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载国人的人均阅读量每年仅0.7本，大大低于邻邦（据说韩国是7本，日本更高达40本），原因很多，但公共图书馆匮乏、服务不便肯定是一个。专业化管理、馆藏丰富、资金充足的公共图书馆真是太少了。所以我每次到纽约，都要看一看那儿的公共图书馆；我以为那遍布全市各个街区的图书馆系统，是可以当作我们的理想，即缓慢成长的中国公民社会的理想的。纽约之为文化艺术的世界大都市，纽约市民的综合素质之高，都体现在这一理想每天的实现之中了。

纽约公共图书馆创建于一八九五年，主馆坐落在曼哈顿第五大道/四十二街。主楼的设计揉合了文艺复兴和十九世纪法国学院派建筑风格，外观庄严宏伟，正门宽阔的台阶两旁，各立一尊田纳西粉红大理石雄狮，出自雕塑家爱德华·波特之手。南边那头狮子习称“耐心”，北边的叫“坚毅”，象征求知者的品格，也是这座知识殿堂实施的民主与公平原则的见证。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今天，图书馆拥有276万读者证持有人；每年接待读者4,175万人次，包括2,541万互联网借阅人次。馆藏文献5,100万件，并以每周万件的速度增长。它的四个研究型图书馆和八十六个社区分馆，每年举办二万八千个展览、讲座和学习班活动，图书馆员回答六十一万二千个咨询问题。如此庞大的机构，一切服务免费且有条不紊，百年如一日，是如何做起来的呢？答案是：纽约公共图书馆阿斯特—列诺克斯—提尔顿基金会，一个非盈利组织。这或许有点儿出人意料，因为公共图书馆大多是公办的，资金主要靠政府拨款。为什么纽约公共图书馆一反常例，取非盈利组织的营运模式呢？

非盈利组织是民间社团的一种；民间社团，则可说是美国民主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这一点，一百六十年前，法国政治家与史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就有细致的观察：“无论什么地方，新事物一起头，在法国你就看到政府出面，在英国则是有地位的人，而在美国，你肯定会见到民间社团。”（《论美国的民主》卷二章二节五）。在美国，非盈利组织因为享有税务上的优惠，便为许多文化教育、宗教和慈善机构，乃至工商与专业咨询团体所采用。纽约公共图书馆就是在非盈利组织的框架下，吸引利用私人捐赠，有效管理图书馆这一公共事业，为公众免费提供知识信息和服务。它的成长史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中叶。

让我从那两头守门石狮的名字说起。“耐心”“坚毅”是俗称，它俩的大名叫阿斯特和列诺克斯，纪念的是图书馆的两位创始人。那时候，纽约向公众开放的图书馆很少。其中一座是巨贾阿斯特（John Astor, 1763~1848）所建，他是德国移民，以皮毛地产和鸦片起家，图书馆是他送给市民的礼物，也是他仅有的一项大额慈善捐款。阿斯特家族是社会名流，逸闻“八卦”很多，包括与纽约公共图书馆的纠葛，这是后话。另一座是以善本珍本书闻名的列诺克斯图书馆，列氏（James Lenox, 1800~1880）是富家子弟，在哥伦比亚和普林斯顿大学受的教育，酷爱藏书。他收的珍本善本包括古代抄本、地图、绘画、雕刻和美洲文物。流入美国的第一部“古登堡《圣经》”就是他一八四七年的收获。列诺克斯图书馆建于一八七〇年，免费让学者和爱书人使用，但须预约，凭票入内。这开放时间的限制，或许出于他藏书家的审慎，却上了《生活》周刊的漫画，画的是一位头戴礼帽、手里攥着纸和雨伞的白胡子老先生，如约来到图书馆，只见门牌上赫然写着：

本图书馆开放时间：
隔周星期一上午
9:58 – 10:00

两三座免费开放的图书馆，远不能满足市民的需求。纽约州州长提尔顿（Samuel J. Tilden, 1814~1886）早想改变这一状况，建一座大型公共图书馆，让所有人都有机会接触知识，享受平等的服务。州长是老牌政治家，一八七六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那一次全国投票本是他领先，可惜在选举团票数上输给了对手，颇似二〇〇〇年的布什—戈尔之争。但他以国家利益为重，呼吁支持者冷静，接受大选失败。不久他因病退休，逝世后，墓碑上一行大字：“我依然信赖着人民。”还留下四百万美元成立基金，用来盖公共图书馆馈赠市民，表达他对民主政治的坚定信念。不幸，这位律师出身的政治家立遗嘱时，没有把亲属对财富的欲望考虑进去，遗产就引发了争讼。好在他的唯一的外甥女愿意成全舅舅的遗愿，基金才得以保住二百四十万美元。之后，为解决资金分散和不足的问题，遗嘱执行人毕格楼先生提议，基金与阿斯特图书馆和列诺克斯图书馆合并，成立纽约公共图书馆阿斯特—列诺克斯—提尔顿基金会，共建并管理公共图书馆系统。三家一拍即合，经过磋商，一八九五年基金会成立，纽约公共图书馆诞生了。一九〇二年，又从钢铁大王兼慈善家卡内基（1835~1919）那儿获得五百二十万美元的捐赠，在纽约各区兴建六十五个分馆（详见拙文《民主摇篮，非免费公共图书馆莫属》）。作为捐款条件，卡内基要求市府批出地皮并承担分馆的营运费用，由此开始了慈善捐赠与政府联手合作，以非盈利组织形式发展大型公共图书馆的尝试。非盈利组织架构符合图书馆为社区服务的方针，使得图书馆能够自主管理运作，不受政府人事制度和官僚主义的约束，还可利用多样化的募捐，有效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纽约公共图书馆百年来长足的发展和今天的崇高地位，当可证明这一架构的可行性及成功之处。

但随之而来的是筹款压力。根据图书馆二〇〇七年的预算和资金来源报告，预算为三亿一千一百万美元，政府拨款和捐赠及其他各占50%。换句话说，图书馆当年必须从个人、企业和营运（包括投资）收入中筹措一亿六千万美元，才可避免赤字；压力之大不言而喻。为此，图书馆的筹款计划全方位出击，从抽奖活动、捐款午餐、盛装晚宴，到寻找有希望的捐赠人，长期“追求”培养感情，务必击败一切募捐竞争对手，最终获得捐赠。例如，上文说到的创始人之一阿斯特的后人，便是重点争取对象。一九一二年四月，雅各·阿斯特四世与怀孕的第二任妻子乘“泰坦尼克号”返美，不幸船触冰山，他送妻子与全船妇孺登上救生艇，自己与“泰坦尼克号”一同沉没。各种版本的“冰海沉船”小说、戏剧和电影，都少不了描绘渲染这悲壮的一幕。当时，长子文森特刚满二十岁，在哈佛读本科，继承了约二亿美元的遗产，遂退学掌管家族实业，时人称作“世上最富的男孩”。文森特一九五九年过世，将全部财产留给第三任妻子波露克。波氏热心公益，赞助过许多文化艺术机构，特别看重纽约公共图书馆。前年，波氏以一百〇五岁高龄去世，留下一大笔遗产给纽约公共图书馆。但她八十多岁的儿子（与前夫所生）不肯放手，企图独吞遗产。此前，她的孙子将父亲送上了法庭，告他虐待祖母。基辛格博士领头支持孙子，知名人士纷纷表态，成为哄动一时的官司。图书馆当然也得捍卫自身和公众的权益，立即请了律师。这场遗产大战，结果如何尚未分晓。

遗嘱捐赠是纽约公共图书馆的重要资金来源，而遗产官司时有发生。因此，图书馆专门聘任了擅长遗产法的律师，指导捐赠人立遗嘱，明确意愿，避免纠纷，并且随时准备维护权益，确保遗嘱人的意愿得到执行。此外，图书馆还于一九九一年成立了毕格楼协会（Bigelow Society），凡把纽约公共图书馆列入遗产规划的慷慨人士，都自动成为该荣誉组织的成员。图书馆经常邀他们参加各种活动，并在年度报告里列出他们的名字，既是宣传表彰，也是法律意义上的捐赠人意愿的公示。由此可见，图书馆在处理私人捐赠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

然而，在争取和管理慈善捐赠的技术问题背后，始终有一个更大、更基本的关注，就是在接受捐赠的同时，图书馆如何代表公众利益，本着民主公平的原则，坚持服务市民的目标。在私有制社会，富人的慈善归根结蒂，源于财富与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因而捐赠人和受赠方不平等的地位同潜在的利益冲突，是消除不了的。图书馆接受捐赠，便担负了一种道德责任：缓解或调和图书馆所代表的公共权益与捐赠人的“自利”倾向之间的冲突。在资本通过市场培育的意识形态下，自由竞争、利润驱动等机制受到鼓励和保护，贫富不均本是“天经地义”的。竞争胜利者卡内基进一步认为，财富向少数人集中不仅有利于社会繁荣、文明进步，而且维持着民主制度和自由权利。任何破坏这制度的企图，都会导致社会混乱、扩大贫穷。因此在他看来，问题的关键是富人应有道德义务，将聚敛的财富在有生之年捐出，或至少要做好捐赠的安排，并且学习如何用捐赠改善社会。他身体力行，过世之前就将90%的财富捐了出去，其中约22%赠与公共图书馆。因为事先给家人安排好了生活费用，他的遗嘱没留任何财产给妻子和女儿。他的主张在当时和对后代都产生了极大影响，洛克菲勒和比尔·盖茨先生的慈善计划或多或少是他的拷贝。

不过，这些慈善行为不等于无条件的奉献，而是捐赠人的价值观、个性和理想的强势表达。“捐赠人意愿”（donor’s intent）是现代西方慈善业的核心概念，一切募捐、税务、立法等都围绕它运作，奉行捐赠人意愿至上的原则。在此意义上，慈善机构和慈善事业，乃是现代西方式民主的一个特殊品牌。这品牌有点像传统观念中的好善乐施，但实质不同。因为它并不要求无私奉献，也不鼓励把他人的利益当作自己的利益；它只是告诫人们，要看清楚自己的目标和他人目标之间的关系，自己利益的实现对他人利益实现的依赖和相互影响，然后争取达到利己也利他的双赢。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把这种实用理性总结为“自利”学说，指出：美国人似乎总是知道如何把“自利”和“利他”结合起来，即在“自利”的前提下，为他人的福利也做些善事。捐赠人意愿原则与此一脉相承：富人享有资本赋予的“天然”特权，即有权自由选择捐赠项目，决定捐赠金额和时间，附加各种捐赠条件，等等。法律必须尊重并保护捐赠人意愿。当捐赠人几乎全权掌握了资金的流向，很容易通过捐赠将自己的价值观乃至具体计划施加于受赠方时，公共图书馆怎么办？它能做的就是，尽力争取社区居民的关注，扩大参与，在广泛的民意基础上赢得政府支持，夺取公共话语控制权，同捐赠人谈判，劝导无条件捐赠。由于纽约公共图书馆对慈善捐赠的深度依赖，更由于它每天要面对政府、公众、读者直接和间接的监督，既坚持原则，又适当照顾捐赠人意愿，争取合作成功就十分重要了。它在敏感、脆弱的道德警戒线上运作，便时时考验着管理者的政治智慧和道德毅力。

最近的一场考验发生在去年。三月间，纽约公共图书馆宣布一个总投资为十亿美元的改造计划，旨在大幅扩展服务领域，适应二十一世纪信息社会的需要。一场募捐大战打响了。十分幸运，五月份就有人认捐一亿美元，也是图书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私人捐款。庆贺之余，碰到一个不大不小，却十分典型的问题：如何表彰志谢，才能让捐赠人和公众双方满意。捐赠人是富商希瓦兹曼（Steve Schwarzman）先生，大名鼎鼎的黑石集团的创始人之一。他是前年六月颇有争议的黑石上市的最大赢家，手持24%股份约八十亿美元，外加四亿五千万现金（而中国入股迄今，黑石股价一路下跌，恐怕是最大的输家）。希瓦兹曼是犹太人，父母开过窗帘小店，他本科耶鲁，哈佛MBA，属于华尔街的精英。早在二〇〇一年，纽约公共图书馆就邀他做了董事会成员，联络感情，做好了募捐的前期准备。这一回，希瓦兹曼果然不负众望。不久，图书馆宣布，总馆主楼将改名为希瓦兹曼楼，还要将他的名字刻上主楼，以表彰他的突出贡献。这可是破天荒，因为自一九一一年总馆落成以来，只有三位创始人得此殊荣。而他们的名字仅在正门上檐出现一次，字体为一英尺大小。现在，希瓦兹曼的名字要出现五次，三次在第五大道正门石阶和石柱底座上，两次在四十二街边门灯柱的石座上。决定一经公布，纽约市民及媒体大哗。地区史迹保护委员会的威廉斯先生在听政会上表示：“镌刻名字的次数和他们提议的用语、设计、位置，夺走了这座建筑名胜有节制的古典的朴素与庄严”（《纽约时报》2008.4.23）。同一天的《纽约杂志》则讽刺道：“当我们知道希瓦兹曼的名字不会刻上公共图书馆门柱的楣檐时，真为纽约松了一口气。[这座建筑]永远是我们的公共图书馆……而‘希瓦兹曼图书馆’听起来一点也不公共，更像是排他的、为有钱人的。”纽约公共图书馆主席不得不出来，为刻名字辩护，说：这样表彰捐赠人是图书馆的惯例（尽管主楼正门向来不在此例）。名字出现五次，只是为了对称美观，且字体小，仅有2.5英寸。为了得到纽约市名胜古迹保护委员会的批准，他还保证，今后不会在主楼正面镌刻任何人的名字。但他最有力的理由是：希瓦兹曼十分慷慨，捐赠不带任何附加条件。暗示公众是受益方，公共权益没有被妥协。希瓦兹曼本人也声称，刻名字是图书馆主动提议，他只是从命而已。

希瓦兹曼的名字终于刻上了主楼，重复五次，将与图书馆共存而经受历史的评判。同时，这刻名字的争议也提醒了我们：图书馆的名称蕴含着公益立场和社会理想的宣示，具有唤起公众情感、感召认同、激励参与的力量。因此改名和命名一样，有可能是重大的公共事件，而非仅是捐赠人和图书馆（受赠方）的协议内容。故而改名若暗示受赠方妥协或放弃公益立场，就容易引发图书馆的形象与信任危机。这在互联网时代，负面消息的传播、放大快如闪电，对筹措资金的影响就更大了。考虑到改名、命名是受赠方为数不多的表彰捐赠的方式之一，如何审慎而有创意地利用这个宝贵资源，确是一种政治智慧。

随着慈善事业的成熟，捐赠人表达“自利”的欲望和实现“利他”的幸福感同步增长，文化教育艺术卫生等领域的发展日益依赖私人捐赠，公共图书馆也不例外。这是时代的大趋势，但也带来一个隐患，有可能削弱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多元包容性。哈佛法学院的桑斯坦（Cass Sunstein）教授在研究互联网时发现，互联网对民主具有一种极端化效应。尽管网上提供的言论自由环境把巨大的人口带到了一起，但这类聚集往往有很强的自我选择倾向。他的试验观察揭示：自我隔离的言论自由倾向于吸引有相同想法的人，造成“人以群分”的一个个空间；并在空间内部不断强化本群体的主流观点，多元化的视角迅速消失，造成一个缺乏乃至排斥不同意见，压制建设性对话的局面。而不同意见的建设性对话本是民主进程的保证。因此桑教授认为，这类聚集或“网上部落”扭曲了言论自由的真实意义。民主的健康发展仅有言论自由还不足以保全，同样重要的是，人们需要有不加选择而相遇的机会，尤其是遭遇各种迥异的想法和论题之间未必愉快的碰撞，通过理性交流，凝聚各类不同的人（《哈佛杂志》3-4/2009，页10-11）。如此看来，公共图书馆在互联网时代的一大功能，便是提供不同意见的人们通过书本或面对面相遇、交流思想、参与建设性对话的真实的社区空间了。

可是，这一空间尽管真实、不可缺少，却并不像我们希望的那么坚固。公共图书馆收藏的应当是未经“过滤”的人类知识与智慧之作品，但因为经费不足而必须有取舍；它应当让所有读者享有平等而自由地使用全部馆藏的权利，但出于政治与道德禁忌，甚至捐赠人意愿等因素，使用范围总是有所限制且不尽平等。稍不留心，它还有可能失去政府拨款，得不到慈善捐赠而衰落、消亡。最近的全球经济危机已经影响到不少公共图书馆的生存。为了保护这一空间，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争取公众广泛积极的支持。纽约公共图书馆早已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采取各种方法调动社会各阶层的关注，例如宣传普通市民的小额捐赠，赋予公众使命感和拥有感。它的努力应该说是成功的。去年，图书馆举办面向市民的年度“梦幻募捐”抽奖，年龄最大的捐款人是九十八岁的退休教员雅各斯太太。她每年来买十来块钱的抽奖券，买了好几十年了。接受记者采访时，她说自己从未期望过中奖，只想表示对图书馆的支持。雅各斯太太微薄的捐赠，当然不会替她换来显赫的刻字殊荣。但她的关心、她的信任、她多年不懈的付出，代表了纽约市民对“我们的公共图书馆”发自内心的支持。人民的公共图书馆永远依赖着人民。

二〇〇九年三月，原载《读书》9/2009

• 戴恩（Phyllis Dain）：《知识宇宙：纽约公共图书馆》（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A Universe of Knowledge），NYPL in Association with Scala Publishers, 2000。
• 杜威（John Dewey）：《公众及其问题》（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Swallow Press, 1954。
• 托克维尔 （Alexis de Tocqueville）：《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Harvey Mansfield & Delba Whinthrop 英译，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