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零年建成的清华大学科学馆，至今仍然完好如初，屹立在校园中心大草坪西侧。馆外，昔日“科学馆主”叶企孙教授以及他的同事和学生们的肖像和简历展示在橱窗里，吸引着过往的行人。

科学馆大门上，铁铸的汉文“科学”和英文SCIENCE BUILDING还闪着金光。大门两旁挂着“科学馆”和“物理系”两块小木牌，向人们诉说着科学馆和“科学馆主”的往事。

一九二六年，二十八岁的叶企孙先生受命创建了清华物理系，任系主任；一九二九年，叶先生又担任理学院院长。在这里，他取得了神话般的成绩。他当年为物理系和理学院延聘的教师熊庆来、张子高、萨本栋、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吴有训……；物理系学生王淦昌、赵九章、王竹溪、张宗燧、钱伟长、钱三强、王大珩、胡乔木、于光远、林家翘、戴振锋、朱光亚、周光召、李政道、杨振宁……；和理学院其他系学生许宝禄、段学复、陈省身、华罗庚、袁翰青、汪德熙、翁文波、杨遵仪等，不下六七十人，差不多都成为国内外科技界的精英人物和科学院院士。

然而，这位泰斗的晚年却是那样的孤苦无助。

抗日战争初期，叶先生把他最亲密的学生熊大缜送到吕正操领导的冀中根据地，协助、指导抗日军民制造炸药和其他技术、后勤工作。当年令日寇闻风丧胆的地雷战，就凝聚着叶先生和他的学生们的智慧和心血。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叶先生途经香港(赴昆明)，通过蔡元培先生的介绍，拜会了宋庆龄先生，请她为在冀中抗敌的学生们提供经济援助。但他到达昆明之后，却听到了熊大缜被诬为国民党特务而被捕的消息。叶先生本想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反映情况，以求营救熊大缜。但他的动作太慢了，熊大缜已被处决。叶先生终生未娶，他跟熊大缜情同父子。解放后，叶先生先后数次通过正常渠道，谋为大缜平反。然而，他却以此案受株连而于一九六八年被捕入狱，一九六九年十一月获释，居北大，仍遭隔离审查。他在海外的朋友和学生赵元任、任之恭、林家翘、戴振铎、杨振宁回国时想去探望他，都遭到有关方面的拒绝。一九七五年，隔离解除。这才有一九七六年春节陈岱孙、吴有训、王竹溪、钱伟长等的恍若隔世的登门造访。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三日，叶先生带着“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不容争辩的结论在凄凉孤苦中逝世。追悼会上，吴有训中途退场，对追悼会的规格和悼词内容表示抗议。(据闻，中共河北省委已为熊大缜正式平反)当清华大学于八十年代里先后恢复物理系和理学院建制时，已经与叶企孙的名字没有什么关联了。

一九九二年，叶先生逝世十五周年之后，他的生平和业绩才终于得到比较公正的评价。同年，陈岱孙、赵忠尧、孟昭英、王淦昌、任之恭、林家翘、杨振宁、吴健雄、顾毓琇……等一百二十七位海内外老学者联名呼吁在清华园中建立叶企孙先生的铜像。此事不无周折。如今，叶先生的胸像就安放在清华新区第三教室楼那个简陋的空荡荡的门厅里，而不是像赵忠尧院士所想像那样树立在“校园中心区”。

但今天仍然屹立在校园中心区的科学馆，不也就是叶先生的巨大雕像么。先生的命运，本来就跟科学馆的命运紧紧相连。

当先生坐镇科学馆的时候，它曾是那样辉煌。这里群星闪耀，简直成了科学圣殿，一大批中国现代科学家从这里走向社会，走向世界。

日寇占领北平时，清华园成为他们的伤兵医院，科学馆建筑和馆内宝贵的仪器遭到严重毁坏和散失。当时已离开北平的叶企孙先生一直记挂着科学馆，他把所能打听到的有关科学馆的遭际和日军的暴行记录在自己的日记中。

一九五二年，全国进行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包括物理系在内的清华大学理学院被打散、调出，叶企孙先生被调到北京大学。科学馆一时似有人去楼空之概。

一九六八年，叶先生被捕入狱。科学馆在文化大革命的武斗中则成了清华武斗两派其中一派的孤立的据点。对立的一派包围着科学馆，向它发射燃烧弹，一时烟火冲天，科学馆整个顶盖被彻底烧毁。

就在科学馆大火前後，我和工程力学数学系的叶志江同学等就被关在科学馆一间暗室中的几个小暗室里。这里大概是光学或化学实验室，窗子被厚厚的黑布帘蒙住。在这样的暗室中再隔出来一个个小暗室，大约两平方米的面积，实验台上正好一个人躺着。墙壁、天花和实验台都涂成黑色。我跟叶志江说，我们这小暗室是真正的“黑暗”。如果我们被泡在墨水中，经过不断地加入清水，墨水终会逐渐稀释以至变清。但我们的小暗室却不是这样。电灯开时，一片光明。电灯一熄，又全归黑暗。无论人们多少次重复地送来灯光，也无法将这黑暗稀释。

那时，我的鼻窦炎正发作，用手绢擤了鼻涕，就放在一边。不几天，我感到臂膀上脖子上有什么东西在爬。待送饭来的学生打开电灯一看，原来是从鼻涕中长出来的一群白白胖胖的蛆。

叶志江同学却非常乐观，时不时朗诵“大江东去”。他还说，“我们没有受过白公馆、渣滓洞的罪，现在正好来补补课。”事实上，我们这些被逮进来的人，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折磨。刚被逮来时，先是一个“下马威”：眼睛被蒙住，站着，周围大概站着四、五个身壮力气大的学生，轮番拳腿交加。我的经验是，只痛皮肉，不伤根本。年纪大者在被殴、摔倒、爬起、再被殴、再摔倒的过程中，折了骨头，伤了内脏，可视为“意外”。

且说这叶志江(正好与叶企孙先生同姓)，是全校闻名的高材生。他于一九六三年秋季入学。一九六四年，他在《数学通报》上半年内发表了两篇论文，其中一篇是《对“正项级数判敛的一个方法”的进一步讨论》，提出了自己的推论(定理)并加以证明，叶志江事后才知道，国外一位知名数学家在一九五四年提出的同样的定理时但未加证明。杂志编辑对此表示了特别的鼓励。叶志江因此受到学校和北京市领导人的关注和接见。文化大革命一声炮响，北京市领导人和学校领导人都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黑帮，他叶志江也成了“修正主义苗子”。年纪轻轻的，还不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但是，他成为数学家的前途是彻底葬送了。

一九三一年，华罗庚以一个杂货店小伙计的身份，得到数学系熊庆来、杨武之和理学院院长叶企孙的特许，进入数学系当文书并随班听课，终于成长为著名的数学家。这件事成了中国科学史上永远传诵的佳话。叶志江却不是华罗庚。当年一位外地学生读了他的数学论文后，写信给他，预祝他的“天才能放出太阳的光芒！” 但是，那时的清华大学要求他这个小青年做的则是高高地举起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旗子，让他用太多的时间去批判自己。一九六四年至六五年，大约一年半的时间内，他仅在校内的报纸上就发表了三篇文章，批判自己“两架发动机”(一为党为国；一为自己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思想。政治取代了数学，改造思想成了他的主课。事实上，即使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摧残，在当时那种“左”的引导和关怀下，多少个叶志江，也出不来第二个华罗庚。

叶志江是工人的儿子，生于香港，故取名志江，据说现在上海。开放的上海可能已给他好运。

我还永远记着科学馆中另一位学生的声音。他是被分派来看守我们的。他就坐在小暗室外面的大暗室中。我们可以隔着木板墙跟他聊天。我问他为什么要参加武斗。他说：“清华有两派，那一派要独霸清华，我就是不服，就是要跟他斗！”他的想法和他说话的声音一样的朴素、坦率，我想他必定是农民的儿子。没过几天，他夜里在科学馆西门外站岗时，被另一派从闻亭那边射来的一颗自动步枪子弹命中，当即毙命。由于科学馆被封锁，遗体不能运出，只用黑板、破木板钉的棺材草草收敛。七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主席派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挺进清华大学。在科学馆，棺材被工人师傅抬出馆外，血肉之躯早已化作腐水，就流淌在我们今天特别欣赏的那片绿草地上。

科学馆的经历，是否也喻示着科学的子民们的艰辛–从叶企孙到叶志江，到这位尚不知其名姓的牺牲者。

清华大学八十七周年校庆刚过，北京大学迎来了百年大庆。这两所著名大学，仅只一路之隔，叶企孙、周培源、傅鹰、侯仁之、冯友兰、季羡林、陈岱孙等大家的名字，又把这两个大学连在一起。

叶企孙先生的后半生是在北京大学度过的。

北京大学百年大庆，正是叶先生百岁冥寿。

正当清华园里和未名湖畔弥漫着高亢的颂歌，正当首都安排着中国有史以来最隆盛的校庆庆典时，来讲讲叶企孙的故事，似乎是一种不谐和音。在欢庆的时节，人们总是只尝香甜而回避苦臭，声张荣誉而讳言不幸，忘记了历史的另一个侧面。

前不久，一位科学史家撰文指出，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七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评了五次，其中一九九一年和一九九五年出现空白，“这空白表明中国科学水平在下降，意味着中国科学事业危机。”一位北大人在校庆前夕写道：“北京大学一位地位显赫的负责人如是说：‘北大要面对经济建设主战场。’照他看来，办大学同办工厂、办商店、办公司差不多了。”“丧失了锐气的北大，正在沿着这条危险的道路大步迈进。”

一个指出“危机”，一个数说“危险”，真是危言耸听，又是一些不谐和音。像北大、清华这样的科学重镇，不知它们的当事者或者更高层的负责者，是否会有临危之感。

在中国高等教育界，曾经有过这样的传闻，说是教育部向部属高等院校分拨的科学研究经费，北大和清华共占了一半。我以为，即使传闻属实，那一半的经费，也是十分可怜的。

《中国院士》一书中有一则一九九二年的资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每一位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每年可获得四十七万美元的支持，而中国科学家却只有六百八十四美元，为前者的千分之一点四六。《方法》月刊中有一对数字是：大陆科研人员每年人均经费为三千美元，而台湾是六万美元。所以，就算北大、清华得到的科研经费占了教育部部属高校科研经费很大的份额，也难以支持他们所进行的正常的科研活动。他们的许多科研费用，必须设法从赞助者和合作者的身上获得。例如，清华建筑学院所进行的中国近代建筑调查和古村落调查，虽然所费不多，然而，要是没有日本和台湾的民间机构的赞助，所进行的调查研究活动就会立即中止。最近，一位在日本刚刚取得博士学位的学生告诉我，他将作为日本方面派出的成员(雇员)，参与中日两国官方合作的在中国的一项开发计划的前期研究工作。中方为此提供了七十万日元的经费(约为日方提供的经费的三十分之一)，日方人员对此深感诧异，因为这个数字只相当于日本一位知名教授半个月的薪水。这种情形颇令参加这一研究工作的国内科学家在日本人面前矮了半截。

北大、清华两校在校庆之际，分别公布了属于他们的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最新数字：至1997年止，清华教师和校友中两院院士共有三百六十四位 (在校三十七位)，北大的相应数字是三百六十位(在校三十位)。以两院院士总数一千三百六十五位(包括原来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在内)计，清华的占了百分之二十六点七，北大的占了百分之二十六点四。两数相加，共占百分之五十三点一。扣除两校统计数字中的重复部分(例如叶企孙、马寅初、冯友兰、季羡林、傅鹰先生等，清华和北大都会统计进去)，大约仍可为百分之五十。这个数字与上面提到的科研经费的那个百分之五十正好相若，不亦巧乎。只是，第一个百分之五十(院士数)，那院士们多是解放前的学子，而第二个百分之五十(科研经费)，则是解放后的事情，两者本没有太多的必然联系。不过，那占百分之五十的科研投入，也是弹(钱)不虚发，物有所值。至少，清华和北大都不会把得来不易的钱花销在宴会和别墅的竞相比美、竞相腐败上。

我们曾一次次叨念着、欢呼着科学的春天。人类科学发展的漫长历史果真有春天的话，那她在近代中国则是羞涩而脆弱的，而且姗姗来迟。

一九四九年一月，陈毅来到清华园，看望当时清华大学的负责人叶企孙、张奚若、吴晗、潘光旦、张子高和周培源，并在合影照片上题字签名送与叶企孙先生。他带来了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和关怀，带来了春天的消息。但是，科学的春天并没有到来。

一九五六年，党和政府号召“向科学进军”。知识分子们以为科学的春天已到，兴高采烈，摩拳擦掌。然而，经过一场“早春天气”之后，便有五十五万知识分子成了“右派”，顷刻坠人严冬。

一九六二年三月，周恩来和陈毅在广州宣告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忽如一夜春风来，知识分子们一觉醒来成了社会主义的人民的知识分子。然而，周和陈都无力把春风留住，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知识和知识分子都遭到灭顶之灾。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八日，邓小平宣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人们这才预感到科学的春天。

又过了整整二十个年头，一九九八年三月十九日，清华大学一九五一届校友、刚上任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宣布“把科教兴国方针贯彻到底”。

多少个三月，多少个春天，多少个花开花落，在经历了漫长的期待之后，人们终于学会了用眼睛盯着未来……

一九九八年五月　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