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鸿钧:作为童话与神话之间的民主

高鸿钧:作为童话与神话之间的民主

——《清华法治论衡》第十一辑(走向民主的时代)卷首语

民主,一个世俗幽灵,最先俘获了古希腊人,随后变成了一个时隐时现的童话。

当神灵的魔力不再无远弗届,君王的权杖不再至高无上,习俗的威力不再屡试不爽,人们忆起了那个古老的童话。历史上,它曾经毁誉参半,人们对它爱恨交加。但到了现代,它借助于理性的狂飙,在启蒙的波光中,在人权的呼喊中,在自由的旗帜下,几经辗转颠沛,升华为一个令人心醉神迷的现代神话。它先是风靡欧洲,继则席卷北美,至今颇有遍布全球之势,掀起的浪潮一波一波又一波,激起的争论一轮一轮又一轮。

当世界历史进入了公元前5世纪,中国、古希腊以及印度等几个主要文明率先告别了“蒙昧时代”,开始自觉反思社会,理性探究人世秩序,大胆追问权威的正当性,系统设计政体与治式,精心建构道德伦理和典章制度。这标志着人类秩序从自发转向自觉,社会治理从顺应自然转向人为建构,人际关系从倚重血缘与情感转向诉诸政治与理性。所有这一切似乎展现了社会进步的希望和政治文明的曙光。然而,正如技术改进未必增加人类的自由,政治的自觉并未成为社会的福音。统一价值的确立压缩了人们的精神自由和思想空间,而标准制度的推行则使政治权力的统治趋于常规化和匿名化。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中,古希腊的民主和古罗马的共和不过是灵光一现,常态则是专制极权的不同变种。在古代,正如和平是战争的间歇,民主则是极权的喘息。如果说人类对自然的征服使得人对人的征服有增无减,那么,政治制度的完善则使强权对民众的压迫变得更加无懈可击。

十分吊诡的是,民主虽然千姿百态,而极权却往往不谋而合。在极权体制下,个人的价值取决于权力的大小,个体的自由取决于地位的高低,正如商人的身价取决于金钱的多少,学者的身价取决于官位的高低。根据“政治正确”的定理,君王言必金科玉律,行必前呼后拥,而臣民则只能是沉默的羔羊和孤独的人群。所有独裁者最需要的是骗子和傻子:骗子可以为皇帝新衣谱上欢乐颂的音符,而傻子则按音符翩翩起舞,由此实现三位一体的道成肉身。一切极权体制都尝试把人打造成奴才与敌人两类:奴才供自己使役,满足主子的原始控制欲与虚荣心;敌人供自己斗争,满足人主的兽性征服欲和施虐癖,从而达致强者权力意志的精神涅槃。如果说黑社会是赤裸裸的极权体制,那么极权体制则不过是经过包装的黑社会。极权体制把恣意称做锐意创新,把蛮干称做大胆探索,把幻想称做美好愿景,把奴役称做教化改造,把造势称做正面宣传,把失败称做暂交学费。在那里,不满的民众只能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要么逆来顺受,要么揭竿而起。太平时,他们总算坐稳了奴隶;战乱时,求做奴隶亦不得,故而民众宁做太平犬,不做离乱人。极权体制可能使国家一时繁荣,但往往是国富民穷,官肥民瘦;极权体制可能使社会一时强盛,但强而不久,盛而不坚。故而许多看似坚不可摧的庞大帝国和显赫盛世,往往外强中干,一遇危机便会瞬间坍塌。

极权体制盛行于古代,在现代业已臭名昭著。但不幸的是,君王从前门被赶出去,独裁又从后门溜进来。非理性的大众情感,边缘人的反叛诉求,以及艺术家的审美迷狂,都会成为现代独裁的社会酵母和个人野心的裂变诱因。现代独裁者变得越来越隐蔽,招数也越来越巧妙。如同政客利用政治学进行招摇撞骗,巫师巧借科学推广迷信,野心家也常把民主用作社会动员的大旗,一旦权力稳固就把这面旗帜撕成婴儿的尿布。正如人对神的欺骗很快就被牧师对信徒的欺骗所代替,君王对臣民的统治也开始被“公仆”对“主人”的“服务”所取代。权力虽然改头换面,但自我扩张的本性依然如旧,故而许多消解权力的尝试,都使人们更深陷入了权力的泥潭。于是,纵然斗转星移,物是人非,历史仍是统治的历史,政治仍是控制的技术,思维仍是权力的逻辑。所区别者,不过是一种统治代替另一种统治,一种权力代替另一种权力;所变化者,更多的是统治的说法和权力的修辞,譬如把“极权”称作“威权”,把“失业”称作“待业”,把“传销”称作“直售”,把“赌博”称作“博彩”,把“妓院”称作“青楼”。

当解放的武器变成了奴役的工具,自由的旗帜变成了压迫的图腾,人们便开始把目光转回过去和投向未来。

对现实的不满,自然引发了对传统的思念,正如市民对城市生活不满而思念田园。于是,在时间的长河中,苦难的历史常常也会转变为美妙的记忆,受虐的痛苦也会变成一种悲壮的回味。极权人主的纵横肆虐似乎显出伟人的英雄气概,贵族的豪华奢侈似乎透出迷人的优雅和荣耀,阿谀谄媚之徒的吻痈舔痔丑行竟成聪慧机智之举,而受难者的愚昧献祭则幻化出无私的颂歌。历史的回光返照似乎可以实现对当下痛苦的自我遗忘,传统文化的借尸还魂仿佛可以获得对现实困境的精神超度。越是对现实不满,思古幽情就越发强烈;越是对现代不满,生造的传统就越加完美。

对远古黄金时代的追寻和对美好传统的梦呓,纵然可以弥补对现实的失望,毕竟时过境迁旧梦难续,祖传秘方无论如何灵验,毕竟难医现世新病。于是有人便把目光转向未来。各类理想蓝图和美好愿景频繁展现,从理想城邦到千年王国,从彼岸天堂到来世幸福,从大洋之国到乌有之乡,从世外桃源到大同世界……这一切都旨在寻求终极的社会正义与人世和谐,从而彻底摆脱经济巨无霸的控制、政治利维坦的压制和文化佛地魔的宰制,进而使人类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然而,天国的期许对于尘世的受难者只是画饼充饥,来世的幸福对于现世的不幸者无异于望梅止渴,未来的美景对于当下的流浪者只是海市蜃楼。幻想的超越得到的是无情的反弹,就如同飞身腾空者重重摔在地上;期待的“高产试验田”收获的常常是美妙的一枕黄粱,醒来仍是一无所有;盼望的“无耗永动机”产出的仅是两行激动的热泪,泪干还是两手空空。于是,思想家的畅想曲和未来学的抒情诗逐渐失去魅力。人们开始意识到至善乃佳善之敌,幻想乃理想之忌,奢望乃欲望之贼,继而不再把梦幻当作真实,把神话当作家乡;不再为了拥抱那些虚假的必然性而义无反顾;不再为了追赶那种“不可避免”的历史法则而一条道跑到黑;不再为了证明一切皆有可能而付出自我毁灭的代价。

当人们无奈地回到现实,面对的是一个由权力和金钱所打造的铁笼。四处涌动着自我繁衍的经济母体和自我循环的政治魔阵,它们蚁后般地繁衍着没有灵魂的活体木乃伊和没有思想的肉身兵马俑。时间的生命似乎在于形式而不在于内容,生命的时间似乎在于肉体而不在于灵魂,一如经济的生命在于赚钱而不在于行善,政治的生命在于掌权而不在于服务,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在于逻辑。冷酷的理性主义宣称这是“自然法则”一劳永逸的胜利,也是人类宿命不过如此的“历史终结”。激进的理想主义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悲观,把对人类前景的失望逐渐转变为对自己命运的绝望。游弋于右翼与左翼之间的后现代新新人类,则在相对主义的解构中完成了自我解构,在语言的游戏中任由游戏,在审美的迷狂中陷入疯狂,在存在的澄明中遁向虚无。

乐观不是成功者的纪念碑,悲观则往往成为失败者的导航标。人类社会的治理和秩序的维系,根本问题不在于取消政治,而在于如何保证政治成为善政而不变为暴政;不在于取消权力,而在于如何使权力成为公器而不成为私术;不在于取消统治,而在于如何确保统治成为治理而不成为压制;不在于取消法律,而在于如何使法律变成良法而不成为恶法。于是,政治哲学和法学理论开始思考和追问政治的合法性、权力的合理性、统治的正当性以及法律的正义性。人类纵然进行了各种构想和试验,最终还是把希望的目光投向民主。“民主”的精义在于“公民自主”和“民众自治”,当公民既是统治者又是被统治者,就不再担心政治权力会蜕化成强权;当公民既是决策者又是政策的履行者,就不再担心政策会异化为骗术;当公民既是立法者又是守法者,就不再担心法律会变成恶法。这道理似乎十分简单,但现实运作则十分复杂。

雅典的直接民主制是民主制的原型,所有的公民都有机会参政议政。公职抽签决定虽可确保平等的政治参与机会,却无法保障任职者皆为贤能之士;公意虽能决定当权者的去留,却无法防止执政官利用民意而变成僭主;公事公决虽可保证广泛的参与和表达,却无法避免流动的民意施加“多数的暴政”;公案公审虽可确保审理公开和诉诸常人的常情常理,却无法防止公众情感喜怒无常和赏罚无度。因此,大众民主虽可充分体现“人民当家做主”,但运作效果却不如人意,常常变成“暴民政治”,故而落得“变态政体”的恶名。

在现代复杂社会,直接民主制难以施行,间接民主便成为现实选择。这种民主关注的是间接代议而不是直接参与,看重的是选举代表而不是亲自到场,诉诸的是力量博弈而不是互惠合作,凸显的是多元差异而不是一致共识,重视的是程序过程而不是实体结果。这种民主亦有其缺陷:代表易于变成职业政客而脱离选民,社会权力分布不均会助长政治博弈的弱肉强食,对程序的偏好会放纵实质不公的结果。如果说直接民主是大众民主,那么间接民主则是精英民主;如果说直接民主的原型是同质的社群,那么间接民主的原型则是竞争的市场;如果说直接民主呈现出泛政治化的倾向,那么间接民主则带有去政治化的偏颇。

鉴于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各执一端,互存利弊,协商民主范式应运而生。它意在择取两者之利而去除两者之弊,俾精英与大众互动,博弈与合作共存,代议与参与偕行,程序与实体并重,多元与共识相容。

在并非小国寡民的现代社会,如果说人人参政的直接民主理想已不合时宜,那么选派代表就似乎不可避免;如果想要避免抽签决定代表的偶然性及其潜在的风险,那么选举代表就是必由之径。选举过程虽然无法避免“消极选民”的冷淡,以致有时当选者竟是少数的选择,但选举权毕竟为所有选民所享有,这种冷淡也可视为选民姿态的一种表达。选举过程虽然无法避免竞争,但这种竞争毕竟把政治的暗斗变成明争,光天化日之下,阴谋诡计会有所收敛。选举通常是政治精英的表演而平民百姓只能成为“观众”,但这种表演毕竟要取悦“观众”而不是讨好“导演”。选举过程虽然难以摆脱金钱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毕竟受到法律的限制,因此迥异于买官卖官的黑金交易。选举的结果也许不如人意,但这种结果毕竟是多数的选择,正如自由择偶的结果有时不如父母之命,但人们还是认可婚姻自主。选举的结果固然重要,但比这更重要的是公民对于选举权的享有。

如果说推销员推销的是自己的产品,那么参选人则把自己当作产品来推销。任何健全的市场也无法杜绝推销员误导消费者,同样,任何纯洁的选举也无法避免参选人忽悠选民。如果选举意味着公民只能在不同的精英之间做出选择,就如同观众只能在不同的明星之间做出选择,那么选举就只能是精英之间的政治角逐。如果选举只是精英跻身权位的阶梯,就如选美是美女晋身明星的台阶,那么选举就会变成公民“选主”的政治游戏,就如选美会变成公众“猎艳”的色情消费。如果当选精英转眼就会把选民弃之一旁,继而变成虚爵贵族、有衔寡头、无冕帝王,就如美女当选之后就对评委和观众不屑一顾,继而一笑倾城、再笑倾国、三笑倾天下,那么选举本身就无法防止当选的“公仆”变成弄权的“共主”。如果选举承诺如同恋爱誓言,只是拉拢选民的甜言蜜语,当选之后就随风飘散;如果公民只是选举期间的主人,而随后便可能成为当选“公主”的私仆;如果……那么我们就有理由不把民主的命运仅仅托付给选举,而应重视选举以外的体制运行与政治过程,尤其应该重视公共领域对政治系统的影响。

在以火刑柱烧烤异端的时代,很难想象真理能够生存和发展;在焚书坑儒的岁月,自然是万马齐喑与千部一腔的一致。在独裁体制下,民众只能够按照官调而鹦鹉学舌;在民主体制下,公民可以根据法律畅所欲言。公共领域以公民社会为基础,以媒体为主要载体,是公众互动交流所形成的网络空间。借助这种交流之网与交往之流,公共信息得以交流,公共舆论得以会聚,公共意见得以表达,公共共识得以达成,公共意志得以输出。当公民能够充分表达意见和交流看法,国家立法就会获得民意的基础,政治决策就会获得合法的前提,政府行为就会获得合理的依据,基于这种政治输入而产生的政治输出,就不再具有家长命令的专断和长官意志的蛮横。一个民主的社会并非毫无秘密,但不应陷入封闭和走向神秘。一个国家把一切都公开未免愚蠢,但把一切都保密则近乎蒙骗。当政府是阳光下的政府,舞弊就会减少,因为舞弊恐惧公开;当政治是公开性政治,流言将不攻自破,因为流言止于公开;当社会是开放性社会,“细菌”将难以繁殖,因为细菌灭于阳光。真实世界越是趋同,虚拟世界就越会趋异;真实世界压制越大,虚拟世界就反抗越强;真实世界越是搞恶,虚拟网络世界就越会恶搞;真实世界越是封锁消息,虚拟世界就越会流言四起。要摆脱这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恶性循环,就须真实与虚拟相互交流,官方与民间理性沟通,政府与民众良性互动,共识与多元动态平衡。公共领域是民意的“蓄水池”、民权的“震荡棒”、民情的“传感器”以及民声的“共振板”;它也是社会沟通的“交汇点”、社会危机的“预警器”、社会不满的“溢洪道”以及社会整合的“策源地”。

当然,如果认为公共领域是一块净土,那也未免天真幼稚。那里也有权力的操纵,精神一旦变成口号,表达就会成为口号的注脚;媒体一旦成为权力的传声筒,信息就会成为真实的谎言。那里也有金钱的渗透,思想一旦变成商品,言论就会成为商品的包装;精神一旦与利益联姻,灵魂就会成为金钱的俘虏。那里也有滥用的激情和无理的发泄,因而对话需要理性的引导和说服的艺术,从而使公共网络成为“说理共和国”而不是“争吵角斗场”或“私愤垃圾场”。那里也有信息偏食和观念极化,小圈子的“此中人语”只能听到自己意见的回声,并会相互强化“洞穴之见”,因而网络的交流需要开放与反思。那里也有无聊的谣言与有料的黄影,因而信息传播需要法律的规制和公德的督导。

民主自有其内在含义和运作机制,其核心则是选举制基础上的参政和公民以公共领域为主要平台的议政。民主的存续与运行,需要其他理念与体制的配合与呼应,否则就会如同脱离星系的地球,四处漂浮。缺乏相关的理念和体制,人民当家做主的口号则会成为一首集体梦幻摇篮曲,关乎众人之事众人决之的名言也只能成为民众自决的赞美诗。民主也许是极权的解毒剂,但并不能成为包治百病的万金油,只有辅以其他要素,民主才能达成善政良治。

民主为法治之魂,法治为民主之形;民主为法治之体,法治为民主之用。法治与民主虽然属于不同的范畴,但没有民主的法治如同没有爱情的婚姻,生硬而蛮横,可能成为恶法之治;没有法治的民主则如同没有堤岸的江河,恣意而混乱,可能成为暴民之乱。

如果人人都是善良可爱的天使,任何社会约束都是多余的作茧自缚;如果人际关系都亲如手足,任何社会组织和典章制度都是画蛇添足;如果掌权者都是大公无私的公仆,任何权力监督和制约的思考都是杞人忧天。我们虽然不应断定性恶论比性善论更正确,但历史反复证明,权力生腐败,极权必腐败,因而对于权力的规范运行来说,防恶比劝善来得更有效;我们虽然不应断定权力分立比议行合一更优越,但无数事实表明,权力集中比权力分开更易于腐败;我们虽然不应断定人的利己基因多于利他基因,但大量的教训昭示,掌权者的善德不足凭靠,执政者的公心不足信赖,公权公用也许是特例,而公权私用则成为常态;我们虽然不应断定分权制衡比集权合一更为合理,但严酷的现实表明,无制约的权力更可能恣意妄为,而以权力制约权力则会使权力有所顾忌,就如以野心对抗野心会使野心有所收敛。历史上,极权政体常是无限政府,民主政体常是有限政府;有限政府是分权政府,而分权便于权力相互制约。大量的事实表明,凡分权未确立之社会,自由则更少保障;凡权力无制约之政体,人权则更多风险;凡人权无保障之国家,民主则会演变成街头政治;凡权利未法定之社会,人权则会成为无果之花。

专业法官也许未必比外行法官更能主持公道,但现代社会的法律日趋复杂,寄望普通大众知法懂法如同轻信江湖郎中知医懂医,其后果和风险不难想见。司法独立也许未必更有助于防止司法腐败,但司法不独立无助于明确司法腐败的责任和进行对症下药的治理。司法与民主常常并不直接关联,但法官对立法的滥用则会亵渎民意、损伤民心和败坏民情。“司法为民”也许无可指摘,但诉讼两造通常都是人民,因而这种笼统的提法无助于具体纠纷的公正解决。司法机构也许是政府中的最弱权力,但当民主陷入僵局时,独立和中立的司法裁决有助于摆脱困境。

民主与科学虽然是理性的孪生兄妹,因而常常相提并论,但以为科学必然促成民主,就如认为发展必然带来幸福、进步必然导致和谐,未免天真。科学需要的是实证和论证而不是诉求与表决,重视的是学术传统与经典权威而不是大众情感和多数民意。故而科学并不民主,就像民主也不科学。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充斥巫魅的心灵中,无法生发出公民自主的奇想;在命运交给上帝的时代,个人不会有多少政治自决的空间。实验证伪推动了神权的解体,科学祛魅促成了社会的还俗,而这有益于现代民主的落地生根。

民主与经济之间的关联更为复杂。以为经济发展自然会带来民主,就如认为革命定会带来进步和破旧定会实现立新,简直是幼稚得可笑。民主之地多是富裕之邦,但富裕之邦未必全是民主之国,正如廉洁政府多是民主政府,而民主政府并非全是廉洁政府。一般说来,对于食不果腹的芸芸众生,一片面包也许比一张选票更显重要;对于居无定所的流浪家族来说,找到一个栖身之所比参与公共议政更迫在眉睫。在一个社会中,个别的不幸将激发常人的同情,而群体的不幸则会使诗人变得麻木;在一个穷棒子王国,大多数人追求的也许是生存和避免比他人更为贫穷,而不是民主和自由。

经济民主化的理想比政治民主化的追求更为彻底,当工人能够参与工厂管理,当雇员能够参与公司治理,当民众能够参与国家决策,当世界公民社会能够影响经济全球化的过程,经济发展就可能产生有益无害的效果,效率与公平的紧张、市场与人权的冲突以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就会得到缓解乃至化解。然而,随着社会日益分化,经济日渐系统化,其宏观逻辑是效率—更高效率—最高效率,微观逻辑是利润—更多利润—最多利润,就如同政界的逻辑是权力—更大权力—最大权力,学界的逻辑是字数—更多字数—最多字数。经济系统对于任何人权、公平或环保的呼喊通常置之不理,偶尔“芝麻开门”,那不过是系统出于自我维持而对“环境”刺激所做出的反应。在那里,“企业管理”不过是半军事化的科层规训,“企业培训”不过是准监狱式身心驯化的代名词,而“企业文化”则不过是大捆钞票的印花套封。故而寄望经济系统民主化无异于与虎谋皮,正如美国广大股东寄望华尔街金融大亨。我们唯一能做的也许是通过政治的民主化,促使政府对市场予以监管,使之不致成为泛滥的赌场;运用法治的机制驾驭经济系统,使之不致变成没有约束的金钱巨兽。

经济具有穿越国界的内驱力。欧盟的经济一体化引发了法律和政治的一体化,而“民主赤字”则使得法律缺乏合法性,政治缺乏民主基础,从而成为困扰欧盟整合与治理的“阿基里斯之踵”。经济的全球化席卷整个世界,跨国企业驾着新自由主义的战车,如同候鸟一样四处游走,成为征服弱小民族国家的“经济十字军”和“商界盖世太保”。对于这些大商巨贾而言,通过合同的自我立法,远比遵守当地立法更为便利;通过约定的仲裁解决纠纷,远比诉诸法院更为便捷;通过收买当地寻租的腐败官员,远比满足民意成本更低。在急于求富图强的当地政府眼中,招商增收远比保护环境重要,引进一位世界巨商远比保留一万个街头小贩重要,关照外资外企远比保护工人权益重要,增加GDP的硬道理远比抑制CPI的飙升重要。因此,道德学者的老哲学让位于经济学家的新原理:宁可亏待当牛做马的苦工也要善待指鹿为马的老板,宁可亏待贫民窟的流浪儿童也要善待华尔街的金融大亨,宁可亏待吃不起粉丝的老弱残也要善待吃腻了鱼翅的“嘻噫呕”(CEO)。由是观之,经济的全球化非但没有促进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反而可能成为民主的无形杀手。

当全球化带来的全球风险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国际法治和全球治理的必要性。称霸世界的美国在自己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中,不仅自食其果,而且把这种苦果全球化。面对这种意想不到的危机,单凭一个或几个国家根本无力回天,因而需要全球联手抗击。但没有强有力的全球政治机构,国际法治则会演绎成主权国家之间的超级权力游戏,而全球治理也只会成为世界主义的纸面宣言。没有全球的民主基础,联合国的政治作用就无法实现从“熊市”到“牛市”的根本转变,世界政府之类的政治构想也会变异为超级大国的霸权美梦。因此,为了应对全球风险和危机,以世界公民社会为基础的全球民主化和民主全球化,虽然路程遥远但为大势所趋。

对于民主来说,作为主体之民的素质尤为重要。民主之民应是公民而不是臣民,一个臣民的国度无法变成民主共和国,就像一个文盲的村社无法变成文化模范村;民主之民应具备公德而不放纵私欲,一个私欲泛滥的社会无法形成民主共同体,就像一个城市红灯区无法变成精神文明街;民主之民应自信和自尊,而不是要么自大要么自卑;应自律和自强,而不是或者施虐或者受虐;应富于理性和充满理智,而不是遇人盲从、遇事盲动、遇险忙乱;应心存宽厚和宽容,而不是满脑封闭、满脸嫉妒和满腔仇恨。因此,没有追求自由和尊重权利的公民文化,任何民主的优良品种也难以生根发芽;缺乏平等和宽容的公民心理,任何民主的完美体制也会变样走形。在民主共和国中,正如民主认同取代了民族认同,公民身份也取代了个人的不同地位。

许多论者发现,对于社会的稳定和民主的存续,一个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至关重要。亚里士多德对中产阶级作用的判断,实有先见之明,而基佐关于最后胜利属于中产阶级的断言,未免言之过早。至于托克维尔关于中产阶级与民主内在关联的洞见,则大致为后来的实践所证实。一些论者进而发现了民主与人均GDP之间的“黄金律”。下层阶级边缘化的境遇使其成为现行体制的“他者”,主流社会的“另类”,以及民主过程的“分母”,怒已不争与仇富嫉贵使其摇摆于渴望权力与仇恨权力之间,并随时会成为乌合之众的骨干分子和民萃教主的铁杆粉丝。上层权贵则易于自我膨胀和有恃无恐,常常蔑视民主程序,藐视民意基础,无视民主体制,并试图把“多头政体”变成寡头政体,把民主共和国变成贵族俱乐部。故而民主之民的主体在于中产阶级,正如官场的为官之道在于中庸之道。当一个社会试图消灭等级和抹平差异而实现结果平等时,平均主义的剪裁和最低标准的切割会使人们的身体侏儒化、精神粗俗化和个性平庸化,众生由此会成为机器车间中的标准化产品和剪草机下的等高草坪,社会也可能变成一个全景敞视监狱和集体动物庄园,而成就这一切则是政治工程师的有形之手和思想训导员的无知之幕。

关于国家管理和社会治理,中国自古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惨痛的教训,前贤先哲对统治的正当性和社会的长治久安进行过深谋远虑,并提出了诸多富有智慧的洞见和方案。但是,天视天听与民贵君轻之论虽重民本,其基点并不在民而在君,故民本并不等于民主;载舟覆舟与政举政息之语虽然发人深省,这类警言和劝谏却不足以约束强权悍主。天下为公的呼吁只是贤者三代遗梦的回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权自然是一家一姓之权;“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臣民实非公民之属。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的诉求只是少数勇者的呐喊,在“亘古无民主”的历史中,公法实乏公意,私法却常随官刑。“为政以德”的背后则是“苛政猛于虎”的哀叹,法不阿贵的异调则在刑不上大夫的主旋律中淹没于无形。不幸的是,国家始终无法摆脱改朝换代的政治周期,社会难以走出一治一乱的历史怪圈,人民不能挣脱时紧时松的权力紧箍。

近代变法与“五四”启蒙之风迎来了一对新人,然而“赛小姐”与“德先生”灵光乍现,就被西洋的宫廷海盗与本土的官号响马劫掠而去,分别充作压寨夫人和跟班太监。在此后漫长的乱局中,虽不乏善男信女为民主奔走呼号,但泥牛入海,音信全无。当战乱终结和重新开国,“德先生”再被请回,民主协商之制亦初露端倪,立宪紧随其后。然好景不长,斗争哲学骤成政治符咒,专政理论开始独领风骚。此后,民主虽然香火未灭,却剑走偏锋。信誓旦旦的鸣放动员变成了引蛇出洞的阳谋;忠心耿耿的私谏诤言被钦定为企图反叛的阴谋。肆行无忌的“四大”最终蜕变为政治丐帮的精神打狗棒,想要打谁就打谁;四处游走的“四清”始为运动反腐,随后演变成“清君侧”的政治权术,欲想除谁就除谁。十年“文革”变成了红卫兵歼灭“黑五类”的政治屠杀,革命派消灭走资派的施暴表演,新工人折腾老教授的造反闹剧。颠覆“救世主”的游行队伍竟变成了欢呼“大救星”的红色海洋,实行“大民主”的集体亢奋激发的是“小人物”进行荒诞投机的政治灵感。

“文革”劫后,国人痛定思痛,开始告别人主和人治而奉行民主和法治。“德先生”也时来运转,与法治一道被奉为上宾。然其后不久,经济发展则成为压倒一切的主旋律,法治为主旋律保驾护航;民主则形单影只,步履蹒跚。迨至近年,一些先生和后生们开始对民主评头品足,说三道四。或称其洋气太重,不服华夏水土;或称其来不逢时,与当世相见恨早。故而有些颇具先见之士似已参透禅机,提早破除“民主迷信”;另些贤达则以后见之明向世人暗透玄机,称民主也“不过如此”,且今日之民主已非当年可比,既经似水流年早已变音走调,不值痴心笃情苦苦追求。当然,对诸公高论不服者高声疾呼“他”老人家“是个好东西”,甚至对“他”更加敬拜者亦大有人在。凡此种种,关于民主的是非得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市场自从产生以来,不是被低估就是被高估。民主的命运多少有如市场,要么被视为童话,要么被奉为神话。至于现实中的民主,也许既非童话也非神话,而是处于童话与神话之间。

高鸿钧

戊子年十月初稿
己丑年三月定稿
于清华园明理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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