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皓明:摩西的智慧、孔子的缺失:文明如何规定不可食的、可憎的动物
如果说出于含蓄和得体的审慎考虑在某些情况下命我们缄口,在另一些情况下,更高级的审慎则以说出内心所想为正当。
——埃德蒙德·柏克
考古学是我一直非常感兴趣的学科,虽然我现在从事的工作似乎与之并无关联,可对于与考古有关的消息,我却一直都很关心。不过我倒也不是对所有的考古都有兴趣,而是只关心与欧亚大陆上几个主要文明的上古史有关的,因为我以为,对上古遗迹的考古往往能揭秘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根本特征以及形成这些特征的根本原因,换句话说,就是能向我们显示一个民族和文化的最深层的超稳定结构或者说其基因。近些年来,有几个中国考古发现和对这些发现的研究成果,尤其在我心里引起震撼,因为如果我们将这些发现与当下联系起来,我们会有一种“亘古以来我们从未改变过”、“我们无非就是我们祖先的副本”的感觉;会让我们意识到,无论表面上今天的人与他们几千年前甚至上万年前的祖先显得多么不同,他们身上存在的最根本的、最无意识的、从未经反省的人类学意义上的行为和行为的本能却是几乎始终不变的,而这种认识令我毛骨悚然。
就比如十多年前江西靖安县水口乡李洲坳东周古墓的发掘。从那座古墓里,考古学家们发现,里面埋葬的是四十六名作为人殉被毒杀的少女连同她们为之殉葬的一位男性墓主。这样骇人听闻的罪行,哪怕是发生在近三千年前,也仍然令人发指。今天的我们应该对这一考古发现产生强烈的反应,尤其因为我们几乎在同时可以从完全不同的渠道了解到,驱使那个男性墓主及其家人实施这样残暴的人殉的心理和信念,在今天仍活跃在他们后人中的一些人身上:直到最近仍在好几个地方不断发生的杀害女性以配冥婚的刑事案件(2019年11月27日《澎湃新闻》)就是当代版的李洲坳墓人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