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特

李斯特：隐私与隐私权的限度

隐私在现代社会之所以越来越被重视，择其大绪言之，是因为物质生产条件导致的现代社会空间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的观念的变化；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隐私保护的争论不休，还因为迅猛发展的各种现代资讯工具，已使名义上得到严密保护的隐私权岌岌可危。时光流转，我们一路跋涉来到互联网时代，却似乎又回到人类社会早期的“零隐私”年代。[1]传统社区在变化，虚拟社区在形成，两者不断竞争、渗透和融合，书写着隐私的新的界限与功能。这是互联网时代催生了大量关于隐私的学术研究的原因。

对于中国，隐私问题还有着不一般的意味。现代的隐私话语，主要是西方的舶来品，在作为传统东方国家的中国，人们接受起来不免要多一番波折；更何况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还发生过一段“一大二公”的插曲。这意味着，六十年间中国人经历了剧烈而复杂的法律、道德和伦理观念的变迁。在这一大变迁中，如何理解“公”、“私”的关系是焦点所在。隐私正好体现着公、私的对弈，因为隐私的问题，本在于把信息的支配权分配给谁，个人、组织、社区，还是国家？因此，隐私问题是理解中国当代社会变迁的一扇窗；同时，在中国研究隐私问题，必须带入历史的眼光，非此不能深入。

但隐私问题千头万绪枝蔓丛生，理应有所限定。我把目光放在近年来兴起的一种网络搜索行为——人肉搜索[2]上，并将集中地分析2008年审结的人肉搜索第一案。该案与普通个体的隐私有关，无涉公众人物或政府官员；该案与社会道德争议有关，反映着中国人的伦理观念的变化；该案连接了传统社区与网络社区，实现了线上线下的融合，这些都与本文关注的问题密切相关。

冯象：新秋菊——法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与多元格局研讨会总结发言

这次会议的主题好，论文质量高。适逢《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初版二十周年，华政交谊楼济济一堂，争相鸣放，真是又严肃又活泼的一场学术盛会。

上午几位发言提到秋菊，各个角度的回顾或阐发，十分精彩。我就接着谈谈，有三点感想。首先是秋菊的故事，何以吸引了学界那么多的讨论？一个原因，大约今天的人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成了秋菊，新的秋菊。故而她的遭遇、她的诉求与困惑，容易引起共鸣。

十多年了吧，都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加快了。可我的感觉，是城市越来越像乡下。大学亦不例外，校园里的氛围，整一个土壤和水质污染了的新农村。进进出出，一群群的西装革履，到处弥漫着铜钱味儿，哪像是学者科学家工程师的园地、党员干部的摇篮？饭桌上，知识分子跟官员商人没什么两样，堂而皇之地按照身份级别，挨个儿敬酒赔笑脸说话。这在过去，是乡下一些欺负农民的小官僚的坏作风，文革后期开始滋长蔓延的。文革前，大学没有这种习气。这么做，叫“封资修”，要挨批判。解放前的知识分子，尽管毛病也不少，如《围城》所记，但绝大多数不会这个。

冯象：邓析堂对话——与斯特、成凡、柏峰谈法学如何重新出发

李斯特：冯老师，昨晚您的讲座《要当心假先知》，谈到接班人的问题。我想，我们今晚要讨论的“法学如何重新出发”这个题目，应该跟接班人也有关系。这个接班人，肯定不只是说领导人，含义要广得多吧。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尤其是在当下，接班人的问题有什么独特的地方？

冯象：是这样的，斯特，接班人问题，我在《法学的历史批判》里提了一句，称之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一大历史教训（见《北大法律评论》13:2, 2012）。如何反思，总结经验，开辟新路，我以为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也是当前一切进步思想的艰巨探索的总背景。体制内，新世纪的病症，则没那么复杂。主要是干部的选拔培养跟组织官僚化了，搞出一堆死杠杠，像年龄、学历、秘书渠道、政绩指标等等，很多问题都是由此而来的。例如高校，怎么会走上这条邪道的？做老师的，不要求他好好教书育人，成天“评估”甚至“国际评审”他的论文发表、申请课题、学科基地、排行榜名次什么的。难道主事者不知道，这些花招损害学术糟践人才不算，引发了多少腐败，国家的经费也就是老百姓的钱，都打水漂了？当然不是。他只是在应付干部考核罢了。为官一任，必须出政绩，才能升迁。于是把压力转嫁到老师们身上，玩起了核心期刊、英文发表、影响因子的游戏。打着“世界一流”的幌子，其实是官僚制度的流弊。

那么，具体到法学，接班人的困境又是如何呈现的，出路在哪呢？我指的不是师生间的知识传承，也不是学术梯队的建设。这儿我想讨论的，是更新我们的法律教育，抛弃旧法学而重建伦理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