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象:饮水思源——写在杨周翰先生百年诞辰之际

冯象:饮水思源——写在杨周翰先生百年诞辰之际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杨先生离开了我们,距今已有四分之一世纪。媒体上纪念的文字似乎不多。有一篇学生回忆,有这么一句话,大约能代表某个时期师生间扭曲了的“距离”带来的感受:“因为[先生]待人处世矜持,平日不苟言笑,时有沉郁凝重之态,不止一个人认为他‘有架子’,‘为人孤傲’”(柳鸣九文)。但是我跟随先生读书,从旁观察,觉得他只是寡言、认真,心里却燃着火炬,照见一条艰巨的道路;学问上的事,在先生面前,任何话题包括批评意见,都是可以畅言而鼓励论辩的。

第一次上先生家,在八二年春,入学不久。是跟同学白晓冬还是谁一起去的,记不清了。先生微笑着,示意我们坐下,忽然一抬手,说我考得好,让我吃了一惊。那年北大西语系的硕士生考试,英文和法文(第二外语)不难,但中文卷(欧洲文学史)内容多,得分配好时间,赶着写,印象颇深。其中一题我大胆发挥,引杜甫《春望》比较“通感”或“移觉”的修辞格用法。走出考场,又忐忑不安了:扯上中文语法与古人的诗论,是否离题呢?——居然蒙先生称“好”,大为得意,返回宿舍,同晓冬几个胡侃一通。回想起来,那时节做学生的撂下饭碗,拿本书绕未名湖溜达一圈,径直去敲先生的门,求教随便什么问题,那般倜傥风流,几近“魏晋风度”。除了得益于恢复高考后人们求知若渴的大氛围,及文革破除了社会等级观念,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师长对儿女辈学子的无私关爱。而这份师长心,如今自己到了耳顺之年,也日渐体会了,虽然环境业已大变——现在的大学,众人捆绑在“契约自由”的雇佣劳动里,竞逐名位,谄媚上司,普遍的自私而迷惘,很难想象当年那种亲密的不计功利的师生关系了。

说起进北大,巧得很,跟先生的著作有一段因缘。事情是这样的:我从昆明师院报考北大,录取通知书寄来,好大一只信封,弄得全校都知道了。一伙同学拥到文林街,下馆子“肿脖子”庆祝,我心里却在斗争,因为同时收到了澳大利亚La Trobe大学的录取信并扶轮社(Rotary Club)的全额奖学金。后者是外教帕蒂老师帮助联系的(参《信与忘·缀言》)。接着,墨尔本大学也录取了。找邮电局打长途电话回家商量,父亲说,还是去北大吧。澳洲学习条件虽好,有奖学金还有老师关照,终究不是西学的重镇。况且,经方重先生指点,我的兴趣已转向中世纪文学与古典语言。故而父亲认为,不如先从北京诸公聆教,像朱光潜先生、杨业治先生、卞之琳先生,还有李赋宁、杨周翰、王佐良、许国璋诸先生,都是他熟悉、常称道的。治学须会通中西,基础打好了再出国,起点高些。我平静下来,想想也是,便同帕蒂老师计议。她问北大师资如何,我拿出杨先生译的奥维德《变形记》和他领衔主编的《欧洲文学史》,把内容择要介绍了。西方学者往往看不起苏联式通史教材,贬其为意识形态教条。帕蒂得知书中对古今名著、流派的分析批判,却夸赞不已:人民性,精彩!你怎么不早点拿来,我编课本能参考引用。但是《变形记》以散文移译,她不欣赏。帕蒂是“六八年人”出身,反战诗人,给我抄录过不少她的诗作;我陪同她游历三峡、敦煌、新疆等地,也有唱和之作。她的主张,诗当由诗人来译,重生于母语文学的再创作,我是赞成的。不过她说,诗是危险的选择,她没有理由反对“打一场好仗,保住信仰和良知”(《提摩太前书》1:18-19)。于是我决定放弃澳洲留学和奖学金,上了北大。

次年,杨先生给我们研究生开课,讲“十七世纪英国文学”。我对文艺复兴以降诗文修辞的繁博,所谓巴洛克风格感兴趣,交了一篇论文,分析散文名家勃朗(Sir Thomas Browne, 1605~1682)的拉丁语“书袋子”(用事用典)。先生写了详细的评语,并召我面谈。我见先生书桌上摊开一叠文稿,像是论维吉尔《埃涅阿斯纪》的,想起帕蒂老师的话,就问:罗马史诗译作散文,可有特殊的用意?先生说,从前在老北大念书,几位老师,朱光潜、梁实秋、潘家洵先生,都喜好诗歌戏剧,且重视翻译。到了西南联大,受英国诗人兼批评家燕卜荪(William Empson)影响,钻研诗理,写过新诗,还尝试用新诗的节律译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及《埃涅阿斯纪》卷六。然而总觉得,中西语文的差异太大,原作音步的抑扬顿挫、屈折语词序句法的灵活,译文皆无从体现。倘若出之为近体诗,则不免削足适履,满眼熟语生典,读者联想的是中国古人的情趣,丢了域外的意象同节奏。严几道论译事,标举“信、达、雅”为鹄的,其实是难以兼顾的。所以弃格律的模拟而改用散文铺叙,求得“信、达”,也不错了。我想,这在故事性强、词藻绚丽的《变形记》,一如方重先生译的乔叟,不啻一种照顾读者的策略。散文译诗,原是西洋的传统,历史上不乏佳作,例如《圣经》英译,钦定本(1611)的先知书与《诗篇》《约伯记》《雅歌》等,先生课上也曾讨论。当时我在学希腊文,杨业治先生指定的读本,选了《新约》一些篇章。研读原文即有一个发现:钦定本完全是自创的风格,庄严浑厚、典雅委婉,遮掩了耶稣讽喻的锋芒、天国福音的紧迫,也磨平了圣保罗粗砺的棱角(参《信与忘》,页80, 307)。先生听了,大体同意我的看法,但指出:钦定本坚持“直译”崇尚“雅言”,而不取“英语圣经之父”廷代尔(William Tyndale,约1495~1536)示范的生动口语,背后有促进教派妥协、消弭纷争的现实考量。结果“无心插柳柳成荫”,竟造就一座文学丰碑。

先生的英语十分柔和,清澈如一塘活水,让人想起他的家乡苏州的景致,是少年时代在英国圣公会办的北京崇德中学打的底子。讲课则循循善诱,广证博引,辨析入微;系里的美国老师也坐进民主楼的小教室,一同听课作笔记。我看先生手里的打印稿,除了摘引原著,还附有先生自己的汉译,便有些疑惑。先生解释说,英语授课,引述文献,照例是不必翻译的。但讲稿成书应当用中文,因为我们做学问,归根结蒂,不是为了倚傍西方学术,给人家添砖加瓦,而是服务于中国的知识界。而普通读者对西方文化了解有限,评介外国的作家作品,翻译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我说,或许可以先英语发表,再译为中文?先生笑道:那样做,看似省力,实则未必。我似懂非懂,没有深究;直到上了哈佛,考过博士候选资格,方有了切身体会。那年郑培凯、李耀宗先生联络在美学人,创办《九州学刊》,邀我写书评。我心想,中世纪文学所修各门课都写有论文,裁剪一下,翻成中文即可,便一口答应了。待挪开打字机,拿起笔爬格子才意识到,根本是行不通的。须重新构思,补上各样背景知识,并根据国人的阅读心理和思维习惯,组织引文,提问阐发;乃至论证的方式,皆需要调整。这才领悟了先生强调的,中文写作不可依附外文的道理。

最后一次见到先生,是一九八九年初。那一学年,先生在杜克大学和全美人文中心(National Humanities Center)讲学,题目记得是十八世纪文学;来信说,可利用寒假北上哈佛“散散心”。正好社科院外文所的朋友申慧辉来哈佛燕京学社访学,住在法学院背后的高访公寓,她便做东招待先生。那天一块儿聚会的,有北外的吴冰老师、哈佛的同学梅京和张隆溪等。先生聊得很开心,还同我们合了影。慧辉说,上图书馆借了本洛奇(David Lodge)讽刺英美教授圈子的小说《换位》,供先生消遣,他读了哈哈大笑。后来才知道,那时先生已染恙了,低烧不退。然而,他冒着严寒,在新英格兰冰封之际,专程来看望了我们。那幅合影,便成了永久的纪念。

在哈佛,我的论文副导师阿尔弗雷德(William Alfred)先生是有名的百老汇剧作家,现代丛书《贝奥武甫》的英译者(参《创世记·石肩》)。他同教修辞学的爱尔兰诗人希尼(Seamus Heaney)交好,邀上另一位副导师英国人皮尔索(Derek Pearsall)先生,三个人联袂搞诗朗诵会,古英语诗是最受欢迎的保留节目。后来希尼也译了《贝奥武甫》,学界赞誉有加。我听着他们神采飞扬的吟诵,不禁“灵动于中”;同时遵导师班生(Larry D. Benson)先生建议,在日耳曼文学系修古冰岛语和北欧萨迦,渐窥《贝》学的门径。大考一过,得了空闲,就生出汉译的念头。试译一章,觉得尚可,遂写信向李赋宁先生汇报。李先生亲自致函三联书店沈昌文先生,推荐出版;并指示翻译上的问题,可向杨先生请教。所以八八年秋先生来美,我译诗每有想法,即写信与先生讨论。而先生总是立刻复信,就《贝》学术语、史诗风格,连同译文的处理和变通之处,一一评析。原来,先生早年在牛津求学时,听过几位大家讲解《贝》诗与中世纪文学,如冉恩(C.L. Wrenn,曾校注《贝》诗)、托尔金(J.R.R. Tolkien,《魔戒》《霍比特人》的作者)同刘易斯(C.L. Lewis,今以《纳尼亚传奇》及宣教小册子闻名),于古英语诗颇有心得。本想深入研究,回国后由于种种条件限制,又有编教材跟翻译的任务,便放下了。因此我知道,先生对学子的译本的殷殷期待,是系着自己未遂的心愿的。可是不久,他病倒了;信,也就中断了。

九二年夏,我初次回国,与慧辉等在王府井相聚,沈昌文先生送来刚面世的《贝奥武甫》的样书。翻开书,心头一热,感觉仿佛告慰了先生的在天之灵。

先生忆师长,著有一文《饮水思源》,我读了很受教益。比如先生倡导,读原著之外,也应研习优秀的译作,并举托尔斯泰和莫泊桑的经典译本、费慈杰罗《鲁拜集》、威利(Arthur Waley)的《中国古诗》同《道德经》为例。先生以为“翻译是一个解释过程”,译者出于语言动物的“本能”,一定要把晦涩译为易懂,表达上便“比原文明澈”。这里面的技巧,遣词造句之法,对于训练写作提高译艺,都是极有帮助的。

但文章所述,最令人感佩的,是这件事:抗战胜利后,先生由西南联大英文系主任叶公超先生推荐,获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一九四六年秋留学牛津,入王后学院。牛津的传统,有一年制硕士,进修性质,婉称“文学士”(B.Litt.)。然而先生考虑,与其进修一年,不若重读本科。“文学士”固然“划算”,功课少,且含金量高,亦可挑一个扬长避短或者取巧的题目做论文,却谈不上是扎实系统的训练。解放前,国内大学的风气,也是崇洋媚外的;也热衷于“国际化”办学即建设“克莱登大学”做文凭买卖,跟现在相去不远。先生出国时,在联大任讲师已满六年,来到正牌的“世界一流大学”,不赶快镀金而回头去念本科,简直是拿职称晋升当儿戏,拒绝“按经济规律办事”,“非理性”了。可是,先生直至晚年仍说,“这个决定是对的”。

是的,这就是先生做事的认真。而那选择的终生不渝,对于先生,既是“对的”也是完满的。通观二十世纪,西方文学在中国,无论唤作启蒙的“火种”、“偷运的军火”(鲁迅先生语),抑或斥为反动思想、腐朽文化,一直享有显学的地位。即便解放后,文革前十七年,经历了一场场政治运动的冲击,教学和理论研究,尤其是翻译,本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也从未间断。先生的译作,包括剧本小说诗歌同罗马文学,如《情敌》《兰登传》跟《亨利八世》,《诗艺》《变形记》与维吉尔史诗,以及先生编撰的《欧洲文学史》、《莎士比亚评论汇编》,影响了几代学人。文革结束,先生老骥伏枥,新论迭出,开拓并引领了比较文学研究,从《攻玉集》《镜子和七巧板》到《十七世纪英国文学》。这一切,都是那理想达于完满的见证。

如今,先生已入居“光明的国度”,民主楼依旧树影斑驳。能否破除借“改革”之名还魂的“克莱登大学”的新迷思,则取决于我们每个人的努力,像先生一样,守持理想。而且时代变了,须更进一步,在那理想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实现人民反对官僚主义、监督批评官员、从事教育并捍卫学术自由的宪法权利(《宪法》第27, 35, 41, 47条)。这是因为,学术理想的守持,不仅是领承诺而生希望的权利,毋宁说是意志之权能。而守持者既已退到墙角,沦为“数字化管理”的佣工,他迟早要学会工人的联合,集体行动,否则无以抵抗那彻底官僚化的教育与学术体制。因为,每一个学人的自由,唯有实现于全体的自由之中,才能真正巩固、伸张。

这将是一条崎岖的小路,一时望不见尽头。但是我想,先生以其一生的学术追求为我们照亮了的,正是我们前行的方向——那谆谆教诲、无私关爱存于我们心底的明光。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于清华园,原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11.29

  • 杨周翰:《饮水思源——我学习外语和外国文学的经历》,载《外语教育往事谈——教授们的回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
  • 冯象:《信与忘:约伯福音及其他》,北京三联,2012。
  • 柳鸣九:《杨周翰的“矜持”》,载《文汇报》2007.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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