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象：传译一份生命的粮——答冼丽婷
冯先生好。能否谈谈繙譯聖經，想達到甚麼目的?
译经的目的，我在《摩西五经》的前言及附录（彭伦先生的采访）里说了，一是为中文读者（包括信友和圣经学界）提供一个可靠的中文学术译本，二是如果可能，力求让《圣经》立于中国文学之林，即进入汉语主流文化。注意，我说的是“圣经学”，而非任何基督教宗派的神学或教义。后者在西方的历史和理论我做过些研究，算是老行当了吧。但传教“牧灵”跟做学问，是完全不同的事业，没有哪个译家可以兼而得之。因此，现实地看，我的译本也许会影响到“牧灵”译本的修订和术语措辞，但不可能取代其中任何一种。
你在繙譯新約上共用了多少時間？在舊約部份又用了多少時間？甚麼時候可以完成舊約全部繙譯，出版新約舊全書？
《新约》用了两年，因为先已译了两卷希伯来语《圣经》（基督教称“旧约”，但西方学界为了尊重犹太人的宗教和民族感情，通常用这一“中性”的说法），参考资料跟术语译名都有了准备，所以进展颇顺利。之后还有两卷，即《历史书》和《先知书》。何时竣事，不太好说，因为俗务繁多。
原先的聖經有甚麼謬誤呢？請舉例子。
市面上流通的中文译本不少，但我想您指的是和合本（1919）。和合本是上世纪初在华新教诸派达成妥协，英美传教士在上海合作搞的译本，底本是英语钦定本（KJV）的修订本。但由于传教士西学功底浅，中文更不济，未免错误百出。别的不说，《圣经》开篇第一句话，很简单明了的经文，就栽了跟头，详见拙文《上帝的灵，在大水之上盘旋》（网上可阅）。天主教的思高本（1968）要准确得多，但风格不如和合本直白，也不如和合本在普通读者中间传播得广。听说，和合本的修订快完成了，希望至少一些明显的硬伤、妨碍理解经文教义的舛漏能得到改正。和合本我批评过几回，然而，就传教“牧灵”的长远目标而言，着眼于新教进一步中国化的努力，我觉得目前还没有更成熟的译本。这一点，我在即将出版的《新约》的前言里谈了。
請介紹如何著手繙譯聖經。從結構到文字及搜證，如何處理？如何保證繙譯時能保存聖經的解讀功能？
这两方面的诸多问题，我专门写了一本书讨论，叫作《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北京三联书店，2007），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此处不赘言。其实，学术译经跟教会译经的方法差不多，困难也一样，并无什么特殊，只是出发点不同，还有就是注释的角度有异。比如我一般不讲教义，当然也不持任何教派立场，夹注只举出西方学界的通说和主流观点。所谓通说，指的是一二百年来，欧美学者在圣经学、宗教学、古典语文和考古等学科领域，涉及经文解读的一些业已广泛接受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不光在大学课堂上讲授，也是西方主流神学院的课程内容，如《摩西五经》的片断构造和成书年代的考订、《新约》“对观福音”（头三篇福音文句内容重叠甚多，可平行对观，故名）的文本渊源、耶稣时代巴勒斯坦的宗教思想、异端文献和受膏者（基督）运动，等等。照 Bart Ehrman 教授的说法，如今一个主流神学院的学生，毕业后非得把课上学来的东西忘掉，才当得成牧师呢——有点像我们内地的法学院教育，学生一出校门，参加工作，不论律所法院还是政府部门，就把课本知识和教条原理通通还给老师了。
Ehrman 教授是学界公认的《新约》与早期基督教文献研究的专家，出身普林斯顿神学院，是 Bruce Metzger 的学生。Metzger 先生参与编订了希腊文《新约》的权威版本（NTG），也是流行的英语学术译本新修订标准本（NRSV）的主持者。现代圣经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欧美一部分较为“自由派”的教会对经文的理解。但是，中文教会恐怕一时还不会接受西方学界的学术成果，这跟中文教会自身的传统、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传教的大环境与应对策略有关，是不可苛责于中文教会的。我自己读经数十年，自然也有一点研究乃至一家之言，但不会放进译注里；准备等五卷《圣经》译成了，再另外著书敷演。
你認為你的譯本對一般讀者的吸引力及好處為何？
这些年来，收到许许多多读者、信友和学界同仁的电邮，有谈感想提问题的，也有建言商榷的，还有祈祷祝福的，都是莫大的支持。我想，一人独力，孜孜以求，这样完工的几卷译文，能够蒙读者喜爱，引起各方评议，而非如多数旧译那样默默无闻，可算是成功了一半吧。
嚴復也曾繙譯馬可福音，你有沒有看過？評價如何？
只翻了四章吧，我没细读。严几道于福音之道，恐不是麦都思、郭实腊、施敦力、杨格非之流的对手。此事香港中文大学的李炽昌教授探讨过，我在网上见到。他引了一段清人蒋敦复的话，蛮有意思，您听听：
“若夫天教，明季始入中国。利玛窦、南怀仁诸人，皆通天算舆地之学，材艺绝伦。其所著《七克》等书，切理餍心，颇近儒者，故当时士大夫乐与之游。今之教士，其来者问有如利、南其人者乎？无有也。所论教事，荒谬浅陋，又不晓中国文义，不欲通人为之润色。开堂讲论，刺刺不休，如梦中呓。稍有知识者，闻之无不捧腹而笑”（《啸古堂文集·拟与英国使臣威妥玛书》，引自李炽昌、李天纲《关于严复翻译的马可福音》，载《中华文史论丛》63辑，9/2000）。
蒋敦复（1808-1867）是上海宝山人，工词而才识过人，与王韬、李善兰齐名，曾在麦都思创办的墨海书馆（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工作多年，协助翻译《大英国志》，还写了凯撒、圣女贞德和华盛顿的小传。他对传教士的学养素质的评价，应该是出于切身体会。当然，以牙还牙，传教士也损他，“让吸食鸦片给毁了”。只是这些以拯救异教徒灵魂为己任的大人们忘了，鸦片是怎样登陆中国的；要不是托鸦片的福，托不平等条约跟治外法权的福，自家连一句“荒谬浅陋”的话，都没处去叨唠呢。
你認為基督徒中有沒有出色的繙譯聖經人才？或是為何沒有？
当然有，吴经熊先生是第一人。他用文言译《圣咏》和《新约》，琅琅上口，起伏跌宕，比那班传教士强多了。此外，还有一位高士——抱歉不是信徒——生前曾有译《新约》的宏愿，若是天假以年，必会成就一桩大功。那便是徐梵澄老人。徐先生是会通了中、印、西三大文明的罕见其匹的大学者，又是得了鲁迅先生亲炙的哲人和文章家，他未能如愿传译《新约》，实在是中文世界的一大遗憾。
繙譯聖經後，對基督信仰有沒有新感悟？你對自己信與不信基督教有沒有新的看法或預見？有沒有聖經學者在與你砌磋聖經繙譯時，向你傳道，希望你成為信徒？你認為你可能會成為信徒嗎？
呵呵，女流不忌问芳龄，男辈弗忧查信仰，这问题有点子“中国特色”。这么说吧，美国宪法有一条原则，名曰政教分离。贯彻到教育领域，教师在校园里借用学校资产传教，就有可能引发官司。美国的圣经学和宗教学界，更是什么信仰都有，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随便向人传教可是犯忌的事，谁敢做啊。诚然，译经须对古人的信仰与先知的启示有所感悟；但同时又要特别注意，那信仰的启示，同我们这个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的教派政治和教义实践不是一回事。后者，如前文谈及的，实际是基督教进入本土化或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一个个新老宗派社团各不相像的“属灵的”生活。
你認為你的聖經繙譯達到了文化保育功能嗎？新譯本是要把聖經放到公共領域上嗎？
我想您说的“公共领域”不是我们法律上的概念，而是指常人想象中那个教会以外的“公共”空间吧。但教会绝不是一个封闭的组织，她从来就处于公共生活之内，深深地嵌入我们的历史、文化、公共道德和政治秩序。在香港，正如在内地，有哪一个教会不在散发《圣经》，不积极宣道、参与社会建构和社会斗争呢？不如此，她就不能够抚慰苦灵，传布福音，教人立信称义。在此意义上，译经，即使是“非教徒”的译经，也不仅仅是无伤大雅的“文化保育”。我想，圣法的教导、先知的呼唤、耶稣的受难复活的启示，随着宗教复兴和中国社会行将展开的伦理重建，是会为越来越多的国人聆听而认识的。一个日益多元化的容纳不同信仰的社会，需要这样一份“生命的粮”（《约翰福音》6:35）。
二〇一〇年六月四日于清华园
原载香港《信报》201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