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2008年西方知识界重要事件综述

刘擎:2008年西方知识界重要事件综述

  金融危机下的新“终结论”

  2008年的金融危机如海啸般从美国波及全球,对西方思想界也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各种新的“终结论”席卷而来:新自由主义的破产、“美国世纪”与全球化的终结、资本主义体系正在走向灭亡……由此,一场思想争论的风暴正在兴起。无论是倍感兴奋还是心怀忧虑,许多欧美知识分子都试图探讨这场危机更深层的意义:它是否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根本矛盾?是否预示着某种历史巨变的来临?

  Joseph E. Stiglitz(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7月发表《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一文[1]被广泛转载,他批评指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辩护者力图将对市场失灵的谴责转向政府的失误”,但新自由主义在经济与政治上造成的危害是明确无疑的。Stiglitz断言,“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一直是为特定利益服务的一种政治教条,它从未受到经济学理论的支持,也没有获得历史经验的支持。”美国《新闻周刊》在10月发表Jacob Weisberg(著名网站Slate主编)的文章[2],宣告“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作者指出,自由放任主义(libertarianism)的辩解者给出了种种复杂的解释,却回避了一个更简洁、更有说服力的解释:那就是金融崩溃证明了其意识形态的失败。自由放任主义者在思想上是幼稚的,他们难以接受市场可能是非理性的、可能会误判风险、可能会错置资源。他们看不到金融体系如果没有强劲的政府看管和实际干预,那就是在制作“灾难的处方”。 Weisberg声称,自由放任主义“破产了,而这一次将不会有救”。然而,著名学者Richard A. Epstein(胡佛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持有不同观点,他在《福布斯》网站发表回应文章[3],认为Weisberg对自由放任主义的批评是粗糙的,完全无视其精微之处。他试图澄清,坚持“有限政府”的自由放任主义者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不仅强调市场竞争的好处,也深知非对称信息、公共产品以及囚徒困境所造成的挑战。困难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政府管制,而是什么样的管制才是适当的。Epstein认为,Weisberg的指控过分强调了市场失灵,却低估了政府失灵。

  对于资本主义未来前景的判断,Edmund S. Phelps(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主义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显得更为谨慎。他在《资本主义会有前途吗?》一文[4]中分析指出,人们在谈论“资本主义的终结”时,似乎忘记了它曾经历过的历史危机,而在1980年代才开始在少数国家复苏。对许多欧洲人来说,资本主义被简单地看作放任的“自由市场”,但资本主义意味着开放与彻底创新。的确,“资本主义造成了破坏和不确定性。但我们不应该忽视这枚硬币的另一面”。资本主义在激发企业家创新和消费者热情的方面是独一无二的,而其最大的成就在于将工作转变为挑战、解决问题、探索和发现。尽管2008年对世界经济充满挑战,Phelps相信“对那些重视创新的国家,明智的建议是保持资本主义”。

  新的“终结论”热潮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许把握了深刻的历史动向,或许(如20年前的“历史终结论”一样)不过是过眼云烟的喧哗。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中,资本主义灭亡的丧钟曾几度敲响,这一次会不同于以往吗?也许,一切宣告“终结”的论断现在仍然为时尚早而失之草率。但无论如何,金融危机再度发出了强有力的警告:“自由市场经济”必须考虑自由的限度及其政治与社会后果。正如哈贝马斯在11月接受德国《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所指出的那样,“我的希望是,新自由主义议程不再因其表面价值被接受,而是会被悬置起来。让生活世界听命于市场指令的整个方案要接受严密的审查。”[5]
  奥巴马的意义

  奥巴马(Barack Huseein Obama)角逐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并最终获胜,成为当年传媒的一个焦点,也引起了知识界的热烈反响。《纽约时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这场大选更深层的意义在于恢复美国人民的自尊。八年以来,美国理想的崇高语词被拙劣无能的政治掏空了意义,这导致了恐惧与失落,也剥夺了美国人的自尊。而奥巴自始至终都在努力唤起美国人的信心和希望。奥巴马的胜利来自“理念的力量”:美国能够比过去更好,美国能够超越9·11之后的愤怒与恐惧。只要相信美国人民基本的正派、文明和判断力,那么就能够铸造新的政治并且获胜。[6]著名左翼学者Alan Wolfe(波士顿学院政治学教授)在《新共和》发表文章,认为奥巴马的胜选开启了“美国政治历史的新篇章”——不仅标志着争取种族平等的斗争走向胜利,而且终结了某些共和党政客煽动的“两极化政治”和文化战争。[7]美国作家Marie Arana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指出,传媒大肆渲染“奥巴马是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这不仅是不确切的说法而是误导性的。在她看来,奥巴马是第一位“双种族的”和“二元文化的”(biracial and bicultural)总统,而这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他是种族之间的桥梁,是宽容的象征,是必须抛弃“严格种族分类”的信号。[8]哈佛大学法学教授 Laurence Tribe曾是奥巴马的老师。他自己在1960年代经历了对民主政治的激情与幻灭,而40年之后又在奥巴马身上看到了民主政治的新希望。[9]

  左翼刊物《异议》在大选结束不久组织专题讨论,十多位学者发表评论。[10]著名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分享着人们的欢庆喜悦,因为“我们避免了民主之精华被民主手段所掏空的那种恐怖局面”。但他同时告诫人们,每当不可想象的新事务要成为现实,其反对力量将会更为猖獗地予以抗拒。因此我们必须提防“松懈” 的诱惑——这也是奥巴马在胜选当晚的演讲之深意所在。在Michael Walzer(《异议》主编)看来,奥巴马无疑是“魅力型”人物,但要实现其政治抱负仅有魅力是不够的。Walzer认为,奥巴马的政治诉求具有内在的紧张:一方面他反对党派分裂、倡导团结,另一方面他主张的政策具有激进左翼的倾向。这可能迫使他不得不变得更为激进,或许需要通过(1930年代和1960 年代的)社会运动模式来寻求广泛的支持。他相信,在这个潜在的政治转型时刻,左翼知识分子是大有可为的。

  自由市场与道德腐败

  在过去10多年中,市场经济及其对人们的习惯、信仰与制度的全球性影响已经受到广泛关注,而最近的金融危机使这一问题变得更为迫切。以雄厚资金赞助科学与宗教问题研究而闻名的坦普尔顿(John Templeton)基金会,今年将其“大问题”(The Big Questions)系列论坛聚焦于市场与道德的关系问题,邀请13位著名学者和公共人物就“自由市场会侵蚀道德品格吗?”这一问题各抒己见,汇编为一部 30页的文集在秋季发布。[11]随后,又在伦敦举办了相关的研讨会,引起热烈的反响。就基本倾向而言,绝大多数作者为自由市场做了道德上的辩护,或者有所保留的辩护。当然,重要的不是他们的立场,而是各自的论述。

  Bernard-Henri Lévy(法国哲学家、著名公共知识分子)以他惯用的曲折笔法做出回应。他首先指出,那种以金钱和物质主义作为衡量万物的标准、免除了所有规则而只是被贪婪所支配的自由市场,当然会败坏我们的灵魂。历史上许多哲学家和宗教思想家都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但转而指出,需要警觉的是,这也是每个时代的法西斯主义和其它极权主义的一个核心论题。因此,这个问题实际上要比表面上看起来复杂得多。我们不能(决不能)将“市场就是并只能是腐败的”看作是一个确定的真理。首先,如果市场是腐败的,那么各种对市场的否定也绝对是腐败的。其次,如果这些腐败必须被划分等级,那么通过否定市场而生成的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的腐败则明显地更为深重和致命、更加无可挽回。最后,自由市场仍然保有一种促进社会化和相互承认的因素,这也是与腐败对立的因素。他的结论是,自由市场并不侵蚀道德,相反会强化人们的道德防卫,但前提条件是,必须服从规则和拒绝那种不受驯服的资本主义的诱惑。

  Jagdish Bhagwati(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与法学教授)是经济全球化的坚定辩护者,他认为全球化的自由经济不仅创造了财富的扩展蔓延,而且在伦理上具有积极意义,增进了人们的道德品格。首先,改变贫困本身就具有伦理意义,其次,全球化在男女平等、儿童就学方面具有正面的效果。最后,他用世界各地对中国汶川大地震的强烈反应这一事例表明:全球化在原本遥远而陌生的人们之间建立了感情纽带,人们因此而更多地倾向于彼此关怀和同情。

  John Gray(伦敦经济学院荣休教授)认为,自由市场一方面侵蚀了某些传统美德,但在另一些方面增进了新的道德(尤其是个人的自由选择)。在总体上的利弊判断与文化相关,取决于一个人对“良善生活”的想象。Gray指出,没有任何一种经济体系能够促进所有类别的道德,因此不能以理想模式作为评价标准,而要比较各种现实可行的经济体系,它们各自所张扬的道德品格各有不同。自由市场存在道德危险,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其它经济体系能做得更好。实践中的计划经济更严重地瓦解了道德。因此,真正的选择并不是在自由市场和中央计划这两种抽象的模式之间抉择,也不是选择市场与管制的某种特定的混合,而是在不同的历史状况下,选择不同的混合。但无论如何,一种现代市场经济不能置道德问题于不顾。

  旅美中国学者何清涟认为,计划经济的系统性失败不只是经济的,也是道德和政治上的灾难。自由市场不是完美的体系,但其道德缺陷来自于市场参与者的行动与动机,而不是其制度设计本身。因为价值与商业伦理影响着经济行动者的行为。我们不应将社会经济活动的道德评判混同与对市场规则的道德评判。如果要分析市场与道德的因果关系,必须使用一个狭义的市场概念。明显的事实是:不同文化环境下,市场经济表现出不同的道德水平。而目前中国发展中的非道德化倾向与其说是市场规则本身造成的,不如说是其它的文化与社会条件的结果。

  Michael Walzer(著名政治哲学家、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终身研究员)指出,民主政治与自由市场都会产生巨大的竞争压力,人们在这种压力下都可能无视行为规则并为此辩解,从而侵蚀道德品格(从“水门事件”到“安然公司丑闻”都证实了这一点)。但竞争也会促进合作、友谊、尊重和团结等美德。政治竞争和经济竞争一样,都无法完全排除道德上的风险。但在西方国家,这两种竞争表现出相当不同的道德状况。目前公共生活最严重的腐败不是来自政治领域,而是发生在经济领域。宪政民主成功地制止了最恶性的政治腐败,因为公众对政治精英具有高度的警觉,并能依靠制度化的机制不断地与政治违规行为斗争。但是,在目前的经济生活中,市场行为没有受到类似的宪法制约。最近几十年以来,经济精英的傲慢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几乎可以为所欲为。这样一种不受约束的经济权力(正如阿克顿所指出的)当然会导致极度的腐败。

  1968激进运动:40周年的纪念与反思

  1960年代是激进政治与文化反叛的狂飙时代,新左翼运动在1968年达到高潮,随后开始走向衰落。在40年之后,欧美知识界与传媒对1968年的纪念活动再度活跃。BBC第四台推出系列纪录片,从多个角度讨论1968年运动。[12]其中4月30日播出的《1968:哲学家走上街头》(1968: Philosophy in the Streets)采访了Alain Badiou、Étienne Balibar、Simon Critchley和Slavoj Zizek等著名左翼学者,回顾“五月风暴”期间哲学家如何走出象牙塔参与运动,思想革命的风潮从巴黎传向世界。6月19-22日在芝加哥召开的 “2008社会主义大会”(Socialism 2008)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左翼活动家热烈讨论如何继承1968年的革命传统,在当下的资本主义危机中复兴社会主义的政治运动。[13]

  2008年春季号的《异议》推出“1968专题讨论”[14],邀请10位著名左翼作家和知识分子探讨1968年的遗产。Robin Blackburn(《新左派评论》前主编、纽约社会研究新校教授)指出,当时的运动虽然遭到挫败,但表面上获胜的反动势力(戴高乐、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已经成为行尸走肉。而“变革精神的觉醒”作为1968年的重要遗产留存下来。今天与40年之前的不同之处在于,当年高喊的“革命”实际上意味着“变革 ”,而今天呼呼“变革”的力量可能会让正义立于世界之巅。Michael Kazin(乔治敦大学教授)认为,在美国68年后的左翼力量基本掌控了好莱坞和大学这两大堡垒,通过教育界和传媒,对公共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最近的美国总统大选反映了这种影响。Mitchell Cohen(《异议》共同主编)通过对运动历史的反思,主张当代左翼要学着同时成为“六八年一代”和“妥协的社会民主派”,这意味着结合抗议性的社会运动和制度性的民主参与,来推动进步的政治事业。Michael Walzer(《异议》共同主编)指出,左派在今天与40年前面对一个同样的挑战,那就是如何“坚持反潮流的观点且同时与人民大众保持联系”。他认为正确的战略是着眼于日常政策问题。而Ralf Fuecks(德国绿党前主席)也认为,在日常实践中发现政治,从内部和底层着手切实改善社会,也是1968年的重要遗产。

  “1968年的意义”之所以一言难尽,因为这场运动从来不是统一同质的现象,而具有多样复杂的面向,在世界范围也存在地域的差异。1968年的教训和成就同样明显。一方面,这场革命并没有如其所愿地根本改变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甚至在1968年之后出现了保守主义势力的强劲回潮,主导了40 年来的西方政治和经济生活。另一方面,“六八年一代”在文化变革方面获得了巨大成就,始终在公共领域的民主辩论中发出“批判性的异见”,在种族、人权、社会正义与平等、女权、同性恋和身份认同等问题上改写了主流价值观念。

  数码时代的文化愚昧

  最新一轮的技术革命(电脑、互联网以及各种多媒体数码通讯技术)与人类历史上曾有过的科技突破一样,正在改变我们的文化。但是,知识界对这场“文化范式转换”造成的文化衰落却一直存在忧虑。2008年出版的几部著作则发出更为迫切警告:“E世代”的青年可能正在走向新的文化愚昧。这些著作引起广泛而热烈的讨论。

  美利坚大学语言学教授Naomi S. Baron的《总是开着:在线与移动世界中的语言》[15],以长达十年的研究,揭示了网络和短信文体对书写语言的冲击。数码时代强化了年轻人对语言规范 “无所谓”的态度,结果削弱了学生写作正规文本的能力。而且,越来越多的人以“虚拟关系”代替直接交往,使人变得隔绝、专注于自我。而最有危害的是,由于 “总是开着”(各种设备)而同时分心忙于多种事情,这种“一心多用”习惯减低了思维、反省和表达的品质。作者的告诫是,要学会“关掉”,而不要总是“开着 ”。知名作家Nicholas Carr的《大转换:联线世界,从爱迪生到谷歌》[16]是今年《华尔街日报》评选的畅销书,《大西洋》月刊以“封面故事”推荐了他的相关文章《谷歌正在让我们变得愚蠢吗?》[17]。Carr的著作具有一种历史视野,阐述每一次技术革命都对既有的文化方式产生了冲击。他认为,互联网正在给我们的大脑“重新布线”,让我们适于“快速浏览”而不是持续的专注(认真阅读、听讲或写作长文)。我们在“谷歌”中丧失了专注和沉思,甚至没有耐心读完网络上的长文章,更不用说书籍。Emory大学英语教授Mark Bauerlein的著作有一个骇人听闻的书名:《最愚笨的一代:数码世代如何麻痹了年轻的美国人并危及着我们的未来(或,不要相信任何30岁以下的人)》[18]。作者以统计数据表明,目前美国大学生的整体素质下降:语言能力减弱、专注力丧失,学业规范淡薄而且知识贫乏。美国的年轻一代变得执迷于同伴的娱乐和时尚。他们愚笨而无知,但自尊心却很强,因此无法接受批评。作者认为,这是整个大众文化与数码技术合谋造成的结果。著名作家Susan Jacoby的《美国的无理性时代》[19]成为今年《纽约时报》评选的畅销书,其主题延续了Richard Hofstadter在1963出版的经典著作《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Jacoby认为,当今美国的反智主义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峰,突出体现在对无知毫无羞耻感,并完全漠视理性和客观真理。她的分析批判涉及到广泛的政治与流行文化(包括庸俗化的大众科学、追逐明星的媒体,“政治正确”的观念,大学教学水准的衰落,原教旨主义以及道德相对主义等),其中也指出了新技术对反智主义文化起到的推波助澜作用。针对这些讨论,美国《高教纪事》连续两期发表长篇评论文章《论愚蠢》[20]。作者指出,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有所丧失,年轻一代的“数码原住民”正在适应新的“文化范式转换”,这个过程会产生许多困扰,必须以有效的新教育方式(包括合理利用新技术和媒体)来对抗文化的衰败。

  关于《犹大福音》的争论

  近两年来,关于《犹大福音》(The Gospel of Judas)的翻译和阐释工作在西方学界、宗教界和公众当中引起广泛关注,也激发了热烈的争论。2008年5月《高教纪事》发表长篇采访报道,详细披露了关于《犹大福音》争论的来龙去脉。[21]

  《犹大福音》是一部失传已久的古经,目前这个抄本以古埃及的科普特文(Coptic)写在莎草纸上,于1970年代末在埃及的洞穴中被一位农夫发现。经多种方法做年代测定,证实为公元280年(误差±50年)的抄本。经过多年的辗转周折,最终被美国“国家地理学会”以及两家基金会购买,获得共同保存以及鉴定和研究的使用权(研究结束之后要归还给埃及的博物馆收藏)。国家地理学会组织了以Marvin Meyer教授为首的专家研究团队,在2006年初完成了26页(原文共有66页)的修复、重组和翻译工作,并在4月6日召开发布会,报告了他们翻译研究成果,其令人震惊之处在于,完全改写了以往的犹大形象以及他与耶稣的关系。根据他们对《犹大福音》的研究,犹大不是教会正统教义所描述的那个出卖耶稣的叛徒,而是耶稣忠实的门徒、亲密的心腹和朋友。所谓“出卖”耶稣其实是耶稣授意所为。发布会立刻引起轰动,世界各大报刊传媒竞相报道,国家地理电视频道还于 4月9日播出了一部长达两小时的纪录片,收看观众多达400万人,随后研究小组成员出版的相关书籍也极为畅销,由此引发了为犹大“平反昭雪”的热潮。与此同时,许多教会人士纷纷出面告诫,《犹大福音》是异端的经文,不足为信。

  然而,平反热潮和警告反驳似乎都过于匆忙了。因为那些所谓“异端”内容可能并非《犹大福音》的文本原意,而是来自那个(被称为“梦幻团队”)专家小组在研究中的失误和过度阐释。一些宗教学家和圣经学者开始质疑Meyer等人对文本翻译和阐释的权威性,其中Rice大学的圣经学研究教授April DeConick提出了严厉了批评,指出在耶稣对犹太评价的关键段落中,Meyer等人的译文甚至与文本原意完全相反。她在《纽约时报》上公开了她的鉴定和批评,引起同行之间的争论。多数学者认为目前的译文存在错误,但对于错误的性质和严重性尚有分歧。Meyer仍然在为自己辩护,但他的团队内部也出现了批评的声音。无论如何,目前专业学者(包括Meyer本人和他团队成员)都不再支持或者热衷于所谓“英雄犹大的新发现”。《犹大福音》所引发的热烈喧哗可能会慢慢平息。

  2008年人文学科重要奖项

  美国国会图书馆12月3日宣布,彼得·布朗(Peter Robert Lamont Brown)和罗米拉·塔帕(Romila Thapar)共同获得2008年“约翰·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John W. Kluge Prize for Lifetime Achievement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22]布朗1935年出生于爱尔兰,在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目前是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他是一位卓越的教师和学者,能阅读 15种语言的文献,早年受到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他的研究开阔了学术界对晚期古代历史的理解,重新书写了地中海世界2世纪到11世纪的历史,特别是对罗马帝国的终结、基督教的出现以及伊斯兰教在地中海地内外的兴起等方面的研究做出了杰出贡献。塔帕现年77岁,是印度尼赫鲁大学(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古印度史的荣休教授。她的学术研究通过细致考察印度文明两千年的演进过程,探寻其历史意识,从而开辟出关于印度文明的一种全新的更为多元的视野。对于这两位历史学家毕生的工作,国会图书馆的詹姆斯·比林顿评价说:“布朗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文学性和可读性的历史学家之一,把基督教一千年间一些鲜为人知的魅力人物,活生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塔帕则运用大量的远古资源和各种语言,全面介绍着现代社会科学,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传统印度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克鲁格奖于2003年创立,由慈善家约翰·克鲁格资助,美国国会图书馆组织评审。该奖专门针对诺贝尔奖没有涵盖的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并期望获得与诺贝尔奖同等的声誉与地位。布朗和塔帕是克鲁格奖的第六和第七名获奖者,他们分享了100万美元的奖金。

  2008年度坦普尔顿奖(Templeton Prize)授予72岁的波兰宇宙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及天主教牧师迈克尔·海勒(Michael Heller)。[23]兼具科学家与神学家双重身份,海勒提出并始终关切的一个根本主题是:宇宙是否需要具有涵义?在其30部论著中,这个主题在相对论、量子力学、几何学以及科学历史等领域获得充分展开。对于海勒的贡献,小约翰·坦普尔顿说:“他的创造性工作显示出,物理学、哲学与神学这三个人文领域能够彼此关联;科学与宗教的相互影响可以取得丰硕的成果,却不会对科学的自主性造成丝毫破坏。”海勒获得了82万英镑(约160万美元)的奖金。此奖是由约翰·坦普尔顿(John Templeton)于1972年创建,旨在鼓励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探索和扩展人对神性的感知,包括对爱、创造性、智慧、宗教等的研究,以促进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对话关系。去年的获奖者是哲学家查尔斯·泰勒。

  2008年度霍尔堡国际纪念奖(Holberg International Memorial Prize)授予美国杜克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弗莱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R. Jameson),他获得450万挪威克朗(约75万美元)的奖金。[24]颁奖辞赞誉他“对理解社会构成与文化形式的关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詹姆逊是当代世界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文化理论家之一,也为中国学术界所熟知。他的许多著作被翻译为中文出版,对于中国学者理解文化批判、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发生了深远的影响。霍尔堡奖是挪威议会于2003年创立的,专门授予每年在人文、社科、法律和神学领域中一位成就最为杰出的学者。此前的获奖者包括朱莉娅·克里斯蒂娃(2004年)、尤尔根·哈贝马斯(2005年)、舍穆尔·艾森斯塔特和罗纳德·德沃金(2007年)。

  2008年辞世的学者与作家

  被称为“俄罗斯民族良心”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于2008年8月3日辞世,享年89岁。从《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到《第一圈》、《癌症病房》到惊世之作《古拉格群岛》,这位始终持不同政见的作家揭露和抨击了斯大林主义。这使他大半生都流亡异乡。在美国的二十年间,索尔仁尼琴继续记录俄国革命历程,著书《红轮》。然而在他心中,美国并非自由的化身。在1978年哈佛大学毕业典礼的发言中,他对美国精神之脆弱性予以批判,指出美国人正在丧失勇气和刚毅,而陷于鄙俗的物质主义泥沼。苏联解体后,他于75岁的高龄回到祖国俄罗斯;2007年与普京会面,并获得俄罗斯联邦国家奖。

  2008年2月27日,美国保守主义奠基人威廉·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病逝,终年82岁。1951年,年仅25岁时的巴克利就进入公众视野,在耶鲁大学建校250周年之际发表著作《上帝与耶鲁人》(God and Man at Yale),批判自己的母校已经背离其最初的教育使命,一时激起知识界的热烈辩论。1955年,他创建了《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使之成为20世纪美国保守派运动的重镇。巴克利主张将传统的美国政治保守主义与放任政策及“反共产主义”相融合,这一思想奠定了以前总统里根等为代表的现代美国保守主义的基础。1991年,老布什将总统自由勋章授予巴克利。2004年,巴克利指出新保守派“高估了美国的力量与影响力”。

  法国文学巨匠阿兰·罗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于2月18日去世,享年85岁。罗伯-格里耶著有《橡皮》、《窥视者》、《嫉妒》等,以其“非正统叙事”闻名于世,被公认为 1960年代“新小说派”的先驱人物。他的剧本创作《去年在马里昂巴德》由法国新浪潮大师阿伦·雷奈拍成电影,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提名和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此后,格里耶亲自执导电影,代表作有《不朽的女人》、《撒谎的男人》等。

  约翰·莱昂纳德(John Leonard),美国著名文学、影视及文化评论人,美国国家图书评论终身成就奖获得者,11月5日病逝,终年69岁。莱昂纳德曾担任《纽约时报书评》主编,为《新共和》、《华盛顿邮报》等报刊撰稿。他是首位向美国引介诺贝尔奖获得者托妮·莫里森和加布里埃尔·马奎斯的书评人。

  12月24日圣诞前夜,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与世长辞,享年81岁。亨廷顿在纽约出生,16岁考入耶鲁大学,1951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当时还不到24岁)。从 1950年开始,他开始在哈佛大学政治系任教,直到2007年荣休。亨廷顿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美国政治,比较政治学和政治发展理论,发表了17部著作和90 多篇学术论文。代表作包括:《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年)、《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1976年)、《第三波:20世纪晚期的民主化》(1991年)、《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年),以及《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2004年)。他的研究著述被广泛引用也引起许多争议。

  同一天,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因患癌症逝世,享年78岁。品特被认为是英国继萧伯纳之后最重要的剧作家。他深受贝克特和尤奈斯库的影响,是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人物。早年曾就读皇家艺术戏剧学院,27岁时发表处女作《房间》,引起关注。代表作包括《生日聚会》、《看门人》、《情人》、《回乡》,以及电影剧作《法国中尉的女人》等。他的写作具有高度独创性,使得“品特式风格”(Pinteresque)一词被收入正规英文词典。瑞典皇家科学院2005年授予品特诺贝尔文学奖,在颁奖公告中赞誉“他的戏剧发现了在日常废话掩盖下的惊心动魄之处,并强行打开了压抑者关闭的房间”。

  [1] Joseph E. Stiglitz, “The End of Neo-liberalism?” (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stiglitz101).

  [2] Jacob Weisberg, “The End of Libertarianism,” Newsweek (28 October 2008).

  [3] Richard A. Epstein, “The Libertarian: Strident and Wrong,” Forbes.com (28 October 2008).

  [4] Edmund S. Phelps, “Does Capitalism Have a Future?,” The Guatemala Times (21 December 2008).

  [5] “Life after Bankruptcy,” interview conducted by Thomas Assheuer,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by Ciaran Cronin (http://www.signandsight.com/features/1798.html).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Nach dem Bankrott” in Die Zeit (6 November 2008).

  [6] Roger Cohen, “Perfecting the Union,” The New York Times (5 November 2008).

  [7] Alan Wolfe, “Dixie Shtick,” The New Republic (19 November 2008).

  [8] Marie Arana, “He’s Not Black,” The Washington Post (30 November 2008); B01.

  [9] Laurence H. Tribe, “Morning-After Pride,” Forbes (5 November 2008).

  [10] “The Day After,” Dissent Up Front Online Argument and Commentary (http://dissentmagazine.org).

  [11] “Does the Free Market Corrode Moral Character? Thirteen Views on the Question” (John Templeton Foundation, www.templeton.org, Autumn 2008).

  [12] 这个系列包括:1968: It’s Not Just about the Music; 1968: Day by Day; 1968: Day by Day Omnibus; 1968: Notes from the Underground; 1968: Philosophy in the Streets; 1968: Rivers of Blood; 1968: Sex, Telly and Britain; 1968: The Sixty-Eighters at Sixty; 1968: The Year of Revolutions等。

  [13] http://www.socialismconference.org/: “Socialism 2008: A Weekend of Revolutionary Politics, Debate and Discussion.”

  [14] “Symposium 1968: Lessons Learned,” Dissent (Spring 2008).

  [15] Naomi S. Baron, Always On: Language in an Online and Mobile Wor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16] Nicholas Carr, The Big Switch: Rewiring the World, From Edison to Google (W. W. Norton, 2008).

  [17] Nicholas Carr, “From Is Google Making Us Stupid?,” The Atlantic (July-August 2008).

  [18] Mark Bauerlein, The Dumbest Generation: How the Digital Age Stupefies Young Americans and Jeopardizes Our Future, or Don’t Trust Anyone Under 30 (Tarcher/Penguin, 2008).

  [19] Susan Jacoby, The Age of American Unreason (Pantheon, 2008).

  [20] Thomas H. Benton, “On Stupidity,”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1 August, 5 September 2008).

  [21] Thomas Bartlett, “The Betrayal of Judas,”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30 May 2008).

  [22] http://www.loc.gov/today/pr/2008/08-225.html.

  [23] http://www.templetonprize.org/news.html.

  [24] http://www.holbergprisen.no/HP_prisen/en_hp_2008_jameson.html.

题注:本文是作者自2003年起所作的“西方知识界重要事件综述”系列年度报告之一,原载《学海》2009年第1期。转载自“学术中华”[xschina.org]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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