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

沈明:自我殖民与批评伦理——简评《北大的文明定位与自我背叛》

沈明:自我殖民与批评伦理——简评《北大的文明定位与自我背叛》

“燕京学堂”事件,自高峰枫发表《谁的“燕京学堂”?》一文(《上海书评》2014年5月25日)开始,受到传媒和公众的广泛关注,日渐发酵,讨论逐步升温,加上北大部分教师学生两个月来网上网下的抗议活动,它已然成为高等教育界今年的一大热点事件。“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今天,文科学界两位重量级学者甘阳、刘小枫发表文章《北大的文明定位与自我背叛》(《21世纪经济报道》2014年7月24日,以下简称“《北》文”),进一步以猛烈的火力批判了北大燕京学堂计划,以及由它所代表的英文至上乃至“去中国化”对中国“文明定位”的损害。料想此文必将进一步助推反对意见,使相关讨论走向深入。 《北》文批评力道十足,说了不少不客气(甚至意气用事)的话,读来颇有畅快之感。文章重申了作者多年来对中国大学改革的意见和批评,其中很多观点笔者都非常赞同。然而,掩卷反思,我想至少有两个问题值得提出来,进一步辨析商榷,求教于甘刘二位学长与读者诸君。 首先是树靶子问题,表现在《北》文提出的“英文北大”与“中文北大”的二元对立。这一对概念(以及相关的“法定语言”)大概是二位作者的发明。不消说,在这样一篇时评文章中,读者不应咬文嚼字,追究此种概念的精确性,只要明白作者意在通过简捷直观的符号性表达批判中国大学教育和学术的自我殖民化,也就够了。但问题是,《北》文将“英文北大”与“中文北大”描述成几乎势不两立的状态,以过于简化的处理方式粗暴打发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作者称拟建的燕京学堂为“租界英文学堂”,大加鞭挞,提出中文必须取代英文成为北大的“法定语言”。与此同时,《北》文也意识到不能搞一刀切,因此爽快地赋予了理工科 “治外法权”,甚至慷慨到称理工科“全盘英文化”也“没有什么关系”的程度。于是,人们不禁要问,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就必须由中文作为大一统的“法定语言”吗?《北》文对燕京学堂 “英文中国学”的批判笔者基本上都赞同——“英文中国学”的荒谬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当文章试图“以小见大”,将其论说对象从燕京学堂本身提升到中国文化与学术主体性及文明定位之高度的时候,就有以偏概全、大而化之的嫌疑了,因为它在强调中文之为“法定语言”的正当性的时候,似乎有意无意地将“中国学”等同于全部人文社会科学,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臧棣访谈:北岛,不是我批评你

臧棣访谈:北岛,不是我批评你

臧棣访谈:北岛,不是我批评你 受访者:臧棣 采访者:罗向前 钱一鸿 宋乾 采访时间:2011年9月,11月 采访方式:QQ,EMAIL,SKYPE视频。 第一部分 诗歌批评与“党同伐异” 第二部分 批评北岛与批评伦理 第三部分 PASS北岛究竟是个什么话题:当代诗的可能性 第四部分 诗歌危机:谁的危机?“危机”的诗歌政治 第五部分 诗歌话语权 1999年的诗歌论战 “浮躁”与诗歌自卑 第六部分 诗歌写作:孤独与浮躁 第七部分 美国之音和北岛 犬儒和诗歌 资本和诗歌 投降和诗歌 紧张和诗歌 第八部分 低潮,还是高潮:当代诗歌作为一种文化景观 第九部分 复旦大学教授脑子进水了,还是北岛脑子进水了?文学史研究是做什么的 第十部分 翻译者的权力 北岛和诗歌翻译 庞德和诗人翻译 / 诗歌翻译在中文语境里是一种怎样的文学实践 第十一部分 诗歌与政治 中国的问题与自由关怀 民族认同和人文关怀 / 批判性与与诗歌智慧 独立性的文学政治 第十二部分 北岛和传统 忽悠传统?还是投机传统? / 中西比较诗学视域中的新诗实践与传统 “传统”的文学政治 / 未来的诗学任务之一:防止传统被进水 防止传统被犬儒化 第一部分 诗歌批评与“党同伐异” 罗向前:你的长篇批评文章《诗歌政治的风车:或曰古老的敌意》在朋友间传阅,说实话,我读了之后有点感到吃惊。吃惊的原因,倒不是你的批评风格,而是你打破了你对你自己立下的一个批评的规矩。你曾说,你的批评不会针对诗人,尤其不会针对当代诗人的具体的缺陷和弱点。你的批评只会写诗人值得发掘的那一面。而且在原则上,你不会对当代的任何诗人进行批评。但这次,你把批评的锋芒指向了一个具体的诗人,而且这个诗人名字叫北岛。这不是和你自己立下的批评准则有矛盾吗?我们几个朋友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 臧棣:我的确立下过你说的那个“规矩”。这里,还是打上引号吧。我对诗歌批评的理解,从早年开始深受T.S.艾略特的影响。1980年代前期,从诗歌的知识资源上讲,你们都还记得我们那时没有别的诗人批评家的东西可看,所以,几乎把艾略特都读烂了。即使现在的诗歌风尚从多个层面不时地绞杀艾略特,我觉得我在内心深处依然保持着对艾略特的忠实。这可以理解为一种阅读的友谊。《荒原》在我看来依然是一首伟大的诗。并且,什么时候读,都会给人启发。即便是有时候阅读它产生的厌倦,也会给我带来意想不到的启发。在很大程度上,阅读他的诗歌的经验,无形中也强化了艾略特在诗歌批评方面给我树立的榜样。特别是他对玄学派诗人的重新评述,对我的大脑中的诗歌皮层构成了永久的刺激。按我在1980年代的理解,正如艾略特在他的诗歌批评中所示范的,诗歌批评的主要任务是发掘和阐发批评对象中包含的文学的启发性。说通俗点,就是要多看到批评对象身上的优点。所以,我为自己从事诗歌批评立下的“规矩”是,只看批评对象(诗人或诗歌作品)的优点。至于他们的缺陷或弱点,我的看法是,那应该是由上帝和时间负责的事。我就不必再浪费精力去说三道四了。诗歌批评的责任在我看来就是尽量去挖掘诗人的优点。在批评的层面上去谈别的诗人的缺点,对我来说,那是一种过于居高临下的姿态。至少,我的批评伦理对此不太适应。另一个相关的“规矩”是,由于新诗文化以及当代诗歌在我们的文学语境中所处的弱势地位和不断被排挤被妖魔化的趋向,从诗歌防御战的角度,从为诗人辩护的角度,我也要求自己即使是在激烈的诗歌论战中也不针对诗人。比如,在1999年的民间诗歌和知识分子诗歌的论战中,我只针对了批评家,如我的朋友沈奇。还有谢有顺,作为批评家,他是一个有分量的论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