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斯蒂格利茨经济学文集》序

林毅夫:《斯蒂格利茨经济学文集》序

斯蒂格利茨经济学文集

  六卷本《斯蒂格利茨经济学文集》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这是一件值得我国经济学界庆祝的好事,尤其是希望通过学习现代经济学来推动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和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学子们都应该为此感到高兴。这套文集不仅让我国的经济学界有机会较为系统地了解一位当代经济学大师的贡献,而且,也将使得我国的经济学界有机会了解到一套以新的范式构建的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

  现代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后开始逐渐建立起来,其间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以市场中的所有参与者信息是充分的,调整是瞬时的,不存在交易费用,各种产品、金融、保险市场是完备的为范式来进行经济理论研究。根据这个传统范式,市场是一个最有有效的制度安排,市场中的每个决策者的自利行为将会导致资源的最优配置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政府只在扮演“守夜人”的角色,以维持社会秩序和市场的正常运转。最早对上述范式提出修正的是凯恩斯,他从对1929年开始的经济大萧条的研究中,观察到市场工资调整具有粘性,放弃了瞬时调整的假设,据此建立起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罗纳德·科斯则从对工厂制度的考察中提出交易是需要费用的,开启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和发展;乔治·斯蒂格勒则放弃了完备信息的暗含假设,提出了信息不充分,信息有价值,信息的获取有成本,使信息成为现代经济分析的一个重要考虑变量。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其他另外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阿克洛夫和麦克·斯彭斯则进一步提出,不仅信息是不完备的,而且信息的分布在生产者、消费者、所有者、委托代理者之间是不对称的。对上述标准范式的修改使现代经济学得到巨大发展,在新的范式中,市场竞争不再必然会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可以发挥比“守夜人”更为积极的作用。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信息不充分、不对称、交易费用高的情形比发达国家中严重,因此,根据新范式的理论所发展出来的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应该更具有参考借鉴价值。但是,传统的范式以其简单、在数理模型中易于处理而在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中仍然被作为一个基本范式,经济学的入门教科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基本上是建立在传统的范式之上,除了深入研究当代经济学的学者,普通人很容易就接受这样的理论体系。尤其,发达的国家以自由竞争的市场为其基本的经济体制;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在20世纪50、60年代为了赶超发达国家而推行了许多违反比较优势的政策,使得赶超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只有依靠国家对市场竞争的直接抑制来保护补贴才能生存下去,效率非常低,导致了各种危机。因此,两相比较特别容易使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低效率是由于市场制度的不完善所引起,而接受了传统范式所作的各种政策建议,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是由于市场化程度不足,解决之道在于消除政府的干预,只要让市场发挥作用,一切问题就可以消弭。这种看法在我国的学界也普遍存在。

  理论的作用在于帮助人们了解现象,进而改造现象。然而,错误的理论就像错误的地图,经常会误导人们走入歧途。根据传统经济理论范式形成的华盛顿共识使得许多计划经济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型陷入了困境,我国的改革开放在缺乏理论指导的条件下,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来进行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我国向市场经济体系的转型尚未完成,卫生、医疗、教育、社保、国企、财税、金融等一系列领域如何深化改革,理论界和政策研究部门存在着诸多争议,这套文集所呈现的理论体系和分析范式将可以开启我们理论研究和政策讨论时的许多新思路。

  这套文集所选的107篇论文篇篇都是原创性的经典之作,阅读这些文章时,除了欣赏其数学模型的精致、理论逻辑的完美之外,读者更要去了解为何斯蒂格利茨教授能够如此具有原创性?无他,来自于他对真实世界的关心。在大学时代他就热衷于政治和社会改革,1963年8月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领导反对种族主义的和平示威并发表“我有一个梦”的演说时,斯蒂格利茨是那场示威的参与者之一。他这种对社会、对真实世界的关心促使他出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并参与和挑起了许许多多的政策辩论。我曾有一次问他是何种机缘使他放弃了传统的经济学范式,他告诉我,他小时候在他出生、成长的加里城(位于芝加哥之南、密执安湖畔的一座著名钢都)看到许多不得不失业的工人,可是,根据传统的范式所建立的宏观经济理论模型却说,那些工人是自愿失业。我想就是因为关心真实的世界,他才有机会看到传统范式下的许多理论模型的结论和他所了解到的许多真实世界的现象不一致,也正是由于看到了这些不一致才使他有机会提出的理论范式。

  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时,斯蒂格利茨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已经是老师、同学们的共识。到2001年他获得此奖时,才58岁,是获奖时年岁最小的几位经济学家之一,可是对他来说这已经算是迟来的荣誉。20世纪90年代中他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主席时,有一次在华盛顿的一个会议上,我问他为何尚未获得诺贝尔奖,他戏称一个经济学家只有在他的理论被证明是错误时才会获得此奖。2005年3月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基金会举办的中国发展高峰论坛上,他作为午餐会上的主讲嘉宾,我主持会议并介绍他。利用那个机会我问他现在已经获得诺贝尔奖了,那么,他提出的理论是否也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当然,那是为了增加会场气氛的一个戏问,可是,何尝不是一个严肃的方法论的问题。“道可道,非常道”。经济学的“常道”是所有决策者都是“理性”的基本假设,现成的理论则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的“可道”。所以,只有理论模型所假设的约束条件和现实现象背后的决策者所面对的真实约束条件是一致时,理论模型才反映决策者的理性选择。由于限制条件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制度等因素的不同而差异,任何理论模型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斯蒂格利茨的新范式下的理论模型比传统范式下的理论模型跟转型、发展阶段中的我国更贴近,他的理论对我国更有参考借鉴价值,但是,也不能简单照搬。大画家齐白石教导他的学生:“学我者生,似我者死”,要求他的学生学习他的艺术精神,不追求和他的绘画的表面相似。相同道理,在阅读这个文集的文章时,不仅要了斯蒂格利茨的新范式和其理论结论,更要了解斯蒂格利茨的胸怀以及他如何观察真实世界、如何进行抽象和构建理论模型的方法。我国转型和发展中的许多现象很难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我国的改革和发展中的现象也很有可能需要放弃传统范式中的某些暗含的假设,提出新的范式才能最终使得理论和现象得到统一。能以这种态度来研读这套文集,那么,这套文集的出版必将能推动我国经济学研究和理论的大发展。

2007年3月于朗润园

Leave a Rep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