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的“暗算”——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之十四

列宁的“暗算”——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之十四

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14)

Y:最近看了部电视剧《暗算》,很长,三十多集,觉得很有意思。陈丹青觉得影视剧比别的类型的作品有看头,我有同感。这部《暗算》就很耐看。

C:我也看了几集呀,是最后几集。整个场景和过程压抑、怪诞、不合情理,看不出什么名堂。你觉得好在什么地方呢?

Y:也不是什么好罢。只是我有自己的角度。这部电视剧的导演和主演好像是同一个人。他在这个剧里似乎悟到了中共作为一个政党组织之于中国的作用。而且他好像也感觉到了这个作用的机制。我当然不是讲他是个史家或思想家。我是说某些文艺作品,具有一种非分析的浑圆的透彻。可能作者未必自觉,但你可以作如是的解读。《暗算》分成三部分,讲了三个独立的故事。主线是党的秘密系统的一个特殊单位“701”为执行其特殊安全任务,而与两个“外面的人”进行合作的过程。作者很有点儿讲“寓言故事”的能力,他设计了两个极端的状况:第一个故事讲的是,“701”为了侦听敌特电台位置,同一个叫阿炳的瞎子进行合作,阿炳有超常的听力,于是就调阿炳进“701”当干部,阿炳经过一个必不可少的磨合过程神奇地完成了任务,成了“701”的英雄,有意思的是,剧中常常要强调阿炳是个傻子,低智如同三岁小儿。

C:是个片面的人,只有超常的听力,工具化的人。

Y:对,要害在这里。“701”同阿炳的合作,实际上被演绎成同一个工具进行的合作,就是用一件称手的工具而已。然后这个阿炳在成了英雄以后,或者讲完成了要他完成的任务以后,以十分荒谬的形式自杀了。

C:死了?怎么回事呢?

Y:死因与“701”无关。但死的过程的叙述却具有十足的荒谬感。这种荒谬感贯穿这个剧的始终,阿炳的故事就是这样。接着,第二个故事才是高潮,这个“701”为了破译世界上最难的一个密码,需要有个数学天才来合作。于是通过一个曲折而极富想像力的过程,“701”找到了一个天才的女数学家黄依依。这个黄依依,恰恰是作为与阿炳不同的另一个极端而出现的,她灵动、美丽、有饱满的情感和人性。剧中很着重地渲染了这一点,形成了同阿炳的强烈对照。

C:那这个“701”是个什么状态呢?

Y:“701”是个恒定不变的样子。抑郁、潮湿、怪诞、缓慢、紧张,总之,整个画面都是“701”的场景。

C:我怪怪的感觉就是这些负面的场景。有一种似乎漫无目的又是针对某个特定对象的那种森人的阴谋气息。

Y:在“701”为背景下,作者细心地设计了一个非常有张力的冲突,即“701”非黄依依而不能完成任务,而黄依依非要用自己的率性而为和强烈的情感诉求来保持自己的存在。剧情缓慢、却令人感动地呈现了我以及我相信是我们这一代人记忆深处的很多东西:一种无奈、气恼、绝望的感觉,你面对一个你无处逃逸的任务和环境,你的天才,你的人性诉求,你的整个灵魂,都在挣脱不了的冲撞中归于沉寂。剧中的黄依依,在完成了任务后,被一个漫画式的农村泼妇致伤而成植物人。

C:也死了?跟阿炳一样?

Y:不一样。阿炳是自杀,黄依依是被害。剧中的她还是充满生的渴望。当然死终归是一样的。“701”同黄依依的冲突是个相当普遍化的故事情节。你只要有想象力,就不难从中去体会那种冲突以及“701”所代表的力量。

C:我明白你的意思了。那恐怕不只是记忆深处吧。那几乎是每个有自我意识的人的现实吧。唤醒的哪仅仅是记忆呢?

Y:作者用极端化的例子,来展开“701”所代表的“组织上”与“真正的人”—黄依依;和“工具化的人”,也就是“非人”的阿炳的关系状态。前者成了荡妇而为每个“701”的成员所侧目;后者成了英雄,而为每个“701”的成员所侍侯,但结局却一样的死于非命。这两个故事相隔多年。但“701”的表情却没有任何变化,或是讲就没有表情。于是你要注意的,就不是黄依依和阿炳,而应当是“701”了。接着,作者一点也没有多余地编排了第三个故事,就是“701”的前身,大概在三十年代初期的上海地下党的一个活动故事。从这个故事里你可以体察到那个毫无表情的“701”的解码过程。特别要注意的是,在上海地下党活动的年代,正是从苏联回来的一帮人迷醉于城市暴动的时期。

C:我看的就是这部分。有些莫名其妙。为了开那个“特使会议”,地下党竟然采取了那样多的荒唐行动,以获取中统关于“特使会议”的情报,不可信嘛。地下党如果取消“特使会议”呢?那样整个故事情节就不成立了。最后的那个情节,作医生的妻子竟然用菜刀剖开丈夫的腹部取出情报,这怎么可能?用得着吗?这地下党为什么一定要搞这会议呢?很简单,推迟举行、易地举行都可以呀,中共“一大”不就是易地举行了吗?没有那样的生活经验!明明中统已经知道地下党要举行“特使会议”,而且党组织也清楚中统已获取了这个情报,还非要搞清中统知道的详情,死那样多的人,再举行会议,说不通。关键是,不能理解这个会议本身。

Y:哎,你看出名堂了呀。怎么说没有多大意思呢?正是这个没有经验支持的“特使会议”作为一种情节发展的动机,才使你有一种荒谬感,而那样多的牺牲,违背人伦,以及脱离现场感的心理冲突,把这种荒谬感渗透到骨子里去了。每个情节都在强化这个荒谬感。你看那帮地下党用的化名,什么老鼠、毒蛇之类的,这些怎么用在了中共党员头上?最后的那个特使会议举行的场景,简直就是黑色幽默了,一群党中央的要员,化装成奇形怪状的伤病员,在一家令人作呕的医院里头举行了那个要命的“特使会议”,……

C:这倒是,这部分情节确实别有意味。

Y:地下党的“特使会议”的运作,完全在一种非经验的领域中展开,它冲开所有的现实中的限制,一切限制,人伦的、心理的,以及客观条件的限制,自顾自地向前发展,从而把故事中主人公置于一种非常人所能及的精神层面上。

C:啊,说到这个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与以前不同,它另行解释了所谓“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不是这个党的成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而是这个党组织本身就是个“特殊材料”。

Y:对。这正是我的视角。每个成员的行动事实是可信的,但行动的理由却根本无法理解。由于完全没有理由,所以行动的细节和总体就显得荒谬不经。党组织是同你可以理解的经验世界无关的,它活动的依据究竟在哪儿呢?剧中人,不论是地下党、中统还是旁观者,如何去理解这这个超越经验的事实呢?

C:当然无法理解。所以那个聪明绝顶的中统主任,到底没有排列出所有的可能性,结果让男主角用生命给骗过了。

Y:不仅如此,男主角在此之前还以更加厉害的心理战,让自己的生命的逝去变得非常的“合情合理”,足以使那个中统主任没有任何疑心,以便自己的尸体能顺利地送到同为地下党的妻子那里,如此才有了剖腹取信的剧情高潮。到此,你就可以去联想前面那个阿炳和黄依依的故事了,从中可以看到弥漫着的荒谬性。而这个荒谬性的本质是什么呢?正是党组织于现实生活而言的先验性。即它的一切活动不是从你可以理解的范围内获得根据,一定是根据另外的,对现实中人而言是超验的、先验的理由。否则它何以有如此严重的力量去推动故事的发展呢?这理由究竟是什么呢?研究先验科学的黄依依理解不了,她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她用尽女人的所有伎俩,想从“701”身上找到常人的反应,结果是她走向了灭亡,“701”我自巍然不动,于是先验性变成了历史运动呈现的事实,而荒谬性构成了这历史事实的细节。

C:老天!我看它还变成了我们生活的细节。有些瘆人呀,我得找DVD全看一遍,印证一下。我们这么讲,不知剧作者是否是这个意思?换在以前,你这么解读不是害人吗?

Y:啊,那倒是,那不正是一个活生生的细节吗?我的解读,那就是我的意思,结果,要把演戏的拉出去给毙了。

C:现在没有这个危险了。

Y:没有那样简单,只要你还有这个关于“害人”的联想,那个荒谬性就一定还在起作用。

C:对,但不论如何,这一切是怎么生成的呢?这是怎么来到中国,并且以这样的方式成长成这副摸样的呢?中国传统中有大量的负面的东西,但没有一样与此有相似性。我们有的是“吃人”的残暴,但没有荒谬性。

Y:这是个全新的现象,是我们的历史中前所未有的新东西。因此,这是一个我们应当去追问的命数。在1930年代初,上海阴湿冷寒的弄堂口,步履匆匆一闪而过的那些面目模糊的男男女女,根本就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曾有过的全新的人,他们自己就是自己的世界,就是自己的规律,就是自己存在的根据。别人及其别人的生活都只不过是规律的历史呈现。他们不仅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们还认为这样的材料就是世界本身。别人都应当照此重造。

C:原来你竟这样来看这部电视剧。什么意思呢?

Y:什么意思暂且按下不表。先言归正传,我这次想谈的当然不是电视剧。而是继续上次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共产革命在中国的历史展开。我认为那是一个无机的历史过程。现在我想来看看这个无机的历史过程的内部机理。
我有个基本的看法。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线索。前者在中国的传播与后者在中国的呈现,至少是必须分别进行观察的不同的历史现象。虽然二者有相互缠绕的关系,倒也不难理清。因为,这其中,列宁主义实在是太鲜明、太清晰的东西了。你只需要把握住列宁主义,就可以看到二者在中国革命史当中的不同作用。

C:我们原来习惯于马列主义这个整体的称呼。后来,学界也把这两者区别开来,似乎是因为斯大林模式的失败,想用某种办法划清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模式的界限,以此保护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当然也保护当下政治意识的正当性不受斯大林模式和苏共垮台的负面影响。但却没有仔细地对列宁主义本身进行批判性梳理。

Y:我们试着来做这个工作。我们从稍早的历史谈起。从最源头上讲,马克思在创立了他的无产阶级的历史命运的学说的时候,他就遇到了一个很费解的问题,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扬弃过程,究竟是个自然的历史过程还是人为的革命过程。
他本人很早就表述了一个论断: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没有成熟到没有发展余地的时候,它就不可能被新的生产方式所代替。在这个论断中马克思实际上是倾向于严整的自然历史过程的。但是马克思又认为自然历史发展的力量是在剩余价值生产中的阶级冲突。在马克思时代,这种阶级冲突正以工人阶级的大规模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方式进行。马克思对此有很大兴趣。然而,政治活动都是具体的,当拉萨尔这些工人运动的活动家们,把政治活动具体化为一个个的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的时候,比如限制劳动时间,劳动保护,小孩上学,普选权,对生产过程管理上的介入,等等,马克思却又犹豫了。他似乎是出于哲学家的本能,抵制拉萨尔以及后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各种具体的经济和政治纲领。

C:那为什么呢?难道工人的状况的改进会自动到来吗?

Y:所谓费解就是在这里了。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我成熟的过程,同时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掘墓人—工人阶级的自我成长过程。马克思更加重视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进,他为每个重大的技术进步和资本主义扩张感到兴奋,他甚至赞扬欧洲殖民主义,他重视这些事件的程度远远超过他重视工人运动中那些具体要求的实现。

我读这段历史时有个感觉,马克思大概认为不存在单独的工人运动可以加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熟,从而也就能加速工人阶级本身的成熟,而是认为,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重大进展才能推动工人阶级变得日益成熟。例如讲,更大规模的工厂、更大规模的市场网络和分工网络,就意味着更加有力量的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而这个壮大至少并非直接产生于工人运动。

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工人阶级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对于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的推动只有抽象的意义,在具体的层面上讲,这些斗争是十分可疑的,远不如技术进步来得那样清楚。换言之,在马克思看来,工人阶级经过自觉斗争而成熟起来的程度远远不及工人阶级在剩余价值生产迅猛发展中不自觉成熟起来的程度。资本家阶级在剩余价值生产上的每一次胜利,同时就是工人阶级的历史性的胜利。马克思在这点上相当坚持。

C:那是否也意味着,工人阶级受压迫的深度和广度的不断扩大,工人的痛苦的不断加深也是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进展呢?

Y:对,就是这个意思。你不能在这里有感伤的情怀。马克思是纯粹的德国哲学家,他有德国的那种学问冷酷特性。因为黑格尔所详细阐述并且为马克思所赞同的历史辨证法就是这个样子的。德国人的历史观念就是这个样子的,并非马克思对工人状况漠不关心。但这确实带来问题,那就是工人阶级的解放究竟是让工人阶级等待并忍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成熟的漫长过程呢?还是通过政治运动去不断地显示工人阶级那个已经被证明是在不断壮大的力量呢?就是前面讲的资本主义扬弃的自然史与政治史孰重孰轻呢?

C:这难道是可以分开的过程吗?极端地说,假设工人阶级并不进行任何自觉的斗争,那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否会走向终结呢?

Y:在马克思看来,那是肯定的。在这个极端假设下,我们可以察觉出工人运动的理论与实践上的两难。从今天来看,第二国际以后的欧洲社会主义历史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在当时,这确实是个让人头痛的事。相关的争论直到列宁时代也未停息。
无论如何,当德国工人运动不断地提出经济和政治上的要求的时候,当这些要求部分地受到其他社会力量支持而得以实现的时候,工人阶级的政治力量就开始与德国其他社会政治力量进行某种合作,而这种合作,使工人运动的领导人的社会地位上升。一系列的涉及个人的苦乐荣辱就产生出来,成为马恩两人与德国党之间的苦恼事。
马克思似乎特别不能容忍工人领袖的那种社会政治家作派,他对此强烈地憎恨。这种情绪都影响到他的理论判断。《哥达纲领批判》一文的写作就部分地受到这个情绪的影响。那本书里头有不少过头话。实际上是针对那几个工人领袖的。

C:毛泽东很重视这本书,多次提及。

Y:那是受张春桥影响,张春桥试图以这本书作为理论依据,以便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提供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他的努力不能讲完全没有道理,但是他在一个相当窄小的视野里去完成他的理论构建,不了解这本书的背景以及随后的工人运动的历史过程。他从书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概念出发,加上对俄国革命的理解,结果拼凑出来一个类似于托派的继续革命理论,害人不浅。

C:但所有的历史过程,那些必然性,那些历史的动力,比如阶级斗争,终归要有个具体的社会活动的过程吧。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发展,是通过哪些活动进行的呢?技术推动历史发展,可以具体的去分析比如讲蒸汽机、电机、内燃机等等技术的现实影响。为什么不能对工人运动也作类似的分析呢?如果工人运动的全部必然性只体现在工人运动的学说的逻辑发展上,那么还有历史吗?即便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运动也有详尽的现实呈现呀。

Y:这在当时肯定是个不好回答的问题,马克思自己也没有讲清他那个历史过程在现实世界中的具体的政治内容,他也没有清楚地表述过工人阶级对资本家阶级的历史性的斗争的具体内容。不但如此,马克思还几乎反感所有上升为国家或社会的政治运动的那些工人运动。也反对工人领袖的政治化倾向。这中间到底是为什么,不太容易讲清楚。但无论如何,这成为后来共运史上的一个本源性问题。
从第一国际开始,观念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纠缠就一直成为工人阶级运动内部分歧的主要内容。从观念世界上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终被扬弃似乎总归要经历一个暴力的或是革命的过程。不管真实的意思是什么,反正马克思是用了不少类似的词汇。而到那时为止的欧洲历史,似乎也在证明暴力革命的必要性或是不可避免性。

C:马克思的一些用语非常富有决断性,是德国哲学的特点,他本人内心有个决断力的想法吧。不少德国思想家内心都有一种暴烈的冲动,只是隐藏的程度有所不同。既不同于英国人的平和,也不同于法国人的浪漫。

Y:其实,在观念上这么预设一个未来的历史终点的方式也未尝不可,特别是对马克思这样长期处于被迫害的生活困境中的人来讲更是如此。
但是有两个问题也随之产生,首先一个问题就是如果革命是必要的,那么,革命是自然的历史演进的结果呢?还是可以人为地创造的运动的后果呢?这是个大问题。在理论上,没有得到回答。实际上,到了俄国人参加进来以后,才有了回答。主要是列宁的贡献了。马克思一方面多次预言的革命到来,结果又落空;另一方面,他对布朗基主义又不屑一顾,认为少数独立个人的行动不具有历史性。那他究竟怎么想的呢?我猜测,他所谓的工人阶级的革命,必须是以他的学说所代表的那种阶级的历史觉醒的普遍化为前提的,每个具体的行动都必须是有助于这个普遍化才是有历史意义的。这点,我们特别地需要加以关注。

其次一个问题是实践中,工人运动在革命爆发以前,究竟应该有何作为呢?如果以拉萨尔为代表的那种经济和政治上的改良主义要求被不断地满足,那革命还有可能到来吗?马克思在对拉萨尔主义的批判中实际上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在拉萨尔看来,不断的改良、持续不断的政治演进才是真实的历史进程,这个观点让马克思很不高兴。但是在德国党的政治史上,正是这个思想一直传承下来,到伯恩斯坦,干脆一语道明: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

C:不仅是在政治实践中,而且在观念上也取消了革命的必然性,从中去发展一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渐进的改造,以利于工人阶级状况的改善。这肯定在具体的日常的工人活动中更有号召力。革命在成为现实之前,除了少数理论家和政治狂人,对普通人至少没有稍稍持久一点的号召力。

Y:对,实际上在巴黎公社以后,马克思对德国工人运动的影响力下降了。即便他喜欢的倍倍尔、李卜克内西,也积极地参与了国会议员的选举。倍倍尔在1871年就当选了议员。在下层工人那里,各行业工人协会那里,革命并不是个受欢迎、或是能被理解的词汇。而另外一些非常具体和实惠的政策要求反而受到工人群众的欢迎。

沿着这条线索,当俾斯麦最终决定与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妥协的时候,1890年,非常法终止,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方向就确定下来了,也就是我们后来讲的国际共运的“西欧道路”就确定下来了。这条道路历经一战考验和十月革命的冲击,终于坚持下来,成为西欧社会的主流政治形态。这中间,“普选权”是个十分重大的历史因素。东方人对此一直采取漠视的态度是有问题的。“普选权”提供了缘于拉萨尔主义的“西欧道路”的历史空间。马克思不喜欢“普选权”这件事,他认为那是普鲁士专制体制勾结资本家阶级对工人运动领袖的收买,他不认为在工人阶级普遍觉醒之前,靠工人领袖与那些资产阶级俗人的讨价还价能有什么历史意义,他认为这与布朗斯基主义的那种不妥协斗争一样不可取。

C:机会主义的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吧。

Y:对的。所谓机会主义主要是后来列宁这些人对他们之前的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一个概括性描述。它主要指的是从拉萨尔开始的注重具体的生活要求和政治要求、利用政治交易的方式去改进工人阶级状态的一整套作法。

C:列宁难道不是个机会主义者吗?

Y:那有本质的区别。列宁的机会主义的指向是革命。德国党的这些人的机会主义的指向是持续的改良过程。在实际生活中,马克思十分厌恶这些人的工人贵族化的样子。所以对他们的政治努力一般地予以否定。但实际上,马克思也知道,他的否定也没有多大用处。他在这个问题上,是有些意气用事的。马克思对德国工人运动的影响是间接的,主要是在理论和教条上,政治影响力很小。我们后人在俄国人的塑造下,太过强调马克思的工人领袖的作用,其实是没有的,只有导师的作用。恩格斯与他有所不同,恩格斯支持成立第二国际,实际上就是支持修正主义道路。

因为说到底,历史进程一定是由具体的日常的政治经济斗争构成的。没有这些涉及到每个工人的生活利益的活动,那历史就没有了。这一点,在第二国际时代,就同马克思在世时很不同了,已经是西欧社会主义者的共识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贡献就在这里。它制订了一个可以去不断地实现的目标。他们认为在这个不断的实现过程中,剩余价值的分配过程,进而资本家所有权的社会性质也就会逐渐改变,所有这一切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我扬弃的历史辩证法的现实力量的表现。恩格斯是支持这个想法的。并且他也想把这解释成马克思学说。

C:这意味着,革命或暴力形态并非历史阶段更替的必然的环节。不论是黑格尔还是马克思,虽然对暴力形态的社会变革有种特殊的迷恋,但这却并不是马克思社会学说的必要的或有机的组成部分。这里面基督教的影响也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

Y:马克思在他的学说中没有排除暴力革命的历史可能,毕竟人类历史上大多数的权力更替都是以暴力形态完成的;但同时,他也没有为暴力革命提供任何必然性的说明。在学理上他没有设定这样的任务。他只不过是在面对现实世界的时候,对于德国工人运动的具体策略上,拿不定主意而已。

他的学说在这一点上比较模糊。尽管马克思不大喜欢德国工人运动领袖们,但正是他们在实践中逐步地揭示了历史的现实运动过程,即工人运动每个具体的步骤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内容,如同技术创新一样,推动这个生产方式向其成熟阶段演进,并在这个过程中,以自己的合理性的存在,证明那个历史扬弃的辩证法。一句话,是他们用每天每时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在证明着马克思揭示的历史规律;也正是他们用不断改善着的工人阶级的社会生存状况,来证明着工人阶级的力量以及这个力量对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否定。

C:不管这个过程有多长,也不管它的成果有多大争议,反正到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100多年来欧洲工人运动的历史成果。除非你是瞎子。

Y:我想回过头来,再强调一下,在马克思的思想世界里,工人运动发展的历史条件,那就是工人阶级不仅仅要在数量上、在组织上壮大起来,而且还要认识到自己作为最后一个历史性阶级所负的那种解放全人类的使命,这种阶级的自我意识,必须普遍化。马克思自许为这个自我意识的化身,他的那来自犹太人的救赎意识,他的早期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实践,以及与他几乎时时相伴的痛苦生活环境,都使马克思产生这种强烈的历史感。这个历史感的现实主体就是德国工人阶级。

我这里想读一段马克思在1843年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一段话:

“那么,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到底在哪里呢?

答:就在于形成一个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的阶级,即形成一个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一个由于自己受的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并不要求享有任何一种特殊权利,因为它的痛苦不是特殊的无权,而是一般无权,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权,它不是同德国国家制度的后果发生片面矛盾,而是同它的前提发生全面矛盾,最后,它是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并同时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总之是这样一个领域,它本身表现了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恢复自己。这个社会解体的结果,作为一个特殊等级来说,就是无产阶级。

德国无产阶级是随着刚刚着手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工业的发展而形成起来的;因为组成无产阶级的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人工制造的贫民,不是在社会的重担下机械地压出来的而是由于社会的急剧解体过程,特别是由于中间等级的解体而产生的群众,不言而喻,自发产生的贫民和基督教德意志的农奴等级也在不断地——虽然是逐渐地——充实无产阶级的队伍。

无产阶级宣告现存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只不过是把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的原则的东西,把未经无产阶级的协助,作为社会的否定结果而体现在它的身上,即无产阶级身上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无产阶级对正在形成的世界所享有的权利和德国国王对已经形成的世界所享有的权利是一样的。德国国王把人民称为自己的人民,正象他把马叫做自己的马一样。国王宣布人民是他的私有财产,只不过表明私有财产的所有者就是国王这样一个事实。
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

C:这是马克思青年时代的作品吧。

Y:《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是马克思很早就宣布要写的一部大著作。但他始终没有完成。只写了这个《导言》。这份文献是我阅读过的所有的文字作品中,我最最喜欢的。没有任何其他文献可以超过这份文献。《资本论》、《共产党宣言》都不能与之相比。从这份文献中,我感觉到可以进入马克思的灵魂深处,可以触摸到他的学说生机勃勃的脉搏。这部作品,表达了德国工人阶级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表达了德国工人阶级对自己历史命运的自我认识。这种意识是如此的强烈,以至我每一次阅读此文,都感受到深刻的震撼,甚至可以讲,伴随着阅读,产生一种思想幻觉,觉得历史就在眼前打开,觉得我的阅读本身就是一种命定,就是在领受一项你不能拒绝的历史任务,你的命运被定格了。这真是一种非常奇妙的心理体验。说穿了,那就是革命的冲动,但当我从中渐渐平息下来时,我又觉得很奇怪,马克思并没有任何一句话是在宣称革命呀。他不过是在表述德国最后一个社会等级,德国人自由解放的最后条件的形成的过程而已。他没有设定革命作为这种解放的前提条件,正相反,他倒是把这个最后的等级的逐渐的而不是断然的成长壮大作为人的解放的本身。这里头一定要有革命吗?没有,没有这个必然性。那么我阅读体验中的那种革命冲动又从何而来呢?

C:那是作品本身的魔力。在文化史上,伟大的文献大都有这个特点,字面的,或是学理上的,或是逻辑上的意思同你在阅读它们时的心理感受是有差异的。有时这种差异可以大到二者似乎不相干的程度。这种情形,在文学作品,及宗教文献中比较多见。在哲学作品中倒是很少见。你读这份导言的感受肯定就是这种情形。这没有什么道理好讲,纯粹的心理现象。

Y:但他的作品的这种魔力是怎么产生的呢?同学理上的意思没有关系吗?

C:这是讲不清楚的,同阅读者本人的心理文化结构也有关系。就我所知,德国党的大多数人就没有类似的阅读体验。可能东方人容易有这种体验吧。例如俄国人,例如个别的中国人。呵呵!

Y:无论如何,这是个严重的事情!我们从中不是可以找到一个新的历史观察的角度吗?在马克思那里,有三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他自己的理论思维来体现的德国工人阶级的觉醒;第二件事情是他希望看到的工人阶级觉醒的普遍化,也就是工人阶级的自我意识的普遍化。更准确地说,也就是要使他本人揭示的工人阶级历史命运的学说,成为德国工人阶级的普遍知识。第三件事情,是马克思对革命的热衷。这三件事情必须分开来讲,才能理清马克思的学说与马克思的社会活动之间的区别。

第一件事很好讲,是他生命大部分的内容。第二件事就不太清楚。很容易混同于所谓的革命活动。我是这么看的,马克思非常重视工人阶级作为一个历史性阶级的自我意识的状况,他认为,一切工人运动都必须以这个阶级意识的普遍化为前提才有真正的历史性。而工人阶级的意识也就是马克思的哲学,他创立了这个哲学,他随后的任务,从而工人运动所有领袖的任务,就是要使这个哲学普遍化为阶级意识,这类似于传教活动,类似于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他认为只有在这个过程中的活动才够得上所谓阶级解放的永恒价值。他那句“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你不能作一般的理解的。他的意思是只有他的哲学才是改变世界的哲学,只有他才是改变世界的哲学家。因为他及其哲学是作为终结历史的最后一个社会阶级的自我意识而存在的。因此,他的学说的传布远比其他任何革命行动都重要。而任何革命行动如果无助于甚至有害于他的学说的传布,那他都深恶痛绝。这件事可以解释马克思大部分的社会政治活动。例如,他写作、通信、谈话等等活动,这些活动不能归为革命活动。

至于第三件事,马克思对革命的热衷,倒也不难理解,他是个自我放逐的犹太人,一个因为发现了历史的秘密从而看到了历史终结的先知,恒定不动的状况才是他的梦魇。他欢迎任何与现状不同的变动,越大越好。

C:并且,这也用不着由他来发动这些变动。我看,可以这样讲,马克思本人还是那个理论思维为主的。他的学说还是更加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扬弃过程的自然史过程,他并不刻意阐述革命本身的必要性,他全部注意力还是放在这个自然史的绝对精神的运动过程上,即他的学说作为工人阶级历史意识的普遍化。

Y:事实上他的社会活动年表也可以证明这一点。他经历了1848年的欧洲革命浪潮,也经历了1871年的巴黎公社,但这两个历史时期里头,他都不在现场,也更谈不上他参与革命的领导、策划。他差不多是个旁观者,是个评论者,当然他很热心,也有点絮絮叨叨。他写的那本《法兰西内战》就是评论,出主意、现场报道之类的东西混杂在一起,好看,但远远谈不上理论。我不喜欢这部著作。

相比之下,你看列宁,在二月革命爆发时,列宁在瑞士,他是多么急切地要不择手段回到彼得堡,回到革命现场呀。马克思就不是这样。他几次被当局迫害,都是同他的报纸和文章有关,同他宣扬自己的学说有关,并非他领导了革命组织。

C:马克思倒是在巴黎公社前预测到了这次革命。

Y:普法战争一开始,他就预感到法国有可能爆发革命。他在好几封通信中都提到了这点。但没有迹象表明他要参与其中,也没有迹象表明他催促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成员赶到现场。现在我们看到或是习惯了解到的共运史中,过分强调了马克思对革命的热心,把他很多宣传他的学说的活动,就是前面讲的第二件事情,全当成他的革命活动了,当成第三件事了。把他的那句“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作非哲学化的理解,结果就形成了革命家的马克思。这是俄国人,是列宁干的好事。在这种习惯性的理解之下,我们当然很容易忘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自然史演进的强调,从而把马克思的历史科学也庸俗化为革命理论。从中找到只言片语来为俄国革命确立正当性。

C:你的意思是说,马克思的学说以及他本人的社会活动的革命特征是被误读了?

Y:不完全是这样。首先马克思的文字有这种革命的魔力,普鲁士当局对他的迫害大概就出于这个原因。我自己也有这个阅读体验。这种东西尽管跟他的严整的学说体系有根本区别,但在特殊语境下,特殊文化心理结构的人就容易读出革命冲动来。其次马克思也许是因为犹太人的原因,也许是生活困迫的原因,也许是他性格中的原因,对激烈的社会动荡是非常热心的,这也表现在他大量的通信和人际交往中,这个特点,也容易去强化俄国人对他的革命性的印象和理解。
这是一个双向作用的结果。毕竟马克思没有在理论上特意地去区别资本主义扬弃的自然史和革命史。所以就留下了对此进行不同的解释的余地。德国人,当然还有英国人,主要地还是从自然史这个线索去理解马克思,于是形成了国际共运史上的“西欧道路”。俄国人则从革命史角度理解马克思,于是形成了“俄国道路”。

C:我们终于讲到俄国人了,讲到列宁了。

Y:俄国的社会主义者们从一开始就非常的激进、暴烈。这大概同俄国的自然和历史有关吧。我也弄不清楚。他们中最为有名的就是巴枯宁。这个人是个狂热分子,他几乎不在俄国活动,大部分时间在西欧从事起义的组织工作。马克思很讨厌他,但也奈何不了他。巴枯宁在60年代和巴黎公社时代名声很响,远在马恩之上。基本上巴枯宁与布郎基齐名的。马克思原本对俄国并没有多大兴趣,他对东方的的兴趣差不多就到波兰为止。我猜测巴枯宁是真正引起马克思对俄国感兴趣的人。

C:德国人都看不起俄国,即便是波兰问题,也只是作为德国问题的附属问题,才会引起德国思想家的重视。

Y:马克思在晚年对俄国很有兴趣,看了大量的俄文资料。但除了1877年给《祖国纪事》的一封信和1881年给查苏里奇的信以外,他并没有关于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系统看法。恩格斯直到1885年在给查苏里奇的信中提到普列汉诺夫的文章,才认为在俄国也出现了拥护马克思理论的力量。巴枯宁之类的俄国革命家的主要活动是在西欧,我猜测他们个人的一些风格特点引起了马克思的注意,但还不够使马克思重视并研究俄国社会主义问题。但到普列汉诺夫出现以后,情况有所不同,就是讲俄国开始出现一批社会主义者,他们信服马克思理论,并试图把这个理论同俄国的社会革命运动结合起来。这就与巴枯宁之流很不相同了。恩格斯对此很欣喜,也就热心于他们的著作在俄国的发行。

C:马克思对俄国的兴趣,被十月革命后的俄共党人夸大了。我实在看不出,在他那个时代,他会认真看待俄国出现工人阶级革命的。至多有些工人活动罢了,而且还只是在彼得堡等几个城市里。

Y:这里就涉及到另外一个理论问题,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充分发展。按照我们熟悉的说法就是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如果资本主义工业化还没有完成,那么,这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任务就限于扫清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如果这也需要激烈的社会革命,那么这个革命就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无产阶级应当支持这个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

C:这说到了我一直以来的一个大疑惑,这个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工人阶级到底起什么作用呢?好像关于1848年德国革命的争议,以及《哥达纲领》的争论中都涉及到这个问题。后来到俄国革命,中国革命,都有所谓的资本主义民主革命的阶段。结果这个被大事宣传的革命一胜利,资本主义就没有了,民主体制也没有了,这是怎么回事呀?

Y:这个问题源自于马克思对德国问题的研究。在马克思青年时代,普鲁士专制力量在整个德意志世界形成的封建化的上层建筑,严重地阻碍了德国工业化。这在几代德国人那里头,是很焦虑的。所以需要一场社会运动来打破这个封建专制的上层建筑。中心任务就是破除以普鲁士为代表的专制体制,形成资产阶级的民主体制,形成统一的德意志国家。前面引过的马克思的那篇文章,就是讲述这个问题的。这被认为是解放德国人的前提条件。

十九世纪上半叶,在西欧,一头是英法资产阶级主导的民主体制的明亮世界;另一头则是德意志专制体制的灰暗世界,对比很强烈,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和他同时代的其他德国人一样,焦虑德意志的落后。他的学说的起源,首先是关注于德国状况的改变,关注于德国人精神及物质状况的改变。他从这种观察和思考中发现了人类社会演进的规律,发现了英法社会性质的秘密,从而发现了德国解放的秘密,那就是剩余价值生产方式及其必然的产物—德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马克思从这个非常具体的德国问题逐渐地转向了一般的抽象的人类社会运动规律。这样,在他的学说中,就有一个部分非常的德国化,就是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所以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问题是具体的关于德国解放的学说。但是这个问题后来被俄国人给处理成一般化的问题,处理成适用于德国之外的非工业化国家里头的社会革命。于是就产生了很大的混乱。

C:你是说,在马克思那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问题是个德国的问题,不应该做一般化的理解。

Y:对的。马克思是具体地生活在德国的精神世界里的。他看到了德国与英法的差距和不同,他认为德国应当发展起来,从黑暗世界中走出来。1845年马克思写成《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年是个转折点。此前,马克思的思想都来源于德国问题,此后,马克思转向了一般意义上的人类解放的历史运动的研究。

大致在这前后,十九世纪中叶,主要在法国影响下,德国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已经展开了。这个过程几乎没有中断,逐渐走向70年代的俾斯麦时期,迎来了德国工业化的黄金时代。德国民主革命,既不同于英国资产阶级运动波澜无惊的自发过程;也不同于法国革命,大喜大悲,而是一种受控的渐进式的运动形态。马克思即便是不喜欢这样的运动形态,可他也没有反对过,毕竟在这个时代里,德国工人阶级成长为欧洲大陆素质最好的、组织程度最高的新兴阶级。马克思所讲的德国人解放的前提已经具备了。所以马克思不仅从理论逻辑上超越了德国问题,而且在历史观察上也超越了德国问题。德国不再是他思想的中心问题了。他所谓一般的人类历史,其实就是以英德法为主的西欧的历史,其他地区和民族并没有被马克思纳入他所谓的历史过程中。英法德共同构成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才是他的中心问题。在他那里,不存在某一个国家或地区内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资本主义发展可以是个别的,但社会主义一定是世界的,一定是英法德为主的世界的。

C:马克思也写了不少评论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文章。

Y:从1848年到巴黎公社,有一系列文章。其中不少都是评论集,有点类似记者评述。马克思确实观察到了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中,资产阶级国家权力的形成过程,他对此倒是下了不少功夫。也就是后来我们讲的国家理论。这个部分在马克思整体学说中的重要性并不很强。
马克思总括起来还是更重视经济基础的作用。他生前对普选制、代议制和国家功能都不太重视。不重视归不重视。他也没有在这个领域中设定什么特别的教条。例如我们熟悉的关于普选制的资产阶级性质的认定,等等,他没有这些教条。这样他就为德国党留下了很大的思想的活动空间。“西欧道路”中关于国家功能的转变理论就是从这个领域中发展起来的。

但是马克思在上述写作中的另外一些内容,主要是关于革命过程中各种社会力量的比较和评述,却给俄国人接过去了。发展成了关于民主革命领导权理论,以及工农联盟理论。这个承接过程是很粗暴的。因为俄国人,主要是列宁,认为马克思批评资产阶级软弱和妥协断送了革命成果,例如1848年法国革命的结果是王朝复辟。列宁就从马克思这个观点,一下子推导出一个结论:应当由工人阶级起来,代替软弱的资产阶级来完成民主革命。这就是领导权理论的核心。但是,这如何讲得通呢?软弱的资产阶级是什么意思?是资本家阶级还不够强大?还是资本主义生产力不够发展?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作为共生体的工人阶级如何能强大到可以领导革命?这不是胡说八道嘛。至于工农联盟,那也是乱讲。马克思眼中,德法的农民就是地主,就是反动势力的社会基础,就是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对者。根本不存在农民参加民主革命的可能性。革命过程中,基于农民利益的各种政治势力与基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各种政治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交易关系,正是马克思文章中多次评论的对象,他深恶痛绝,这如何能导出工农联盟来呢?

C:那么就是说,拿掉俄国人的这些发挥,拿掉这些深入我们思维中的教条,那么我们再看十九世纪中叶欧洲大陆的革命,就清楚的多了。没有什么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资产阶级自己的民主革命,即为了资本的利益而进行的革命。即便它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也为资本主义的被抛弃准备了前提条件,那也并非它革命的本意,历史的意志是间接地体现着的。工人阶级从这场革命中无疑会获得它的自身的利益。那就是作为剩余价值生产必备的人身和财产的自由权。除此,没有其它利益。当然也就没有必要和可能由工人阶级来领导民主革命。

Y:除了不领导民主革命以外,工人阶级倒是可以为这场革命做出许许多多其它的事,这正是德国工人党领袖的想法。马克思说到底也不反对这样做。事实上,从50年代开始,正是在德国工人阶级有意无意的合作下,德国社会急速地完成了民主转型。也就是讲,德国,从而整个西方世界已经具备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我扬弃的前提条件了。在马克思这里,也就不再存在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了。

C:然而这一切到了俄国人那里就改变了。

Y:对。当时俄国的激进主义分子,对俄国的现状极度的不满。这个不满的程度远远超过早先德国知识分子对德国现状的不满。但是俄国激进分子所持的改变俄国社会的理论五花八门,其中没有一种观点可以成为普遍的思潮。随后,这中间产生了民粹主义。民粹主义作为知识分子、特别是贵族知识分子的社会思想与其说是社会革命理论,不如说是青年贵族在与西欧生活方式对比之下产生的强烈自卑情绪的流露,它既表现为关于俄国未来的价值判断,即如何走向西欧;也包括对俄罗斯的情感及身份的认同,即如何在保持俄罗斯特性的条件下走向西欧。
这种情形,在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作品中的很多人物身上都有详细生动的描写。这些人物既喜欢俄罗斯乡村中的那种村舍生活方式,同时又迷恋法国人的生活方式,他们下乡能与粗俗的农民在一起,回城则参加高雅的舞会,交流阅读法语著作的心得,他们忧郁而暴烈,自责、自省同时又自命不凡。在这个情绪的持续侵蚀下,他们与生俱来的那种贵族对沙皇的忠诚逐渐地减退了。这些人开始走向革命。

然而,到这时候,他们才发现,原本他们只是一腔热血而已,他们无法在村社生活与法国生活之间架起相通的桥梁。一句话,他们有激情,没有思想;有干劲,却没有方案。从这里,他们开始转向马克思的理论。

这大体上经历了三拨人。第一拨人,以查苏里奇、阿克雪里罗得为代表,标志性事件,就是查苏里奇1881年与马克思关于俄国革命的通信;第二拨人,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标志性事件是普氏1894年《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一书的出版;第三拨人,当然是以列宁为代表,标志性事件是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和列宁随后发表的关于这次会议的论战性著作《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

C:这同中国上世纪初叶的情形有些相似呀。最初的先进分子,大体上都是激愤于列强侵扰之下的破碎山河,很朴素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对列强的那种社会经济生活,有一种强烈的自卑感,这些先进分子很容易对马克思的理论产生兴趣。马克思的学说所具有的那种批判性,给绝望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个透口气的空间,给了他们一种可以轮替的希望、时来运转的希望,在精神深处有一种轮回的暗喻,是民族心理的疗伤过程:总之,事情还是有办法的,还不至于绝望。

Y:唉,有那么点神秘主义色彩。但是我告诉你,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学说的兴趣,同后来中共的理论之间没有什么关系。俄国民粹主义中的一部份人转向马克思,并最终形成列宁主义,这可以说是个连续过程。

C:你讲讲这个过程吧。

Y:这大约持续了二三十年时间。在这期间,俄国人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运动的过程,引申到当时被认为尚不存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俄罗斯,从而为在俄国推翻沙皇专制主义,发展以法英德为榜样的先进社会,并进而建设成为一个符合民粹主义理想的社会提供了一个正当性的陈述。这个工作是在普列汉诺夫手上完成的。列宁本人对此没有任何贡献。在这件事上,普列汉诺夫首先指出,在沙皇专制体制之下俄国资本主义状况是符合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史的描述的,他认为这个资本主义经济强大到一定程度时,俄国会像德国一样发生资本主义民主革命,从而扫清资本主义发展的专制主义障碍。此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将带来社会主义革命。这样普氏就完成了一个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在西欧之外的地区的“二步走战略”。这个战略后来我们中国人再熟悉不过了。

C:这就是说,原本马克思关于德国解放的前提条件的说法,到普氏这里变成了一个经过严整论述的革命战略规划。

Y:是啊,这个战略后来成为国际共运最高的革命原则,从而也是最大的教条。这个东西源自马克思,却并非马克思的本意。在马克思看来,到目前为止的资本主义发展是个自然史过程(如英国),不论这个过程中包含了革命(如法国)或是不包含革命(如德国),那都是伴随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而发展的资产阶级力量逐渐地占据统治地位的过程。不存在一个脱离了这个实际发展过程的抽象存在的无产阶级队伍去引导任何革命,而只能有一个革命,那就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无产阶级是这个革命的结果而不是前提。
但是当着俄国人提出了“两步走”的战略时,则把这个社会主义革命之前进行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然史,变成了革命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必要的步骤,一个准备阶段,一个可以被设计,进而可以被领导的革命过程。这同马克思的想法是背道而驰的。

C:即便马克思存有人为的革命的想法,也只能限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样式,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一向是持有自然进化的想法的。

Y:无论如何,把工人阶级当作资产阶级革命的前提和条件,而不是当作它的结果,是俄国人的“二步走”战略的必然结论。但这是多么荒谬啊。它在所有的意义上都是对马克思的背叛。

C;因为,在这个战略里头,资本主义过程,不再是个有独立历史意义的人类史,只是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过程才有其意义,这样的意义如何才能固定住呢?怎么样才看得到这样的意义呢?你究竟是站在资本主义阶段去展望未来历史阶段的更替,还是站在还没有实现的社会主义阶段去回望资本主义阶段呢?

Y:于是,你可以看到十分可笑的一幕。1917年二月革命之后,苏维埃决定把部分国家机构管理权让渡给主要由资产阶级分子组成的临时政府,其间大概不到一个月,列宁回到彼得堡,发表了《四月提纲》。这个提纲声称,因为临时政府已在执行国家管理权,所以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就已经完成了,今后布尔什维克的任务就是推动无产阶级革命,而革命的任务就是打倒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的标志:临时政府。想想看,这个临时政府刚刚成立,就要被打倒了。原因竟然是因为它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了“二步走”战略的第一步。这样可笑的事情,没有人去深究过。

C;我插几句:必须意识到,不论马克思的理论多么的晦涩难懂,都有它的经验基础,离开了经验基础,马克思主义就什么都不是了。因为马克思把宗教和上帝严格地排除出了他的思想体系,那么,只有经验才是它唯一可能的基石。就经验常识而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论如何理解,也不论如何达至,当然离不开整个社会和每个个人的物质和精神的高水准,既然如此,任何超越现有的物质和精神基础的所谓革命和进步都是达不到那个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目的的,这本是不言自明的东西,也未必一定要用自然史的角度来衡量才能理解。
如果马克思认为达至社会主义需要革命暴力,以及无产阶级专政,那么这个暴力或专政也仅仅是一个助产士,完成了接生的目的以后,助产士就没有必要存在下去了。同样重要的是,助产士同这个待产的婴儿没有遗传上的任何联系,这个婴儿在出生之前,就必须具备成为要出生的那个人的所有的必须具备的特质。所以,从一个非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或通过什么手段达至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从马克思理论的角度,在经验和逻辑上都是不存在的。只有你超越经验和逻辑,要从启示的意义上予以证实,才是可能的。
回过头来看,列宁那样的气吞山河,理直气壮,所为何来呢?敢情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以在十几天里就宣布完成并宣布完蛋,否则就要打倒。既然这样,还搞什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呢?直接宣布进行工人阶级革命就行了嘛。

Y:在1949后的中国,或者准确地讲在西柏坡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实际上也象列宁一样地宣布了民主革命阶段已经完成,下面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了。这都同这个“二步走战略”有关。因为这中间包含了一个很大的谬误,就是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意义的定位。就是你刚才讲的观察者的位置。从俄国人角度,他们无法如马克思那样去看待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新社会,而不是线性的前后替代。俄国人认为资本主义是个必须经过的阶段,但这个阶段越短越好。当然,短到列宁的不到一个月,那也太让人吃惊了。但当初查苏里奇与马克思探讨俄国乡村里的共产主义因素时,那个著名的“卡夫丁峡谷”的说法,不就包含了根本上可以不经过资产主义过程就直接建立共产主义的想法吗?列宁并没有超过他们的说法。
C:马克思给查的回信中,关于“卡夫丁峡谷”的讲法,引起了很大的歧义是怎么回事呢?

Y:咳,没有什么微言大义在里头,就是马克思讲错的一句话而已了。因为这句话的意味同马克思思想的系统是冲突的。这也不奇怪,他写了那样多的书信,出这样的错很正常,也很多,没有人注意。这句话被注意,是因为俄国人特别中意这句话,不断地发挥这句话,才广为人知的。

C:那倒是,这句话肯定了村社制度,肯定让那些斯拉夫主义者,那些认为俄罗斯民族有独特性的人听着特别舒服。

Y:其实,这个村社制度,到十九世纪末叶就垮了。到一战之前,就无影无踪了。现在国内还有人在那里讲什么“卡夫丁峡谷”全是乱讲。

C;俄国这个村社制度,据伯林说是一个德国人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俄国腹地旅行时发现的。然后才被民粹主义分子和左倾激进知识分子注意到,但直到这个村社制度瓦解,俄国也没有什么人深入地研究考察过这个制度。我甚至怀疑字面上的“村社制度”到底真实存在吗?即便存在,看来也并非俄国乡村的基本社会形态,要不然1905年以后,那样迅速地瓦解,也没有形成什么社会动乱嘛。这样一个东西,如何能成为俄国从中世纪一跃跨过资本主义阶段进入社会主义的基础呢?

Y:但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早期俄国社会主义思想确实同俄国人的矛盾心理有关,一边对英法德世界心向往之,一边对此心存恐惧从而产生了很强的乌托邦幻觉。以为在俄国乡村社会基础上可以通过一个特别的通道而达至与西方一样的发展水平。这有点类似我们后来的“大跃进”、“赶美超英”。在这个心理结构上,俄国人同后来的中国人是有相似之处的。

C:这显而易见是反马克思的。

Y:所以,普列汉诺夫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着力清除在社会主义者中弥散的这些有害想法。普氏就非常强调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本身的历史意义。但是当他构造出“二步走”战略时,他又给他的学生们留下了可以施展乌托邦方案的空间。毕竟,即便在普氏这样的优秀俄国知识分子眼中,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历史价值就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即便这个“卡夫丁峡谷”非走不可,也是越短越好。

C:但无论如何,“二步走”战略是个天才的构思。即为俄国革命提供了正当性说明,又为革命提供了战略方案。至少在1917年列宁发表《四月提纲》之前,不论是孟什维克,还是布尔什维克,都是在这个大框架内决定自己的政治斗争策略的。只不过孟什维克是真心实意地打算走“二步”的。而列宁只不过是打个幌子而已,他本来就打算“二步”并作“一步”的。“四月提纲”算是图穷匕首见吧。

Y:马克思关于德国解放的思想,到了俄国人这里,变成“二步走战略”。一场被定义为资本主义性质的民主革命可以在十几天里头就被宣布完成使命退出历史舞台。而在中国,同样的革命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就已经被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给判了死刑。

C:那么列宁是如何应用“二步走”战略的?

Y:普氏的学生们,首先是列宁,在接受了“二步走战略”之后,直接面对的事情是“第一步”怎么走,也就是如何推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以便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显而易见,沙皇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大敌人。因为资本主义发展,必须有民主制度作为条件。没有民主体制,就不会有资本主义的大发展。诡异之处在于列宁的理论花招。列宁直截了当地提出,不能被动地等待俄国资产阶级力量壮大到可以完成民主革命的程度,那个过程太长,也不可能完成,因为沙皇放弃专制权力,与资产阶级达成妥协的可能性是一直存在的。
更进一步,资产阶级也有可能接受专制的某些微妙平衡。斯托雷平政权就是如此。不管是哪种方式,都会无限期地推迟“二步走战略”的完成。所以列宁要扭转这种形势的发展。列宁的意思是,全力避免沙皇与资产阶级均衡局面的出现。既然资产阶级不够强大,容易妥协,那么,干脆就由社会民主党人来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吧。瞧瞧看,由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资产阶级革命,就是这样出笼的。

C:这是我一直以来的困惑,怎么无产阶级政党可以领导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呢?我们在之四,讲到胡绳晚年认为抗日胜利之后,中共提出民主革命的任务,允诺资本主义的发展争取了中间力量支持,战胜了国民党。当时我就感到荒谬。中共政策如何就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呢?有事实依据吗?没有的嘛,嘴上说说而已。能哄骗那样多的人吗?不可能嘛。这怎么能是中共胜利的秘密呢?所以毛泽东那个“新民主主义论”不过就是件外衣。内里的革命与外衣无关。说到底,毛泽东本人也对此根本不喜欢。到七届二中全会他就丢一边了。

Y:这个来源,我们找到了。当列宁把民主革命视为一个无法避免的非走不可的阶段的时候,他就人为地设计了一个革命过程。即由无产阶级来替资产阶级进行民主革命的过程。但资产阶级不够强大,那无产阶级就够强大吗?列宁不敢讲这样的话。那是显而易见地讲不通,特别是在普列汉诺夫成为孟什维克的思想领袖的时候。就更讲不通了。列宁回避了这样的问题。他提出了一个天才的、更加匪夷所思的观点,他认为革命根本无需什么整个阶级的力量,可以依靠一个特殊的职业革命家的队伍,也即革命政党的力量就可以进行下去并取得成功。这个观点,就构成了列宁主义的核心。列宁的整个工作和思考都是围绕这个核心观点展开的。

C:我看这个观点也不那么匪夷所思,倒是很符合俄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性格。我看伯林讲的那些列宁以前的俄国思想家,就有这个感觉。他们似乎都有一种拯救的使命感。他们对阴谋和与阴谋相伴的痛苦,有种嗜好,他们不怕这些东西,他们对此可以有道德上的大解脱。

Y:但这些人的革命体验,最大限度,也只不过是个人的体验。即便是原来的巴枯宁,那也是个旅行家式的革命者。列宁与他们不同。列宁不但有更加强大的思想力,而且他还创造了新的革命形态:即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革命政党。一个在道德、灵魂、理想、热情和纪律上都前所未有的阴谋家集团。列宁认为,在恰当的正当性理论叙述下,只要有这样的政党组织,那么俄国无产阶级就可以借此实现自己的革命,可以两步并作一步走,在俄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

C:但俄国资产阶级为什么就不能有同样的政党组织呢?他们也有正当性呀,他们也不乏那样前所未有的职业革命家呀,他们怎么就不能发展出同样的革命形态呢?

Y:理论上可以有这样的疑问,但问题是,无产阶级有列宁,而资产阶级没有列宁。这是纯粹的历史偶然,即列宁个人所具备的那种超凡的精神力量,可以将这样的政党组织化为具体的政治力量。没有列宁,则这种政党组织就不能实际地存在。在列宁看来,他本人的横空出世,他本人的一切,都只不过是俄国无产阶级历史力量的体现,是历史辩证法的体现,是马克思所阐述的那种历史一元化的精神力量在俄国的历史呈现。正如同马克思把自己当作德国新兴社会等级、进而当作欧洲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的体现,把自己的思想的传播当作无产阶级意识普通化的体现一样,列宁也是把自己当作了历史运动本身。这是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人类想象,是一种你解释不了,却可以时时感受到的伟大召唤。

C:大概,只能在犹太人的的先知意识,或是弥赛亚的救赎意识或是东正教的苦难意识下,才可以解释吧。

Y:无论怎么解释,列宁这样的自我期许,就打通了他个人与政党组织,进而打通了他个人与俄国无产阶级之间的精神通道。他把他本人作为一种纯然的历史偶然置放到了俄国无产阶级的历史命运这个必然性基础之上。不留痕迹地抹去他自己的偶然性,然后构造出一张密不透风的必然性之网。他果然建造出了这样的政党组织,然后他把自己的全部精神力量转化为这政党的现实社会力量。

C:这样的力量,今天已经不太好去想象了,但在人类历史的某几个时期,在天主教世界里,都曾经存在过。我们后人看过去,都觉得不可思议,甚至感到恐怖。我看布朗基传记时就有这样的恐怖感。布朗基的一生展示了人的内心世界终归可以强大到什么程度,人的生命力的无限可能性。要命的是,他这样的人同他的生存环境之间没有常人习惯的那种共生现象。没有,根本没有关系,他就是这样无缘无故地出现了,然后去影响现实世界。

Y:这是带有浓厚神秘主义色彩的革命使命。同在法国南部和俄罗斯流行的天主教神秘主义一样,都是把某个具体的个人,同人类的终极命运之间建立起一种不证自明的联系,这种联系,深不可测。

C:并且这是超越一切现实世界的,它同众生的具体生活并没有关系,它只同你的灵魂的终极救赎有关。

Y:只要你能用特殊风格的语言去阐释命运的救赎就行。也就是说,这个神秘的个人的存在是不证自明的存在。而他对你的终极救赎则需要他告诉你一个可能性的解说,如同关于神迹、神器的出现,这需要有个证明的过程。这就构成了天主教神秘主义的全部内容。在列宁,他的出现,他同俄国无产阶级历史命运的关系都是不证自明的,而他对推动俄国无产阶级实现自己历史使命的过程,则需要加以说明,列宁正是这一点上需要马克思主义,他也只是在这一点上去理解马克思主义。一句话,列宁把马克思的学说给神秘主义化了。

C:对,列宁主义的实质就在这里。

Y:这种神秘主义化是经由两个层面完成的,首先,它把俄国社会发展的现状同社会主义革命割裂开来。它认为,尽管俄国资本主义并不发达,尽管无产阶级也因此并不强大,但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仍旧是可行的。因为俄国革命可以引发欧洲革命。这样,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更替的全部社会条件的论述就被放在一边了。它把俄国革命的历史基础不是放在俄国社会而是放在整个人类历史运动基础上,从而放在人的终极命运的基础上,这样的置放是如此地符合俄国知识分子的自我想象,以至于列宁及其同党都没有更加费心专门讨论,就被俄国知识分子接受了。但是当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俄国党把这样的置放普遍化的时候,它就为在一切非资本主义国度里头反对旧秩序的革命都披上了社会主义的外衣,从而为一切革命提供了不证自明的历史正当性。到头来,在这样的外衣下,我们看到了多少从阴沟里爬出来的乌龟王八蛋呀。不由你不发出“龙种还是跳蚤”的长叹。

C:于是在中国这样的极其落后的国家里,社会主义也可以被视为必然的现实选择,全然与中国的经济社会基础无关。

Y:对呀,第三国际在德国工人起义失败以后的东方政策,就是依据这样的理论进行的。中共在1927年以后的思想蜕变,就是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它被王明这帮留苏生恰当地称之为“为中共的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奋斗”。

C:革命的目的同终极的目标从而也就同抽象的人的自由解放联系起来,从而把马克思的具体的历史运动变成了一个你可以随意去想象的把戏,只要你有足够的想象力。

Y:列宁恰恰就有这样的想象力。因为他很快就在第二个层面上,再次把马克思主义神秘主义化了。那就是,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状况无关,从而也就取消了无产阶级自身在革命中的作用,这个作用完全可以被一个神秘的人物以及他的少数同党们的努力所替代,这个神秘的个人,横空出世,有了就有了,没有就没有,没有什么道理好讲,当这个人出现时,他本人就成为无产阶级的化身,他的行为,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行为。在这个时候,无产阶级作为整体的阶级的历史运动,失去了意义,一场被马克思预言的人类最伟大的历史更替,一场注定要达到人的彻底解放的现世救赎,就被列宁化为以他本人为先知的神秘布道和崇拜的过程,一种宗教,一种革命的宗教就产生了,马克思是上帝而列宁是先知,是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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