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象:不上书架的书

冯象:不上书架的书

  我向来买书不多,大约是少年远行,长期居无定所的缘故。德国谚语:搬家三趟,如遭火烧。书最重,每次搬家都不得不“处理”一批。与其忍痛割爱,不如不买,我想。于是就越发依赖图书馆了。但是昨天数了数,家里居然摆了七只书架,而且插在那里的书好些还崭新的没画过杠杠,没插字条,没读过!真是惭愧。再检查一遍,书桌上下、沙发周围、茶几、窗台、厨房、厕所……处处是书的领地。这些没能上书架的书,却都是翻阅了的。这样看来,书架反而是为那些不常用或无须读的书设计的了。

  有个编辑朋友问,哪些书对我影响最大,希望谈谈,向读者推荐。我想,根据上述观察,一本书对我的影响大小,与我“亲密接触”的程度,不妨以它离开书架的时间长短,跟我书桌上那两盏台灯的距离远近来定。所以我现在坐回书桌前面,就手边堆着的书一一看去,觉得可以举出四本来同读者谈谈体会,即《史记》、《共产党宣言》、《圣经》和《神曲》。

  《史记》

  中国古人的文章,最令我仰慕的要算太史公的“无韵之离骚”了(鲁迅语)。什么时候开始读,记不得了,大概在初中一年级,“文革”开始之前。因为“文革”爆发,先父即被“揪出”游斗隔离审查,上海社科院和华东师大的造反派轮番抄家,信件手稿通通抄走,书柜全部贴上封条,而那本《史记》选读是没有被没收或封存的。我上山下乡去云南的前一日,获准见父亲一面。红卫兵将他押回家来,在主席像下开批判会,要我同他划清界线。我未吭声。临走,父亲说了几句广阔天地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话。但当他听说我行囊里除了红宝书、赤脚医生手册之外,还有鲁迅、《史记》和英语词典,即面露欣慰之色。后来知道,他在“牛棚”里常默诵《报任安书》激励自己:“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我对太史公的偏爱就更深了,尤其钦佩他忍辱负重,发愤“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那种“倜傥非常”的人格。但那本选读,却早已不知被谁借走或遗失了。一九九八年返北大讲学,沈昌文先生陪同至国林风书店浏览,见新复刊的《中华活页文选》中有《报任安书》并《太史公自序》一辑,顿时往事一一来到眼前。回到上海,立即系围裙掸灰理书,从书架上取了一套父亲用过的上海文瑞楼版《百五十家评注史记》带来美国。从此又得以随时受教于太史公了。

  《共产党宣言》

  我在云南乡下自学英语和法语,每月将作业(翻译和作文)寄到杭州,请我的姨夫王承绪先生批改。姨夫曾留学英国八年,精通数门外语。他虽然戴着“反动学术权威”等好几顶“帽子”,但抄家批斗之余,尚能“改造使用”,做一点翻译工作,故可以当我的启蒙老师。我那时用的英法文词典和读的原著,都是他赠送的。我一头钻进外语里去,中文就受了影响,信也写成“洋腔洋调”的了(母亲语)。父亲在囹圄中得知,建议我对照中译本,学习(恩格斯亲自校对的)英文《共产党宣言》。一对照,就意识到了自己的语病,同时也十分佩服马列编译局的专家们。不过《共产党宣言》还给我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形象化的理论语言的感染力。或者说,理论作为信仰,其真正的成功和诗歌小说是一样的,也在于打动读者的情感、良知,进而支配他的想象力。“文革”后期,父亲的战友、同学和师长陆续“恢复工作”,我去各地拜访他们。在他们身上,我常能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的力量,从而理解了他们:学生时代为什么奔赴延安、投身革命;为什么屡遭迫害,甚至家破人亡,仍然无悔;仍然愿意如果重头再来,还是走这条荆棘丛生的道路,一定还犯同样的“错误”。

  《圣经》

  我初学外语时,文学兴趣在十八十九世纪小说、法国象征派及英美现代诗。但稍稍深入,即看到《圣经》对西洋文艺的巨大影响,遂开始研读《圣经》,并对古典语言(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产生了浓厚的学习兴趣。考进北大西语系读研究生后,专业定在中古文学;中世纪文献多与基督教有关,故《圣经》是必修的科目。从此各种版本的《圣经》高踞案头,几乎天天翻阅。中文《圣经》最早也是在父亲的书架上翻见的,出国后收集了几种,但从未仔细读过。直到入耶鲁法学院,有朋友在神学院学习,拿中文《圣经》来找我讨论,才发现内中舛错不少,包括误译漏译和语言风格上的问题。耶鲁的神学院和哈佛不同,是培养牧师的。中译本的理解使用,对于那位朋友便是很实际的问题。后来在香港工作期间,也有道内友人提出这个问题。《圣经》的原文是非常朴素、圣洁、雄健而热烈的,到了中译本里,却成了半文不白、诘屈聱牙的“洋泾浜中文”。这和《圣经》译本在西方各国的崇高的文学地位恰成对比。因此萌发了重新译注《圣经》的计划。《圣经》是人类有史以来流传最广读者最多的一部书,也是支配我们这个世界的强势文明的源头经典之一。我以为,读者从求知的立场出发,读一读应该大有益处。

  《神曲》

  有一阵子,我热衷于译诗,各种语言各个时期的诗,只要喜欢的都试一试。先父曾请上海外国语学院方重先生批阅。方先生是翻译大家,功力极深,往往改一两个字,一行诗就生动了。我对他翻译的陶渊明和“英诗之父”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和《特罗勒斯与克丽西德》尤感兴趣。后来我的北大硕士论文和哈佛博士论文写的都是乔叟。乔叟早年到过意大利,深受但丁、薄迦丘、彼特拉克的影响;所以到哈佛不久,但丁和意大利语便排进了学习日程。过完大考,游历欧洲,特意追寻乔叟的足迹,访问了但丁故乡佛罗伦萨。但丁之吸引我,不仅因为他是“天堂大门为之打开两次”的伟大诗人(《神曲·天堂篇》15:30),还因为他的艺术风格与中国人的情趣气质和文学传统相距甚远,例如个人化的喻指象征、寓崇高于简朴的叙述以及对语词的复义/复调效果的追求。故而百读不厌。据报道,北大西语系田德望先生译注的《神曲》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田先生早年留学佛罗伦萨研习但丁,晚年不顾癌症缠身,倾十七年心血铸成此伟业。功德无量,实在是知识界一大福音。

  美国商学宗师奥地利人杜拉克(Peter Drucker)博士今年九十四岁。神态举止看似八十,开会听他作主题报告,敏锐通达恍若盛年,方悟得“人生四十才开始”这句话什么意思。会上有人问他可有长寿秘诀,他顿了顿,道:读书。我每五年把莎士比亚全集从头至尾重读一遍。会场上鸦雀无声,接着就一片赞叹。

  我希望每三年,将《神曲》重读一遍。

  二〇〇三年四月于铁盆斋

6 Comments

  1. fz · 2004-7-4 Reply

    上海外国语学院方重先生,我国研究乔叟的老前辈,是闻一多先生的好朋友。他的学问与人品,都是为上外师生所称道的。 有位老师告诉过我,方老先生在80年代在家孤零零的去世,老境凄凉啊。

    另外上外的漆竹生先生,当年的法国国家法律博士,就是勒内·达维德的Grands systèmes de droit contemporains : droit comparé René的翻译者,也是一位文学法律双料人才。文革以后,多次接受法国电视台(好像是TV2),让法国人民有机会了解改革以后的当代中国面貌。可惜的是,这位漆老先生在80年代在法国讲学时遭遇车祸。

    读冯象旧人旧书有感,一并纪念这两位可敬的老前辈。

  2. IdeoBook · 2004-7-4 Reply

    谢谢fz的回应。

    我读过漆先生译的书,却不知他竟不幸遭遇车祸。那个人才辈出的年代似乎一去不复返了。这是当代中国学术和教育的羞耻和悲哀。

    我猜fz兄也是上外毕业的吧?

  3. fz · 2004-7-5 Reply

    是啊,IdeoBook兄说的是。教过我法语的束景哲,郑雪莉两位老师都是漆先生当年的学生。惭愧的是,敝校近年来三产四产搞得红火,但是倘若对本科生问及方重、漆竹生、陆佩弦是何许人也,十有八九茫然兼惘然的。

  4. giraffa · 2006-4-28 Reply

    陆佩弦先生的关门弟子--一对夫妇,是我当年的老师,看看他们的文采就可以想象老先生的功力。小时候就知道漆先生在法国不幸罹难(我应该是见过其本人的,不过年纪尚小,已无任何印象。叹),不过时至今日与人偶而谈及,方才知道昔日悲剧发生处竟在自己所住山脚之下,来来回回也不知已经过多少次。记得有一回,行到路口,正逢城轨列车驶过,心中一悸,想到先生名字。

    随即google漆先生之名,误入此页,寥寥数语,权为“不知所云”也。

  5. 王建开 · 2006-5-7 Reply

    陆佩弦先生曾在1980年代初先后两次到贵阳师范学院(现贵州师范大学)外语系讲学,我听后深感先生的学问之深(如果我没有记错,他说在美国留学时曾协助老师批改本科生的英文作文)。一次演讲完之后,我有幸陪同陆先生乘车返回宾馆,先生说我的英语不错,很受鼓舞(从内心感到鼓舞)。陆先生的英语演讲制作成了转盘式录音带(不知是否还在),事后一些学生和老师都反复去听。而且,当时的一张合影至今仍留着,那次经历至今难忘。每当想起往事,精神顿时为之一振。能遇见陆佩弦先生,我是幸运的。

  6. 王建开 · 2010-8-2 Reply

    关于陆佩弦先生1980年代初先后两次到贵阳师范学院外语系(今贵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学之事,作为那次讲座的聆听者,我还有一点补充:事后我在《英语学习》杂志上读到陆先生的译文(英国诗人弥尔顿的On His Blindness)及评语,其中说他当年在美国留学(好象是机械专业)时曾选修文学课。有一次的讲课内容是弥尔顿,由于出国前已有研究(个人兴趣),因此他在发言时分析得很透彻,那堂课简直就是他替教师在讲。事后那位教师推荐他做助教。这件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陆先生的文理相通做得很好,得到美国教师的赏识,令人钦佩,也值得我们后辈学习。复旦大学翻译系王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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