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课

博士毕业后回到西北政法教书两年半了，从下学期起，我以后的工作重心都将放在思考和写作上，不会再将精力投入到教学活动当中。我当然会保质保量地完成学校规定的课时任务，但也仅此而已，不可能超额奉献，更不可能为此倾注热情甚至激情，为完成任务而任务，从来都是一件最简单的事情。所以，现在也该说点寿终正寝的话了。

两年多来，我在教学上作了一些创新的尝试，但这种创新说到底只是试图回归真正的大学本位：那就是把课堂视为师生共同探讨新方法、新知识和新思想的地方，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学生自己思考、分析和判断的能力，培养某种独立的人格。我坚持认为：在学术上，师生永远是平等的，没有谁比谁高明多少。也只有在尊重知识的精神下，才有可能塑造某种健全的人格，让学生懂得“尊师重教”的真正含义。

我的课程安排类似于通识教育：就每个专题，都列出一些最基本和最经典的文献资料，让学生提前阅读，撰写读书报告，并在课堂上相互交流。我主张学生之间、学生与老师之间，针对每一个学术问题，都进行无情地批判辩驳，要使课程具有挑战性和激励性。

鉴于教室这一建筑空间的特殊局限，不可能做到师生学术上的充分自由交锋，所以我还主动将讨论延伸到网络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学生们尽可以以匿名的方式，展开更畅快的言说和批判。因此，我在此要郑重感谢那些在网络上就学术问题对我进行过各种严厉批判的学生，是你们让我认真审视自己知识的缺陷、思考的盲区和表达策略上的失误。但我必须声明：当我大胆针对某些敏感的政治社会问题思考和言说时，我也许挑战了你们的情感边界，触及了所谓的立场底线，但我仅仅是在表达，它们不过是一种反映大学多样性的身体实践而已。

在我看来，思想永远是无禁区的。我讲过整风、文革、台湾、西藏，讲过黑砖窑、豆腐渣、城管执法，讲过王实味、林昭、王小波、范美忠，也讲过独立人格、自由教育，乃至政法没落。我还想讲许多禁忌的问题，比如宗教，性爱，但都属于在学术框架内对时代和社会境况的反省，以激发大家的思考，而不是人云亦云。如果说我有某种立场，那也只是在坚持学术的而非政治或道德的立场，我的努力恰好是为了证明，无论多么敏感的政治和道德问题，都可以纳入学术化的轨道进行坦诚理性的讨论。这既是为了保留对未知事物的好奇，更是为了让心灵保持触动，使自己不会因为无知而冷漠。

如果连大学都不能自由交流对这些事件、话题和人物的看法，那还有什么地方能够讨论？如果连法律的学生都无法直面这些黑暗与光明，不能做出理性的判断和深入的反省，那么我们的制度建设还谈什么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