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

冯象:法学三十年:重新出发

冯象:法学三十年:重新出发

PDF 文革落幕,法学重生,不知不觉已逾“而立”。三十年于人生、于学术积累与变革,不算短了。今天我们来回顾和展望,我首先想到两点常见的误会,可以敲敲,做个引子。第一,是说法学是“经世致用”的,法学院应当偏重职业技能训练。因此就拿实务部门的一些指标来衡量,结果如何可想而知;课本上的概念定义学理分析,也仿佛仅仅是纸上谈兵、教条主义了。其实职业技能,例如博大精深的“关系学”,哪里是纸上谈得清楚的?所以叫作“实践理性”,要人去实践中摸索、掌握。再如律师接案子办案子的手段、法官“背对背”调解纠纷的分寸,只能让学生跟着实习,见识见识,谁会课堂传授? 第二,也是出于“经世致用”的迷思,好些人把法学看作替政府出主意、给立法者当幕僚之类的光荣业绩。但是,学问与官僚政治最好隔开一段距离。政治是摆弄人、与人斗的智慧,有人生来就会,不用学。还有的像拿破仑,雄才大略,一尊尊大炮做他立法的资本,《民法典》服从的“硬道理”。法学一旦“经世致用”,就跟法律这件“政治的晚礼服”闹混淆了——闹得神州大地法学院星罗棋布,硕博人口世界第一,作弊抄袭家常便饭,法治话语充斥媒体,终于成全新法治的一翼。这倒提醒了我们,若想总结三十年法学的得失教训,看清前进方向,不妨从新法治的基本策略入手,细加考察;或可推动中国法学反思并抵制受法律保护的学术/教育腐败,摆脱羁绊,重新出发。 下面我就抛砖引玉,分三题谈谈想法。 一、王元化先生的思考 王元化先生晚年,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曾与林毓生教授讨论,引一句诗概括:“世界不再令人着迷”,指的是“文明的物质化、庸俗化与异化”,并为之感到“深深的忧虑和悲观”。“文明”大约是委婉的讲法,实指现代资本主义。自从资本主义建成“消费社会”,它所固有的种种病症,如物欲横流、极端个人中心、好莱坞式的愚昧和低级趣味,就开始加速向全球输出。冷战一停,更是变本加厉。西方哲人多有阐述,并成为“西马”与后现代主义思潮进入人文社科各个领域的一大话题。因此就理论而言,似乎纯是西学上的问题。但是,王先生的出发点不同。他关注的,不是将那“文明”的百态或变态以中国为例,再添一段注释,而是异化背后的现实,转型中国同那“文明”接轨的困境:曲曲折折,好不容易一只脚踏进“文明”的边陲,却立即受到它许多伤害,究竟出路何在?

刘皓明:绝食艺人:作为反文化现象的钱锺书

刘皓明:绝食艺人:作为反文化现象的钱锺书

钱锺书是卡夫卡的绝食艺人(Hungerkünstler)。 绝食艺人,乃至任何杂耍艺人,都是将某种超出常人的功夫作为吸引点,以博得观众的喝彩和铜板的人,而那些作为卖点的功夫都一律是毫无实用价值的:绝食,翻跟头,顶碗,踩钢丝,莫不如此。没有实用价值是杂技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杂技存在的前提。一个精于某种有实用价值的手艺的人是工匠,是技师,不是杂耍艺人,也用不着做杂耍艺人,因为人们会合理地购买工匠或技师的手艺与技术,手艺与技术因为有利人之功,所以自会有它的市场和价格,也自会赢得他应得的尊敬与赞美。杂技则不同,杂技既不关乎衣食住行,也不关乎道德人心,它所能提供的,对于成年人是可有可无的娱乐,对于儿童是或许有害的有刺激的娱乐(“während er für die Erwachsenen oft nur ein Spaß war, an dem sie der Mode halber teilnahmen, sahen die Kinder staunend, mit offenem Mund, der Sicherheit halber einander bei der Hand haltend, zu, ……”),但是从根本上说也是可有可无的。说钱锺书是属于杂技表演的绝食艺人,是因为他在《谈艺录》和《管锥编》里显示了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功夫,而这种功夫从本质上说,又是没有什么实用价值的,同时它们又不属于同样没有使用价值的艺术领域。就其没有实用性和其为功夫的本质而言,它们就像杂耍艺人用以谋生、惑众和炫耀的绝活儿,他们存在的价值在于令观众叹为观止,在于博取看客的“wow”声,在于向人们显示人用自己生物的身体可以成就怎样的奇迹,就像有软功的少女能够为常人所不能,倒折过来用双脚将放置在头前花瓶里的茉莉花放到自己的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