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难

康德在《何谓启蒙》（Was ist Aufklarung？）一文的开头给启蒙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

启蒙是人从自我招致的依赖监护的状态（selbst verschuldete Unmündigkeit）中解脱出来。依赖监护是指人在没有他人指导的情况下没有能力运用他自己的理解力。这种依赖监护的状态是自我招致的。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解力，而是在于缺乏不要他人指导而运用自己的理解力的果断和勇气。Sapere aude！要敢于运用你自己的理解力！——这就是启蒙的座右铭。[1]

然而这个明确、乐观、令人鼓舞的座右铭只不过是康德对启蒙的全面看法的一部分。在这个绝对、看似单纯的座右铭背后，康德对于启蒙理论上的普遍性与其实际上的可行性之间的差距与矛盾看得十分清楚。在同一篇文章稍后的地方他说：

的确，如果自由得到保障，启蒙几乎肯定会随之而来。因为总会有一些独立的思想者，甚至在大众的那些现行的监护人（die Vormünder）中间就有这样的人，在他们解除了自身的依赖监护之轭后，将为一种理性精神做好准备，这种精神既尊重自己的也尊重他人独立思考的价值与 禀赋。特别是在这样的情形里：最初被这些监护人置于那种轭下并且后来一直被迫不能摆脱它的公众，当他们的某些监护人发现并非所有的监护人都有能力引导启蒙之时，已被这些［启了蒙的］监护人激发起来独立思考。培植偏见（Vorurtheile）是如此有害，因为这些偏见会到头来报复那些发现自己或他们自己的前辈曾是这种偏见的始作俑者的人。因此公众只能缓慢地达到启蒙。一场革命可能会颠覆个人独裁、贪婪或专横的压迫，却永远不会带来一场真正的思维方式的改革，新的偏见将会同旧的一样主导着不思想的大众。[2]

这段话虽然凝练得近乎晦涩，意思还是明白无误的。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的启蒙（有别于个别人经由果敢等品质而独自达到的启蒙），由于发生在人类千百年来被迫混昧的背景之下，不会是一个干净整齐的事件。最可能首先达到启蒙的，应该是那些过去一直拥有监护他人特权的人，这一部分人出于对普遍启蒙的渴望，一方面教给大众启了蒙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后果，必然与那些未达到启蒙或反对普遍启蒙的一直拥有监护他人特权的人发生抵牾。启了蒙的监护人几乎不可避免地要利用他们想要启蒙的大众来反对反对他们从事启蒙的人。在这种利用中，启了蒙的监护人因而不可避免地为了要消除旧的偏见而培植新的偏见，以反对坚持旧偏见的人。作为结果，大众也许消除了旧偏见，但启蒙的目的仍不会达到，因为大众只不过是换了一副精神枷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