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知书

冯象:一个疾苦人,他认得病痛——《先知书》导读

希伯来《圣经》的编排,是三分法,即圣法(torah,摩西五经)、先知(nebi’im)、圣录(kethubim)。先知又分前后:“前先知”接续摩西五经,铺陈圣史,从摩西辞世后约书亚挥师入侵迦南(古巴勒斯坦),以色列十二支族定居福地写起,到巴比伦灭犹大,毁圣城,子民入囚;习称“历史书”。“后先知”反思圣史,汇集先知言论和著述,载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三大先知,各作一卷,并十二小先知,何西阿至玛拉基合抄一卷——所谓“大”“小”,指作品篇幅,并非地位高下的分野——共四卷,总名“先知书”。

基督教“旧约”则依循七十士本,即埃及亚历山大城犹太经师的希腊文译本的传统,顺序不同。摩西五经、历史书之后是智慧书(《约伯记》《诗篇》《箴言》等),而以先知书收尾;俾众先知关于受膏者(mashiah,弥赛亚/基督)的启示,跟《新约》的福音衔接,并以《马太福音》开头的施洗约翰(新以利亚)故事,照应先知书末尾上帝要遣以利亚再临福地的预言(玛3:23-24):从而引出耶稣的受洗与传道。

“旧约”先知书另有《哀歌》《但以理书》两篇。后者是亚历山大大帝征服近东以后希腊化时期的作品,部分章节用亚兰语创作(但2:4b-7:28),成书较晚(前167~164);前者古译本(希腊语、亚兰语和拉丁语)归于耶利米,题作“耶利米哀歌”。但《哀歌》五首诗的语言风格、宗教思想皆与《耶利米书》迥异,希伯来《圣经》把这两篇放在圣录,本书从之。

冯象:从我放牧的羊群后面,我被忽然举起——《先知书》前言

这几年,常有读者来信询问《先知书》何时出版。《先知书》的译注,二〇一二年春就开始了,但暑假完成《以赛亚书》初稿后,搁了一阵子,转向了理论研究。其间还有别的兴趣和任务,如人工智能与人机伦理——物联网智能社会带来的挑战,颇像希伯来先知所翘盼的“终了之日”(赛2:2,耶23:20,何3:5,弥4:1),既是对人的咎责的总追究,也是人人成圣,一场“催来”世界大同的“最后的斗争”(参《我是阿尔法》,页177以下)。

众先知聆受而传世的启示,多数为诗体;义理深奥,富于哲思,风格极“朴素、圣洁、雄健而热烈”(《政法笔记》,页230)。可是《约拿书》除外,圣者施教故事性不强,其“灵中所见”异象纷呈,讽喻连着诅咒、牵着哀歌。若想弄明白预言的历史背景同寓意象征,往往须查阅对照《摩西五经》《历史书》等经书的相关内容。故而《先知书》的文字,若无注释,对于普通读者或初学者,确实不太好懂。我〇九年回国服务,讲课论说古以色列的先知传统及其对西方宗教、文艺和思想史的巨大影响,立刻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所以《以赛亚书》译出初稿,是探索性质,即拿《先知书》里篇幅最长、思想最崇高的一部做试点,开展课堂讨论。接着,基于教学反馈,又写了一组解经文章,并研读《以赛亚书》的札记,供学生参考,效果不错。遂添上三五篇评论跟故事,收在《以赛亚之歌》(北京三联,2017)。同年,与之配合,还出了一本《圣诗撷英》(北京三联,2017),是圣诗的选本,取希伯来《圣经》四十一篇,《新约》十二篇,各具导读和尾注。其中《历史书》与《先知书》部分是新译。这样,对众先知的宗教思想、语汇特征及文本的历史脉络有了探索得来的真切体会,才继续《先知书》的译注。经两年奋斗,心无旁骛,至去年十二月终于竣工。

冯象译注:《先知书》

《先知書》
馮象 譯注
牛津大學出版社,2020
ISBN 9789888678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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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从我放牧的羊群后面,我被忽然举起
导读:一个疾苦人,他认得病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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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PDF] 新書試讀 [PDF]

冯象译注:《先知书》馮象的聖經譯本,牛津大學已先後出版了《摩西五經》《智慧書》及《新約》。《先知書》作為《希伯來聖經最重要的部分之一,繼《摩西五經》及《智慧書》的出版,價值自不待言。

希伯來《聖經》的編排,是三分法,即聖法(torah,摩西五經)、先知(nebi’im)、聖錄(kethubim)。先知又分前後:“前先知”接續摩西五經,鋪陳聖史,從摩西辭世後約書亞揮師入侵迦南(古巴勒斯坦),以色列十二支族定居福地寫起,到巴比倫滅猶大,毀聖城,子民入囚;習稱“歷史書”。“後先知”反思聖史,彙集先知言論和著述,載以賽亞、耶利米、以西結三大先知,各作一卷,並十二小先知,何西阿至瑪拉基合抄一卷——所謂“大”“小”,指作品篇幅,並非地位高下的分野——共四卷,總名“先知書”。

聖書記載,希伯來先知的始祖,是亞伯拉罕。自聖祖以降,以色列先知輩出,其集大成者為摩西。這些故事告訴我們,希伯來先知同周邊各國的先知、術士、占星家一樣,也是人神間的中介或中保,善預言、作法、觀兆,能替人禱告並訓誨子民;在經書中又名視者,獲異象者,上帝之人。

先知預言,來自神的啟示,而神諭的授受是不拘途徑的,包括彈琴奏樂、托夢跟“魂遊象外”;不論看見、聽到或嗅得,均稱異象。儀式可以一個人做,亦可數人乃至成百上千一起舉行,集體陷於迷狂。這在古代近東,是標準的求徵兆、施神跡的做法。公元前八世紀起,有些先知的“工作方式”變了,經常上聖殿和街市佈道,向百姓談論國事,批評這個譴責那個,儼如“公共知識分子”。其言說經門人輯錄整理、補充闡發,流傳開去,便是先知書的文獻來源。

“牛津大學在推廣漢語出版工作方面,一直不遺餘力。聖經雖是廣泛流傳的基督宗教經卷,但除宗教意義外,在文學及文化方面,也具有深厚影響。牛津大學出版的馮象譯本,無疑成為文學領域的果碩,不僅對聖經漢譯史作出重要的貢獻,也為漢語學術文化的承傳,默默耕耘。”——邢福增(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