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之迷——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之二

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之迷——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之二

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2)

C:中共这几十年有许多东西是很难理解的。比如相信大跃进、公共食堂之类的事情,还有什么党内资产阶级呀。我们总的对此有个说法吧。

Y:我想,这确实是个违反了很多常识的现象。但不论怎样我们总得用常识来解释这一切,才能站的住脚。我不太相信很复杂的理论的。

C:无论怎样,总的有个脉络吧。要不这一切怎么会总是负面的东西居多呢?解放前后,这个对比太明显了。解放前,为什么正面的东西多,解放后负面太多了,都是同一帮人啊。

Y:对呀,这是个切入点。我有几个看法。一个就是在解放以后,或者说在两论,《论新民主主义》和《论联合政府》(毛泽东著)之后,主席的理论思维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他的理论思维特征是什么?是如何完成的?这一点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在主席《论联合政府》之前,他在理论上保持了他的一种系统性,对中国的当时的经验总结,有着系统性和创造力。这里头是不是同陈伯达的理论创造高峰期有关?这期间的东西,你必须看到,它非常鲜活。应该讲,到了解放以后,主席的诙谐是够了,但是他原来的理论的系统性特征都没有了。我对比了一下,刘少奇在解放前夕和随后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的论述,这里应该讲,少奇对新民主主义理论具体化做了一个非常详细地描述。这在全党当时似乎形成了一个一致的看法,没有什么人有异议。那么为什么从53,54年以后主席发生变化了?这个变化从两个事件中可以看出,一个是山西省、华北局关于那个合作化运动的争论。当时主要是王谦。这个人当时是地委书记。他的地委有一份关于农村合作化运动的报告给了山西省委,山西省委把这个报告给了华北局和中央,刘少奇在这个东西上作了非常严厉的批示。就是,这是一个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一个非常坏的苗头。在刚解放搞新民主主义阶段,这个思想是要不得的。他甚至在春耦斋讲了一次课,给高级党校讲了一次课,集中讲这个问题。还有包括薄一波等等,一批高级财经干部都反对山西省委报告。但是主席第一次在这个文件上作了非常明确的批示,他支持山西省委。第一次最明显的表达了毛泽东对于合作化运动有了一种看法,这种看法直接成了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的质疑,而这个最后被证明是后患无穷的。这是第一次。第二次争论来自于刘少奇与高岗的分歧。

C:高岗的争论?

Y:这一块呢,我看了一下,主要还是发生关于工会在解放之后的性质问题的争论上。当时高岗授意马洪几个人组织一篇文章《论工会的行政管理与工人群众要求的一致性》大体上是这么个题目。主要讲工会的说法和工人的想法不一定一致。这个不一致的矛盾的性质是什么?当时刘少奇试图将这个概括为新民主主义运动中基本的社会矛盾。那么高岗就对这个认识进行反驳,他认为是一致的,没有这个矛盾,这个矛盾也不是基本矛盾。这篇文章写了以后,高岗三次请示中央发不发表,刘少奇三次表态先不发表,高岗就不高兴了。后来高岗进京见毛泽东同志,他从毛那里发现了,哦?主席是很不买刘的账的,主席对高岗的文章和想法是很一致的。而且毛还就此联系到刘在天津的讲话,毛不喜欢,于是毛就放手了,让高岗借机攻刘,这实际上是毛让高岗纠偏一下刘少奇的想法。当然这个高岗大概是误解了主席的想法了。他想干掉刘,走过头了,这是后话。

C:毛的理论思维为什么出现了这么大的跳跃,而且他完完整整地在49年9月政协会议上谈的就是新民主主义阶断论,至少要搞15年以后,才来搞社会主义。何以他在山西省的这个意见,工会的那个争论开始改变了?毛的思想明显地发生变化,他的理论思维开始起大变化,而且随后的变化是抛开了新民主义阶段论,他完全抛开啦。这是怎么回事?伯达同志怎么了?伯达是个书生啊,伯达这种人是应当坚持理论的思维一致性的。那伯达同志为什么就完整彻底地放弃了呢?当初中共还是有完整的指导思想,这个《新民主主义论》确实写的非常好。毛甚至论证了新民主主义阶段是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以区别于旧民主主义。有点类似今天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都是些同义重复的说法,但毕竟表明了毛对这个理论完整性的确认。当时就讲起码要从百分之二的资本主义发展到百分之二三十,就有基础来搞一点社会主义吧。这个思想怎么就在抗美援朝还没有结束,整个国家的物资供应,现代物质产品还要靠天津上海民族资本家提供的情况下就变了呢?突然产生了把私人资本干掉的想法。哎呀,这个东西我一时还不能解释,很纳闷。我找不到这个拐点在哪,思想根源在哪。

Y:那我们就来谈谈这个变化是怎么产生的吧。1950年开始,你可以看到党内的政策变化特别大。这背后就是主席的思维没有确定下来。七届二中全会时,大会上尽管宣布了建立新民主主义这个目标,但主席从本性上讲,可能不喜欢这个东西的。我记得有个人,名字忘了,大概姚依林在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和主席一起吃饭,说到北平以后,主要任务就是发展工业吧。主席很不以为然,说恐怕还是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所以我前面讲了那么多的现象,都只是表现为主席内心对这个新民主主义的疑虑很重。

C:解放前这套理论应当是成立的。毛靠这个打下天下,为什么会疑虑呢?

Y:这是个渐进的过程。你看,中共从成立那天起就处在一个理论上的困境中。中国根本就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按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共产党的社会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体系发展到一个成熟的阶段上才有可能建立起来。所以,中共的目标与当时国家、民族的经济社会状况的距离很远。一大时搞的那个党纲也基本上是个恪守教条的关门主义的东西,幼稚的很。在这个理论困境下,中共刚开始就没有什么作为,领导的几次工人罢工斗争并没有什么全国性影响。随后,在共产国际指导下逐步走出这个理论困境,那就是国共合作时期发展起来的一套理论,既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是打倒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然后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化。在这个基础上,再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历史的只能由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表国民党来领导。这套东西就是共产国际构思出来的,让中共接受。“二大”西湖会议都是讨论这个理论。陈独秀和中共中央当时没有马上接受,因为如果是国民党来领导这项中国革命,那中共干什么?共产国际的想法是国共合作,怎么合作?孙中山开始的想法中共干脆全进国民党算了,国民党右翼当时就是这样主张的。后来谈判,三方谈,苏俄、中共、国民党。国民党那里头也乱得很,孙中山又与内部不同派系谈。孙中山接受中共也不是心甘情愿,他只是要用苏俄的钱,没有办法。苏俄当时拿中共也有点不太好办,没有中共,国际就缺个代理人;用中共,国民党又猜忌的很;而中共也是进退都难:进,怕被国民党给吃掉;退,怕孤掌难鸣。就这样半心半意,三方终于谈成了。想了个好办法,中共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例如李大钊、毛泽东、林伯渠、周恩来、谭平山这些人都加入国民党,还成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党把这批中共党员叫跨党分子,不无讥讽。这样苏联顾问加上中共党员把国民党改造成了一个很列宁式的革命党,召开了国民党一大,随后开始大革命时代。这一段,在理论上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者叫民主主义革命,中共诸位并没有什么理论上的创建,无非是共产国际的指示而已。中间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

C:这个时期,毛泽东的贡献好像在农民运动吧?

Y:对,毛从那时开始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是他集中精力观察思考农民运动的时期。这个阶段的体验,对毛今后的理论思维有重大影响。从这以后,他就紧紧地抓住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特征,那就是广阔的农村以及农民这个最大的国民群体,他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判断也是从这个中间产生的。

C: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没有包含解决农民问题的部分,好像国民党也不重视这个问题。

Y:国民党那时没有什么理论思维,是个大杂烩。孙中山也没什么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那帮国民党人基本上都是投机色彩的人,队伍很不整齐。所以要中共帮着整肃。

C:国民党没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消弱了他们以后的统治力,他们似乎没有政治正确这样的东西。后来老蒋想搞点精神上的东西来净化国民党也没有成功。他想用中国传统的礼、义、廉,耻之类的东西来武装他的人马,作用很有限。

Y:反正是,苏俄和中共也不管你国民党怎么想,就把这个所谓的民主革命的理论加在它身上了。这是一个理论时期了,到了四一二政变,大革命失败,对中共来讲,民主革命的理论不能讲是失败的,但从中引发出的革命策略是彻底的失败了。这以后无论共产国际还是中共,都是惊慌失措,不知怎么办,也没有什么可值得一提的理论创见。整个党的组织变成一个秘密的党,从事极左盲动主义的东西。反倒是毛开始了他自己的理论思维。这一段时期,毛主要思考的出发点就是农村和农民问题。他看出民主革命理论如果是正确的,那么这个理论指导下的中共革命政策就必然是失败的。这是个两难的问题,也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内在的困境,毛也没有办法破解这个两难的困境。但他的直觉判断力很好,他认为不管是什么样的革命理论,都必须能够提出或是建立起正确的革命策略来。其实他的方法论是从策略中归纳理论,而不是从理论中引伸出策略。他认为正确的策略肯定应当从中国农村和农民运动着手,设法动员起这个最大的多数,参加中共领导的革命。

C:中共领导的革命?你说中共苏区那个叫什么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都不是吧。

Y:对毛而言,这无所谓。他就干脆给你叫苏维埃政权了。反正就这样,有了军队,有了政权,先站住脚再说。不过你讲的对,确实,中央苏区那个苏维埃政权的性质是不好确定的。似乎毛也没有费那个劲去定义它,毛也没有时间和精力。不过我从中倒是看到他同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的左倾意识倒也合拍。不跟国民党搞民主革命,我就直接搞苏联式的国家政权了。所以中共苏区这个时期,很多东西都带着脱离实际的左的印记。例如土地大纲之类,打土豪分田地等等,都是理论上站不住脚的做法。但这个阶段,锻炼了毛及其同事们的策略能力,这个东西为以后实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创造了条件。也就是说,在策略层次上,毛是找到了一些办法。他只是还没有为这套策略找到一个意识形态的外壳罢了。这个他在到达延安后完成了。

C:这个时期,一句话,没有理论,也不需要理论,活下去,占住一块地再说。割据嘛。当时都在割据嘛。我在想,老蒋如果不剿共,中央苏区是否能长久下去。

Y:这有点离题了,以后可以找时间另谈。这个时期大致有十年吧。随后就是北上抗日,长征,开始了延安时期。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是毛发觉他必须在理论上解决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战略了。再象井冈山时期那样是不行的了。因为毛及中共开始认识到,他们有机会来领导一场新的中国革命。这套理论就叫新民主主义革命性,其核心有二:一个就是以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本身,既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目标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然后在此基础上搞社会主义。但毛给这个理论创造性的加上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外壳,那就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不能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已经被证明在本质上是软弱的是投降派,力量太弱小,不能领导中国革命。中国革命必须由中共为核心的工农阶级来领导,通过全国统一战线来进行,干脆点讲,必须中共动员最广大的农民力量来完成这个革命。毛的这个东西很厉害,是从中国社会结构实际出发的,更有十年斗争经验来证明。更进一步,毛还煞费苦心的论证了,由于这个民主革命是由中共领导的,因此它就必然的以社会主义为目标,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只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因此这个革命就不可避免的带有社会主义性质,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准备阶段。这样毛就在理论上彻底的清算了旧民主革命。他的这套东西非常鲜活,极具伸缩性。而且在三、四十年代,无论是西方思想界还是中国当时留学归来的主流知识分子,在情感上并不排斥社会主义,多少还有点着迷。你甚至可以讲,社会主义思想还是某种主流的话语。在当时那个社会思潮背景下,对知识分子,对所谓的中间力量确实有莫大的吸引力。我们可以从那些有浓厚自由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49年以后没有选择离开大陆这个现象中看到这一点。同时,他又同苏联的想法,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传统衔接,所以战斗力极强。

C:不过,你注意到没有,其实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必然就包含了“极左”的种子,你刚才讲的毛那份煞费苦心,最终证明他在理论上终于过了头。

Y:对的,这个理论后来的发展,表明它具有一种毁灭自身的内在矛盾。主席和少奇的争论分歧,其实就是从这里产生的。建国后的思想混乱同这个有莫大的关系。

C:我有个感觉,我们正在触摸中国革命史上的理论之谜。

Y:对,让我们一步步的接近它。首先这个理论依然建立在马克思标准的社会发展阶段论的基础上,既必须先有资本主义的发展,才能有社会主义革命。而中国社会由于资本主义很不发展,所以革命的目标就必然包含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这个内容在里头。因此,即便你把它叫做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本质上它还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这个就同毛在整体上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当作社会主义革命性质的观点有内在的冲突。毛无法在理论上解释它,只好在实践中权变地对待这个冲突。这样毛时而强调它的资本主义性质,时而强调它的社会主义性质,全看斗争的需要了。可党内同事们就不大容易跟上他的节奏,各种分歧就产生了。其实在49年前就有很多分歧,但在战争环境下,不突出而已。其次,就是这个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农联盟,这个说不通。中国工人阶级那时太小了,不做数的。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共中央搞了不少工人运动,也有不少工人出身的党员担任负责职位,但大多数都不行,不是叛变,就是脱党。

C:哎呀,确实如此,你说怪不怪,革命坚定的多是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或是农民,两头上的人很坚决。这个工人出身的人几乎全玩完。

Y:说怪也不怪,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短,不成熟,本身来源就复杂,很多是流民出身到工厂做工的。总之这个工人阶级不算数。所以就是农民阶级了。这是个奇特的组合。我记得有个外国观察家49年在上海时说,进城的这帮土包子们口口声声地讲,他们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力量的,让城里的这帮工人们不知说什么才好。你看结果是知识精英组成的中共领着农民阶级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硬要讲这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怪不得斯大林要讲毛是麦奇琳式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样的风凉话。

C:你还别说,我认为这句风凉话对毛的刺激很大吧,要不然他那么起劲的搞中苏论战,写九评,看看谁是假马克思主义。

Y:这两个层面上的矛盾,都是内在的,所以当时并没有引起什么争论,应用起来,这个理论具有一种大气魄,包容性很强。

C:我觉得,好像还没有讲透。这个内在矛盾还有更深层次的东西。你看,毛在本性是否对那个资产阶级革命反感的很,他只是在理论上无法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段论,但他肯定是不愿意这个阶段论来指导革命的。他似乎对中国农村几千年的小农经济到底怎么发展成资本主义心中无底,他是不是已经预设了一些先验的想法在里头,那就是缩短这个所谓的无法逾越的资本主义阶段,尽可能的缩短——

Y:直到取消它,从小农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对,就是这么回事。49年前,毛可能不一定很清楚,但他肯定本能地在坚持这个直觉。他在寻找实践中来印证这个想法的苗头,他在耐心地慢慢地寻找。在这个过程中,他对直接抵触这个直觉的任何做法都反感。
C:这段时间,他在理论上肯定是做了不少的探索。他在刚解放时还让陈伯达搞中国近代工业化发展的研究。似乎表明他在理论上确实在思考从小农经济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

Y:这确实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内在困难。其实到50年后,刘少奇的天津谈话被批,就表明这个理论快要被扔进垃圾堆了。还有那个薄一波被批的税制改革,讲公私平等纳税,让毛大怒,给高岗了一个大机会,攻击刘。刘对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理论的坚持在49年后就与毛有冲突了。但毛在理论上没有想清楚,所以只是批评,没有批判。我大胆的猜测一下,毛可能甚至是想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来代替那个资本主义阶段。所以50年初,他对高岗在东北搞国营大企业很有兴趣。如果可以在小农经济之外,单独完成国家工业化,用国家资本主义方式,那么就打消了主席内心的疑虑了。所以那段时间,他大概对在苏联帮助下完成国家工业化抱了很大希望。他调高岗进京,委以重任,可能有这个方面的考虑。

C:但这条路走不通,你拿什么来做原始积累呢?还得从农业中找。

Y:对,那时粮食问题很严重。其实农业生产在建国后就根本没有让毛他们省过心。一直处在紧张的危机状态中,使毛终于还是把眼光又拉回到中国的小农经济中。他在这个上面是真正开始费思量了。我要说,毛的理论思维这个时候又一次出现了创造性转折。他在看这个农村的社会结构,他在想这个小农经济有无可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50—53年这段时间,一边打仗,一边恢复。所以主席没有说什么,他只是凭直觉地鼓励一些事,反对一些事,但都不系统。这个时候,陈伯达开始起作用了。53年中央成立了农村工作部,这个部长叫邓子恢,主席派陈伯达去当副部长,意味深长。邓是个高级知识分子,留学日本。但这个人对农村的事很有一套,他叫杜润生当农工部秘书长。你知道杜这个人后来对80年代农村改革居功至伟啊。这个农工部的成立,是有背景的,那就是在土改普遍完成以后,农村形势依然紧张,粮食供应绷得很紧。并不是像后来一些材料中讲的土改后,农业生产力大提高,一片兴旺景象。在这个刚解放的情况气氛之下,当时的粮食状况非常紧张,又无法用印票子的办法去购粮,因为那时,通货膨胀的压力也很大。不得已,陈云搞了统购统销,一下子,党同农民的关系就紧张了。各地产生了很多问题,因为统购的目的,就是国家定价。这个价格当然同农民想卖的价格有差距。农民在市场上的价格高于国家定价,国家就收不上粮。于是行政力量上去,取消粮食市场,这样农民只能卖给国家了。更严重的是你这个统购量是怎么定的?如果不合理,与每年的收成不相符,那是要出大事的。实际上,从邓子恢当年的一些讲话看,54年时,就已经有大问题了,有的农民口粮没有保证。当时应当讲农村怨气就开始了,怎么这个共产党刚刚胜利就忘了农民兄弟了?所以毛让邓子恢抓农村工作,去想办法。毛的注意很清楚,统购统销非搞不可,否则大工业就搞不起来。但农村紧张也不行,得想办法。这个时期,农村土改后出现的在互助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合作社,引起陈伯达的注意,陈在理论上一下子就抓住这个东西不放。陈是知道主席的思想状况的。陈知道,这个合作社可以彻底的打掉那个新民主主义的历史负担,可以解放生产力。当时中央出台了一份文件《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从文笔和内容看,应当是陈伯达的东西。文件中最关键的一句话是“即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据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的生产力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据统一经营形成的生产力,在动摇私有制基础也是可行的”。这句话是纯粹的陈伯达的语言风格。非常值得再三玩味的。因为照马克思主义原理,只有当生产力出现革命性变化时才能引致出生产关系的根本变化。这是个基本原理。教科书上都写得很清楚。那当时中国农村没有生产力上的任何变化,如何有新的生产力来改变生产关系即农民的私有财产权呢。陈伯达很熟练地把《资本论》中关于工场手工业这个分析拿出来。他的意思是分工本身带来了生产力的革命。那么合作社用统一组织社员进行农业劳动,社员们就形成分工,这就比社员单干效率高得多,这实际上就是生产力的变革。当然可以对私有制基础提出变革要求。其实工场手工业的分析不是马克思的贡献,而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此有极为详尽的分析。而且马克思根本没有讲仅仅分工就可以对所有制提出改变。陈伯达的本领就在于,他这么一个断章取义的一个引用很是唬人,他那东西一表述出来,整个马克思主义风格嘛。毛不是后来在70年批陈整风时,讲这个人用马克思主义语言唬了很多人嘛。53年反正陈伯达是把毛泽东给唬住了。毛在53年—54年,开始盯住这个事了。他在理论上其实一直就在寻找这样的东西。他一下子也着迷了。他认为这是表明在小农经济条件下农民群众当中也蕴含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C:我们以前多次讨论过。中国农村一直有互助的传统。这是对家庭经营的必要补充。无论如何也不是农业经营的主体行为。更扯不到社会主义性质上。怎么就突然被拨得那么高呀?

Y:当然陈伯达大概是有点抓住一点,不记其余,有讨好主席的意思吧。但主席那时,我相信他是真诚地在期待着社会实践过程中产生出创造性的东西。他心中已经有了那个对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反感和无望,他对小农经济走到成熟的资本主义阶段这个东西,不能接受。当这个合作社出现时,他就认为他的那个直觉,即小农经济可能实行一场来自人民群众自己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大调整。这个调整的强度大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那就是说在中国这样的农业国家里,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有可能在广大农村实行最为广泛的社会主义革命。从而使小农经济无须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一下子过渡到社会主义。这难道不是伟大的理论创造吗?这难道不是彻底地清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论吗?这难道不是毛及中共的新的历史时期的社会革命理论吗?

C:还不仅如此呢,你想想,列宁在国际共运史上完成了对马克思社会革命理论的修正,在马克思那里,只有充分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才有可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还必须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一起革命。列宁搞了个在薄弱环节、在一个国家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引发了二十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那么毛就有了可以与之比肩的理论贡献,那就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落后的农业国,如果毛这个直接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社会主义的理论成立,那么对大多数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就有了指导意义。这在国际共运史上是多么大的理论贡献呀!

Y:如果你再联系到斯大林去世后,国际共运就没有权威和领袖人物了,那么你就更可以理解毛对合作化运动的热衷了,这可以结合中国革命的胜利经验一起来指导世界革命的。在50年代,刚刚朝鲜停战,大家都意气奋发的很,理论上的心思也很大,从毛的英雄性格上看,当时顺应世界上的改天换地的大气候,依据这个新的社会革命理论和革命策略来引导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就不仅仅是个梦想了,而是非常现实的机会。这也为后来毛热衷于中苏论战埋下伏笔。主席就在这个情况下,开始他在建国后最重要的理论思维。他还是两方面着手,不是一下子就完成这个新理论的构建,他先是继续肯定过渡时期的必要性,然后逐步搞了个过渡的总路线,然后又发展到三面红旗。他一步步的来,几个标志性的事件,先是那个《农村社会主义运动高潮》的批语,然后,在城市里,他有自信心了。就有一下子推动了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随后一下子搞公社,提高农村基本核算单位,要向共产主义过渡了,还搞公共食堂。真叫一日进入社会主义。就在事实上最后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理论。这个过程中,几乎全党多数都不通,但毛很坚持。那个农工部部长邓子恢是用尽各种办法推延这个合作运动的速度,甚至公开同主席争论。但这些人当时都未理解到主席内心深处的理论创造的激情,以及不可避免的历史使命感,这是很大的意志力量。主席在这个过程中,没有系统的发表像当年《新民主主义论》这样的理论著作。原因倒不在于写不出来,而是这个合作化运动一推起来后,一下子开始冲击国家各个方面的工作。农村也是更趋紧张,主席因此还不能完全有把握这个理论体系的完整性,他还要看看,毕竟革命理论要求的完备性弱于建设的理论的完备性。

C:另外你得承认,这个新民主主义理论一下子还放不掉,你用过渡时期这个词,这个概念来构建你的政策体系,就说明当时全党的认识还是只有在新民主主义理论这个大构架下去进行。所以,后来才有更加激进的理论发展来指斥民主派就是走资派。讲党内干部觉悟还是民主革命阶段。

Y:的确,即便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在解放前几年时,也加入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因素的论述。当时也表达为农民的集体化方向,这更多受苏联的影响。因为,关于对互助和合作制,中共的认识是很清楚的,那是小私有权的某种联合,还远谈不到任何形式的公有制,即便是公认为最左的47年土改工作会议,也是保持了这个认识底线。而刚刚解放当合作社普遍出现时,陈伯达把其理论价值突然拔高,认为合作社,特别是高级社,已经具有了公有制的基础了,这就是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原先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那个过度阶段之中的混合经济成份就改变了。不再是互相补充,而是公有制战胜私有制的问题了。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随后,为了证明这个合作社就是公有制的东西。在实践中开始了削足适履的过程。即不断推动低级向高级的发展,高级后来就走到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一大二公全部出来。这些东西很大程度已经变成为了证明那个理论而进行的设计制造了,不再是那种来自群众的创造。而且在政策和理论运用上,毛及其党内理论家们只想取那些有利于这个理论的信息,排斥、不听那些相反的东西。到了刮共产风的时候陈伯达这些人干脆就制造信息了,秀才可以不当家,主席则没有办法。所以有郑州会议。毛对陈颇多批评。但从毛当时的讲话看,他并不是在理论上有反思,他只是认为陈伯达这帮秀才们在论证新理论时做得太过分而已。其实,差不多就在这个郑州会议以后,关于过渡时期这个想法就逐渐少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论述更是少见了。也就是说,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已全部取代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毛及中共全党的理论方向彻底地转折了。毛随后的全部理论思维的路径就是沿着这个方向进行的。

C:阶级斗争以及毛对八大路线的批评都是如此吧。

Y:是的,八大是新民主主义的最后一次努力了。随后这个理论被其最坚定的拥护者刘少奇也放弃了。他内心深处还是很看重生产力发展的。但刘的理论工作基本上就告完结了。他没有再对中共理论大厦上添砖添瓦,与他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贡献不可同日而语。至于他在大跃进的表现,以及后来那个四清运动,纯粹是这个人为了适应新的意识形态慌不择路的举措。

C:从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你自然是可以引伸出阶级斗争的结论来。因为有公有制对私有制的革命嘛。再也不是私有制渐次长入公有制。所以就一定有斗争。而且是货真价实的阶级斗争。

Y:这个斗争反映到党内,就是民主派问题了。毛肯定是这样的观念。就是《实践论》中讲的那个反映论。那时主席经常批评党内一些同志停留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毛对阶级斗争的强调,首先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需要,一种理论上的需要。《矛盾论》和《实践论》在这个阶段的理论价值确实显示出来了。世界观、方法论都齐备了。毛的反对派在理论上毫无工具可言,例如早先的邓子恢,后来刘、周、邓等等,都是毫无还手之力。只能用实践中的困难来抵挡。这个毛不怕。困难都是暂时的,所谓“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即便饿死几千万人,他仍然这就这样给解释过去了。

C:在这种情况下,极左的东西就层出不穷。

Y:张春桥也就是因为在理论上支持这个东西。为推行这个理论而进行的阶级斗争的理论依据。准确讲是张春桥那篇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这篇文章确实打中了党内对毛的那套东西有怀疑的那些干部的要害。应当讲,在张的文章前,毛及陈伯达是对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本身进行构建的话,那么张春桥则为推行这套理论提供了完整的策论。这个民主派等于走资派就这样出来了。我们后人看过去,一片打杀之声,很容易把这点都当作权利斗争了,其实后面是一场典型的意识形态过程。春桥将党内对主席新的理论的怀疑一下子提升到意识形态理论高度,把根源追到了解放前民主革命时期,这样一来,他就提供了一整套的组织人事上的判别标准。这就是毛讲党内有个资产阶级的原因,这也是文革时期大批老干部被打倒的原因。

C:社会主义公有制必然建立在对各类私有权的剥夺这个前提下。所以阶级斗争就不可避免。张春桥的文章为这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提供了详尽描述。所以毛就一直器重春桥同志。

Y:我们以后要专门讨论农业生产的一些特点。我们会指出被毛和陈伯达重视的那些合作社,其实原本只是附属性质的东西。当把这个东西提到主体地位后,整个农村政策就走了样。这些东西又被先前搞得那个统购统销强化和互为印证了。这个根本就谬误的农村政策的理论底子到今天还在严重影响我们的农村政策。

C:这些放在以后专题讨论吧。我还想接着讨论五十年代这个理论出来后,毛的思想是怎么发展的。

Y:这个思想的发展大概只有两次明显的进展。一是中苏论战。这是主席集中的理论思维时期。这个时期说到底是对国际共运的法统地位和理论主导话语权的争吵。直接的单独的理论没有,只是强化了毛在党内对新理论的推广。那场论战,让党内不少大员们觉得很自豪,包括刘、邓及彭真。因为在以前,不存在与苏联老大哥论战的可能。你手上就没有成套的意识形态的东西,你只是战争中成功了。所以斯大林对毛讲成功者是不受指责的。换言之,你只有成功,没有成功那你们就什么都不是。后来苏联领导人每次来中国,毛都要诉说战争年代的委屈。那苏联人哪听的懂啊,不在意,毛就更加认为,你没有一套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你就没有地位。所以当中国出现社会主义高潮,毛手上有了这套新理论以后,毛就大大的反击了,这就有了中苏论战。这场论战一开始就是意识形态化的。那时欧洲共产党都反感中共的提法。因为它同当时以苏共为主导的较为右倾的政策走向冲突,但其它国家的共产党就不同,如胡志明,金日成之类的。因为这些国情相似,其次论战涉及面非常广。可以讲在这个过程中毛到是把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给体系化了。这之后第二个明显进展,就是文革前夕及当中发展的那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这个东西简直就是托派理论了,但它确确实实的立起来了。这对文革指导意义是不用说的。这个继续革命的理论其实就是对那个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再论证。但表现出的理论素质简直不能提,50年代,陈伯达发展这个理论时,还有点列宁的味道,比如他同杜润生争论分工对农业的作用时,还知道引用列宁同第二国际的争论。文革中就没有了,整个的是强词夺理。到了华国锋,不知就理,还据此写了篇文章,说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把全世界吓了一大跳,最后是几个办报纸的人告诉中央,说查过了,毛主席就根本没有讲过继续革命这几个词。弄的华气不打一处来。你看看,这还能叫理论吗?瞎闹嘛。所以我大体判断,毛的理论思维走到文革前就差不多就没什么进展了。然后他就彻底的失望了。另外他也老了,这也是个极重要的因素。他的冲劲一但没有了,或减弱了,你就不能指望什么了。

C:我什么也不想指望!就他那个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让多少人吃了苦头。

Y:你看看,我们仅仅是就这个主席思想变迁的论题进行讨论嘛。总之,我们今天梳理了毛泽东的思想在解放后何以发展的脉络。你对比一下,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同中国实际状况是相符的,它是基于中国农业社会的特点出发的。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从根本上它是基于所谓农村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就是这个理论的根本错误的地方。但当时,这个新理论首先是来自对旧理论内在矛盾的反思基础上的。所以当新理论出来时,即使党内有极好马克思主义修养的人也有点无可奈何。它看上去那么强有力,旧理论无法反驳新理论。当时邓子恢从实践中,杜润生从理论上都是严重质疑这个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但是他们无法在理论体系上同他们争论。从目前看到的材料,杜润生大体到95年才在一篇文章中抓住了这个农业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根本缺陷,那就是农业生产的生物学特性。这个特性其实就是我们多次讨论过的农业生产的广延性和继起性,以及农业劳动的度量和监督成本。是基本上限制农业生产分工的效率的。所以互助合作是不能当作农业主体劳动对待的。于是你整个理论是建立这样一个沙地上,你当然站不住。但五十年代人们的认识显然没有到这一步。况且,当时苏联十九大还喜气洋洋的宣布集体化永久地解决了苏联粮食问题。这个对毛及中共同仁们的印象怕是很深。所以引入工业分工到农业中去,似乎是顺理成章的。大兴水利,大搞机械化同这个都有关系。其实这些思想特征,今天还经常在农业理论讨论中可以看到。什么规模经营啊,农户+公司啊,粮食安全啦!等等不一而足。

C:毛的新理论,是其在理论上为中共变为执政党后的存在合理性进行的不懈努力。当时党内的其他领导人似乎都没有认识到49年后,那个新民主主义论的内在矛盾就直接体现到中共的执政的理论依据上了。毛认识到党的目标与党的性质(党代表谁?)有冲突,他当然要补上这个缺口,这是很致命的缺口,非补上不可。可叹的是,存在的合理性必然高于理论的彻底性,甚至理论的彻底性也须变通以适应存在的合理性的要求了。陈伯达将手工业分工的生产力变革模式引入到农业中,全然不顾马克思的本意,列宁的本意也不顾,真是说不成。

Y:这个理论上的说不成,进一步就演化到一系列的实践过程。这个过程中有多少让后人们百思不得其解的现象啊。其实背后就是这样一个思想史过程。它多多少少地证明了那些理论上逻辑上的必然性会导致出何等悲剧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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