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阅读与思考——访赵晓力老师

学会阅读与思考——访赵晓力老师

赵晓力赵晓力老师是学生眼中极具个性的老师,因为他渊博的学识,冷峻的作风,直言不讳的性格和对学生的严格要求。

4月的一个午后,记者与赵晓力老师进行了2个小时的交流。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当初高考报考志愿的时候是怎么选择法律这个专业的?是出于对法学的喜好吗?

赵晓力(以下简称赵):这个未必是。你们学习法律的时候,法律已经很热了,你们都知道法律是干什么的。89年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中学里学过相应课程的你是知道的,比如说,你知道物理系是干什么的,化学系是干什么的,中文系是干什么的——当然这里面有误解。许多文学青年认为中文系是作家班,进来之后才发现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而是研究作家和作品的,不免沮丧。我至今还记得当年南大中文系老生帖在树上的迎新标语:“黔无驴,有好事者车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

法律是中学里没有的课程。政治课上学过一点点《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但那是针对“坏学生”的,能考上大学的都不是坏学生,是不是?我的印象中,我们南大89全班五十多个人,上大学前不知道法律是干什么的占大多数。许多人第一志愿报的是中文、国际贸易之类,第一志愿没有录上才到了法律系。

我的第一志愿报的就是法律。我可能比其他人了解得多一点,当时《光明日报》有一个的系列访谈,访谈的对象是八十年代知识界的人物。通过这个访谈,我大概明白了大学里各个学科是干什么的。

我报志愿的时候,采用的是排除法。我当时大概知道别的学科需要什么。比如说学经济的话,数学要好一些,我的数学并不是最好的;学哲学的话,必须是天才,我不是天才。我对法律有些模模糊糊的了解,好像还知道点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区别,因此就选择了法律系。

记:您当时选择法律时,想过毕业以后的出路吗?

赵:没有。我相信当时99%的学生上大学的时候都不会去考虑毕业以后的事情。当时是国家包分配的。工作不是你考虑的事情,是国家考虑的事情。当时也没有你们现在体会到的专业之间的这么森严的壁垒,学法律也未必要干法律,上了法律系也并不意味着你所有的时间都要学法律。86年才通过《民法通则》,而且当时人们还在对中国经济改革需要民法还是经济法激烈争论,也没有现在这么多繁琐的民法课,唯一在智力上有点吸引力的是刑法,它有个犯罪构成的理论。我记得是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法律才热起来,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嘛。

记:能不能谈谈您的大学生活?

赵:我们的大学生活比你们要轻松得多,没有这么多的部门法要学,因此就有时间接触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89年到92年的知识界万马齐喑,但80年代的积累还在,图书馆的开架阅览区,有许多被翻得破破烂烂的书,出于好奇你也会翻翻看。我记得有一本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几乎每一句话下面都被用不同颜色的笔重重划上了道道。当然那时候的书也没有现在这样多,开架阅览区也不过十几个、二十几个书架,让你觉得这些书你是可以读得完的。我在大学毕业前读完了《读书》的所有过刊。小说的期刊也是来一本读一本。反正无聊的时间居多。无聊才读书嘛。

记:您认为您当时是一个勤奋的学生吗?

赵:那当然不是了。我只得过一次奖学金。大学第一个学期得过一个三等奖学金,其他都没有了。我们那时候有个偏见,认为拿奖学金是女生的事。只有女生才会在考试前一天晚上点个蜡烛,躲在蚊帐里用功,两个小时后再叫醒另一个。我们不干那个事。

但现在想起来,我可以说,我在南京大学度过了最美好的四年。春暖花开时节大家会结伴去中山陵、梅花山、灵谷寺、玄武湖、莫愁湖、燕子矶游玩,梅雨季节睡觉的睡觉,打牌的打牌,上课的上课,实在无聊就去图书馆翻翻书。

记:后来您为什么选择读研究生?

赵:考研究生,其实跟你们现在一样,无非是推迟就业,还想在学校呆下去。

我们毕业时,工作已经不是全部由国家分配了,会有一些人自己去找工作了。92年南巡讲话将大家从梦中惊醒,校园里一夜之间摆开了无数小摊——这是大家当时对市场经济的理解。物理系有个宿舍用学校的电维修电器挣钱,学校老查,现在他们在窗口打出了支持南巡讲话的标语,学校也不敢管了。我们毕业的时候已经有招聘会,双向选择,我写了一份简历,复印10份,没有发完就回来了。当时也没有那么多人去做律师;司法改革还没开始,法院也没有意识要到大学里要人。当时出去工作的同学也不是都做自己的专业,做什么的都有,有一对为了爱情到了一家工厂。苏南的同学大多回到了家乡,苏北的一些留在南京,其他各省大都回到各省。当时考研究生的人也很少,我记得当时我们班50多个人里面就只有4个考研,两个考上,两个没考上。

记:当时考研究生的成本大吗?

赵:不会比高考难。我考研究生前还到北大来了一趟,准备考沈宗灵老师的研究生,我当时还上了他的一堂课。我忘了上没上过政治考研的辅导班。其他的专业课,有一门西方法律思想史,南大法律系没有这个课,我是自己看的。

我们考研究生跟现在不一样,压力很小,不像现在要像对待高考一样去对待。考上了就去,考不上就算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竞争也并不激烈。

记:您读了研究生之后,与本科相比有什么不同么?

赵:我们上研究生时,社会科学已经大规模开始进入中国。其中最强劲的是经济学。北大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是在94年成立的,他们在3天时间里,举办了14个讲座,我的感觉是刷新了一代学术。在经济中心成立的第二个学期,据说有一门《资本论》的课上,一个学生也没有;给两个青年老师排了课,结果他们都没有来上,一打听才知道是出国读学位了。

那时候海外中国研究开始也传播进来,黄宗智两本经济史的书引起了很大的关注。莫言读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说,“TMD小说也能这么写”,当时这种“海外中国学”给人的感觉就是“原来中国也能这么研究”。研究生期间我主要对经济学和社会理论下过一些工夫。

记:您当时一起搞了个读书会是吧?

赵:在北大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们身边已经有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北大通过自己这块金字招牌的确网罗了一批有着同样兴趣的人。法学院、社会学系、哲学系、中文系、历史系,大家都有一些专业之外的书要读。

读书会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些书你一个人读,怎么读也读不懂。没办法就只好大家凑在一起读。刚开始时,是一个人去读,然后给大家讲。后来发现,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你读完觉得讲的是这个,我觉得讲的是那个,没有一致意见。吵来吵去,就只好大家一起逐字逐句去抠。读书会的规矩是来者不拒,往者不追。很多人来了又走了,名字现在都不记得了。

记:您的博士是跟着苏力读吗?

赵:不是。这个很多人都搞错了。那时候苏力还不是博导。搞错的原因可能跟我给他写的那个序言有关系。那时候苏力常常下课后饭也不吃,跑到我们宿舍,非要跟你谈学问。不光如此,在法学楼里,他碰见你也是谈个没完。我总觉得那个法学楼不是个谈学问的地方,会让人侧目而视,认为你有毛病,所以经常觉得很不好意思。

另外一个有这个毛病的就是李猛,吴增定说,李猛经常在食堂里排队买饭的时候旁若无人地跟他讨论什么学术,声音大得满饭堂的人都听得见,他就只好唯唯诺诺,说你说得对。(笑)

记:读博的时候没有考虑过其他的事吗,比如说出去找工作?

赵:你要知道我们当时读完博士后要出去找一份教职的话,虽不像现在这么难,但也已经有点难了。当时我也也找过工作,我还找过清华,就是那个二十一世纪研究院,公管学院的前身。之所以记得这个地方,是因为这个地方比较好,拒绝我也给我回了一封信,说他们那儿要研究宏观问题,我的研究太微观。后来北大法学院搞了个公开面试,我印象中是唯一的一次,我参加了,后来就留下来。

记:您觉得北大清华有什么差别吗?

赵:北大非常好的是它有一个非常好的图书馆。北大有另外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它有一个非常好的reputation。大家都冲着那个牌子去。因此全中国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学生都在里面。当然全中国最差的老师、最差的学生也在里面。想想我在北大批的卷子,最低分给过8分,你相信吗?这卷子里根本就没写几个字。

清华是一个工业社会,纪律社会,清华非常的理性化;北大是一个农业社会。做学生在北大最好,像让?雅克就是把爱弥尔带到乡下去教育,农业社会无组织无纪律,没人管你。在那儿工作的话就有一些不好,也是因为没人管你。但是自由还是有的。后来有人要把北大也改革成一个公司的样子,自由剥夺了,同时还不管你的生老病死,我就觉得北大没什么好呆的了。

记:您在北大给过最低分8分,但在清华为什么没有这种情况呢,是清华的学生好,还是您的风格变了?

赵:不客气的说,是清华的学生比较平庸一些。清华最差的学生比北大最差的学生要好,但清华最好的学生比北大最好的学生要差。作为一个老师的话,当然希望到了清华以后,清华最好的学生要比北大最好的学生还要好。当然好学生不是教出来的,但你可以算在自己账上。

记:那您觉得这个不同是入大学以后的不同,还是在入学前就有的不同?赵:我觉得大概跟学校有一些关系。这个学校是一个工业社会,所以把每个人都当作螺丝钉去看待。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位置,像你们今天就是被派来的,你们可能也没想过这个事值不值得干。但是你在做这个事之前,要先想一想,你自己是否适合做这个事情。清华毕业的学生比较乖巧,用人单位会比较喜欢。但是你是不是一辈子就想做一个被人使唤的人?如果你愿意的话,当然也完全可以。如果以后这个国家的政策指定者全是北大的学生,政策执行者全是清华的学生,那也没有什么不好。

记:那您眼中的优秀的学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赵:优秀学生的一个标志就是可以跟你平等地讨论问题。

记:就像苏力当年跟您的讨论一样?

赵:对。我们当然也毫不客气的跟他讨论。我给他写一个序言,在北大那个氛围里,没人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的。

记:能跟您一起讨论不仅是一种勇气吧,而是一种能力。

赵:那当然,跟任何人讨论都是这样。你们没当过老师,你上几次课之后,你扫一眼,几十个人的一个教室里,谁在跟着你平等地思考问题,一下子就能看出来。

记:您觉得到了清华之后跟您以前的生活有什么改变吗?

赵:从教书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任何老师都要因材施教,要顺着材料的纹路来做。比如说,我在北大给一年级第一学期的新生开课,一学期读五篇文本,《1984》、《审判》、《局外人》、《云》、《苏格拉底的申辩》,觉得莫名其妙的学生也不会乍翅,你爱听不听,这就是北大的开课自由、听课自由。在清华大概不能这样,学生会告到系里去,说我好不容易考上了法学院,你给我开中文系的课干嘛,而且你跟学校说不清楚。

记:最后,想请您谈谈您对我们同学的希望。

赵:清华学生的做事能力很强,行胜于言嘛。我跟王晨光老师带着学生下去搞法律援助,哇,订票啦,联系啦,安排这个,安排那个,学生分工明确、井井有条,你扛着个脑袋跟着学生走就是了。在北大,我跟着苏力老师搞调研,管账啦报票啦都是我的事,但一到讨论问题,清华学生明显比不上北大学生,首先知识面就很窄,除了课本上的东西,你们读的闲书太少了。

法学不像工科,工科是不怎么需要念书,他们做做题、做做实验就行了,工科的主要原理100年前就已经形成了,你不需要发现热力学第二定律,你只要把那个内燃机怎么尽最大的效率给它设计出来就行了。但社会科学不一样,中国社会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没有什么万古不变的热力学第二定律指导你。事实上中国社会的热力学定律还需要我们去发现。

但是我们清华现在的学生似乎就没有为思考而读书的习惯。我侧面打听过,你们说的读书就是指读教材。大部分人对知识没有兴趣,只是对成绩有兴趣。当然北大的大部分人也是这样,但北大一个班上,总有那么一两个是例外。我常说,孔夫子有个百分之二点四定律,就是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如果六十个人中一个都没有,那就比较令人沮丧。清华学生做事能力很强,如果再形成好学深思、明辨审问的风气,那就能成为中国最好的学生。

中国现在仍然处于一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里,仍然需要清华、北大为民族的崛起培养未来各方面的领袖:文化、道德、科技、政治、经济等等。中国知识分子自古都有以天下为己任、当仁不让与人的传统,我希望在你们身上看到这样的传统薪传火继下去。

附赵晓力老师简介:

教育背景:南京大学法律系法学学士,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北京大学法学博士

工作经历:
1997年7月-2004年9月,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
2004年9月-至今,清华大学法学院,讲师,副教授

清华大学法学院团委 张元智 刘颖姣 卢婧婧

5 Comments

  1. 幸运的小贝 · 2007-5-18 Reply

    下学期就要开始在北大读法理的硕了, 不过现在却有点迷茫… 好学生的确应该是赵老师说的那个样子… 可虽然现在学习的条件比那时要好了很多, 其他方面的压力也增大了不少, 做一个好学生, 似乎也不是很容易…

  2. SM · 2007-5-18 Reply

    祝贺小贝。其实我总觉得“修行在个人”,学校只是提供一个发展的平台。例如,像赵晓力老师所说的,北大有一个非常好的图书馆,这是北大人的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图书馆,是我对北大最怀念的东西之一。

  3. 逍遥 · 2007-5-20 Reply

    受益匪浅,好老师就像他这样,只是好学生现在太少。

  4. 法大人 · 2007-5-24 Reply

    好老师都来政法吧!好学生都在这里等你们呢!
    按比例来算,这里的好学生是最多的呀!

  5. ziyou · 2007-5-29 Reply

    读了此访谈,感觉收获颇丰.个人以为,学法学少不得要读一些文学著作,文学比法学更容易体现人文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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