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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彭晓芸

南都周刊：德国汉学家顾彬最近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张爱玲、林语堂、胡适，他们都能够用外语写作。有些作家两种外语都没问题，比方说鲁迅。49年以后基本上你找不到一个会说外语的中国作家。所以他不能够从另外一个语言系统看自己的作品。”您怎么看他的这个批评意见？

黄灿然：总的来说，我认为顾彬的谈话，是对中国当代文学一些现象的描述，在我看来都挺准确的，也是常识，只不过换上汉学家来说，显得新鲜罢了。但是现象归现象（四九年以后作家都不懂外语，这是准确的描述），如果深究下去，我们会发现还没有触及本质。譬如说，林语堂和胡适都不是纯文学创作的作家，鲁迅也不是，张爱玲是。但我们还有一个沈从文，他的数量和质量应该在其它纯文学作家之上，可偏偏他是不懂外文的。还有，我们整个辉煌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家们都不懂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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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周刊：您写诗，译诗，评诗，还翻译了不少理论书籍，对另外一门语言，比如英语的娴熟掌握，以及翻译的过程，对您的创作，起到什么作用？

黄灿然：看英文、看英译、做英中翻译，对我来说当然非常重要。看英文、英译，使我可以一旦喜欢某个作家，就能立即大量阅读他们的作品。还有就是单纯作为一个读者，在别人的传统里看东西，又不在那些传统里写作，不受那些传统的束缚。做翻译对我愈来愈重要的是使我得到休养。但只是对我来说，我不能因此认为别人也应该这样。真正的诗人和作家都是例外的，不受任何标准或普遍现象的限制。我也是例外，别的也写诗也写评论也做翻译的人就不如我。我看到一些诗人，一些朋友，他们不懂外文，但他们看外国作品的能力，远远超过一些懂外文的作家。同样，我也知道有不少人懂外文，却不会好好利用，与不懂外文没什么两样，甚至生活在别人的国家，使用别人的语言，自己也是文学中人，但对别人的文学还是半知无解（说一知半解太恭维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