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学堂”事件，自高峰枫发表《谁的“燕京学堂”？》一文（《上海书评》2014年5月25日）开始，受到传媒和公众的广泛关注，日渐发酵，讨论逐步升温，加上北大部分教师学生两个月来网上网下的抗议活动，它已然成为高等教育界今年的一大热点事件。“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今天，文科学界两位重量级学者甘阳、刘小枫发表文章《北大的文明定位与自我背叛》（《21世纪经济报道》2014年7月24日，以下简称“《北》文”），进一步以猛烈的火力批判了北大燕京学堂计划，以及由它所代表的英文至上乃至“去中国化”对中国“文明定位”的损害。料想此文必将进一步助推反对意见，使相关讨论走向深入。

《北》文批评力道十足，说了不少不客气（甚至意气用事）的话，读来颇有畅快之感。文章重申了作者多年来对中国大学改革的意见和批评，其中很多观点笔者都非常赞同。然而，掩卷反思，我想至少有两个问题值得提出来，进一步辨析商榷，求教于甘刘二位学长与读者诸君。

首先是树靶子问题，表现在《北》文提出的“英文北大”与“中文北大”的二元对立。这一对概念（以及相关的“法定语言”）大概是二位作者的发明。不消说，在这样一篇时评文章中，读者不应咬文嚼字，追究此种概念的精确性，只要明白作者意在通过简捷直观的符号性表达批判中国大学教育和学术的自我殖民化，也就够了。但问题是，《北》文将“英文北大”与“中文北大”描述成几乎势不两立的状态，以过于简化的处理方式粗暴打发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作者称拟建的燕京学堂为“租界英文学堂”，大加鞭挞，提出中文必须取代英文成为北大的“法定语言”。与此同时，《北》文也意识到不能搞一刀切，因此爽快地赋予了理工科 “治外法权”，甚至慷慨到称理工科“全盘英文化”也“没有什么关系”的程度。于是，人们不禁要问，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就必须由中文作为大一统的“法定语言”吗？《北》文对燕京学堂 “英文中国学”的批判笔者基本上都赞同——“英文中国学”的荒谬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当文章试图“以小见大”，将其论说对象从燕京学堂本身提升到中国文化与学术主体性及文明定位之高度的时候，就有以偏概全、大而化之的嫌疑了，因为它在强调中文之为“法定语言”的正当性的时候，似乎有意无意地将“中国学”等同于全部人文社会科学，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中国学，简单来说，就是以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中国哲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研究。而这三个学科，尽管非常重要也是北大的特色，却不足以充分代表更不能等同于人文社会科学。不论在机构建制上还是师资与招生人数构成上，中国文史哲在北大的全部学科体系中，或者甚至就在文科中，都只是占较小的一部分。北大的外国文史哲学科，以及几乎全部的社会科学学科，都要么属于西学，要么与西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北》文骄傲地宣称中国学必须以中文为正宗，依同样逻辑可以推论，西学当以西文为正宗。甘刘二人多年以来致力于“把西方文明的精华转化为中文学术的资源”，但如果转化之余不能与西方学界就西学展开学术对话，那么这种转化除了“二传手”的功能之外，学术价值殊为有限。而假如中国学者能够就西学与西方同行进行交流，那么“法定语言”会是以及应该是什么呢？不大可能是中文吧。

由此可见，除非将西学从中国大学中完全驱逐出去，西方语言在学术研究和高等教育中的重要性是不能抹杀的，也不应该使之与中文对立起来。《北》文强调：“中国学人对西学的研究是中文学术共同体的内在部分，其目的是为了中国思想学术文化的发展。”这话听起来颇有点自我封闭的意味，其潜台词似乎是：我们用中文研究西学与西方人无关。这显然不是一种恰当的学术态度，而且内在地与引介、研究西学工作本身相矛盾。此外，至少从逻辑上讲，这种“中文的西学”之大行其道也削弱了甘刘对“英文的中国学”批判的力度。

当然，《北》文并非排斥外国语言与文化，它所批判的只是英语在中国学界压制汉语的霸权地位。必须再次强调，笔者对这种霸权批判完全赞同。我的辩驳只是，这个事情不能过于简单化，搞中国学就用中文，而搞西学就可以——在特定情况下甚至鼓励提倡——用西文，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是学术的态度。一般来说，英文在中国大学里不应该具有高于中文的地位，这没有疑义；但是也不应笼统地走向反面，刻意贬低英文。大学是研讨传播学问的地方，任何一种化“意蒂”为“牢结”的立场可能都是有害的。事实上，今天中国大学里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教学是以广义上的西学为主的。有一些学科，如经济学、法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舶来品。相比之下，中国学如今恰恰反倒成了“小众”的学问。很多高校的文科，不论学科设置人员构成，还是研究与教学内容，都是厚西薄中的格局。在这种现实之下，中国的学术主体性与文化自信心绝不是依凭“北大的傲气”重新设定“法定语言”就可以建立起来的。得有能立得住、传下去的真东西。

矫枉不应过正。我很难理解，如果中国经济学家用英文写作发表其研究成果，进而与世界各国的同行直接间接地交流学术（英语是事实上的世界语），为什么就一定比用中文发表差？你能指望一位不能以英语为工作语言的中国经济学家成为一流学者吗？另一方面，可以设问：如果一位哈佛的法国史教授以法语发表了他的专业论文，进而以此与法国史学同行交流，那么他在美国学界会遭到崇洋媚外的指责吗？答案恐怕是不言自明的。

其次，《北》文还在另一个关键的深层次问题上让人心存疑惑：我不太清楚文章的批评对象或其认定的责任者到底是谁，或应该是谁。对此，文章倒不是没有说明，用其原话来讲，责任人叫做“北大主事人”（这一称谓在文中出现38次）或者“北大行政当局”，估计其含义就是以校长为首的北大主要领导吧。我的疑问是，“北大主事人”真的担当得起甘刘二人打的这个板子吗？崇洋媚外难道不是被“北大主事人”“公然糟践”了的“北大现有教授们”的共同事业吗？在工作考核、职称晋升、教员聘用等大学基本人事制度上，种种以洋文压中文、以海归压土鳖的规则与潜规则难道都是“北大主事人”们一手造成的吗？“北大主事人”恐怕独自承担不起这个责任，但不影响他们当替罪羊。中国大学里种种扭曲荒谬的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主事人”和“现有教授们”共同造成的。别说中国大学不是教授治校，敢问治校的那些人哪一个不是教授？

崇洋媚外是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或人格，差别主要在于程度。举个简单例子：在西方国家，一国之内的校际访问学者并不鲜见，因为学术研究各有所长，通过访学可以取长补短相互交流。但在中国，这种事情笔者几乎没听说过；不管什么专业哪个领域（甚至包括“中国学”）的学者，访学十有八九都要去欧美名校。教授们的子女、学生，能送出去留洋的也绝不会留在国内当土鳖。这明显是在用脚投票嘛。君不见，那些在饭桌上对学术发表和课题体制深恶痛绝的学者们，转过身去，在与核心期刊、项目课题打交道时，还不是一样循着为他们所深恶痛绝的那些上得了与上不了台面的规则行事？相当数量的中国学者，至少在一个方面已经与他们的欧美同行接轨了，那就是：不论其思想是左翼还是右翼，生活一律是右翼的。

如果你是那黑暗制度的构成部分，如果你嘴上反对但行动上拥护，那就近乎阿伦特形容的“恶之平庸”了。王朔曾有不留情面的评论：中国“最大的神话就是知识分子受迫害。……杀知识分子的都是知识分子。”这么说，绝不是要站到道德制高点上指责任何人——我没有这个资格。学术对于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学者来说只是谋生手段而已，因此不会也不想去背十字架。但是，即便我们的时代如尼采所说，“看不到多少令人心安的未来。人们活在当下；这精神状态使所有［腐败］诱惑者们如鱼得水，因为人们放任自己仅在‘今天’接受诱惑与贿赂，［却以为］自己依然保有未来与美德”，也不应该颠倒过来，占据“文化主体性”与“中国梦”的政治制高点，“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必须明白，一个压迫人的腐败制度的运行，如果没有那制度中行动者的合作是不可能实现的。这绝不是为积重难返的中国大学及其主事者辩护，而只是提醒批评者不要忘记批评伦理，在批评的时候以为自己可以完全置身事外指点江山。耶稣的名言虽然决绝但不乏警示意义：“你们当中谁没有罪，谁先拿石头砸她！”

回到燕京学堂以及教育“租界”的话题上来，附带一说，人们有理由推测，“北大主事人”在这件事上犯的错误可能是出于公心的，比如那传说中的十亿元捐款，除了办“租界”之外，还可以给北大其他很多师生的工作和生活带来多大的改善啊！而筹款，根据国际惯例，乃是大学主事者的第一要务。

犀利不应以严谨为代价，知名学者在讨论中国大学改革问题的时候更是如此。《北》文整体上以颇为雄辩的言辞揭批了高等教育界的崇洋媚外及其恶果，但遗憾的是行文也偶有失控之处，削弱了其理性色彩和批判力量。比如文章一开头作者称“北京大学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从不认为北大比任何［欧美著名］大学差”——我只能把这理解为基于“北大的傲气和灵性”而为的散文创作。而被《北》文极为赞许地称为“许多有学问有见识的中国学者的普遍共识”的北大辛德勇教授的“广为人知的名言”——“哈佛有一个教授算一个，我们都可以和他们平起平坐”，则更是让笔者这样的北大校友脸红。这像是知名学府教授说的话吗？中国古代史不是我的专业领域，因此无力评判这宣言成立与否。但让人着急的是，“平起平坐”云云，怎能证明“北京大学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应该说哈佛教授不能望其项背才到位吧？或者这叫自谦？但如此以己之长克人之短的谦虚实在有点反讽吧？一位哈佛美国史教授，可能说出“北大有一个教授算一个，我们都可以和他们平起平坐”这种话来吗？倨傲有时候是自卑的一种扭曲表达。

所以你可以知道，中国大学的改革任重道远；其背后的复杂原因，除了燕京学堂所代表的学术与教育自我殖民化之外，还有很多。

2014年7月24日

* 本文经过编辑和略微删节的版本发表于《南方周末》2014年7月31日。此处为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