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灿然:作家才能是环境限制不了的
记者 彭晓芸
南都周刊:德国汉学家顾彬最近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张爱玲、林语堂、胡适,他们都能够用外语写作。有些作家两种外语都没问题,比方说鲁迅。49年以后基本上你找不到一个会说外语的中国作家。所以他不能够从另外一个语言系统看自己的作品。”您怎么看他的这个批评意见?
黄灿然:总的来说,我认为顾彬的谈话,是对中国当代文学一些现象的描述,在我看来都挺准确的,也是常识,只不过换上汉学家来说,显得新鲜罢了。但是现象归现象(四九年以后作家都不懂外语,这是准确的描述),如果深究下去,我们会发现还没有触及本质。譬如说,林语堂和胡适都不是纯文学创作的作家,鲁迅也不是,张爱玲是。但我们还有一个沈从文,他的数量和质量应该在其它纯文学作家之上,可偏偏他是不懂外文的。还有,我们整个辉煌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家们都不懂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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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周刊:您写诗,译诗,评诗,还翻译了不少理论书籍,对另外一门语言,比如英语的娴熟掌握,以及翻译的过程,对您的创作,起到什么作用?
黄灿然:看英文、看英译、做英中翻译,对我来说当然非常重要。看英文、英译,使我可以一旦喜欢某个作家,就能立即大量阅读他们的作品。还有就是单纯作为一个读者,在别人的传统里看东西,又不在那些传统里写作,不受那些传统的束缚。做翻译对我愈来愈重要的是使我得到休养。但只是对我来说,我不能因此认为别人也应该这样。真正的诗人和作家都是例外的,不受任何标准或普遍现象的限制。我也是例外,别的也写诗也写评论也做翻译的人就不如我。我看到一些诗人,一些朋友,他们不懂外文,但他们看外国作品的能力,远远超过一些懂外文的作家。同样,我也知道有不少人懂外文,却不会好好利用,与不懂外文没什么两样,甚至生活在别人的国家,使用别人的语言,自己也是文学中人,但对别人的文学还是半知无解(说一知半解太恭维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