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象:我乃我是者

《理想国》之二十三

宽侄:

BBC 四台“最伟大哲学家”评选活动结果,马克思独占鳌头,这事其实不奇怪。西欧的社会主义思潮根深蒂固,跟美国大不相同。现在国内看西方,习惯了站在美国这扇窗子后面,所以才惊讶了。

我看你最近的文字带了翻译腔,可以读读马、恩。一方面学点理论;另一方面,“欧化”句式发展至今,已有一定的套路,运用得当,可以非常漂亮甚至气势磅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马、恩喜用排比、反讽,报刊学界模仿者众多。故而前两年我在接受采访时说,马列编译局的文本是现代汉语“欧化”的范例,那种精确、宏大、批判意识和复杂句式,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都改变了。

不过要记住一点,“欧化”无助于学习西方语言。所谓思维方式的改变,只是就观念和意象的把握、建构,以及理论关怀的意趣与深度而言;不是指语言结构。翻译腔再重,模仿得再地道,也还是中文的“词根孤立语”(root-isolating)语法。而外语(活语言)的掌握,如马克思所言,须暂时忘掉母语,摆脱翻译,练习直接用外语思维,直至“领会那新语言的精神,才算运用自如”(《选集》卷一,页604)。

过去上海有一家电影译制厂,专为外国电影配音,不知还在不在。那是标准的翻译腔,文绉绉的,像话剧,颇有感染力。可是你看原版片,听听外国角色说话,什么味儿都有,惟独没有那文绉绉的声腔。然而配音演员的功劳就在这里,创造了一种脱离原版、为中国观众定制的“欧化”对话文体。再如新诗,往往是精心“欧化”的,但是不能“倒回”诗人取法的西文里去。译成例如英文或法文,很可能味同嚼蜡,因为那样的“意象思考”(如庞德)、“通感”象征(如波德莱尔)、“放逐抒情”(如爱略特),在英文和法文诗里是早已用滥了的。可是引入中文却有张力和诗意,能刺激少男少女的情感与想象:“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二十世纪中国,在某种意义上——在为“文明社会”制定法则的老到的西方列强面前——也是个青春期的孩子:初识“现代”,慕求新知,躁动不安。马列文本同西方经典的译介,便不仅是精英政治和话语权斗争的产物了;翻译和“欧化”还是现代汉语知识生产本身的需要,是汉语进入“现代”重拾自尊的唯一门径。

前信谈圣名与禁忌,我怕深了,你倒饶有兴趣。再从译经笔记中抄一题给你,《出埃及记》第三章“圣名降世”一节,也是中文旧译老栽跟头的地方。

摩西为岳父放羊,至西奈山(又名何烈山、上帝之山)。忽然上帝借天使形象在燃烧的荆棘中显现,命牧羊人返回埃及,带以色列人摆脱奴役,去一片“奶与蜜之乡”。摩西大惊。尽管上帝答应“我会与你同在”,他仍不放心,说:假如我遵命回去,向族人宣布,我是祖先的上帝派来的,他们会问:他叫什么名字?我该怎么回答呢?

上帝的答话,便是经文里极重要的一句圣言(3:14):’ehyeh ‘asher ‘ehyeh。字对字地译成英语(如钦定本)和汉语,就是(括号中为词性):

‘ehyeh | ‘asher | ‘ehyeh
I am | that | I am
我是/在/有(动) | (关系助词) | 我是/在/有(动)

我们讨论过希伯来语动词“是/在/有”(hyh < hwh)及其使役形式“生”与圣名(yhwh)的密切关系。此处,这一动词(“我是”)既呼应着上帝对先知的允诺,“我会('ehyeh)与你同在”,更暗示了圣名与耶和华永恒惟一,“一切在我,我生万物”的神性。所以,为强调圣名和神性的提示,七十士本特意把“是/在/有”转换为名词性的阳性分词加冠词:ego eimi ho on,英译:I am the Being。但这译法的缺点是放弃了原文的对称句式和循环复义,不够含蓄。故通行本直译:ego sum qui sum,钦定本从之:I am that I am。路德本动词作将来时态,亦通:Ich werde sein, der ich sein werde。

与经典西文译本相反,中文旧译多试图意译,即离开原文句式,改用一短语释义,直称上帝的神性,例如:

马殊曼本(1822):我也即吾乃矣。
委办本(1854):我自有而恒有。
高德本(1868):我自有所有也。
和合本(1919):我是自有永有的。
思高本(1968):我是自有者。
吕振中本(1970):我是永恒主耶和华。
现代本(1979):我是创始成终的主宰。
新译本(1993):我是自有永有者。

八个译本大致采用三种译法:吕振中本和现代本的译文读来顺口些,只是太直露了,口吻不对,亦非上帝的原意。上帝并没有给自己下定义。他的意思,是要摩西和以色列人自己去琢磨领会,所以才设下了这个“字谜”。

委办本至思高本、新译本,都是拿“有”字作文章,取其“存在”之意。然而,“有/存在”只是圣名复义中的一个义项。“有”还是中国古典哲学的基本术语和反复诠解的概念之一,是中文读者的熟词,用来提示圣名就不够警醒。何况为便利阅读计,“自有”“恒有”“永有”,到底不如“永恒主耶和华”或“创始成终的主宰”来得明白易懂。其实这是翻译的常识:一般说,译戏剧性的故事对话,例如亚伯拉罕夫妇热情款待耶和华与两位天使(《创世记》十八章),可多用口语熟词,以求生动,贴近读者的生活经验或道德情感。但原文哲理教义的术语、别具一格的比喻,就应当取陌生些的直译的说法。

惟有最早的马殊曼本是直译,“我也即吾乃矣”。虽然口气迂腐,路子却是对的。翻译如同作文,简洁“不隔”为上。双关复义的“字谜”,能直译的总归直译为好。既贴近原文的词形句式,不易误解,又能暗示圣名的丰富含义,与注释配合。不过,“乃”字在此处只可作系词,无法跟原文“是/在/有/生”,即动词“to be”在西方哲学、文学和神学史上的深厚传统建立联想。这是译经伊始,传教士们就拿它没办法的一个难词。委办本以降,无论用“有”字意译,还是如吕振中牧师那样以“永恒主耶和华”直称,都是因为在汉语里找不到一个对等的涵盖“是/在/有/生”全部义项的动词。

但是今天,汉语的韧性已大大增强,远非二百甚至二十年前可比。在哲学界,“是”字的含义正在变宽;基于当年陈康先生的主张,学者们开始探讨用“是”来转译“Being”(德语:Sein,希腊语:on)的可能。原先受马、恩著作翻译的影响,动词“是/在/有”当哲学范畴讲,通常是统一译作“存在”的。但近年来这“标准”译法受到了质疑。尤其西方哲学译家王太庆先生发表论文《我们怎样认识西方人的“是”》(1993),引起了热烈讨论。按照王先生的意见,“存在”改译为“是”,看似生硬,许多哲学史的问题反而容易说通。例如笛卡尔的名言:cogito ergo sum,通译“我思故我在”,人因为(能够)思维而(证明)存在,就过于狭隘了,难免误会。译作“我思故我是”,则提出了一个深刻的本体论命题,值得好好研究。廓张“是”的义项,有利于我们分析理解西方哲学同宗教思想的一个基本范畴,从而丰富中文的思辨与表达。

既然已有这个开端,我以为“是”的“欧化”新用法,让它兼指“存在”“出现”“发生”,是可望逐渐为学界和读者接受的。而“圣名降世”一节的汉译,若想突破上述“有”字等片面诠释的困局,便系于这“是”字的演进了。有鉴于此,我就循通行本的先例,直译为:

我乃我是者。

这么译,我想至少有三个好处:一是简洁,略同原文的句式风格;二是因其表达的陌生,读者须停下思考,一如那聆听着燃烧的荆棘的先知;第三,紧接着,不必意译拐弯,便可以凸显上帝谕示摩西的双关(3:14):“你可对子民这样说:我是由‘我是’('ehyeh)派来的!”

二〇〇六年四月,原载《南方周末》2006.7.1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

[本文收于《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

5 Comments

  1. 路过 · 2008-10-19 Reply

    白马非马. “非”不是一般的”不是”的意思. 如果译成白马不是马, 公孙龙要气死了.

    I am that I am.
    一样, 需要区别”am”的意思.
    两个都是古典而经典的例子.

  2. Επταριθμος · 2009-3-11 Reply

    若依希伯来本,及拉丁通行本的傳統,翻作“我乃我是者”固為確當。
    但是,對于宗奉七十本的人群(東正教徒)來說,ἐγώ εἰμι ὁ ὤν則是翻譯的“底本”,甚至是比希伯來本更加有權威的“正經”。尤其 ὁ ὤν,對于東正教徒來說,簡直可謂是替代了“不可讀的四字母”的“三聖字母”,在一切東正教造像(不論該教會是否以希臘文為教堂課誦語言)中,基督頭像的光冕中必然包含這三個字母。
    而I am the Being的英譯,則可說是遵循了七十本的傳統。若要依照這個傳統翻譯此一聖名的話——我思考了很久,卻找不到合適的譯文。ἐγώ εἰμι兩字倒無問題。問題在于 ὁ ὤν。困難至少有三處:
    一者漢語中無可和ὁ 嚴格對應的冠詞。
    二者漢語無詞性,無法表達出這里“存有”的陽性格式。
    三者漢語中缺乏表示“存有”的單詞(這一點馮先生已經提到了)

  3. Επταριθμος · 2009-3-12 Reply

      讀馮先生《我乃我是者》篇筆記
        
      馮先生此篇文章,不單梳理了古今中外多種譯本中對此“在西奈山被莊嚴宣示的聖名”的不同處理及其得失。也揭示了聖經中譯歷史中一個至今常被忽略的問題:迄今為止,多數譯者對“聖名傳統”的隔膜甚至全然無知。
        
      由馮先生此文,可以看出對此聖名翻譯的兩種不同進路,或曰兩種不同傳承:
      第一種是依照希伯來文直譯的傳統,可簡單表述如下:
      אהיה אשר אהיה——ego sum qui sum——I am that I am——我乃我是者
        
      第二種則是源自七十本的傳統,表述如下:  
      ἐγώ εἰμι ὁ ὤν——I am the Being
        
      依希伯来本,及拉丁通行本的傳統來說,馮先生將此聖名翻作“我乃我是者”固為確當。
        
      但是,對于宗奉七十本的人群(東正教徒)來說,ἐγώ εἰμι ὁ ὤν則是翻譯的“底本”,甚至是比希伯來本更加有權威的“正經”。尤其 ὁ ὤν,對于東正教徒來說,簡直可謂是替代了“不可讀的四字母”的“三聖字母”,在一切東正教造像(不論該教會是否以希臘文為教堂課誦語言)中,基督頭像的光冕內必然包含這三個字母。在東正教教堂每日的儀軌課誦中,“噢唵埃弗洛吉托斯合利斯托斯噢德奧斯伊蒙(Ὁ ὧν εὐλογητός, Χριστὸς ὁ Θεὸς ἡμῶν)”亦是孺子皆知的習誦經文。
        
      若要依照這個傳統翻譯此一聖名的話——我思考了很久,卻找不到合適的譯文。困難至少有三處:
      一者漢語中無可和ὁ 嚴格對應的冠詞。
      二者漢語無詞性,無法表達出這里“存有”的陽性格式。
      三者漢語中缺乏表示“存有”的單詞(這一點馮先生已經提到了)
        
      思之再三,勉強可以翻作:我乃彼是者。但是,這一譯文還是很不令人滿意的:
      其一,原文的陽性冠詞Ὁ若翻作“彼”(或者作‘那’亦可),雖可表現出這個冠詞在義理上的作用——指示出這個“ὤν”是有位格的上帝,而非泛泛的“大梵”“天道”“自然”等。但是,卻也有“過分強化”的缺陷——冠詞本身絕無“彼者”“他者”的意思。若讀者以此中譯還原成希臘文,則“彼”多半會被理解成εκινος的意思了。
      其二,“彼”(或者‘那’)一字,若被理解成εκινος的意思,則是否會損害經文義理的表達?幾經思考,至今沒有找到一定的答案。
      從一個方面來說“我乃彼是者”譯文的缺點是在中文里無端引發了“我”和“彼”的對立(原文是沒有這一層意思的)。就義理說,上帝性之本元,以其自性為居所(‘上帝居于其自身’),也就是說,上帝要么“他是他是”要么“我是我是”,說上帝“我是他是”,則有割裂神性唯一本元,變成“二上帝說”的危險。
      從另一個方面來說,上帝是“絕對的他者”超在而不同于神人萬等的受造物。若說上帝自稱“彼是者”,似乎又能表現出這一方面的義理,而不算是全無道理了。
        
      或者又可這樣處理:既然末尾的“者”字已經可以體現出“位格”,則干脆不要在中文里試圖表現冠詞,翻作“我乃是者”。這樣固然可以避免上述的麻煩,讀來卻總覺得缺少氣勢,沒有原文的那種味道。
        
      也許諸君會感到我的這些思考實在是庸人自擾——你干脆放棄七十本的傳統,采用馮先生的“我乃我是者”不就好了嘛,義理上也無問題,文字上也無問題,況且大賢熱若尼莫也遵循了這一傳統的(Ego sum qui sum)。對此我只能說,這就是宗教譯經和學術譯經之不同了。宗教講求的是尊經,尊經則必尊傳承,尊傳承則必要求“純一”而不“雜染”(在可能的最大程度上)。因此,嚴格意義上的“東正教舊約譯本”其實必然就是某一種教會所能接受的希臘文七十版本的譯文。至于那種合參了希伯來本,拉丁通行本,乃至各種科普特文,敘利亞文古卷的譯本(比如思高本),可能有很高的學術價值,但是在東正教看來,則成了沒有宗教價值的“雜和菜”了。
      換言之,東正教的譯經理想十分簡單,只是希望在可能的最大程度上,將希臘文的七十本“復制”到其他語言中而已。這一理想,讓譯者省去了“文本考證及比較”的許多煩難,如何在保證譯文“信達雅”的前提下,進行這一“忠實的復制”,則是所要著力的重點了。 

  4. Editor · 2009-3-12 Reply

    编辑转帖冯象先生对2楼留言的回复:

    《出埃及记》3:14,七十士本的ego eimi ho on (I am the Being)虽与原文略异,“ho on”恐怕也是译为“是者”为好,而不应解作“存在”。关于希腊语einai (to be)的系词、存在与断真用法及汉译,目前最深入而详尽的研究,是王路先生的《是与真:形而上学的基石》人民出版社2003,可以参考。
    谢谢网友提问。

  5. Επταριθμος · 2009-3-13 Reply

    謝謝馮先生的答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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