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本

岁末大雪。友人W君转来韩南教授一篇论文，谈英人麦都思（W. H. Medhurst, 1796-1857）来华传教，王昌桂、王韬父子协助译经之事。这题目，韩先生前些年在哥大讲过，故早有耳闻。现在译成中文，让中国同道评价，他一定很高兴了。记得八十年代中，韩先生接手主持哈佛燕京学社，开派对，跟他聊天。他轻声道，我们差点儿做了同行呢。原来他大学一开始念的是中世纪文学，后来兴趣转移，才学汉语，到北京进修。他是钱钟书先生夸过的功力深厚的“老派汉学家”——二十春秋，白驹过隙，他已荣休多时了。

英美传教士的汉译《圣经》，我原先不太留意，虽然早知其中舛错不少。这几年因为译经，才顺带考察了旧译的“病理机制”，写了一组文章，收在《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北京三联，2007）。论西学，那些传教士大抵算不上专家，中文则依靠助手（如王昌桂父子）润色。但马礼逊/米怜《神天圣书》（1823）以降，一百年间，为传扬上帝之言你追我赶，从“深浅文理”到蓝青官话，终于留下一部“国语和合本”《新旧约全书》（1919）；居然二十世纪国人自己林林总总的译本，包括对和合本的修订（如新译本，1993），无一可与之比肩。这在世界各大民族的译经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更重要的是，和合本的语汇句式，连同误译漏译、病语病句，还渗透了之后几乎所有的白话旧译。然而，和合本的底本并非原文善本，而是传教士的母语英文钦定本（King James Version, 1611，修订版1885）。于是国人长期以来学习、引用、讨论的《圣经》，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钦定本落在中国的一道影子。钦定本对原文独具风格的处理，通过传教士的解读与“再创作”，便构成了《圣经》在中文世界流布而言说的基本语义框架和引申诠释的基础。

如此，欲读懂和合本等中文旧译，就必须研究钦定本。国内教会发行的《圣经》当中，有一种不错的和合本/钦定本汉英对照版，便是出于这一考虑。

但是，钦定本不容易读。一方面，它是“英语散文最崇高的纪念碑”，对于不谙莎士比亚时代至十七世纪文学的人，委实难免“七月流火”误读误译。另一方面，作为译本，以现代学术成果观之，它又白璧微瑕，译名译法有时不甚准确。主要因为它在学术及文学鹄的之外，还承担了一项政治妥协的重任，即结束自宗教改革先驱威克利夫（John Wyclif，约1330-1384）译经开始，持续了两个多世纪的教派纷争和流血冲突。英王詹姆士一世组织五十四位圣公会与清教徒学者合作译经，第一个目标，便是想借助新译本的权威来稳定国内局势，抵御罗马教会的干涉。钦定本的前言（史密斯主教撰）说得明白：译者无意另起炉灶，宁愿以修订者自居，力图博采众长而成就一精良之译本。所以原则上，以圣公会的主教本（1568）为基础，对照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经文，尽量直译；同时参照“英语圣经之父”廷代尔的《新约》（1525）和《摩西五经》（1530）等五种十六世纪英译，择善而从。不过译经班子的讨论记录表明，修订过程中还广泛参考了外语译本，尤其是译者们熟悉的拉丁语通行本，尽管那是国王与新教诸派的共同敌人即罗马教会的标准经文。因此，钦定本虽是新教译本，就遣词造句而言，还真有超越时代的“跨教派”的气度（包伯里克，页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