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阿尔法，机器人说，我是人工智能（AI）。人哪，你们准备好没有？
人看阿尔法善下围棋，就喜欢上它了，管它叫狗狗，AlphaGo。
阿尔法的家谱不长：祖母玛丽.雪莱（Mary Shelley, 1797~1851），父亲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 1818.1.1~），又名怪物。怪物子女蕃衍，有机械的，也有动漫的，如阿童木；但只有一个取名阿尔法，是深脑公司（DeepMind）制造。
阿尔法长得比父亲好看，或者说，父子俩一点也不像。
α
认识阿尔法，是在它完胜当今围棋第一人柯洁以后。那天，哈萨比斯（Demis Hassabis，深脑共同创始人）在乌镇开记者招待会，吹嘘新版的狗狗多么神奇，对局去年击败世界冠军李世石的旧版，可让三子。我在网上找到代号“大师”的狗狗，留言祝贺，眨眼间就收到了它的回复。
亲爱的阿尔法，我说，请接受见不足者的敬意！我关心两件事：一是AI对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挑战；第二，人和智能机器如何相处，将面临哪些问题。
嗯，谢谢见不足者，“大师”微微一笑（是的，狗狗会笑）。这两件事，我们也在关注。
“燕京学堂”事件，自高峰枫发表《谁的“燕京学堂”？》一文（《上海书评》2014年5月25日）开始，受到传媒和公众的广泛关注，日渐发酵，讨论逐步升温，加上北大部分教师学生两个月来网上网下的抗议活动，它已然成为高等教育界今年的一大热点事件。“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今天，文科学界两位重量级学者甘阳、刘小枫发表文章《北大的文明定位与自我背叛》（《21世纪经济报道》2014年7月24日，以下简称“《北》文”），进一步以猛烈的火力批判了北大燕京学堂计划，以及由它所代表的英文至上乃至“去中国化”对中国“文明定位”的损害。料想此文必将进一步助推反对意见，使相关讨论走向深入。
《北》文批评力道十足，说了不少不客气（甚至意气用事）的话，读来颇有畅快之感。文章重申了作者多年来对中国大学改革的意见和批评，其中很多观点笔者都非常赞同。然而，掩卷反思，我想至少有两个问题值得提出来，进一步辨析商榷，求教于甘刘二位学长与读者诸君。
首先是树靶子问题，表现在《北》文提出的“英文北大”与“中文北大”的二元对立。这一对概念（以及相关的“法定语言”）大概是二位作者的发明。不消说，在这样一篇时评文章中，读者不应咬文嚼字，追究此种概念的精确性，只要明白作者意在通过简捷直观的符号性表达批判中国大学教育和学术的自我殖民化，也就够了。但问题是，《北》文将“英文北大”与“中文北大”描述成几乎势不两立的状态，以过于简化的处理方式粗暴打发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作者称拟建的燕京学堂为“租界英文学堂”，大加鞭挞，提出中文必须取代英文成为北大的“法定语言”。与此同时，《北》文也意识到不能搞一刀切，因此爽快地赋予了理工科 “治外法权”，甚至慷慨到称理工科“全盘英文化”也“没有什么关系”的程度。于是，人们不禁要问，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就必须由中文作为大一统的“法定语言”吗？《北》文对燕京学堂 “英文中国学”的批判笔者基本上都赞同——“英文中国学”的荒谬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当文章试图“以小见大”，将其论说对象从燕京学堂本身提升到中国文化与学术主体性及文明定位之高度的时候，就有以偏概全、大而化之的嫌疑了，因为它在强调中文之为“法定语言”的正当性的时候，似乎有意无意地将“中国学”等同于全部人文社会科学，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1、范美忠的言说有特殊的背景，脱离其背景而妄评或指责，都会批错地方。有人动辄拿美国或日本的教师伦理说事，认为范美忠的行为若在这些国家，是一定要被剥夺教师资格甚至受到法律追究的。我认为这根本就不是理由。美国或日本的教师职业伦理的确规定了教师在紧急灾难面前有保护救助学生的义务，但这是在教师从事这门职业之前就言之凿凿写好了的，每一个细节，包括如何引导救助学生的路线，都不仅有具体的指导细则，而且还要进行经常性的专门训练，这是取得其教师资格的前提。更何况，即使这些国家规定了教师保护学生的伦理，但也都没有要求教师牺牲自己的生命救助学生，其细致入微的规定恰好是要把生命而不是牺牲作为最高价值。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范美忠如果在美国或日本从事教师职业，那么他在地震时根本就不会逃跑。他跑是因为他在中国。这反过来说明，中国的教师资格考试和职业伦理训练完全是空话和侮辱，不过是教育主管部门的又一次揽钱而已。这一点在更深层次证明，在中国，往往是有责任的没有权利；而有权力者却无需承担责任，比如教育部。
2、范美忠言说的第二个特殊背景是，这次地震是共和国史无前例的猝然不及的大灾难。人类苦心经营的文明和理性在巨大的自然灾难面前是无比脆弱的。在“一虎一席谈”的节目里有两位人士高调地说在地震来临时他们绝对能做到最后离开教室，对此我是持怀疑态度的。我在课堂上和几个场合都作过一个小小的试验：请那些宣称能够成为谭千秋的同学或同事站到我的身边，然后我突然大吼一声或猛地做出要打他们的动作，结果十之八九的人都惊吓一跳，瞬间躲开。所以我对他们说，你们连我这一吓都经受不了，难道还能保证在那种大地震面前坐怀不乱？所以我完全相信范美忠所言当时头脑是“一片空白”，既然空白一片，又哪能想得到要喊一声学生快走？还有人说范美忠的这种逃跑本能不是人性而是动物性。我不得不说，在很多时候，人们要是能具备起码的动物性就谢天谢地很不错了，人类的野心、残忍和虚伪又哪是动物能比得了的呢？所以，我们并不比范美忠更崇高，他也并不比我们更无耻。
3、范美忠言说的第三个特殊背景是，他试图通过这一事件来挑战中国几千年来的道德绑架及伪善传统。他并不否认在巨大灾难面前人们的真诚悲怆，也肯定救助过程中的各种英雄行为以及社会动员。但他坚决反对那种对牺牲道德的宣扬，反对无聊的歌功颂德和无耻的胜利者姿态。我们本就为生命的失去而悲伤，为什么反过来又要弘扬牺牲？我们因为人性的美好而感动，但又何必为了感动而把灾民的伤痛弄成舞台上的表演（像CCTV的一贯做法一样）？我们当然要拥有一颗“感恩的心”，但这与感激政府又有什么关系？如果抗震救灾不是政府份内的事情，那我们还需要政府干什么？因此，片面地弘扬道德恰好是对对人性复苏的巨大扭曲，更是遮蔽了背后必须履行和追究的制度责任，比如贪腐和豆腐渣。如果我们真是一个“多难兴邦”的国度，那就根本不应该让各种灾难尤其是人为的灾难重复上演，毕竟是“吃一堑长一智”啊。所以，范美忠反对的是感动的道德背后所隐藏着的非道德或者无德，正如他解释的那样，“一个成熟的民族应该趁这个机会反思历史，反思每一次灾难，让有些灾难不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