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诞辰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杨先生离开了我们，距今已有四分之一世纪。媒体上纪念的文字似乎不多。有一篇学生回忆，有这么一句话，大约能代表某个时期师生间扭曲了的“距离”带来的感受：“因为[先生]待人处世矜持，平日不苟言笑，时有沉郁凝重之态，不止一个人认为他‘有架子’，‘为人孤傲’”（柳鸣九文）。但是我跟随先生读书，从旁观察，觉得他只是寡言、认真，心里却燃着火炬，照见一条艰巨的道路；学问上的事，在先生面前，任何话题包括批评意见，都是可以畅言而鼓励论辩的。

第一次上先生家，在八二年春，入学不久。是跟同学白晓冬还是谁一起去的，记不清了。先生微笑着，示意我们坐下，忽然一抬手，说我考得好，让我吃了一惊。那年北大西语系的硕士生考试，英文和法文（第二外语）不难，但中文卷（欧洲文学史）内容多，得分配好时间，赶着写，印象颇深。其中一题我大胆发挥，引杜甫《春望》比较“通感”或“移觉”的修辞格用法。走出考场，又忐忑不安了：扯上中文语法与古人的诗论，是否离题呢？——居然蒙先生称“好”，大为得意，返回宿舍，同晓冬几个胡侃一通。回想起来，那时节做学生的撂下饭碗，拿本书绕未名湖溜达一圈，径直去敲先生的门，求教随便什么问题，那般倜傥风流，几近“魏晋风度”。除了得益于恢复高考后人们求知若渴的大氛围，及文革破除了社会等级观念，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师长对儿女辈学子的无私关爱。而这份师长心，如今自己到了耳顺之年，也日渐体会了，虽然环境业已大变——现在的大学，众人捆绑在“契约自由”的雇佣劳动里，竞逐名位，谄媚上司，普遍的自私而迷惘，很难想象当年那种亲密的不计功利的师生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