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界

　　金融危机下的新“终结论”

　　2008年的金融危机如海啸般从美国波及全球，对西方思想界也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各种新的“终结论”席卷而来：新自由主义的破产、“美国世纪”与全球化的终结、资本主义体系正在走向灭亡……由此，一场思想争论的风暴正在兴起。无论是倍感兴奋还是心怀忧虑，许多欧美知识分子都试图探讨这场危机更深层的意义：它是否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根本矛盾？是否预示着某种历史巨变的来临？

　　Joseph E. Stiglitz（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7月发表《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一文[1]被广泛转载，他批评指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辩护者力图将对市场失灵的谴责转向政府的失误”，但新自由主义在经济与政治上造成的危害是明确无疑的。Stiglitz断言，“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一直是为特定利益服务的一种政治教条，它从未受到经济学理论的支持，也没有获得历史经验的支持。”美国《新闻周刊》在10月发表Jacob Weisberg（著名网站Slate主编）的文章[2]，宣告“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作者指出，自由放任主义（libertarianism）的辩解者给出了种种复杂的解释，却回避了一个更简洁、更有说服力的解释：那就是金融崩溃证明了其意识形态的失败。自由放任主义者在思想上是幼稚的，他们难以接受市场可能是非理性的、可能会误判风险、可能会错置资源。他们看不到金融体系如果没有强劲的政府看管和实际干预，那就是在制作“灾难的处方”。 Weisberg声称，自由放任主义“破产了，而这一次将不会有救”。然而，著名学者Richard A. Epstein（胡佛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持有不同观点，他在《福布斯》网站发表回应文章[3]，认为Weisberg对自由放任主义的批评是粗糙的，完全无视其精微之处。他试图澄清，坚持“有限政府”的自由放任主义者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不仅强调市场竞争的好处，也深知非对称信息、公共产品以及囚徒困境所造成的挑战。困难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政府管制，而是什么样的管制才是适当的。Epstein认为，Weisberg的指控过分强调了市场失灵，却低估了政府失灵。

　　对于资本主义未来前景的判断，Edmund S. Phelps（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主义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显得更为谨慎。他在《资本主义会有前途吗？》一文[4]中分析指出，人们在谈论“资本主义的终结”时，似乎忘记了它曾经历过的历史危机，而在1980年代才开始在少数国家复苏。对许多欧洲人来说，资本主义被简单地看作放任的“自由市场”，但资本主义意味着开放与彻底创新。的确，“资本主义造成了破坏和不确定性。但我们不应该忽视这枚硬币的另一面”。资本主义在激发企业家创新和消费者热情的方面是独一无二的，而其最大的成就在于将工作转变为挑战、解决问题、探索和发现。尽管2008年对世界经济充满挑战，Phelps相信“对那些重视创新的国家，明智的建议是保持资本主义”。

　　新的“终结论”热潮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许把握了深刻的历史动向，或许（如20年前的“历史终结论”一样）不过是过眼云烟的喧哗。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中，资本主义灭亡的丧钟曾几度敲响，这一次会不同于以往吗？也许，一切宣告“终结”的论断现在仍然为时尚早而失之草率。但无论如何，金融危机再度发出了强有力的警告：“自由市场经济”必须考虑自由的限度及其政治与社会后果。正如哈贝马斯在11月接受德国《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所指出的那样，“我的希望是，新自由主义议程不再因其表面价值被接受，而是会被悬置起来。让生活世界听命于市场指令的整个方案要接受严密的审查。”[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