低，具有重要商业价值和社会政治价值都都汇集在云端的大数据分析之中，而这些分析方法就是重中之重。可以想见，美国互联网公司不会吝惜硬件的免费发放，因为它们既符合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又可以以低成本在中国，甚至非洲本地生产出来，从而获得更加高端的服务回报。中国目前外援的基本方向仍然是基础设施和经济援助，虽然某种程度上也是免费，但收效并不如互联网带来的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因此如果我们信奉各国的自主和独立，那么不论是中国企业还是政府都有责任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建立自己的信息生产消费系统，以及信息再生产的能力。传统上中国对外政策的珍贵遗产便是反对将自己的文化强加于人，坚持兼容并蓄的态度，不断学习壮大自身。这个思路本质上是反对全球化和消费主义的，因为后者必然通过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的宣传而导致单一语言和文化。我们完全可以在数字时代复兴这一外交政策，帮助别国建立自己的软实力能力，抵制西方电信产业的全面渗透。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脱离意识形态说教的务实的软实力也会得到进一步提升，实现双赢。

本文从软件专利战说起，指出其背后反映的深层次互联网商业模式问题，认为中国国家和互联网企业应当具有长远眼光，迎接大数据时代的商业模式，这对于企业自身和国家软实力的塑造都十分有利。而最终能否真正确立成功的模式，则是数字时代成败的关键，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这类围绕数据展开的新型资本主义企业发展的特点和约束条件。

（本篇原载于《社会观察》2012年第10期，有较大改动，这里是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